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5年第02期-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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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体科学同普通法法理学在基础论证结构上是同构的，是实践科学而不是理论科学，是尽可能说服而不是科学的证明，都不是奥克肖特反对的现代政治论述方式。一、二者都是从人的内在视角出发，正如夏勇先生呼吁的一种思考法律、政制问题的主体意识，自主的“哲学权利”——“问题的关键，似乎还不在‘本土化’或‘西方化’，而在于我们有没有足够的主体意识，有没有哲学权利”。在社会学意义上，我们今天究竟有多少古代风俗习惯，和普通法宪政主义关系不大。二、二者都重视不现实但真实的关系的发现，因此都依赖于经济学。三、二者都运用修辞式推理和例证推理——貌似三段论演绎和归纳法但实际上不是，也许都要使用拟制的技巧。在第三个方面，政治科学完全要向普通法学习。普通法是一种思考问题的方式，它理应延伸到政治科学当中。现在政治科学的研究，大多不超过下面的两种方法，一个是社会学的方法，一个是经济学的方法，主要是社会学的方法。我认为对于政治学来说，还有另外一种方法，那就是法学的方法，可惜目前的研究成果十分有限。普通法中如例证推理的方法，可以运用到政治科学当中，这样政治科学就变成了实践理性的运用。如此一来，政治学和法学就可以并列了，它们都属于内在视角的阐释性论述，而非解释性的社会学，否则政治学无非是一种二流社会学家做的工作，或者三流经济学家做的工作。
陈 明（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
大概三年前的冬天，也这个地方，李泽厚对我国二十年来学术界的轨迹曾经做了一个描述，是用四个热来概括的，首先是美学热，然后是文化热，然后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国学热，到了世纪之交，是西学热。但我当时就表示不满意这一概括。因为这只是一种外在的描述，不能反映中国知识分子这二十年精神活动的本质，这些表象后面，是我们这个民族在时代转换社会转型过程中对一种理想生活的意志追求。我从自身的经验感觉这才是某种更深刻的永恒不变的东西。当时这样一种意志能够肯定的是过去那种搞法是不行了，将来应该怎样？如何实现？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一直处于寻找的过程之中。正因这是一种生命的活动，将作为思想外在形式或特定形态的东西排列平铺，显然不够。所以，我尤其反对以西学热作最后的总结——如果是“西学热”的话，从改革开放开始一直都是西学热，从五四开始就是西学热，从严复开始就是西学热；我们不能把文化的问题化约地理解成为知识的问题。是内在的意志需要和意志的自我意识，决定了人们对知识或知识生产方式的选择。每一种所谓的热后面，都对应着一种意志的问题或状态；相应地，知识和其他信息也会改变意志的自我认知。我认为，这种一以贯之的思考应该被理解成一个发育生长和积累成熟的过程。
在这样的视域里再来看美学热到什么热的递嬗，看法学和政治哲学引起的普遍关注，在这样的视域里理解和评价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的这套丛书，就非常清晰和深刻了。八十年代前期的美学热反映的主要是一种直接朴素的情感；后期的西学热反映的主要是一种愤懑不满的情绪；国学热比较复杂，既有逃避也有沉潜；西学热更是一言难尽——我不认为新左派和自由派之间的相近相通大过它们与文化保守主义的相近相通。我认为真正重要的是问题，现在都意识到了现代性和全球化语境里的民主宪政和文化认同等方面的问题——李泽厚很敏感，不久前他说“政治哲学至少可以热十年”。更有意义的是，自由主义者们都意识到了问题的解决离不开传统的资源和现实的情境，而文化保守主义者也意识到，传统必须向现实和世界文化开放。这些东西在高全喜《休谟的政治哲学》、秋风《立宪的技艺》、刘海波《政体初论》以及我自己的《儒者之维》中都有比较好的表述。
我认为，如何应对问题应该成为思考西学、理解传统的原则。这套丛书的出版是在四个热后面凸显出来的，它最可贵的地方就是立足于中国问题。作为这套书的一个作者，从学科知识来讲我跟季卫东、刘海波他们做的还是有相当距离，但在问题意识和把握上还是相同相通。我做的是中国思想研究，准确地说是儒学研究，工作的时候根本没有想到政治与法律问题，只是一个有中国现实背景的读书人的思考。最初我担心自己的东西放在论丛里面会不会像一个丑小鸭混到了白天鹅里？心里很是忐忑。但在沟通中我发现我们确实有很多相同的东西，现代性、全球化的问题实际还是一个八十年代以来讲得最多的中西问题和古今问题。从文化的关系来看，大的框架并没有变，但我觉得我们的心态变了。前一个时期，西化的东西非常多，对于古代全盘否定的多；现在，中庸的多了。因为我们发现，中国的传统文化并没有妨碍我们致富；西方也不再是一个乌托邦镜像，西方人他们自己也在超越。于是我们确确实实开始在研究自己的问题了，
从这套书里可以了解中国知识界的一些最重要的信息，那就是大致从2001年以后开始的转变。在问题的讨论中，西学国学、左派右派保守派会热起来，也都应该热起来。相对于以前一阵风似的这种热那种热，学术界今天指向问题的言说方式是不是更加成熟？改革开放搞了二十多年，也应该成熟了。
至于王焱刚才的批评，我认为关键应该在于陈寅恪究竟是不是一个所谓古典自由主义者？我认为完全可以从传统文化的内在理路，对“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做出论证和说明。具体问题，等他的书出来再说吧。
李 强（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我想谈三点。第一，我希望再次呼吁学术界重视对政治理论的研究。我国自 1980年以来所进行的改革与转型具有相当深刻的意义与复杂的内涵。它至少是集三大转型为一身的变革，其一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是晚清以来现代化努力的延续；其二是从全能主义社会政治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社会政治结构的转型；其三，由于中国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原生文化国家，由于中国人口与国土的规模，上述两方面的转型将导致第三个转型，这就是中国的和平崛起将改变十七、十八世纪以来西方中心的国际秩序格局。这种集诸多转型于一身的情形使中国的改革具有前所未有的复杂性。为了应对复杂的内部与外部局面，对内为经济与社会改革探索恰当的政治秩序，对外深刻理解在全球化形式下我们面临的生存环境，找出因应之道，政治学必须有一个大的发展。政治学者应该以新的视角重新思考近代以来的古今中西问题，深入研究、借鉴西方的政治学理论，总结、挖掘传统中国思想中的智慧。在这个意义上，这套丛书的方向与基调确实是值得坚持的。
第二，在政治理论研究中，我觉得应该超越目前具有强烈实证主义色彩的政治学，不拘泥于当代英美分析哲学色彩十分浓厚的政治哲学，而更多地从十七世纪到本世纪三十年代的西方政治思想中汲取启迪。我国目前政治理论研究有两个很重要的倾向，其一是实证主义为主导的科学化倾向，其二是简单地跟踪西方最新的理论发展。当然，这些努力都是十分重要的，作为个人的研究方向确实无可厚非。但是，学术界作为一个整体，应该看到西方当代理论有其特定的问题意识与社会背景，中国有和西方相当不同的背景与问题。我觉得，如果粗略概括的话，政治哲学所讨论的问题可以分为三类：一是关于身份认同（identity）的问题，关注的是“我是谁？”诸如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不同的文化与民族认同问题等；二是关于政治制度（political institutions）构建的问题，讨论什么样的政体是最适合一个特定国家的政体；三是关于公共政策（public policy）的问题，研究政府在某一个具体问题上应当采取什么样的公共政策。按照这种划分，当代西方政治哲学关注最多的还是公共政策问题，其次是身份认同的问题。举例来讲，罗尔斯 （John Rawls）的《正义论》的主旨就是讨论在社会分配上应当采取什么公共政策，哪一部分人群应当多得、哪一部分人群可以相对少得一些，而围绕《正义论》所展开的讨论也大都是关于公共政策问题的。进入八十年代以后，社群主义和共和主义对罗尔斯的批评则集中在身份认同这一类问题上，所涉及的论题包括道德在政治活动中的地位、个人的公民参与及文化多元主义等。当代西方学者很少关注政治制度应当如何构建和改进的问题。当代西方学者之所以不大关注政治制度问题，是因为他们无需关注这类问题——法治、宪政、代议制民主、权力制衡等观念已经成为政治学中的常识，政治制度也已经按照这些观念牢固建立并稳定运转很长时期。但是，对于中国的研究政治哲学的学者而言，我们更关注的是如何改进政治体制，以便为国家的长治久安奠定一个良好基础的问题。所以，我们应该不拘泥于西方当代的政治哲学，而更多地关注西方近代构建现代政治制度时的理论，关注英美之外的文化在移植这套制度时的反思。这套丛书中包含不少这方面的研究成果，确实值得称道。
第三，我想简单谈谈如何进一步改进这套丛书，使它做得更好。我希望《政治与法律思想论丛》在第一辑出版之后，今后的第二辑、第三辑应逐步引入匿名评审或较严格的专家评审制度，在书稿正式决定出版之前，请相关领域的专家认真审阅，决定是否出版，提出修改意见，这样，书的质量可能会更好一些。我刚才简单翻了一下《表达自由》这本书，内容似乎不错，但读了几页，发现几个问题，条理问题、细节的准确问题、语言风格问题，如果作者写作时再斟酌一下会好一些。我讲这些并不意味着从内容上否定这个书。任何人在写作时，都难免有一些错误，如果能够在出版之前请同行专家认真评审，然后根据评审意见作一些必要修改，整套丛书还会再精一些。一套丛书如果能够在学术界确立良好的声誉和地位，关键是要保持从严择书的标准，建立某种机制，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学术委员会，要切实承担起评审的职责。当然，万事开头难，第一辑能出成这样，已经相当可喜可贺了。
曹卫东（北京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我是外行，既不搞政治，也不搞法律，还是想来谈谈这套丛书。做书看起来很好玩，其实很难，里面的酸甜苦辣只有我们自己知道。用一个字形容就是“累”，这套论丛做成现在这个水准，我对高全喜充满敬意。刚才前面几位都说到了从中国本土经验出发，可能我是做西学的，我从这套书中看到的是另外一个可喜的东西：我们的西学研究有了较高的提升。比如说，我们有了有关休谟的政治哲学、黑格尔的法权学说和哈耶克的自由理论的专题性研究，单凭这一点就足以显示这套《政治与法律思想论丛》在国内学术界的独特地位。我在很多场合都开玩笑地说，我们国内学术界很可爱，可爱在什么地方呢？对西方的东西非常好奇，但往往在看到了西方学术的轮廓之后就不再往下深入钻研了。三联书店在没有推出赛义德的《东方学》之前，汉语学界每年要发表许多篇专门讨论赛义德的论文，可是，自从中文译本出来之后，就很少看到深入讨论他的文章了。诸如此类的例子还可以举出很多来，这里面可能反映出中国学人很特殊的心态，说明我们在很多时候不敢正面面对西方思想的挑战，这是一件智力上很硬的活，敢于在做学问上下硬功夫，把我们对西学的解读往前推进一步，正面地研究它们，在当下中国浮躁的学术界尤其显得难能可贵。
我记得在念书的时候，我的一个老师曾经跟我讲一句话，你一定要对把某种理论与具体的文化语境结合起来保持高度的警惕。这句话其实是要提醒我们要做理论就要先把理论吃透，千万别在没把理论吃透之前强行把理论与语境结合起来，那样会出大问题的。我希望这套丛书能够在政治方面多做一些深入精到的研究，毕竟西方有很多思想家、理论家的体系性著作，有很多诸如此类的理论资源和思想资源，需要我们进一步开掘出来，做进一步的研究。
刚才大家都讨论到民族国家的问题，这个问题是国际政治层面、国内政治层面关注的焦点。作为现代国家，其核心范畴面临很多的问题，对中国来讲，如何建设我们的国家形态，在当今显得尤为迫切。刚才说到哈贝马斯，我在读他的著作和与他的交往中，发现了一个很隐蔽的问题，这一点很多人被他蒙骗了，看上去他的理论像是超越了西方中心论，其实在其背后有一个很深厚的日尔曼情结，比如他对民族国家的解释，在很大程度上就体现了这一点。
近百年来，我们似乎总是处于历史的错位之中，我们大力追求现代性的时候，恰恰是西方批判现代性最厉害的时候，于是我们不知道该追求什么好了；我们追求现代化，最后人家告诉我们现代化不是什么好东西，这无疑对我们是一个打击。如果回到日常生活层面上，我们追求很美好的东西，但别人告诉你这个东西并不是很美好，实际上是对自我的否定。我们是否有自我否定的精神，或者通过自我否定把自我追求过程当中的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