博览群书2005年第02期-第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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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所论却非一心也。”（二十一回）；批宝钗训斥莺儿回护贾环是“只有主奴之分，没有是非之分”（二十回）；提示“小红一串话连用十六个奶奶”（二十七回）；五十四回元宵夜宴将尽，批语特意抉出凤姐话中的“散了，散了”“完了，完了”“那里还知道底下的事了”，并指出小戏子打的《莲花落》，“乃乞食之歌也”，警示读者此皆衰败之兆。总之，一字、一词、一句、一段的点拨提示有赖于评者文字、文学包括小说、诗歌、戏剧、绘画等多方面的修养。从人物塑造到谋篇布局，从谴词造句到写景状物，都是评点这种体式可以发挥也是极见评点家识力的地方。
试想一部百万字大书，从头至尾要费多少神思气力！具有如此文化品位的著作，在当代出版物中实属难得。
正因为评批本这种体式相对自由、包容度大或曰弹性很大，因而它具有丰富的学术内容，更能充分体现评批者的学养阅历、襟怀气度。冯先生是学问家，他治红学，亦治中国文学史、文化史、戏曲史、艺术史。以红学论，几十年来冯先生在家世研究、版本研究、思想研究等方面都不断有专著问世，还主编过多种红楼梦的校本、辞典等。这些成果或曰其中的精华都荟萃浓缩在这个重校评批本之中。
好的版本是阅读和评批的基础，选择早期脂本作为底本和主要校本原是不言而喻的事，因为它比较接近曹雪芹的原著，这本是红学界多数的共识，也得到广大读者的认同。然而由于有否定脂本、认其为伪为劣的意见和著作在，因而重申脂本为真为优也就有其必要。冯先生有《石头记脂本研究》等版本方面的著作，选择庚辰本为底本，以甲戌、己卯、列藏等为主要校本是他的一贯主张，此次仍本此旨而重新校阅一遍，其于程本的长短优劣自不必一一列出，而某些关键处则仍在评批中加以说明，相信对读者是很有助益的。 评批部分量大、面广，凡例已经说明本书将早期抄本的脂评“择要录入”，这样，读者可以从本书直接看到这些最早的具有文献价值的脂评，而且通过冯评得到进一步的理解和证实。比如在作品的素材来源即曹家的家世方面脂评有所点醒和提示，往往只寥寥数语，冯评则以翔实的材料给以拓展和充实。曹家由盛而衰的最大关节在于南巡接驾和抄家败落两大事件，脂评都有所透露。第十六回回前脂批有“借省亲事写南巡，出脱心中多少忆昔感今”之语，冯评本在眉批中进一步揭示风姐与赵妪一段闲话“是明指康熙南巡也”，“按康熙三十八年，第三次南巡，曹寅第一次接驾，以后康熙四十二年，四十四年，四十六年，共四次，均由曹寅接驾。此处明写接驾四次，脂批有说是‘点正题正文’、‘真有是事，经过见过’。”“‘拿着皇帝家的银子往皇帝身上使’，此是警醒之笔，意外之言，实即指曹寅当年接驾，大量亏空，皆‘往皇帝身上使’也，孰知竟因此败家乎！”在本回回后评中引述了当年泰州诗人张符骧《竹西词》中咏南巡接驾的四首诗，其中有句云“五色云霞空外悬，可怜锦绣欲瞒天”、“三汊河干筑帝家，金钱滥用比泥沙”等等，可见排场之奢，耗费之钜。关于曹家的发家及败落在第一回甄士隐故事、第二回“成则王侯败则贼”、第五回荣宁二公嘱托、第七回焦大醉骂、第十三回秦氏托梦、以及五十三回乌庄头送租等多处都有寓托喻指，冯评本均在脂批的基础上拓展充实。比如说：“曹家最初确是以军功起家的。”“曹寅四次接驾，亏空巨额国帑，赖康熙维持，康熙一死，则曹家再无靠山矣”，终至在雍正六年，获罪抄家，彻底败落。可以见出评批本吸纳了家世研究的成果。
这些史实，当然不可能是自传说的依据，正如第一回回后评中所说“作者只是家庭兴衰之过来人，其作小说，只是以故家祸福及亲朋祸福为素材”，而平生的闻见、社会的风习、时代的氛围、思潮的激荡更会给作家以深刻的多方面的影响，正是在这些方面冯评本有更为开阔的眼界，给读者提供了理解作品更丰富的资源。
清初社会号称康乾盛世，而敏感的作家觉察到了回光反照的末世景象，所谓外面的架子虽未甚倒，内囊却已虚空腐朽了。第四回乱判葫芦案的描写和护官符的讽世意义已为人所熟知。清代贪官之多贪污之甚有出于人们意想者，本书第四回冯评眉批有云“护官符写透官场，写透世情”“康乾盛世，其高官都有贪黩劣迹，如康熙朝之徐乾学、高士其、李光地、王鸿绪等，皆为贪官，乾隆宰相和坤，更是大贪污犯，雪芹写此一椿小小官司，亦即小见大也。”和坤是大贪，人们都知道，而上举那些清初名臣，竟然都有贪污劣迹，可见官场空气之污浊，居然像传染病一样，如此盛世焉能持久！曹家在伺候皇帝之外还要上下里外打点，以致落到精穷、落下赔补不完的亏空也就不足奇怪了。在思想领域里，明末清初出现的有悖正统的学说应是那个时代重要的思想资源，这对理解小说主人公贾宝玉的乖僻心性、痴狂言行至关重要，也是本书批语的重要方面。如第三回之后评谓宝玉“除四书外，杜撰的太多”一语，是当时反程朱理学思潮之透露，自明以来，反理学者咸以为程朱曲解孔孟。第十九回“禄蠹”一段眉批云“一段石破天惊之语”“骂尽天下腐儒”。第三十六回之回后评宝玉痛骂士大夫死名死节一段痛快淋漓，谓可与晚明李卓吾、清代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傅山、颜元、唐甄、戴震、袁枚诸人的思想言论对看互参。指出这些反正统的思想，正是雪芹的思想渊源之现实基础。在第三回“女子无才便是的德”之眉批中特别强调理学扼杀女性生机，“清廷大力提倡程朱理学，提倡妇女守节。夫死，守节三十年者为‘节妇’，夫死殉夫者为‘烈妇’，未婚夫死而以死殉者为‘烈女’，各树贞节牌坊，免其赋役。故愚民殉死者成风，所谓‘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也……此戴震所言‘以理杀人’之又一形态也。”冯先生近年有《论红楼梦思想》一书，可以说此书的许多心得都已融入评点本中了。
此外，清初社会还有一些为现代读者感到隔膜的风气和制度，评批本也给予了相当的注意，如王公贵戚的狎昵戏子、同性恋之风以及国丧期间的守制停乐等等。第三十三回忠顺王府索要琪官，谓“断断少不得此人”，该回在回后评中以几近一页的篇幅引用曹雪芹同时代人赵翼著作中《梨园色艺》的记载，见出其时“京师梨园中有色艺者，士大夫往往与之相狎。”不仅有名有姓，且与之交游，为之风靡。同回眉批更引蒋士铨诗《戏旦》末句“不道衣冠乐贵游，官妓居然是男子。”此类背景材料，对忠顺王府索人这一宝玉挨打的导火线，当有更为真切的了解。五十八回回后评中针对本回老太妃薨逝须按例守制遣散戏班的描写，评语中特别记叙康熙二十八年国丧期间，京中因演《长生殿》传奇，致使作者洪异落职，十五年后，曹寅在南京隆重延请洪异重演此剧。这些史实，既涉及“国丧停乐”，又表现了曹寅与洪异的情谊和他的戏剧造诣。均有助于了解小说情节及作者家学。小说中出现不少西洋物品，本书在相关批语中也提供了相当丰富的背景材料。
以上从时代、历史、家世、版本诸多方面来看评批本的学术含量，可以看出具有一种集成的风貌。 冯先生今已八十开外，以他的人生阅历和广闻博见，在评批中不期而然地会发出慨然之叹，何尝不与昔之作书人与今之读书人相通呢！如四十八回写讹诈石呆子古扇，冯批曰；“四人帮”败后，“予曾见故宫展览康生所藏古砚极多，皆第一流珍玩。”“康生等亦是用贾雨村之法得之。”又如书中写凤姐挪用月钱放债生息及等人送贿，评者联想到抗战时亲历欠薪之苦，“其时物价飞涨，半月后已贬去其半矣，不意凤姐早已发明在先”，又“凤姐要等送足了方办此事”、“雪芹一枝笔，于二百年前，直写到今天”（见三十六、三十九回眉批）。此外，冯先生还以自己多方面的阅历闻见来参证书中的某些描写，如说自己曾在江西种茶，自采自制自烹乃初识茶味；数十年来喜看传统戏曲，故深味一举手一甩袖便能通情；三汊河行宫遗迹亦曾多次亲临考察，可以想见昔日之水上豪华。总之，丰富的人生阅历在书中留下了时代的和个人的印记。
冯评本是一笔精神财富，告诉人们应当怎样治学。冯先生是实践家，他行万里路，七度西行，入沙漠，越冰山，阅尽艰险，研究、评批《红楼梦》正如攀登一座文学的高峰、文化的高峰。十八年前冯先生在他的《八家评批红楼梦》序言中主张“应该给评点派红楼梦以应有的历史地位”，呼吁有当世学者来“评批一部《红楼梦》”，冯先生以坚韧不拔的毅力实践了这个期盼。这里要特别提到本书卷首的照片，这是收入书中的唯一一张作者个人照，为冯先生1998年8月在帕米尔高原之明铁盖达阪山口，系一千多年前唐僧取经回国入口处。冯先生何以珍视这张照片？记得当时赵朴老尚在世，曾对冯先生说：“这件事是中国佛教界想做而未曾做之事，而你居然做到了。”可见其意义之重大。而对冯先生个人而言，始终以玄奘取经之宏愿毅力自我策励，此重校评批本巨帙，虽长途跋涉，来尝懈怠，终至告竣。置此照片于首，当有深意存焉。冯评本所体现的坚韧不拔、锲而不舍的精神，是超越红学、超越学术的。
文人意气 天下襟怀
■ 吴小龙
宋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相当辉煌的王朝，陈寅恪曾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年之演变，造极于赵宋之世。”宋朝在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许多方面的高度发展，可以说是远逾明清，成为中国古代史上的最高峰，历史学家把两宋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称为空前绝后，难以逾越，不是没有道理的。而造成宋朝这种高度发达局面的根本原因，恐怕就在于宋朝皇室的注重文治的政策。
宋朝建立以后，宋太祖赵匡胤鉴于唐末藩镇割据，以及五代十国长期军阀混战、天下不宁的历史教训，采取了一系列加强中央集权的政策。制度上，实行“将从中御”，将兵权、财权集中于中央，防范将领拥兵自重；政策上，则是重文轻武，文臣的地位高于同级武将，以“儒臣知州事”，并且以文臣为统帅，统兵作战，从此杜绝了中唐以来长期存在的藩镇割据局面。为此，赵宋王朝一直实行优遇文人的政策，给文人以极高的政治地位和物质待遇，宋太祖甚至立下了“与土大夫共治天下”、“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者”的誓约，又通过改革和完善科举制度，使得宋朝的中下层土子也有了入仕从政的广阔前景。北宋的一些名臣，如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苏东坡、范仲淹等等，都出身寒素或下层官吏家庭，他们中间，后来在朝中主政和拜相的就好几个。这种完善科举制的政策确立了全面的文官治国的新型政治格局。两宋三百年间，始终未再出现中国过去历史上经常发生的权臣篡政、军阀割据、诸侯鼎立、天下纷乱的局面。这种后期封建社会政权内部的稳定统一，很大程度上应归因于北宋奠定的文官政治。赵匡胤以一个职业军人，一个纯粹的武夫，能够如此注重文治，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件非常稀罕的事，应该说，是中国历史的一个幸运。
更重要的是，这种对文人的优遇，造成了文人士大夫的自尊、自豪和自信的心态，也激发了他们的政治责任感和敢于担当的豪情。看宋人的文章议论，不难感受到这种意气风发的豪情与襟怀。王夫之的《宋论》中指出：“自太祖勒不杀士大夫之誓，文臣无欧刀之辟。”顾炎武也认为，宋朝不杀大臣及言士官是其“过于前人”之处，为“汉唐之世”之所不及。当然，不杀士大夫不等于就没有冤狱。“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这是封建专制社会的正常现象。因此，宋朝还是有不少正直士大夫在奸佞之徒的诬陷下获罪谪贬。其中最有名的就是苏东坡的“乌台诗案”，而滕子京的谪守巴陵也是一例。所幸的是毕竟有宋太祖“一个不杀”的政策在上，它毕竟使得士大夫无生命之虞。至于谪贬，对于“以天下为己任”知识分子来说，看来或许不是他们所不能承受的代价。
“不杀士大夫”多少表明了对文人的基本人格的尊重，而对道德人格的尊重则激发了宋朝士大夫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有宋一代，官僚士大夫之重人格和气节，堪与东汉党锢之祸时的清流相比。宋朝士大夫中刚正忠直之士多了，对社稷黎民的责任感也更强了，以天下为己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观念成了他们的共识。宋朝的士人，差不多可以说是东汉的党人、清流之后的中国历史中最重人格气节的知识分子。另外，宋朝的士大夫整体素质相当高，是一个既饱读经史诗书、深受儒家传统伦理道德和民本思想熏陶，又经严格考试选拔出来的知识型文官集团，因此他们能比较有效的管理国家机器，把对民众的剥削限制在一定范围内，避免阶级矛盾的激化和政权的危机。宋朝基本没有权争引起的内乱，也没有发生过历朝所不免的周期性的全国规模的大的农民起义，正是宋朝文官政治比较清明的体现，也是文官集团的整体素质的体现。
当然，宋朝的文官政治，也有它的弊端和代价。主要的问题是，冗官冗员多，政府开支靡费大，积弱积弊丛生，军纪涣散，兵不能战。因此也有学者认为“有势而无政”、“有形式推迁而无制度建立”（钱穆），并认为宋朝的积弱根本原因在这里。于是，宋朝的有经世之志士大夫只好在这弊政和积弱中困难地改革、摸索前进，以图实现其报国理想。在这些士大夫所组成的文官集团中有许多优秀分子。他们能够有效的管理行政，发展经济，推行文治，甚至能够带兵打仗。曾经镇守延州的范仲淹就是典型的一例。滕子京也是这样的人。据《宋史》称他“宗谅（滕子京名）尚气，倜傥自任，好施与，及卒，无余财。所莅蚶喜建学，而湖州最盛，学者倾江、淮间。”他的一生事业既不显赫，也不平庸。他“与范仲淹同年举进士，其后仲淹称其才，乃以泰州军事推官召试学士院”，任中曾上书请宋仁宗“罢诏狱”，并且“请太后还政”。后被诬贬官，“通判江宁府，徙知湖州”。元昊造反时，他任“刑部员外郎、直集贤院、知泾州”。其时“葛怀敏军败于定州，诸郡震恐，宗谅顾城中兵少，乃集农民数千戎服乘城，又募勇敢，谍知寇远近及其形势，檄报旁郡使为备。会范仲淹自环庆引蕃汉兵来援，时天阴晦十余日，人情忧沮，宗谅乃大设牛酒迎犒士卒；又籍定州战没者于佛寺祭酹之，厚抚其孥，使各得所，于是边民稍安。”由此可见，滕子京也是一个文可放言直谏、武能御寇靖边的优秀官员。无怪乎他与范仲淹能够成为知己和至交。自其仕宦经历上看，他只是宋朝的士大夫官僚群体中极为普通的一员，如果要说他有什么典型意义，那也就在于这个“普通”。然而借着范仲淹的《岳阳楼记》，这位普通的士大夫得以名垂千古。
读《岳阳楼记》，我们可以感受到范仲淹对这位朋友的政绩的高度评价：“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