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4年第11期-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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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通书局的创办者贵州华氏家族，原为江西临川之江右望族，先祖在康熙末年以行医治病而迁至黔省遵义。在传统社会里以医术立身即所谓“儒医”者，大多仁心仁术，有淑世济民之情怀。至华联辉一代，以盐业起家致富。光绪三年（1877年），四川总督丁宝桢有感于川盐运销的弊病，锐意改变川盐奸商暴利，贪宫中饱而盐价猛涨，“贫困农民常年淡食，苦不堪言”的局面，特聘华联辉任盐法道总文案，协助推行“官运商销”新法。华实行新法后，一扫积习，充分显示出了其治世之才。身为商贾与能吏，华联辉仍不失儒家本色，他以为“人者万物皆备于我，上当博施济众，充满乎仁圣立达之间；次亦宜存心利物，求有济于世，庶几吾儒性善之旨”（《清华联辉墓志铭》）。朝廷以其功劳而以知府擢用，但他功成不居，辞不应命，意欲在黔创设书院作育人才，事未竟赍志而没。
对传播儒学，华联辉身体力行，曾出资刊刻《六事箴言》及《菜根谈》等图书赠送亲友乡邻。每次出门，他总是挑载图书，遇上识字之人，随即赠送。“因赠送既多，感到刊刻不便，闻上海活字印刷称便，特选派一乡一人前往学艺，不意所派非人，图个人私利，舍印刷而学修理钟表，竟不返黔。”（华问渠《贵阳文通书局的创办和经营》）
至华联辉之子华之鸿一代，华氏家族的盐商家业更是发达，并开始广泛投资制酒、造纸等实业，一时巨富，以致贵阳有“华家的银子、唐家的顶子、高家的谷子”之说。值得注意的是，在华之鸿身上，表现出超越封建财主传统钱财观的认识：“须知银钱，本天地间公物，特假手于人使用之耳。用得其当则福，不当则为祸。尔等宜望我积德，不望我积财也。”近代社会重要的异动之一就是，一向依附于传统农业宗法社会制度，与传统的商业、银行业和典质业等古老的经济形式保持着密切关系的近代绅商，开始以新的营运方式广泛投资近代工矿开采、交通运输、缫丝棉纺等实业。史家通常将这一群体定性为中国资产阶级的早期形态。他们其中一部分亦绅亦商者，开始摆脱传统士绅与旧式商人的传统生存方式，从事相当规模的实业投资，逐步向符合近代要求的企业家过渡。同近代企业经营发生广泛联系，并由此成为早期近代工商业资本家，是绅商群体近代性转化的基本轨迹。作为承先启后的一代，近代士商群体继承了明清时期儒商教化兴文的传统，又在近代“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历史情境下加以调整，融入了新的时代内容，从而形成了自己的独特个性。史学家马敏在《社会转型中的近代绅商》一文（章开沅等主编《中国近代史上的官绅商学》，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中对士人型绅商社会结构与属性作出这样的分析与概括：“较之于明清时期的儒商伦理，近代士商伦理继承了其中重视德行和教化，强调服务社会和乡里的传统，但更重视推广新式教育，兴学育才与合群结社，实行地方自治、商人自治。总之，士人型绅商群体的出现，是儒学文化对近代商人产生深刻影响的结果。”
维新变革、西学东渐思潮的影响，使一代商人逐渐意识到教育立国、学习西方的重要性。从身份看，华之鸿是一位典型的士人型绅商。在近代教育家严修等人的影响下，华之鸿出任仁怀厅一方儒学训导，涉足教育。这也是他从政的开始。在此后的岁月里，他担任过贵州商务总会会长、省军政府财政部副部长、官钱局局长、财政司长等职务。与东南一地的张謇等著名绅商提出“父教育而母实业”、“国存救亡，舍教育无由，而非广兴实业何所取资以为挹注？是尤大夫所当兢者”等说法相呼应，华之鸿开始捐资推动贵州教育。他创办了贵州通省第一所公立中学堂、贵州优级师范选科学堂、宪群法政学堂等及诸多公、私立小学，以作育人才为急务，在兴办学校发展教育上贡献尤力。因为不惜资财扶助教育，清政府曾赏给华之鸿官衔，但他自认办教育并非为封官进爵，因此辞谢赏赐。
贵阳籍学者、台湾“中研院”研究员张朋园在其《知识分子与近代中国的现代化》（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一书中，以统计的方法得出结论，在清末民初，云贵一地因为教育的落后，识字率仅有百分之六七，远落后于全国，而贵州又逊于云南。张朋园又指出，军阀割剧时期的云贵，政府于教育事业着力甚少，而多赖地方士绅推动。华氏即是教育兴黔的代表性人物。办学是近代商人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严昌洪在《近代商与学的互动与影响》（载《中国近代史上的官绅商学》）中认为，近代商人办学，主要出于四种动机：一是开通商智培养商才，以适应商战之需要；二是提高人民素质，实现教育救国之理想；三是视办学为一种公益慈善事业；四是主动或被动为学校捐款。实际上这四者都有相通之处，无法严格区分清楚。阎广芬在《经商与办学——近代商人教育活动研究》（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一书中分析近代商人捐助教育的动因时指出，教育近代化的启动、经济近代化的推进，是外部力量；而惠及桑梓而对家乡教育事业的投入，对“义”的追求和对国家民族利益的高度责任感以及实现自我价值、渴望达到尽善尽美的人格境界，则是内发力量。华氏家族由实业转向文化，鲜明地体现出了这种历史轨迹。
“昌明教育平生愿，故向书林努力来。”（张元济《别商务印书馆同人》）现代出版业，从近因看大多是近现代教育发展孵化出的产儿。兴办教育，“端赖书籍”，华之鸿“居恒每念吾黔，地处偏僻，文化迟滞，思有以启发之，因与任志清、陈稚苏诸先生创办黔报、贵州公报，以开通地方风气”（华问渠、华怀仁《先府君行述》），他逐渐萌发了创办书局的念想。1908年，以“文以载道，通达心灵”为寓意的文通书局遂告成立。贵阳向称“蛮夷之地”，文通书局使用以蒸汽为动力的大型机器，是近代工业在贵州萌发的标志，也是近代文化企业在贵州的嚆矢。像商务创业伊始停留于简单印刷一样，文通在初期亦仅是一相对单纯的印刷、发行企业，为缓解用纸紧张，同时创办了永丰机器抄纸厂。门市部则以销售书局印制的本省乡贤、名流、官宦的著述为主。
1927年，书局成立图书部，兼及商洽出版、代理全国各大书局出版物之经销业务。与商务等书局在早年进行多元化经营甚至代人销售雨鞋等生活用具相似，初创的文通生产营销也是一业为主，多种经营，销售本局和代销各地生产的文化用品、化学药品、生活用品如花露水、松脂等。清末，贵州一地的教育界一直为教材的缺乏所苦恼。如1912年，贵州教育司向上呈请报告建议采用商务的教科书：“查奉省图书审查机关尚未成立，所有中小学应用图书仍购自外省……又黔省山乡崎岖，交通阻滞，省外学校购买教科用书困难万状，本司为便利学校起见，饬官书局购买商务印书馆所编各书，以便各校就近购买。”（《贵州教育官报》第一年第二期《公牍》第11～12页，民国三年正月三十号贵州教育司编，转引自何静梧《辛女革命前后的贵阳教育》，载中国人民政协贵阳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会编《贵阳文史资料》第2辑，1981）1932年淞沪战火使商务元气大伤，有意将因总馆财力有限而无法顾及的贵阳分馆出顶以求生存。文通念及商务对贵州文化教育事业的贡献，成立“商务贵阳特约经销处”予以支持，承担了全省中小学教科书的任务，因此成为全省图书印刷、发行的龙头，亦成为知识分子传播新文化、新知识、新思想的中心与“公共空间”。但从当时的图书目录看，文通的出版物包括：供大众特别是学童教育方面的图书；贵州地方志书、文献资料；贵州文人、学者著述、宗教医学著述，等等，计一百五十余种，从这一阶段看，文通仍是局限于贵州一地的企业。她期待着历史的机遇，使自己得以到更大的空间去一层身手。
从华之鸿创办文通书局的经历看，其超越前贤的境界在于，作为一位具有维
新思想的企业家，他清楚地意识到自身追求之意义所在，体现出一种迥异时人的自觉性。他在书局青年学生培训班发表训词说：贵州贫困之原因，“未始不由工业颓废，坐失利权”，“忧时之士知非振兴实业不足以济民生”，“自民国成立而后，社会主义（此处指兴办实业以济民生——引者注）逐渐萌芽，营业生利尤为应时之必要”。而中国传统狃于儒生陋见，以工为“贱业”，“使秀颖之才相约不入此途”，这与时代发展是背道而驰的。他希望学生敬业于此，“一艺一能皆可成绩可观，将来出其所学能获利以赡身家，不求于人而足以自立”，“黔之富强将以诸生为嚆矢。”（《文通书局学生毕业训词》）这种思想，顺应了近代社会变革中士大夫由鄙视生产转而重视治生，由坐而论道转而实业救国，由高蹈言虚转而沉潜务实的时代潮流。华之鸿明言自己创办文通之目的，即在于“力矫时弊，造就诸生期于有用，以开风气之先”，而最终“借以提供文明，转移风化”。他以总经理名义在《贵州公报》上刊登广告招揽生意，开首即说：“本局为促进文明，开通风气起见……”华家第三代传人华问渠在《文通书局略历》中说华之鸿创办文通的缘由，乃在于“生于叔季，蒿目时艰。感世运迁流之极，抱文化濡滞之恸；贾倡导教育之余，发流布学术之愿。”华问渠在写于1964年的遗稿《贵阳文通书局概述》（载《贵阳文史资料选辑》第五辑，1982年）中，追述其父创办文通的初衷在于，“因思贵州交通阻塞，新知识传播到黔，旷日持久，若果放任自然，则贵州文化，将永远落于全国各省之后。若欲传播新知识，端赖书籍，莫若创办一所规模较大之书局，既可继承先祖未竟之遗志，且印刷厂可以容纳多人，是亦符合提倡工业之旨”，于贵州之工业、文化之发展，是一件双美并具的好事情（经华问渠之子华树人整理的《贵阳文通书局的创办和经营》一文中也有类似的表述，见《文通》224页）。华家“以启迪文化为宗旨，但认定有益地方，锐意进行，盈绌在所不计”，于文通“总计耗资约白银20万两左右”；永丰纸厂“耗资大洋60余万银元以上”，可谓耗尽家财。而其自身，则世代清风，廉洁持家。华问渠、华怀仁在《先府君行述》中说华之鸿，“每有施与，不使人知，即家人亦不语及。凡遇重大事件，富于果断，独力担当其事，若成辄归功于人。深自敛抑，终身矩步规行，不苟言笑。禀赋素厚，精神健全。每日黎明即起，盥洗后即至书斋，或披阅函件，草拟信札，或手抄先人遗墨，或研求佛典，诵读儒书。每朝至暮，屹坐案前，非遇疾病，昼间决不卧床。……一生生活，不知者以为服食应若何丰裕，其实自奉固甚薄也。”
出版史家汪家熔在其《近代出版人的文化追求——张元济、陆费逵、王云五的文化贡献》（广西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一书中对近代出版的性质作了深入的剖析。他认为，近代出版与古代出版的根本不同，在于其文化追求与思想境界。尤其是鸦片战争后，在民族危机面前，出现了一批不再为小我而游离于社会主流之外的读书人，他们自觉地利用出版工具为改变中华沦为殖民地的命运而奋斗，出版因此进入了与古代坐而论道、仅为一己之不朽而立言完全不同的道路，投身社会变革的浪潮，成为近代社会进步不可或缺的部分与尖兵；到了现代，出版更是自觉地服务于民族解放与社会启蒙。在历史变革的大背景下，更易看清近代出版人群体既继承中国文人固有的关切国家民族命运这一传统，而又通过出版这一工具将其推向极致的历史性文化贡献。华之鸿以实业家身份办文通与商务创办伊始即全力投入出版的起点或稍有异，但为推动教育而致力出版的求索路径，则可谓殊途同归；其创建伊始的规模，或不足以凸显其日后的重要性，但其所体现出的，则是近代民族资产阶级追求实业救国与文化救国的基本方向。
二、抗战时期文人群体的迁移与文通书局的盛衰盈虚
在近现代史上，知识分子有着三次因社会动荡而引发的群体性大迁移，他们的迁移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当时的文化格局。一次是因为戊戌变法的失败，导致以张元济、蔡元培等维新派文人精英南旋，开始疏离清政府；第二次则是在1928前后，因为北洋政府的政治迫害和上海作为租界的繁荣，而导致大批北京作家南迁，各地文化人像候鸟一样向上海归趋，由此使上海取代北平而跃升为文化中心；第三次则在抗日兴起，以京津高校组合为西南联大为代表的大批知识分子关山万里西徙南迁，使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一度西移。每一次知识分子群体的迁移，就带来当时的文化生态某一方面的变化。对于出版业而言，第一次间接导致了商务印书馆从印刷作坊到现代出版重镇的质变与跃起；第二次则使以北新书局、新月书店、《语丝》和《现代评论》等为代表的新文学出版社离开北平，使上海的新书业获致勃兴的大好机遇；而第三次知识分子的西徙南迁，则使重庆成为全国的出版中心，“集中出版单位之多，出版书刊之多，占全国首位”（叶再生《中国近代现代出版通史》第3册，第312页，华文出版社2002年版），给偏居一隅的文通书局带来了千载难逢的发展良机，也使西南一地的新闻出版事业感应时势，在战火之中呈现出勃勃生气。
1937年10月30日，国民政府宣布从南京迁都重庆，以作陪都。西南一地的经济发展转入战时经济状态，国民政府组织的内迁使地方经济呈现出中央化的发展格局。随之而来的，是大批南下的政府机关、社会团体、高校等单位及人员。而作为陪都南大门与交通枢纽的贵阳，也吸引了其中的一大部分。据《文通》一书引述，抗战时期内迁贵州的大学有国立浙江大学（遵义）、私立上海大夏大学（贵阳）、国立湘雅医学院（贵阳）、国立交通大学唐山工学院（福泉）、私立浙江之江大学工学院（贵阳花溪）、国立江西中正医学院（镇宁）、国立广西大学（榕江）、国立桂林师范学院（福泉）、华北农村建设协进会乡镇学校（惠水）等；陆军大学（遵义）等十三所军事学校；国立第十四中学等十八所中学。而贵州新增高校有国立贵阳医学院（1938）、国立贵阳师范学院（1941）等。大量文化团体、大中学校的迁入，使贵州迎来了一批饮誉海内外的教授、学者及文化名人。据统计，当时贵州共有正副教授近三百人，其中包括竺可桢、茅以升、李四光、贝时璋、夏元瑮、苏步青、张孝骞、梅光迪、丰子恺、贺麟、马宗荣、李宗恩、谢六逸、张其昀、翦伯赞等名家；共有知名文化人士二百余人，其中如茅盾、巴金、闻一多、郭沫若、田汉、关山月、徐铸成、萧乾、廖沫沙、张恨水、马思聪、叶浅予等人。连英国学者李约瑟、美国记者史沫特莱等也来贵州访问。与此同时，上海等地的书局与报业纷纷内迁重庆，到贵阳设立分局与分销处。贵阳呈现出战时繁荣的局面，吸纳了西南地区战时最高的知识群体。正如作者在《文通》一书中所分析的：“这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