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5年第02期-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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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对1975年整顿突然中断的各种因素，作了比较深入的发掘，科学地展示了整顿中断的历史必然性。
　　正像“三本书”作者所说的，“借题发挥，用小事情做大文章，是毛泽东进行政治斗争常用的手法。”发动“文化大革命”这样史无前例的政治大风暴，导火线却是一个不肖文人写的一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批判党章规定的自己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林彪，导火线却是在修改宪法时是否需设国家主席这似乎纯粹是政治学范畴的东西。而再次打倒邓小平，却是抓住清华大学刘冰等负责人反映迟群思想作风问题的一封信。而他同邓小平的关系，仅仅是信“经过小平转”，就变成了“偏袒”；所以，这一切都不过是表面现象。
　　毛泽东批准把邓小平再次打倒的本质上的原因是什么？这是众多党史工作者一直在探讨的。而“三本书”的作者给了较好的分析和回答。“1975年整顿在它深入到科技、教育领域时遭到批判而中断的命运，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在整顿的指导思想上，从而在革命和建设的指导思想上，邓小平和毛泽东既有契合、一致的方面，也有矛盾，不同的方面。”“毛泽东从肯定还是否定‘文化大革命’这个根本点上着眼，对邓小平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是不能容忍的”。
　　这种矛盾具体表现在三个层面：“在实践层面上，是肯定还是否定‘文化大革命’”，“在路线层面上，是以阶级斗争为钢，还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理论层面上，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认识有差异。”正是因此，“三项指示为纲”才遭到毛泽东的亲自否定，整顿也不可避免地中断、夭折。这些分析是深刻的，符合实际的。
　　七、对1975年整顿在中共党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的地位和意义，作出较全面地有说服力的分析和简练的概括。
　　作者说：“1975年整顿是对‘文化大革命’拨乱反正的开始，改革开放的实验，邓小平理论也在1975年整顿中酝酿和策划。1975年整顿的巨大成就和突然中断，它的成功和失败，为随后产生的‘四五运动’和粉碎‘四人帮’，为结束‘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作了十分重要的精神准备和物质准备。在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历程中，1975年整顿是连接‘文革’前十年和新时期的重要环节。较之‘文革’前十年的探索，应该说1975年整顿所作的探索，为新时期的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做了更为直接的准备，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二次伟大的转折的前奏。”应该说，这些评价是中肯的，恰当的。
　　看过上边七点评论之后，可能有人会问，这本书真的是这样完美吗？书中的所有观点和论述你都赞成吗？当然不是。比如，“三本书”中涉及的一个重要问题，即对毛泽东的理论指示，亦即“三项指示为纲”中位列第一项的理论措示，今天应该如何认识和评价的问题，我自己就有不同于作者的看法。
　　作者认为：“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的谈话，表明他深深地忧虑社会制度建立以后，还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还存在着变修正主义的危险性。他力图寻找产生这种危险性的内在原因，即从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制度本身去寻找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根源，以便及早采取措施，加以避免……其方法是科学的，思考是深刻的。”“这些论断的正确性已经被国内或国际的实践所证明。”（《历史转折的前奏》，第41页）另一处写得更具体：“这些论断的正确性已经被苏联解体，东欧剧变所证明。”（《邓小平与1975年整顿》，第26页）这可能是代表了理论界的一种看法，但是否也可以有另一种角度的不同分析和论断呢？作为探求真理，我认为应该允许的。我的看法是：　　　首先，不应该孤立地看待毛泽东1974年的理论指示。客观地说，它是毛泽东指导“文化大革命”的理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有机组织部分，是这一左倾理论的引申和延续。是毛泽东防修反修理论在经历了八年“文化大革命”实践之后的经验总结和新发展。同他指导“文化大革命”的整个左倾思想体系是一脉相承的。很难找出1974年的理论指示和1967年概括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有什么本质上的差别。而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一系列方针政策，已经被十年内乱的严酷而悲惨的实践证明是完全错误的。正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所指出的：这些错误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脱离了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那么，难道毛泽东指导整个“文化大革命”的理论都是错误的，单单1974年的理论指示倒是“科学的”、“正确的”吗？
　　其次，苏联解体，东欧剧变是不争的客观事实，但对解体剧变的原因，至今仍是中外理论界探讨的重大课题，并无一致公认的结论。这种世界社会主义阵营大块崩塌的严酷事实，确实证明由斯大林开拓和确立的一种社会主义模式，没有经受起历史实践的检验。但是否能由此而证明，如果这些国家能够实行毛泽东的理论指示，就不会解体和剧变了呢？恐怕不行吧。客观地说，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并不能使中国反修防修成功，不能保证中国的“红色江山千秋万代不改变颜色”。那么，一个在中国已经被实践检验证明是失败的理论，即使被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采用和实行，又怎么能够保证苏联不解体，东欧不剧变呢？
　　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关于1974年理论指示有这样一段评论：“毛泽东的这些谈话，引导人们把按劳分配、商品交换看做是资本主义性质或者是容易变成资本主义性质的东西，仍然是他的带有某些空想社会主义色彩的社会主义构想的进一步发挥。这些错误的论述被‘四人帮’加以夸大，渲染，并作为他们反对整顿的武器。”（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8月版，第455～456页）我是赞成这样的分析和认识的。既要充分肯定1975年整顿，又想对被“四人帮”拿来作为反对整顿的理论武器同时肯定，这在逻辑上是说不通的，也是不符合当时的历史实际的。
　　此外，在个别事实的准确性和著述文字的结构上也还存在一些小毛病。特别是内容和文字上重复比较多，使人在阅读时有浪费时间之感。比如关于张爱萍的一段长达5页的评介，既出现在《邓小平与1975年整顿》的第254～259页，又出在《历史转折的前奏》第95～99页，我对照了一下，大体上一字不差。当然作为同一主题的专著和论文，而论文发表的时间与刊物又不同，使用的资料和论述有所重复，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但同一篇论文中，前后两段（例如《邓小平与1975年整顿》第160页前段同162页下段）文字一字不差的整段转移，就应该尽量避免了。
　　总之，我认为这是三本对1975年整顿这个特殊而重要的历史阶段进行的新开拓，作出重要贡献的好书。深望有更多这类高质量的学术著作问世。


文学史的尴尬与重写
■　　淮　茗
　　一部严肃的学术著作在短短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能够修订再版，这在近年学术著作的出版中虽不能说是什么奇迹，但也不是一件很常见的事，再版无疑意味着读者的肯定和需要，也是该书学术分量和价值的一种证明。吴承学先生的《中国古代文体形态研究》一书就是这样一部有分量、受欢迎的学术著作，一部可以为读者提供许多启发和思考话题的优秀学术著作。　　　该书虽标名中国古代文体形态研究，但实际上重点研究的多是被一般文学史所忽略或排斥的那类文体，如盟誓、谣谶、诗谶、策问、对策、判文、八股文等，学界又称其为边缘文体。说其边缘，一是指它们兼具实用、艺术两种功能，一是指它们在文学研究中遭受冷遇的状态。这些极富民族品格和特色的文体及作品缘何长期无法进入文学史，我们的文学史又是依据何种标准来选择作家、作品、文体、流派及相关文学现象的？看到如此丰富多彩、如此具有研究价值的文体、作品被拒于文学史之外，我们不能不对以往和当下的文学史撰写产生质疑。长达一个世纪的文学史撰写已经积淀了一些可称作学术传统的东西，但随着近些年研究的不断深入，在一般文学史之外，我们又看到了许多新的文学景观。这不能不使我们在质疑文学史著作有效性的同时，还对这种文学史撰写传统的合理性表示怀疑。从这个角度来看，边缘文体的研究就显得意味深长，它并不是文学史研究陷入停顿后寻求边角废料的图存之举，实际上含有一种重写文学史的雄心在。如此众多极富民族特色的文体与作品竟然长期被排斥在中国文学史之外，而我们的研究者又同样长期熟视无睹，这一奇特现象在今天尤其显得触目惊心。　　　确实，正像有的研究者所指出的，在困境反思、西学东渐的语境中，在国势衰微、救亡图存的形势下，文学史的撰写是重新构建民族文化传统，将中国文学纳入世界文学谱系的一种尝试和努力。近一个世纪以来，人们对中国文学的了解和印象大多是通过阅读文学史获得的，文学史的编撰也因此获得学术研究之外的多重文化含义。不过，林林总总、五花八门的文学史在展示长达百年的文学史撰写的成就之外，其大同小异、克隆衍生的形态本身也显示了这一撰写遇到的困境和尴尬。大的方面比如文学史编撰制度的诸种弊端等不谈，仅就文学史撰写本身而言，这一新的著述方式自从传人中国之日起，就遇到诸多问题，其中如何处理本土文学与异域文学特别是西方文学在观念、形态上的差异，一直是一个未能很好解决的核心问题，许多争端由此而起，比如如何协调中国本土小说观念与西方小说观念，以确定中国古代小说的内涵、范围及特性，到目前为止，仍然是一个令研究者头疼，聚讼不已的话题。由于此前缺少这种文学史撰写的学术传统，唯一可资参照、成为资源和样板的只能是国外学人所写的文学史。事实上早期国内学人的文学史著作与其说著述，不如说是模仿。这样，在文学史撰写中，不仅文学观念、收录标准，就连结构框架、行文方式也都是全新的，异质的。于是，长期以来，中国文学史的撰写就形成了这样一种奇特的景观，即其基本理论资源来自异域，但其论述对象和材料则来自本土。这种撰写方式固然是历史的必然，但其弊端也是可以想见的。它变成了一种西方文学箩筐下的中国文学筛选，以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人民性等种种名目和模式的筛选。在这种筛选中，不少文学史撰写者处理中国文学的方式也就变得异常简单，与异域文学相同或类似的方面通常会成为主干、核心内容，被大力张扬，而那些与异域文学不同、抵牾、无法纳入世界文学的文学现象，则不由自主地被视为民族文学的缺陷，或被有意忽略，拒于文学史之外，事实上形成了面对民族文学品格与特色的失语。曾几何时，研究者们挖空心思从本土小说作品中寻找第一人称、心理描写以证明本土文学的不落后。说得夸张些，以这种编撰方式生产的中国文学史不过是中国木料和砖头搭成的西方建筑。
　　由于诸种因素的作用，文学史撰写事实上已经成为学术研究中最易操作、重复程度最高、最为一些研究者热中的一种学术行为。这一做法的弊端一直伴随着文学史的编撰过程，随着近些年文学研究的不断深入而显得益发突出。不可否认，其间也有一些研究者为此做过努力，但这只能是细节、局部的调整和修饰，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文学史的不合理格局。这样，重写文学史就成为文学研究的一种内在需求。重写文学史的口号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来，不断得到研究者的积极响应，已经成为学界的共识和努力方向，但在具体做法上则有前后的不同。这一口号提出伊始，研究者急于寻找新的理论方法、采用新的叙述方式，重写文学史实际上不过是一种激昂的姿态，因为当时的研究实绩还不足以达到重写的程度。经过十数年良性的学术积累，口号已经变成了实际的行动，当下的研究者更愿意通过富有成效的研究实绩来达到这一目标。可以说，经过长达一个世纪的积累，对那些与异域文学特别是西方文学契合的中国文学现象，研究者们已经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对其自身的特性以及在文学史中的定位形成了不少共识，这无疑是一笔十分宝贵的学术财富，如何在此基础上容纳中国特有的文学现象，保持文学史应有的灵活性和弹性，使其成为能真正、准确反映中国文学景观的导游图，这在目前似乎已经变成一个可以通过努力实现的目标。边缘文体的研究无疑是其中一个有建设性的组成部分。
　　就文体研究而言，粗暴地将其斥之为形式主义、拔高到意识形态高度进行批判的做法如今已不复存在。随着学术文化环境的宽松及学术研究的深化，文体被作为一种文学核心要素受到学术界的高度重视，正如傅璇琮先生在该书序言中所说的：“这不只是针对目前学术界对文体形态研究的薄弱情况，更重要的是有鉴于文体学研究对于整个古代文学研究有不可忽视的完整学术结构的意义。”近年来，相关研究成果屡有出版，理论观照与实证研究皆有。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文学史撰写也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尴尬和危机。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分属不同文化背景中孕育成长的艺术奇葩，具体形态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比较文学研究者对此作过诸多揭示，此不赘言。这种中西文学差异在文体这一领域表现得尤为明显。事实上，正如有些研究者所言，文体从来都是有意味的形式，并不只是一些文学规则的简单排比组合，在其背后，往往有着很深的文化渊源和蕴涵。因此，对文体的研究也并不是一种纯技术工作，而是有着多重意义。除了各种具体要素的形成、组合、演变之外，文体也是透视中国文学史乃至文化史的一个窗口，毕竟它的产生、演进是诸多社会文化要素作用的结果。特别是这些边缘性文体，因其兼具文学和实用性而有着更多的社会文化内涵，其写作、阅读、使用、传播过程本身就是一段独特的中国文化史。作者在写作时，也充分考虑到这一点，在绪论中，他明确指出，自己不仅要“对于中国古代一些文体包括文学文体和实用性文体的文体体制、渊源、流变及各种文体之间相互影响等问题作出历史的描述和思考”，“以历史的和逻辑的方法，全面研究古代文体的内部结构、文体的审美特征，以及文体之间的互相影响、互相融合、文体发展的规律”，而且还要“在此基础上研究文体所反映出来的人类的感受方式、审美心理以及文化心态”。“文体所具有的深广的语言学、美学与文化学内涵及其所指向的文学史意义”，这种探索，是作者最感兴趣的，也是其研究的重点。这种打通内容、形式界限的研究方式也符合当前学界对文体的认知。从来就没有零内容的形式，也没有零形式的内容。事实上，就中国古代诸多文体而言，向来就没有文学与实用的明显界限，就像文人士大夫可以兼具文人、官员双重身份一样，其单一的文学特征不过是现代人的追认和提纯。从边缘文体的创作实例可见，中国古代文人有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