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把金针度与人-第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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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命充武英殿修书总裁。世宗即位，赦苞及其族人入旗者归原籍。此后他在朝里做官
，后来因为刚正敢言，被人整冤枉，乾隆时－上乃降旨诘责，削侍郎衔，仍命修《三礼义
疏》，苞年已将八十，病日深，大学士等代奏，赐侍讲衔，许还里。十四年，卒，年八十二
。在学术地位上：
苞为学宗程、朱，尤究心《春秋》、《三礼》，笃于伦纪。既家居，建宗词，定祭礼，
设义田。其为文，自唐、宋诸大家上通《太史公书》，务以扶道教、稗风化为任。尤严子义
法，为古文正宗，号”桐城派”。“桐城派”的文章，游记每被人忽视，我特别提出来，做
为样板。
《中国名著精华全集》序
谈中国名著，得先谈中国书；谈中国书，得先谈中国的文字历史。
中国历史从地下挖出的“北京人”起算，已远在五十万年以前；从地下挖出的“山顶洞
人”起算，已远在两万五千年以前；从地下挖出的彩陶文化起算，已远在四千五百年以前；
从地下挖出的黑陶文化起算，已远在三千五百年以前。这时候，已经跟地下挖出的商朝文化
接龙，史实开始明确；从纪元前八“四一年（周朝共和元年）起，中国人有了每一年都查得
出来的纪录，从纪元前七二二年（周平王四十九年）起，中国人有了每一月都查得出来的纪
录。中国人有排排坐的文字历史，已长达两千八百多年。
从何处说起
在长达两千一百多年的时候，一位殉道者文天祥，被带到抓殉道者的元朝博罗丞相前，
他告诉博罗：“自古有兴有废，帝王将相，挨杀的多了，请你早点杀我算了。”博罗说：“
你说有兴有废，请问从盘古开天辟地到今天，有几帝几王？我弄不清楚，你给我说说看。”
文天祥说：“一部十七史，从何处说起？”
三百多年过去了，十七史变成了二十一史，一位不同黑暗统治者合作的大思想家黄宗轰
回忆说：“我十九、二十岁的时候看二十一史，每天清早看一本，看了两年。可是我很笨，
常常一篇还没看完，已经搞不清那些人名了。”一部二十一史，从何处说起？
三百多年又过去了，二十一史变成了二十五史。书更多了，人更忙了，历史更长了。一
部二十五史，从何处说起？
何况，中国历史又不只二十五史。二十五史只是史部书中的正史。正史以外，还有其他
十四类历史书。最有名的《资治通鉴》，就是一个例子。司马光写《资治通鉴》，除了正史
以外，参考了三百二十二种其他的历史书，写成两百九十四卷，前后花了十九年。大功告成
以后，他回忆，只有他一个朋友王胜之看了一遍，别的人看了一页，就爱困了。
一部中国史，从何处说起？
古书有多少呢？
何况，中国书又不只历史书，历史书只是经史子集四部分类中的一部分，清朝的史学家
主张“六经皆史”，这下子经书又变成了历史书。其实凡书皆史才对，中国人面对的，已不
是历史书的问题，而是古书的问题。
古书有多少呢？
古书多得吓人。
古书不只什么《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它们只不过占两种：古书不只什么《四
书》、《五经》．它们只不过占九种；古书不只什么二十五史，它们只不过占二十五种。古
书远超过这些，超过十倍一百倍一千倍，也超过两千倍，而是三千倍，古书有－十万种！
吓人吧？
这还是客气的。本来有二十五万三千种呢！幸亏历代战乱，把五分之三的古书给弄丢了
，只剩下十万种了，不然的话，更给中国人好看！
又何况，还不止于古书呢！还有古物和古迹，有书本以外的大量残碑断简、大量手泽宗
卷、大量玉器石鼓、大量故垒孤坟，和陆续不断的大量考古出土。……要面对起来，更难上
加难了。
又何况，一个人想一辈子献身从事这种“白首穷经”的工作，也不见得有好成绩。多少
学究花一辈子时间去在古书里打滚，写出来的，不过是“断烂朝报”；了解的，不过是“瞎
子摸
你不配做中国人
于是，中国人的办法便是：口口声声说复兴中华文化，但事实上，他们却对古书敬而远
之，思念起来，未免惭愧。
说你不配做中国人，你一定从心里不服气；但研究一下配做中国人的条件，你一定从心
里惭愧。
做中国人，总不能不着中国书吧？你看了多少中国书呢？
《四书》、《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一数之下，不过几种而已，这就叫惭愧。
面对十万种的古书，面对这一庞大遗产，中国的子孙们到底该怎么办？不看吗？说不过
去；看吗？从何看起？又多么难看？这的确是一个令人痛苦的问题。
为了解决这个令人痛苦的问题，有心人便出来，想法子做种种选本，来喂中国人。可叹
的是，这些选本都失败了。失败的原因，最主要的，是大家太注重以“文章”为检定标准了
，太注重“文章”挂帅，并且这种“文章”，又大局限在僵化的模式里头了。
好坏标准
以中国“文章”的大家而论，中国人评判“文章”，缺乏一种像样的标准。行家论“唐
宋八大家”，说韩愈文章“如崇山大海”、柳宗元文章“如幽岩怪壑”、欧阳修文章“如秋
山平远”、苏缄文章“如长江大河”、王安石文章“如断岸千尺”、曾巩文章“如波泽春涨
”，……说得玄之又玄，除了使我们知道水到处流。山一大堆以外，实在摸不清文章好在哪
里？好的标准是什么？
又如林纾说他的文章是“史（记）汉（书）之遗”；章炳麟却大骂林纾吹牛，说林纾的
文章，乃从唐人传奇剽窃衍演而来。章炳麟又说：“当世之文，唯王阎运为能尽雅，马通伯
为能尽俗。”其实一切摊开，有何史汉传奇雅俗之分？文章只有好坏问题，并无史汉传奇雅
俗问题。文章的好坏标准，根本不在这里。
做为新时代的中国人，我们评判文章，实在该用一种新的标准，我们必须放弃什么山水
标准、什么雅俗标准、什么气骨标准、什么文白标准。我们看文章，要问的只是两个问题：
一。要表达什么？二、表达得好不好？有了这种新的标准，一切错打的笔墨官司，都可以去
它的蛋；一切不敢说它不好的所谓名家之作，都可以叫它狗屁。
从对对子到古文
古往今来，中国的“文章”特多，可是好文章不多的原因。就在没能将这二合一的问题
摆平。中国人一淡写文章排名。韩愈就是老大，他是“唐宋八大家”的头牌，又是“文起八
代（魏晋六朝）之衰”的大将，承前启后，代表性特强，可是你去读读他的全集看，你会发
现读不下去。你用上面两个问题一套：
一、他要表达什么？答案是：他思路不清，头脑很混，他主张“非圣人之志，不敢存”
，但什么是圣人之志？他自己也不知道；二、他表达得好不好？答案是：他好用古文奇字，
做气势奔放状，文言文在他手下，变成了抽象名词排列组合，用一大堆废话，来说三句话就
可说清楚的小意思，表达得实在不好。
虽然这样，韩愈却还算是进步分子呢？中国文章自魏晋以后，就有话不好好说，一定要
配成了对儿才说话，一作起文来，就是“四六体”。“四六体”是四句六句对偶而成的骄体
文，是纯粹的中国字一字一形一音一义的大排队。中国人这时候，一写文章就要对对子，写
满篇文章就是写满篇春联，满篇堆砌、矫揉造作，非常讨厌。到了唐朝，韩愈出来，主张秦
汉古文，“师其意而不师其词”、“唯陈言之务去”．虽然韩愈文章也一样讨厌，但比起以
前的八代的来，总是一种进步。
从古文到解放
这种进步，转变到北宋的“古文”。“古文”一方面说复古，一一方面也创新，虽然南
宋以后，有“语体”出现，把白话和文言合流，但以“文章”正宗论，还是“古文”的天下
。于是，从韩愈到曾国藩，中国的能文之士都是古文家，“古文”就是我们一般指的文言文。
文言文的大缺点是它不能做为好的表达工具，它跟白话分裂，写出来，是活人说死话，
说得再好也是“古文辞类纂”。到了十九、二十世纪，有人开始突破，最成功的是梁启超，
梁启超说他文章“解放，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
……者辈则痛恨，诋为野狐。”
梁启超虽被者辈痛恨，诋为野狐，但他在中国文章史上。和司马迁、韩愈等一样，是十
足划时代的人物。梁启超风靡文坛一二十年，最后由白话文接替了文言文的位置，中国古书
的时代，就告一段落了。
我们现在谈古书，就是以这一段落做标准的。这一段落以前的书，就是古书。读它们，
无从读起，不读它们，又愧为中国人。我们遭遇了”两难式”。
分类的荒唐
对古书做选本，失败在“文章”挂帅以外，另外的失败，是“分类”笼统。
中国古书的分类，最流行的，是四部（经、史、子、集）分类。四部分类从东晋以后通
吃，变成了典型的图书分类规范。但是稍一留心，就知道这种分类是相当荒唐的。以四部中
第一部“经部”为例，“经部”的一部分，近于百科全书式的总集，应分入总类、文学类、
历史类，其他部分（像《论语》、《孟子》），应分人“集部”（个人集子）；以第二部分
“史部”为例，体裁上分正史、编年、别史、杂史、载记等，全无道理与必要，其他诏令应
人法律类，时令应分入天文类，目录应分人总类；以第三部分“子部”为例，老庄申韩等家
，其实与“论语”、“孟子”无别，都应分入“集部”，其他谱录中草木虫鱼应分入植物类
、动物类，类书应分入总类，小说应分入文学类；以第四部分“集部”为例，“经部”、“
子部”分过来的书，多可分入哲学类、法律类、文学类。……总之，四部分类，大体上说，
“经”“子”“集”多是一类，“史”是另一类，四部分类实在只是两部分类。分类、分类
，分了半天类，最后只分了两类。所谓分类，分了等于没分，这叫什么分类！（并且若按前
面所提“六经皆史”之说，甚至连两类都没有呢！）
虽然这样，四部分类却还算是进步的分类呢！其他像《永乐大典》以韵来分类；《文渊
阁书目》以《千字文》来分类；朱彝尊《竹垞行笈书目》以“心事数茎白发，生涯一片青山
，空林有雪相待，古道无人独还”六绝一首来分类，其荒唐程度，比四部分类就尤有过之了。
所谓书目指导
从分类的笼统中，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毛病发生在古书内容上面，发生在古书内容的笼
统。因为中国思想独尊儒家，思想失之一元化，所以常常古书一翻开，就犯了千篇一律的通
病。乍看起来，经常一部书中，什么都包括；但细看之下，所包括的，又极有限，在儒家框
框里的同类作品大多大多，而异类的有个性有创见的作品大少太少，在这种情形下，要去做
分类，尤其有现代眼光的分类，就非常困难了。
正因为古书众多而。又分类困难，所以有心人就开始想法子，使中国人能够知所选择。
这些有心人的做法是列举书目，例如：
一、龙启瑞《经籍举要》，列举书籍二百八十九种。
二、张之洞《书目答问》．列举书籍二千二百六十六种。
三、胡适《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列举书籍一百八十五种。
四、梁启超《国学入门书耍目》，列举书籍一百六十种。
五、李笠《国学用书撰要》，列举书籍三百七十八种。
六、陈钟凡《治国学书目》，列举书籍四百八十八种。
七、支伟成《国学用书类述》，列举书籍三千二百种。
八、章炳麟《中学国文书目》，列举书籍五十一种。
九、徐敬修《国学常识书目》，列举书籍二百六十二种。
十、傅屯艮《中学适用之文学研究法》，列举书籍七十九种。
十一、沈信卿《国文自修书辑要》，列举书籍五十种。
十二、汤济沧《中小学国学书目》．列举书籍一百零六种。
十二、吴虞《中国文学选读书目》，列举书籍一百四十二种。
但是，看了这些列举的书目，我仍旧不得不感到：它们没有太多的用处，它们的毛病在
不该有的有了，该有的却又没有。它们无法把古书予以现代分类、无法从现代分类里透视古
书的推陈出新的意义。同时，它们只提出书目，没有书本，虽然告诉人可以按图索骥，但是
骥在哪儿，也要大费周章啊！
新的版本观念
由于时代的转变、由于“知识的爆炸”、由于传播知识的方法等等，都有了不同，所以
今天的有心人，从事这一努力的时候，就要采取现代的观点，来处理古书；以版本（板本）
为例，现代印刷术的进步，尤其是影印技术的进步，使刊布图书的方法根本改变，同时也改
变了“珍本”、“秘本”、“孤本”等古董观念，使古书不复成为某一阶层人的独得之秘。
当然，对古书，非不可讲究版本，但为一二校勘之便或几个异文讹漏，就把一部书的功能和
流传性绞杀，则显然是旧式藏书楼主的行为；同样的，为了讲究版本之说，整天光刊些无甚
价值的僻书，或一刊再刊些“版本竞赛”的常见经史之类，也不能不说是旧式版本学家的流
毒，对鉴古知今的文化出版事业，为功究属狭窄。
当年黄尧圃的学生曾有过书无庸讲本子的议论；俞樾的学生（章炳麟）也提过读书何必
讲究版本的疑问。这些见解，都是从“取其大者”的角度，来从古书选材的，他们并不斤斤
于“舆薪之不见”的癖好，当然也反对先以偏为务、再以偏概全的专家孔见。
现代处理古书的标准，不该以古董式的版本为尚，也不该以鉴赏，校勘的用度为足，而
该以配合新知的研究，定其去取。例如商务印书馆的宋本《资治通鉴》，当然没有胡三省的
音注，在鉴赏和校勘上，虽然有它的价值，可是在普及和实用上，就远不如它的重排本《资
治通鉴》；商务印书馆的《四部丛刊》本无疏单注《五经》，在普及和实用上，也远不及艺
文印书馆的阮刻《十三经注疏》；同样的，《仁寿本二十五史》中的南宋印北宋监本《史
记》，在普及和实用上，也远不如黄善夫本或殿本或泷川会注本，这些例子，都说明了版本
的考究，并不就是弘扬了古书〔注一〕。
出土带来了新收获
除了现有的古书以外，从汲冢到敦煌，历代也们有古书的出土，值得我们特别重视。近
十年来，古书的出土，更达到“汉唐以来所未有也”的地步；新出土的古书，带给我们前所
未有的新发现，使我们在处理古书上，有了古人所没有的收获。例如一九七二年四月，在山
东临沂银雀山的一号、二号汉墓里，发现了一批竹简，由于竹简中有汉武帝元光元年（纪允
前一三四年）的历谱，可以断定这批竹简是两千一百年前就已流传的文献；又由于竹简中用
字不避汉朝皇帝的讳，又可以断定竹简的古书，都早于汉朝。再往上一椎，秦二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