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4年第11期-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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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尽管华问渠担任着贵州省人民政府委员等要职，但鼎革之际，“时势比人强”，在8月举行的第一次全国出版工作会议上，决定今后出版图书杂志由国家出版总署统筹主持，日后出版将注重分工合作，各专一类。文通只准出版医药卫生方面的书籍。随后，文通在国内的各大分局先后被并人国营出版机构或停业。“由于社会制度交替，经营管理不善，开销过大，营业额下降，致使资金枯竭，长期积累的公私债务越来越重，工人的薪金不能按时发放，供应不起伙食，生产和职工生活难以维持。”1952年4月，文通并人贵州人民印刷公司，走上国营化之路，从此结束了历半个世纪的历史。这种天地玄黄之间的时代变迁，让人联想起原先集编印发三位一体的商务，在五十年代初分别被归于出版、工业和商业三个领域，出版门类大大缩小，1958年后更是被严格限制在出版翻译外国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性著作和中外文语文辞书这一有限的范围内。华问渠在日后自撰《贵阳文通书局的创办和经营》一文中云：“文通自人民政府接管后，走向新天地，工人得到彻底解放；就余个人而言，释去千斤重担，欣快莫名。”当时的华问渠，不过57岁，正值企业家之盛年。
胡适“十问”
■ 散 木
一次偶然在网络上打开了一个有关胡适的纪念网页，显然是在香港或海外制作的，我好奇地发现：这样的纪念一个文化人物的网页，居然还有动画、漫画、反思、介绍、影像等许多的内容，这似乎在我们这边的网上名人纪念馆里是不大看得到的。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它还设计了一组“反思”的问题，让你试着回答如下的问题：
1、你读过胡适的文章吗？读过哪几篇？对他的文章有什么感觉？
2、读完本专题的介绍后，你最欣赏胡适在哪方面的成就？为什么？
3、你知道《文学改良刍议》的八项建议吗？时至今日，文风与民初时已大为不同了，你认为这八项建议对我们写作还有没有参考价值？为什么？
4、胡适把小时候用来消闲、当时从未被人认真对待的书——白话小说，列入中国文学的主流里；经他以崭新观点解释后，小说被视为中国文化的瑰宝。现在你看什么来消闲？你会不会认为，现在所看的书、漫画、电影、电视，有一天会因为你新鲜独到的剖释，而赋有了更高一层的文化意义？
5、胡适所办的《新月》和《独立评论》杂志，皆因为批判当局蹂躏人权而遭禁，胡适本人更一度受警告，又被国民党人撰文围攻。然而，胡适却在1938年泯除前嫌，答应出任中国驻美大使。你认为是什么原因令胡适决定“当官”去呢？假如你是当时的胡适，会不会下同样的决定？
6、你知道鲁迅如何评价胡适吗？你认为为什么直至晚年，胡适仍认鲁迅为同道的朋友？
7、胡适曾赞誉他的学生傅斯年：“他的学业根基比我深，读的中国古书比我多的多。”你有遇上这样赞誉学生的老师吗？请举出一位你欣赏的老师，并解释你欣赏他／她的理由。
8、你喜欢新诗还是古诗？请阐述你的理由。（可以从新诗和古诗在字数、用字、格律、音韵、情感的表达方式等角度来阐释你喜欢的诗种的理由；还可以举出内容相近的新旧诗作并列比较，便可凸显你所喜欢诗种的特点）
9、对于既有的、但你认为不合理的判断准则，你会反对它吗？你认为破坏还是建立一套准则难？为什么？能举一个实际的生活例子说明吗？（最好从一个生活或时事的例子，小如父母给你的规条、课堂纪律，大如社会法规，去阐述你的观点，并请分析反对或顺从准则的好坏之处在哪里）
10、在胡适一生中，有两次重大的打击，对他日后的发展起了决定性的影响：一个是本网页动画中提到的，胡适年轻时因醉酒而被关进巡捕房；另一件则是康奈尔大学1915年拒绝了胡适的奖学金申请。12年后，胡适谓这是教授们“对我所做的最好一件事”，他因而转校，较专注于学业。在你的生命中，有没有遇过类似把打击变成激励的事件？可否举述出来？（除了在学业上，你还可以从运动、校内外活动、旅行经历和生活上的转变等方面，找出你的自己的例子）
这十个问题，方方面面，基本上包含了“认识胡适”这一“普及胡适”话题的主要方面，或者还关乎新文学的历史、中国知识分子的既往、以及对当下中国（两岸三地）教育和民主等的考量，它看似是太平常的，太简单的，或者还多是从青少年励志的角度发问的，不过，如果能够认真地回答清楚这十个问题，也就不容易了。
自由主义的大兴使得胡适这些年大红大紫，历史的尘埃落定之后，人们也颇愿意把那些虽是“过气人物”但其思想遗产却仍然直接或间接影响着当下历史的历史人物重新给以诠释，而胡适，这位曾被称为“中国文艺复兴之父”的历史人物，他的思想、言行，依然在相当程度上处在历史现场的位置上，甚至在某些方面还会对人格成长中的青少年发生典型和典范的作用（如上述提问中的若干之问），这不禁让人想起胡适弟子、曾任北大图书馆馆长的毛子水在台湾胡适墓前题写的墓志铭的句子：“这个为学术和文化的进步、为思想和言论的自由、为民族的尊荣、为人类的幸福而苦心焦虑、敝精劳神以致身死的人，现在在这里安息了。我们相信：形骸终要化灭，陵谷也会变易，但现在墓中这位哲人所给予世界的光明，将永远存在。”
胡适作为一种思想资源，在专家们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如今尤其还需要“普及”，这就如同当下有许多仁人志士热心于编写《公民读本》等，胡适也是需要有一本让青少年来走近、进入其精神世界的读本的，而上述的“十问”，应该就是读书后的“思考题”了。以前我们曾有过不少介绍鲁迅的本子（至于胡适，大概就只有余秋雨们的大作了），不过，能够藏之名山、或者长久能够经受时间的考验、长久激励人心的作品，似乎并不多见，这并非是文笔的妍媸所致，恐怕是与观念的阻障和“宏大叙事”的习成有关，比如上述“十问”中何以“胡适仍认鲁迅为同道的朋友”这一问题，它可是极具紧张的历史张力的，对此可能我们就会是陌生的，或者是不解的。因为我们是习惯于将鲁迅和胡适视为“两军对垒”的人物的，反之，现在也有臆想他们会“相逢一笑泯恩仇”的，这都是“格”出来的历史想象，也皆有悖于事实——鲁迅生前诚然遭到过无数的攻击，但攻击者中却并没有胡适，虽然遥自“五四”之后他们就产生了严重的思想分歧，鲁迅曾就胡适的“整理国故”、会见溥仪、“人权派”立场、对日方针等不无看法，胡适则取“老僧不见不闻”的韬略，采取不与之争的态度，而当鲁迅逝世之后苏雪林等以群噬鲁迅为快，胡适以为“凡论一人总须持平。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方是持平”，这就是胡适，即那个雍雍穆穆的胡适。当然，也不必讳言胡适对鲁迅基于不同政治观和文化观而带出的歧异，在给定的那个具体的历史场景中，他们甚至是参商不相见地被历史长河阻隔着，这何来“相逢一笑”式的旷达和释怀呢？胡适在给苏雪林信中所说“鲁迅狺狺攻击我们，其实何损于我们一丝一毫”，就是这表现之一，后来他在台湾演讲《中国文艺复兴》，在提到鲁迅的功绩后，他又说“鲁迅先生的毛病喜欢人家捧他”，“他要去赶热闹，慢慢走上变质的路子”，也是胡适对鲁迅的一种观照，反之，更毋须说“鲁迅如何评价胡适”了。
认识胡适、认识鲁迅，都不是太容易的事，如果要见一个“奕奕如在目前”的胡适或鲁迅，更是不易。然而，在一个“圣人”们纷纷走下“神坛”的解构历史的时代，它大概也不是太难的事，只要你放低姿态，这样殷殷地“十问”……
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实证分析与价值判断
■ 乔新生
新闻是历史的草稿。面对今天关于国有企业产权改革争论的新闻，不知道未来的历史学家将会作何感想。历史的事实只有一个，但历史的观点却会有很多种，中国国有企业产权改革也是如此。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两权分离，到本世纪提出的产权改革，都将在中国的改革史上留下许许多多的争论。然而，关键的问题在于，我们仍然处在社会历史的演变过程中，关于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还在进行。我们不能大度的认为每一种观点都有自己的合理性，或者仅仅看到这些争论的学术意义，而没有看到他们对正在进行的国有企业产权改革所带来的深刻影响。坦率地说，单纯的学术讨论是没有的，每一个人都是基于一定的利益考虑提出并发展自己的观点。从这个角度来说，关于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争论其实在不同的侧面反映了不同利益团体的价值追求。
现在，关于中国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争论进入到了公众参与的层面。有关学术争论被赋予了太多的道德色彩。经济学家并非不讲道德，只是在进行经济现象分析时，他必须压抑住感情冲动，用自己所掌握的基本假定来解释经济问题。其实，在学术研究中，普遍存在着实证分析与价值判断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和学术方法。实证分析更多地侧重于对经济现象的解释，并且通过既定的经济标准，来判断经济结构的好坏。在管理学中，会计学和财务分析是一种典型的实证分析方法，凡是受过会计学系统训练的学者，都非常习惯于实证分析方法。他们能够通过对现实生活中各种经济现象的归纳整理，找出问题的症结所在，并且根据自己的学术积累，提出改进建议。事实上，当前中国恰恰缺少具有实证分析能力的经济学者，缺少在关于国有企业产权改革问题的研究中用数据说话的实证分析学家。
在整个社会利益阶层不断分化的今天，道德判断成为了最为丰富也是最为混乱的判断标准。即使面对同样的数据分析结果，不同的人也会作出不同的道德判断。急切地将道德判断标准引入到国有企业产权改革问题的讨论中，不但无助于得出正确的结论，反而会在社会引起更加激烈的争论。正因为如此，我们反对将学术问题泛道德化，或者利用泛道德的标准衡量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成败。现在关于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争论，已经有泛道德化的倾向。故意将学术上的理性判断标准和道德上的判断标准混淆起来，不是一个学者应有的态度。
然而，学者在进行国有企业产权分析的时候，也必须顾及到社会基本底线。换句话说，学者在进行实证分析的时候，要根据现代社会公认的法律准则对经济现象作出评判，这种评判不具有强烈的道德色彩，但也不是简单的价值分析，而是实证分析的有机组成部分，因为市场经济是一只“看不见的手”，法律规范则是这只“手”的有机组成部分。脱离了法律判断而进行的所谓的经济分析，是一种毫无价值的纯粹“自然主义”的经济学说。
把法律标准作为评判经济现象的最后尺度，经济学家就不可避免地要面对司法上的问题。当某些企业家认为自己的经济行为没有触犯国家的法律，而经济学家分析的结论却认定产权改革违反了国家的规定时，这些企业家很有可能拿起法律的武器，捍卫自己的利益。在有些情况下，虽然经济学家并没有公开指责企业家的行为违反法律，但在进行经济分析的过程中，使用了不恰当的甚至侮辱性语言，那么，经济学家也可能会面临司法诉讼。从这一点来看，这是现代经济学家遭遇的特有风险。
一些经济学家沉浸在传统古典经济学或者新制度经济学的学术氛围中，用假定来建造自己的逻辑大厦，其结果是既误导公众，又践踏了学术的尊严。不客气地说，我们有些经济学家已经习惯于将自己的意志凌驾于公众之上，他们常常用批判的眼光来看待中国现行的法律规则，在许多时候已经到了藐视法律的地步。在他们的眼里，通过广泛征求公众的意愿制定出来的法律规则是靠不住的，或者说是没有价值的，只有他们的理论推演才具有实践意义。这种“法律虚无主义”导致当代中国在产权改革问题上出现了许许多多奇怪的学术理论。目前，亟需对这些理论进行法律上的批判和澄清。
在中国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问题上，我们并非无法可依，从上个世纪的九十年代到现在，颁布了近百个关于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司法解释。尽管按照现在的立法体制，我国有些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还不能很好的适应社会的需求，但从总体状况来看，我们的很多改革正是在这些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司法机关的司法解释引导下逐渐推行的。对于改革中出现的某些问题，我们仍然可以用立法的方式加以克服。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经济学中的实证分析，首先应该建立在法律制度的判断基础之上。
处在转轨时期，应该鼓励学者对中国国有企业，特别是对“公开性”的国有企业，进行具有建设性的学术批判。在这一过程中，有些学者的结论或许是错误的，但他们提出的问题会引起立法部门或者有关政府部门的注意。作为经济学家，应就同行的实证分析结论进行批评，而不是揣测学者的学术背景，或者进行人身攻击。
当学术问题放在公众的视野里，让公众参与讨论，非学术性声音的出现几乎是无法避免的。负责任的学者应在尊重公众意见的基础上，系统地表达自己的学术观点。经济学家研究的是“济世之学”，不可能关起门来拒绝公众参与讨论，但是，不能将学术做成政治活动和艺术表演，追求轰动的效应。
用这个标准来衡量，有些事情确实值得检讨。譬如，一位学者通过对个别上市公司的财务状况进行系统分析，得出了必须暂停国有企业产权交易的结论。这样将个案分析的结论扩大到整个经济领域，是与实证分析的逻辑方法相悖的。不论中国的上市公司有多少，也不论上市的公司存在怎样的问题，它们毕竟不是中国国有企业的全部，某一时间段内，上市公司财务状况的好坏不等于中国所有国有企业财务状况的好坏。当我们不自觉地将学术结论扩大化以后，虽然能够引起一些喝彩与共鸣，但在学术上恐怕是难以成立的。
中国的国有企业的确存在许多问题。我们可以探讨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合法性问题，可以探讨国有企业产权改革会不会导致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甚至可以探讨国有企业私有化的可行性问题。但不能把个别的结论当作普遍性结论。正如有些学者所说，即使在发达的欧洲国家，国有企业仍然具有广阔的生存空间。
中国的国有企业产权改革显然具有自己特殊的难题。目前被广泛认可的国有企业退出机制，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为了减少竞争性领域国有企业的比重，向某些发达国家看齐。这样的改革自然会引起广泛的争论，因为在国有企业产权转让的过程中，必然会发生利益的再分配问题，导致一部分生产关系发生根本性的变革。
有的经济学家认为，我们不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