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4年第11期-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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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利者天下公器，骤得暴有，自然物议及身，秋风秋雨，在所难免。余先生对于“文革”这一段，对于遭到的批评，其实蛮可以学学余先生曾经称引过其诗，最近仍表示敬佩的余姓诗人的做法。近年在余光中热中，有人翻拣故事，指出其在上一世纪七十年代，对文坛论争对手陈映真等罗列联共等罪名，私下或公开告密。对此，余先生（光中）表示有话讲要澄清，却一直光打雷不下雨，此事也就不了了之了。俗话说；屎不挑不臭。说得好。
庾信文章老更成
■ 周 瑾
余敦康先生是著名哲学史家，在易学和玄学两个领域的研究，以功夫深见识高而为学界所重。创办《原道》的陈明，亦出自先生门下。第一次见到这位仰慕已久的长者，是在今年春节前的什刹海湘莱馆岳麓山庄。陈明与老师定期碰头，聚餐、饮酒、闲聊。师徒二人那种直率、真性情，确是让我开了眼。陈明在老师面前没个学生样，争到激动处，扯着嗓子大呼小叫、拍桌子捋袖子。余先生则稳坐一旁，大口吸烟，不为所动，关键之际沉喝一声“陈明”，然后一二三举出几条反面论据。弟子不服，又跳将起来……对陈明，余先生可说是许其识、嘉其气而恨其懒、笑其狂。
那次聚餐时间很长，余先生谈了很多很多，从儒家的核心理念“亲亲”、“尊尊”，到禅宗与庄子的关系，从当代中国思想文化格局，到全球化浪潮中的国际政经形势……老人七十四了，谈笑间却无丝毫衰暮之气，忧患意识在他这里，与积极向上的朝气、刚健有为的精神结合在一起。虽然他总是说自己老了，这辈子一事无成，但对中国文化、中华民族的未来，却有一种大无畏的乐观。
印象最深的，是余先生对外来宗教大规模发展的看法。中国会不会基督教化？中华文化会不会被外来文化阻断？这是我一直深忧于衷的问题。没想到，古稀之年的余先生淡然一笑，“没关系”。“如果十三亿中国人都信了基督教，那变的绝对不是中国，而是基督教！”老人的话，让我想起一首著名的歌：“古圣和先贤，在这里建家园，风吹雨打中，耸立五千年。中华民族，中华民族，经得起考验，只要黄河长江的水不干，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千秋万世，直到永远……”
这样一种悲慨从容，刚健沉着的后面应该是自信与担当。
第二次见到余先生，是《原道》几位同仁席间对余先生作了一个访谈。陈明和我去接余先生，途中问老人，现已过了孔子的年纪，对夫子有什么新的理解？余先生认真的说，觉得孔子很亲切，也会犯错，也会生气，是生活中真实的人。释迦和庄子也都很好，但还是觉得孔子最亲。
访谈很随意，拉家常般的对谈。余先生一杯一杯自斟自饮。余先生对心性儒学的反应给人印象很深，他坚决不同意对儒家作泛道德主义、道德形而上学的理解，特别强调儒家价值理想的实践性和操作性。儒学绝不能离开政治，理和势要互相结合，使权力的运作不断地改进，这才是以天下为己任，才合儒学经世济民的宗旨。谈到少儿读经，他说，这是远远不够的，“把振兴儒学的希望寄托在小孩子们身上，行吗？”后来，陈明说，老师并不是反对读经，而是希望我们这些新一代学者眼界要更高，气魄要更大，快点冒出来，希望有高层决策人士接受儒学理念，“以理转势”。
果然，席间余先生又举出余英时先生《朱熹的历史世界》，说三代王道的重建，才是北宋五子直到朱熹、陆九渊进行思想学术探讨的起点和目标。我读过余先生研究北宋易学的著作，名字就叫《内圣与外王的贯通》，跟那位钱穆先生门下的余先生一样，他强调儒家的心性学说不是虚的、空的，而是紧扣历史时空、现实世界。他说，新儒家对宋学的那套解读，是从黄宗羲那里来的，而用哲学解读儒学，则是五四以来西方中心论和知识中心论的产物。
在余先生看来，对传统文化的宏扬，必须从文化战略上有个通盘考虑。贤者识其大，不贤者识其小，琐琐碎碎不是儒者的风气。北宋儒者真正关心的是“国是”——秩序重建，南宋虽然向内转，最终目标仍是指向国与天下，要在社会政治领域见得儒者之效。谈到这儿，余先生提高了嗓门，一字一顿：“文化应该是有力量的！搞儒学不考虑战略的问题，是根本不配搞儒学的！”
面对全球化浪潮，什么是中国的文化战略？余先生认为就是文化本位，真正把文化主体意识确立起来，就能以我为本主动去迎接、拥抱全球化。这需要开放的胸怀和现实感。儒家传统一定不能搞成泛道德主义、复古主义，面对现代化、全球化，儒学绝对是个强大的精神动力，但这需要我们实实在在去做，在做的过程中又要分清主次本末。余先生认为，文化的本质是力量，培固起自身的强健体力，才能够面对苦难。德本身也表现为一种力量。中国文化中儒道结合、刚柔相济的强，可以“百炼钢化为绕指柔”。文化不是虚的，可以变为人格，人格也不是虚的，而是一种力量。有了中国文化培育的这种力量和元气，可以走遍世界，有招无招、左右逢源。余先生强调，一定要有这种自信。
要确立自身的文化主体性，就得对五四以来的反传统有一个反思。传统是丰富的，可以做各种各样的解读，归根到底是要有利于现代。余先生对陈明近来提出的“即用见体”颇为赞许。“用”，就是要落实到社会政治领域中，落实为战略规划与秩序重建，但这不是个建构的过程，而是与历史文化的自然发生相承续的，是由秩序生出天道来——由用生体。儒学强调政治性的操作，政治性操作一定要有合法性，有政治理念，社会、政治秩序要有根据，这些方面正是儒学优长所在。儒学由用生体，从生活方式和历史积淀中来生发价值理念，这是在中国这片土地上自生自发所形成的。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传统是打不倒的，在中国这片土地上，中国的文化是不可改变的。因为以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不是思想，而是生活方式，具有内在的自我调节和自我更新能力。从制度上说，儒学确实是解体了。但儒学的“魂”还在，儒学和中国文化价值本体不会死，它活在中国人的心中，必然要寻找新的落实形态。
针对以专制主义责难中国文化的观点，余先生激动地说，中国文化绝对不是专制主义，儒家一直对专制主义进行批判和调整。任何东西的异化都不可避免，中国儒道被政治所异化是历史的通例，但异化不影响这个文化的超越性、崇高性、永恒性。他笑着对陈明说，你批评刘泽华的王权主义说，招式太笨了，“你要理解人家的用心。我就只是跟他开玩笑，搞解构主义——这叫无招胜有招。”
余先生说他从小就爱看武侠，练铁砂掌，可能酒喝得有几分好了，说到这儿，还煞有介事似的推出一掌。他说：为人在世，我是最欣赏男子汉气概的，对权威的东西敢于反抗。不管女人男人，做为一个中国人来说，就是活一股气。气的底蕴在文化。中国人没法学习西方人的文化，也没法学习印度人的文化，中国人有自己的文化，必须从自身文化的良性资源中转化出新的道路来。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脊梁骨，不举农民的例子，就说打工的人们在城市里，受尽了气，但他们坚强地活下去。活下去，这本身就是力量，这个力量可以应付一切。
余先生信守儒家的立场，认为儒家与生活相通相俱，是深深含藏在民族土壤和民族生命中的。“这不是我个人的，是中国老百姓的，我和他们是共命运、共呼吸；这个我深有体会，我在底层生活多少年了，我知道。我的立场就是儒学。”有了这样的气度，才能挺立起主体性，勇于接纳、融汇各种思想学说，找到儒学和它们的结合点。不争论、不对立，重要的是因应，从实实在在的层面证明儒学对于树立中国人的文化主体意识的作用。这才叫文化上站起来了。余先生认为，新左派在中国的表现实际上是个民族主义，它肯定了这五十年来，中华民族站起来的努力。这一点不容否认，但在文化上能不能站起来呢，这个问题没有解决，现在就要解决。自由主义在中国现在现实政治生活中，有它的批判功能，而且这个批判的功能大于儒家，这值得儒家反思。说到当代儒家，余先生断然否定当代中国有儒家，不管是他这一代人，还是五六十年代人。他寄希望于来者。
除了余英时先生，一边吃臭豆腐，一边还提到了德里达、福柯、哈贝马斯、罗蒂。他说，这些都是他的同时代人，他们是世界级的哲学家，而自己什么也不是，不可能形成体系。为什么呢？因为时代，我跟着我们的民族一起受苦受磨难，也没什么可后悔的。“因为我能凭我的力量，能够挣扎着活下来，并从这里面领悟到中国文化内在的深厚，也可说是幸事一件了。”陈明提到钱理群先生研究北大右派的文章，余先生特别高兴，“它把我作为一类，与谢冕、张炯他们比较……”后来我找到文章，觉得余先生“这类”的真正特点在于，作为一个中国人，一个儒者，他对西方近代以来的人文主义，如自由、平等、博爱这些价值，同样从心底接受、信奉。
也许正因为思想的底色有此不同，余先生的思想言行，都散发着性情的光彩，自信而不自恋，保守而不顽固，深刻而天真。他很清楚同时代人的心路历程，一再说大家不容易，汤一介、庞朴、萧楚父都脱胎换骨，一再转换思路，后人要同情地理解他们。余先生表示他对自己也非常不满，因为有时也不免乡愿。但也正是在风雨曲折中他认识到，精神的力量总是在人的生死关头，苦难关头才能显现出来。中国文化的力量尤其体现在苦难关头。人生是磨炼，不是修炼，在“磨”中安身立命、泰然处之，就是中国文化的真精神。
热血青年，二十年右派；珍爱孔孟老庄，向往现代文明。对七十多年的曲折坎坷，矛盾纠结，余先生说我只能说我已经尽了自己的努力，无怨无悔。“我已垂垂老矣，做不出更多的事了，心有余而力不足。也没什么关系，我对未来还是抱有希望的。这一个月，出生不久的小孙子天天哇哇哇地叫，出版社催的书稿一拖再拖，我只能对着他傻乐。未来是他的。尽管我写了好多书，未来的世界不属于我，属于他们。所以，我对自己说，你要服从他，为他喂水把尿，为他让路。生生之谓易嘛！”说到这里，又是呵呵一笑。 “庾信文章老更成”，说的从来就不只是文章，更指一种人格，一种生命的境界。在余先生这里，又一次得到验证。
当康德遭遇国王警告
■ 梁志学
康德生活的时代，我们现在很能理解。对于在莱茵河彼岸如火如荼地开展的伟大革命，他只能在与友人会聚中慷慨陈辞，论证从专制到共和的合理性；在讲坛上，在论著中，他是绝对不谈这个课题的。他进入了远离政治的宗教哲学领域，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但这也同样给他惹来了麻烦。
这件事发生在“三大批判”完成以后。1791年，在柏林就有人传说，书报检查机关向普鲁土国王威廉二世暗进谗言，建议禁止康德发表著作。不过，这毕竟是谣言，因为当年康德还在《柏林月刊》上发表过文章。但在1792年康德要发表文章，却受到了当局的阻碍。他先后给《柏林月刊》寄去了两篇文章。第一篇刚通过审查，第二篇就遇到了这个国王新发布的加强书报检查的命令。命令中说，大家都看到了一个伟大国家发生的悲剧，在那里，过度的思想自由导致了国家根基的崩溃。结果，不仅后一篇没有通过审查，连前一篇也被禁止发行了。在这种情况下，康德便将这两篇文章索回，与他新写的两篇合到一起，以《单纯理性界限内的宗教》为题，送往崇尚思想自由的耶拿大学哲学系审查，终于在那里获得了印刷许可证。
《单纯理性界限内的宗教》（柯尼斯堡1793年）的发表，获得了革新派的欢呼，同时也引起了守旧派的反对，甚至有小道消息说，国王已经致函宗教与司法部部长韦尔纳，表示再也不能让康德贻害人民的著作存在了。书报检查机关仍在大力贯彻取缔言论自由的措施，不仅查封刊物，而且限定了教学课程。康德密切地注视着这种事态的发展，同时也给自己准备了后路。他在1794年5月写给《柏林月刊》主编比斯特尔的信里说，人生是短暂的，自己已经年逾七十，希望在地球上能找到一隅之地，在那里安度晚年。
如果说康德晚年在1793年9月发表的《理论上正确的，实际上行不通》和1794年4月发表的《月球对天气的影响》，还没有给他带来什么麻烦的话，那么，他在1794年6月发表的《万物的终结》则引起了轩然大波。封建主义卫道士们猛烈抨击他，说他诋毁了基督教教义；在社会上普遍地流传着一个来自官方的消息，说政府将让他做检讨，或让他辞职。有一位在不伦瑞克担任公职的友人，为他的处境担忧，诚恳地请求他到那里避风，他还不以为然，认为自己并没有犯法，那种传言实在不足畏，因而婉言谢绝了这个请求。
书生毕竟是书生，封建专制主义的统治者们是不可能按照法律办事的。10月12日，一封由韦尔纳奉“国王陛下的特别命令”写出的申斥信寄送到了康德的寓所。信中写道：“我们的陛下很久以来就怀着很大的不满，看出你怎样滥用自己的哲学，去歪曲和贬低圣经和基督教的一些主要的、基本的学说，看出你尤其在你的《单纯理性界限内的宗教》一书和其他短篇著作中怎样做过这类事情。我们一直期待你做出某种改正，因为你本人必定清楚，你的这种作为怎样不负责任地违背了你作为青年导师的职责，违背了你清楚地知道的我们国君的旨意。我们要求你尽快做出十分认真的辩白，并且为了避免失去我们陛下的恩宠，期望你今后不要再犯诸如此类的过错，而是要按照你的职责，运用你的声望和才能，使我们国君的意向日益得到实现；否则，你执拗不改，肯定会招致不愉快的处置。”
康德对抗基督教正统神学，倡导理性宗教，触动了封建专制的精神支柱，终于受到了惩治。我们当然不知道他在收到申斥信时怎么想的，但他立即做出了书面回答。康德在回信中一方面否认自己违背了国王的旨意，认为自己的那些受到指摘的著作不过是在学术界内部对宗教所作的一种哲学考察，旨在确定宗教怎样才能纯洁而又有力地注入人们的心灵；另一方面他也不得不向国王写出这样的“誓词”：“作为陛下的忠实臣民，为了避免嫌疑，我将绝对保证完全放弃一切有关宗教题目的公开学术活动。”
虽然当局考虑到康德在国内外的学术地位，还不敢罢免他的大学校长职务，但一个人出事总会牵连他周围的很多人。果不其然，当局把柯尼斯堡大学的神学教授和哲学教授都看成了可疑的反对派，勒令他们宣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