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法概论(第三版)-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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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无产阶级政权对银行的国有化政策
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明确指出：当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必须“通过拥有国家资本和独享垄断权的国家银行，把信贷集中于国家手中。”
①后来，巴黎公社无产阶级革命实践，充分证明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银行
①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１卷，第２７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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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化理论的正确性和预见性。 巴黎公社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正是恩格斯在总结其历史教训时所指出的那样：“最令人难解的，自然是公社对法兰西银行所表示的那种不敢触犯的敬畏心情。 这也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错误。 银行掌握在公社手中，这会比扣留一万个人质还有更大的意义。 这会迫使整个法国资产阶级对凡尔赛政府施加压力，要它同公社议和。”
①
这也就是说，由于公社领导人不懂得无产阶级必须夺取资产阶级大银行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没有接管法兰西银行并没收其财产，用于革命战争，反而被资产阶级利用，凭借银行的经济力量对巴黎公社进行反扑，致使这次无产阶级革命最终归于失败。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汲取了这一历史教训。 在革命胜利前夕，提出了银行国有化的政策，他说：“大银行是我们实现社会主义所必须的‘国家机关’，我们可以把它当作现成的机关从资本主义那里夺取过来，而我们在这方面的任务只是把资本主义丑化这个绝妙的机关的东西斩断，使它成为更巨大、更民主、更包罗万象的机关。”
②列宁把银行看成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一种骨干”
，提出了“没有大银行，社会主义是不能实现的”论断。③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胜利后，迅速地占领、接管了沙皇的国家银行，并亲自拟定了《关于实行银行国有化及其必要措施的法令草案》，要求立即实行这个法
①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２卷，第３３３页。②见《列宁选集》第３卷，第３０７页。③见《列宁全集》第２６卷，第８７—８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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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１９１７年１２月，还颁布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的银行国有化的法令，宣布银行事业由苏维埃政权掌握，这对于巩固和发展当时十月革命的胜利成果起了重要作用，对于马克思主义关于银行的国有化理论和政策是个重大贡献。
二、我国社会主义国家银行的建立和初步发展
在对待银行的问题上，中国共产党不仅吸取了巴黎公社的教训和十月革命的经验，提出了银行国有化的政策，而且早在农村革命根据地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就逐步建立和发展了人民自己的银行。 全国解放前夕，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根据当时政治、经济形势的需要，合并了解放区的华北银行、西北农民银行和北海银行，于１９４８年１２月，在河北省石家庄宣告成立了中国人民银行，决定发行人民币。 同时，随着全国的解放，国家陆续接管了官僚资产阶级的“四行二局一库”
（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中央信托局，邮政储金、汇业局和中央合作金库）等银行机构。 随后，改组成立了新的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 根据党对民族资产阶级工商业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有步骤地改造了民族资本家的银行、钱庄和信托公司，于１９５２年对这些银行机构实现了全行业的公私合营的社会主义改造。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银行事业又有了发展，１９５４年成立了中国人民建设银行，１９５６年３月又成立了中国农业银行。 此外，对银行信用和货币流通方面也建立和健全了一系列的制度。在广大农村还逐步建立了农村信用合作社。建国初期和“一五”计划建设时期国家对原有银行的改造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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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和新型银行的建立，初步建立了我国社会主义的银行组织体系。 它对于促进革命战争的胜利和大城市的解放，对于国民经济的恢复发展，对于支援“一五”建设计划和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等方面都发挥了重大作用。１９５８年交通银行清理停业，１９６２年又进一步加强了银行信贷的集中管理，它对于当时国民经济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发挥了重要作用。十年动乱时期，中国人民银行并入财政部，中国农业银行被撤消，银行体系遭到了破坏，直至１９７９年１１月，中国人民银行才作为国务院部委一级单位，与财政部分离。
三、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新中国银行金融法制建设的回顾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新中国银行法制建设大体有几种不同的情况：１。
建国初至“一五”
计划以及六十年代执行调整的时期。这是我国社会主义银行法制创建的时期，也是银行法制作用发挥得比较好的时期。１９４９年全国解放时，党和国家面临着国民党统治时期留下来的生产凋弊、金融混乱、物价飞涨的严重状况。 这时党和国家重视创建和运用革命法制这个武器，为国民经济的恢复和生产的发展服务，先后颁布了一些重要法规。 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３９条规定：金融事业应受国家严格管理。货币发行权属于国家。禁止外币在国内流通。外汇、外币和金银的买卖应由国家银行经理。 依法营业的私人金融事业，应受国家的监督指导。 凡进行金融投机、破坏国家金融事业者，应受严厉制裁。 在银行金融方面，据不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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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统计，１９４９～１９５３年，仅中央人民政府及各部委颁布的银行金融法规达２４５件。这些法规包括国家公债、金融管理、金库、货币、存放款、农贷、工贷、保险、外汇等十多个方面，这不仅表明银行金融法制已经开始渗透到我们国家生活的广阔领域，而且为后来我国银行金融法制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首先，体现了党和国家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统一财政金融，制止通货膨胀的斗争，其次，这些银行金融法规具有很高的权威性，并有保证这些法规实施的具体机构和具体措施，一般都是职责分明，奖惩分明，赏罚分明，强调银行金融纪律，严格信贷监督。 建国初期，我国银行金融法制建设以及同财政经济法制建设的配合，对于我国在三年内扭转国民党的长期统治遗留下来的财政经济金融方面的混乱，把国民经济恢复到旧中国历史上的最高水平，起了巨大的保证作用。１９５３年，我国进入了有计划发展国民经济建设的时期。根据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五四年宪法的规定，国家在银行金融方面从１９５４～１９５７年间先后颁布的法规达１００件之多。 这类法规同三年恢复时期的银行金融法规相比较，大致有三个不同的特点。一是注意保证国家金融职能作用的实现。二是运用银行金融法制发挥信贷、结算、利率等经济杠杆作用。 三是银行金融法的规定比过去系统化、制度化、规范化，恢复时期的一些“暂行办法”
、“临时措施”
，这时已形成了正式“章程”
、“实施规则”。
１９６１～１９６５年，我们国家又转入了调整时期，党和国家面临着由于各种原因在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我国国民经济所遭受的严重挫折，在此形势下，党和国家果断地对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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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采取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正确方针，同时又加强了社会主义法制。 在银行金融方面，发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切实加强银行工作的集中统一、严格控制货币发行的决定》（简称“银行六条”
，１９６２年３月１０日发布）
和《国务院关于当前财政金融方面若干问题的通知》（简称“财政六条”
，１９６２年１１月１９日发布）等重要文件。 银行六条强调集中，强调监督，强调平衡，对于集中财权，加强金融管理，整顿预算信贷，严格银行纪律起了重要作用。 按照“双六条”
的精神，财政部和中国人民银行还分别或联合颁布了许多单行的银行规章。２。
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初，特别是以后长达十年之久的“文革”时期，是我国银行金融法制从受到干扰到遭到破坏的时期。在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我国国民经济遭受了严重的挫折，出现了一平二调三浮夸，直接破坏了国家银行信贷计划。 把合理的规章当作“条条框框”冲，把必要的程序当作“少慢差费”批。 表现为银行金融法规寥寥无几，法律虚无主义在银行金融法制上滋长起来了。 其后果是国家银行金融活动失去法制的保障，社会资金运动受到破坏，各种比例失调。更严重的是“文革”的十年，银行金融法制遭到了摧残。如林彪、“四人帮”把“双六条”攻击为“黑六条”
、“大毒草”
，把银行金融法规规定的各种规章制度及办理程序斥责为修正主义的“管、卡、压”和资产阶级的专政。 又如推广××银行搞极“左”路线的“经验”
，鼓吹“信贷计划无用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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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论，公民的个人储蓄存折被任意抄家没收，银行存款利息无法律保障，其结果是经济乱，银行金融乱，法制乱。回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新中国银行金融法制建设所走过的道路，总结经验教训，就如何加强银行金融法制，充分发挥它在经济建设中的作用而言，主要有以下四点值得体会。１。
要充分认识银行金融法制建设的重要性，坚持银行金融法制建设的稳定性、连续性。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新中国银行金融法制出现的几种不同状况说明，党和国家，不论在顺利的情况下，还是在困难的情况下，都必须始终不渝地重视银行金融立法工作，注意运用这个武器，充分发挥它的作用，其结果不仅使银行金融立法本身具有自己的特色，而且对财政经济工作的影响也是很大的。２。
要正确处理银行金融立法与客观经济规律和党的中心工作之间的关系。 毫无疑问，银行金融法制要为党的中心工作服务，但必须遵循银行金融自身的客观规律，任何权力的滥用，都会适得其反。 三十年的正反经验都说明了这一点。３。
银行金融法制与银行金融体制、银行金融事业密切联系在一起。 银行金融体制是我国银行金融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关系到银行金融事业的兴旺发达，也是银行金融法制的一项基本制度。 由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新中国银行金融制度基本上抄袭了前苏联的单一银行体制的模式，这虽然适应了当时产品经济的客观需要，但使我国银行金融事业和银行金融立法受到一定限制。４。
银行金融立法是一种综合性的立法，它涉及到经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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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个部门、各个行业、各个方面，因此，在立法形式和立法工作上既可以单独立法，也可以配合其他立法，而加进有关银行金融立法条款。 那种企图只靠某一个部门，没有全局观念而要进行的重大银行金融立法，都是不现实的。
第三节 我国银行体制的初步改革和银行金融立法的变化（１９７９—１９２年）
一、银行体制改革的背景、必要性及内容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很长时期内，我国基本上属于一种集权型的银行体制。 这种银行体制虽然曾起过重要作用，但在经济体制改革前后，已显示出明显的弊病：（１）
在银行与财政的关系上是“大财政”
、“小银行”
，基本上是供给制的管理办法，银行成了财政的出纳机构。（２）在管理银行的手段上，主要是依靠行政命令的办法，忽视运用经济办法和经济立法的作用。（３）在银行机构的设置上，基本上是由一家综合性的国家银行包揽一切银行事业，管得过死，即便有四家银行（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农业银行、建设银行）
，有时候也是“四龙无首”
，多头领导，职责不清，甚至造成资金浪费，未能发挥各银行应有的作用。（４）在银行内部管理上是“吃大锅饭”的做法，没有严格的责任制。（５）银行法制不健全，多数情况是一些内部规章制度代替银行立法。这些情况致使我国的银行体制不能适应新时期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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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适应新时期的总任务的要求和经济体制改革需要以及促进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必须对上述的银行管理体制进行改革。 银行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加强银行在宏观经济管理中的职能作用，调节基本建设投资规模和消费基金的增长，增强企业活力，发展经济，稳定货币，提高经济效益，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服务。我国银行体制改革曾设想过多种方案，就其内容来说，可以概括为以下五点：（１）建立以中央银行为核心、成立较多的专业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银行体系。（２）扩大信贷资金来源和发放范围，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把由财政无偿拨款改为银行有偿贷款的办法（包括基本建设和企业流动资金改为银行贷款等）。
（３）
充分发挥银行利息、利率、结算、信贷等经济杠杆在国民经济管理中的调节作用。（４）把主要依靠行政手段管理银行改为主要运用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管理银行，银行利润也不当作财政资金上缴国家，而按规定交纳税金。（５）银行内部建立严格的经济责任制，实行经济核算，讲求经济效果，收入分配与经济效益挂钩。
二、１９７９～１９２年我国银行体制改革的经过和成就
我国银行体制改革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从１９７９年２月中国人民银行召开的全国分行行长会议、国务院批转了《会议纪要》开始的。十年来，经过１９８０年、１９８４年、１９８７年的改革和１９８５年、１９８９年至１９１年的调整，我国的银行金融体制改革已经取得了重要成果，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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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初步确定了中央银行体制，建立了国家专业银行和综合性银行以及各种非银行的金融机构，逐步形成了我国社会主义的银行体系１９７９年恢复了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单独建立了系统，中国人民建设银行也由财政拨款机关重组为我国基本建设投资的专业银行。１９８３年９月，国务院决定中国人民银行不再兼办工商信贷业务，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１９８４年１月，成立了中国工商银行，办理城市工商信贷业务。１９８１年１２月新成立了主办世界银行转贷等专门业务的中国投资银行。 在大中城市设立了非银行的金融投资公司、融资租赁公司、中国金融公司和财务公司等。 在全国城乡广泛建立了信用合作机构。１９８６年底，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正式成立了区域性股份制商业银行——招商银行。１９８７年２月，经国务院批准，正式成立了中信实业银行，它是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所属的国有综合性银行，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独立核算的企业法人，在业务上受中国人民银行领导、管理和稽核。 该行是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行长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