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4年第11期-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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揆诸人类历史，当年深深困扰托翁的这种矛盾，人们至今仍在思索，依然引起激烈争论……
这些精彩的历史特写将那瞬间的“关键时刻”延长、放大，使我们能够读到历史的心灵，感受到历史的“灵感”。正如茨威格所说：“历史是真正的诗人和戏剧家，任何一个作家都甭想去超越它。”
被革命所捕获
■ 丁国强
革命者不仅是一个时代符号，是集体声音的传递者，而且也往往是一个具有强烈欲求和怪异性格的人。创伤记忆与病态心理对于革命者的行为动机和价值选择发生着怎样的作用，一直是一个精神秘密。美国学者威廉·布兰察德的《革命道德——关于革命者的精神分析》一书，运用弗洛伊德的无意识理论，对卢梭、列夫·托尔斯泰、克鲁泡特金、劳伦斯、甘地、马克思、孙中山、格瓦拉等革命者的深层心理进行了个案分析。其最重要的一个观点就是，认为施虐——受虐倾向是革命人格中的根本特征，布兰察德不厌其烦地用这一理论来论证革命者的苦行、禁欲、道德激情、救世冲动和殉道精神。其分析不乏牵强附会的地方，许多结论也有失偏颇，但是，他提出问题的角度和分析问题的方法对于审视革命者的心路历程无疑是有益的。
革命者是现实秩序的反叛者，也是内心冲突的承受者。革命者的成败、荣辱化作云烟之后，其浪漫气质和人格魅力却作为一种审美元素沉淀了下来。庸人坚信，革命者身上正是由于有一种神力或魔力缠附着，才这般坚韧、孤注一掷，而且在绝望中重生，成为一个时代的象征。健康理性的养成需要一个宽松敞亮的环境，而这对于革命者来说，无疑是奢侈的。他们不约而同地成为周围环境的敌人，他们对社会不公、贫富不均、人心险恶极为敏感，从而产生了为沉默者、卑微者代言的冲动。革命者比庸众更早、更强烈地感受到了地狱的存在。但是，诅咒不是他们所选择的表达方式，他们反而在残酷中体验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快乐。这种受难心理同理想主义和自我牺牲精神汇合在一起，就会形成一股强大的精神力量。应当看到，革命者极端人格的形成本身就是对人类和谐生存的一种潜在威胁，在公共人格缺失的情况下，革命者以单数的形式发言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弥补了时代的一种需要。这不仅是个人意志的胜利，也是“超我”的实现。革命者对主流道德的拒绝和背叛，虽然招惹了既得利益者的愤恨和攻击，但却无意之中给“沉默的大多数”以希望。他们在为人们解开道德束缚的同时，也获取了庸众对其确立新道德标准的期待和依赖。这样一来，革命者在捣毁旧信仰的时候，就背负着塑造新信仰、表树新权威的重任，这是对革命者的一种无形的心理放纵。“主人道德”是和“奴隶道德”相呼应的，过分的强力期待会促使革命者陷入暴力崇拜之中。布兰察德发现，革命者的施虐恰恰来自心底里的受虐创伤记忆。作为一种补偿或替代，他们会无比放肆地执行自己的意志，而将政治权力的破坏力推倒极致。即使是在不掌握真理的情况下，居然也能够疯狂地杀人！
精神能力的过度释放让革命者兴奋刺激，也令其疲惫不堪。癫狂本身就是一种挫伤。这一伤口的疗救和恢复只有通过“受虐”来实现。在卢梭、托尔斯泰、甘地等人身上我们都会发现惊人的忍受力，他们不停地退让、屈服，甚至主动去寻找挫折，寻找失败。他们不但在这个过程中体会到了前所未有的满足和快感，而且也在压抑和困窘中积累了爆发的能量，为其成为英勇的反叛者创造了条件。用这种方式来分析革命者的苦难情结也许可以解释革命者在胜利和权力面前的迟疑和徘徊。他们常常用规避权力的方法来延长反对者的角色。这就给革命增添了几分非功利的审美色彩。对革命和动荡的痴迷实质上是对人民幸福这一革命目的的逆反。
革命者在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中，享受着其乐无穷，可是大多数人则希望尽快结束混乱，过上平和安静的日常生活。然而，革命者却很难从惯性中停止下来，在崇高目标下保持革命姿态，于外在道德和内心欲望都似乎是有益的。一旦革命形象成为革命者的美学理想，革命就会泛化和游戏化。成功和胜利并不能消解根深蒂固的革命情结。有些人渴望回到起义造反的旧时光，有些人企图保持野外那种艰难困顿的革命境界，还有的不断增长着一种不合时宜的警惕性和唤起群众觉醒的冲动。在革命范式的困缚下，革命者成为不能停息的远行者。革命则像是一台高速运转的机器，轰鸣着，咆哮着，个人的力量在它的面前显得无比渺小。
革命者的童年记忆和早年经历，被心理学家津津乐道。对于个体生命来说，为了生存所付出的精神代价是难以磨灭的，所遭受的鄙视、侮辱、嘲笑和绝望像种子一样埋藏在内心之中，直至有一天长成遮天蔽日的大树，开出“恶之花”。革命者大都是被扭曲的天才。劳伦斯故意将自己置身于生命的危险之中，晚年的托尔斯泰执意要从舒适的环境中出走，卢梭一生都生活在自己造成的窘境之中，孙中山一直将自己说成是失败者。这种回归险恶的选择源于内心中的原型记忆。对“原我”的忠实造成了自我的分裂。革命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实行，不仅要靠历史环境支持，而且也与个体的精神状况密不可分。青年毛泽东说：“吾人生之活动服从自我之活动而已”。革命对大多数人来说只不过是解决不合理现实的一种工具而已，但是对革命者来说，革命是一种信仰，是生命本身。他们认同受压迫者，主动加入受难者的队伍，便一发而不可收拾，以至于无法接受被革命所抛弃的命运或结局。即使是革命作为一个社会目标宣告结束，他们却依然倔强地固守着对革命的个人想象和幻觉，从而造成了革命与人生的双重悲剧：
革命者在个人德行上极端苛刻。他们非常憎恶存在于自身的人性缺陷，实施了超乎常人的自我折磨。这给他们带来了广泛的道德声名，但是，与政治道德相伴随的往往是内心中挥之不去的罪恶感。卢森堡说：“恐怖恰恰是败坏道德的。”（《论俄国革命》）革命的残酷、血腥和无序使得建设一个美好社会变得不可能，这恰恰是革命的反面。被革命所捕获的革命者困扰在灵魂的牢笼里面，如同饿兽一样可怜。遇到的反对越多，他们越是固执己见；经历的苦难越多，他们越是钟情于苦难。他们用革命来排遣孤独和苦闷，可是，革命又给他们带来了更大的寂寞和更深刻的孤独；革命给他们带来妙不可言的巅峰体验，却又将他们推人心理的绝境。革命也是人类的一种病症。如果革命不能给人类带来更大的生命意义和更高的生存境界，那么，所谓的革命很可能只是一个口号，一个招牌，一场混乱，或是革命者的“自娱自乐”而已。如果攻击性的革命家不能够自觉地学会自我限制，自我约束，无休止地进行自我扩展的话，革命就会在权力的诱惑下演变成为一场灾难。鲁迅说：革命是教人活而不是叫人死的。无论如何，日常生活不是革命的对象。放弃了对日常生活的抚摸和关爱，革命就会成为乌托邦。具有峻风一样批判风格的革命家马克思在儿子穆希病死在自己怀抱里的时候，写下了这样的话：“我曾经历过所有的不幸，但只有现在我才知道什么叫作灾难。”人的自由与幸福是革命的最高原则，除此之外，什么东西都不能够支配它，控制它。
此恨绵绵
■ 刘得手
法美两国从来不曾交战，法国堪称是美国最古老的盟友，但法美关系长期不和又是不争的事实，甚至于可以说法国始终是一个“反美主义”最为强烈的国家。为什么会这样？法美在伊拉克问题上的尖锐对立愈发刺激了人们对这个问题的追问。
由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菲利普·罗杰著，新华出版社翻译出版的《美利坚敌人：法国反美主义的来龙去脉》（以下简称为《美利坚敌人》）一书对这一问题作出了回答。菲利普·罗杰声言，他早在9·11事件前几年就已动笔写作《美利坚敌人》，他的写作并未受到这一事件的影响。尽管如此，9·11事件后法美关系龃龉，特别是由伊拉克战争而引发的法国“反美主义”浪潮，却使这本书的出版恰逢其时。
《美利坚敌人》一书的难能可贵之处在于它在相当程度上揭示了两个多世纪以来法美关系的内幕，展示了两国间关系的真实状态。读罢此书一个最深感受就是，法美两国在伊拉克问题上的争吵完全是自然而然的事，没有什么值得惊讶的。而这正是《美利坚敌人》一书的重要价值所在。
法国为什么这么反美？这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菲利普·罗杰认为，这个问题“只能从历史和文化层面上法国的反美情结来解释”。他强调，他写作《美利坚敌人》时的“首要信念就是：绝对不能在研究法国的反美情结时脱离它所存在的长期历史进程。”同时，由于“反美主义在法国是通过言论而赢得了众多支持者的，这种支持并不一定伴随自己亲身感受到的敌对情绪。”为此，罗杰集中透视了十八世纪下半期以来法国的反美言论，以此为线索探讨法国反美主义的来龙去脉。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美利坚敌人卜书是一部内容极其丰富、翔实的法国反美主义言论史。
罗杰指出，“反美主义在法国不仅有一部历史，它也有一部史前史。”这段史前史始于1750年前后，也即在美国成为一个独立国家之前，法国就对其所在的新大陆拉开了审判的序幕。自那时起，法国就再也没能摆脱后来被称之为“反美主义”的那种情绪的困扰。对于诞生在北美新大陆的美国，法国人倾注了太多的负面情感，起初是诋毁、蔑视，继而则是疑惧和怨恨。
在整个十八世纪下半期，也即罗杰所说的法国反美主义史前史阶段，在法国自然学家布封、哲学家伏尔泰和历史学家雷纳尔等人的笔下，美洲大陆是一个“不幸的大陆”。它是一块死气沉沉、令人讨厌和忧伤的土地。在那块土地上，动物是退化的、萎缩的。那里的狗不会吠叫，植物是有毒的，居住在那里的人智力迟钝，他们的肉体和精神都软弱无力。这样一幅暗淡的美洲图景出自于这些法国知识界名人之手，足见他们对美洲的偏见是多么的根深蒂固。为了根除这种偏见，富兰克林和杰斐逊都曾先后投人到为美洲同时也是为美国正名的论战。为了达到目的，杰斐逊甚至不惜代价地从美国东北部带来了一头驼鹿，为的就是让远在法国的布封看一看真正的美洲驼鹿！
在整个十九世纪上半期，法美两国关系徘徊不前，法国人对美国的印象也一直停留在以往的状态。然而，法国的反美主义言论却有了新的发展。继自然学家和政治学家之后，艺术家、美学家和享乐主义者也参加了进来，他们着重批判的是美国在艺术上的贫瘠和生活上的清苦。斯汤达用轻蔑的口吻谈到美国“没有歌剧院”：一位名叫沃尔内的天主教主教则把美国说成是一个“有32种宗教，只有一种饭菜”的国家。当年流亡美国的法国外交家塔列朗更不掩饰他对美国的厌恶，他说：“如果我在这儿呆上一年，我必死无疑。”法国现代派诗歌的鼻祖、大诗人波德莱尔比这些人还要激进，他认为，“这个世界的末日就是它的整个美国化。”
十九世纪下半期，有两大事件对法美关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一是美国内战，其二是美西战争。罗杰不惜笔墨描绘了法国人当年对美国内战的反应。罗杰揭示了法国人那种隔岸观火的心态，披露了他们对战争结局做出的不怀好意、一厢情愿的预测，即美国的南北战争将使这个国家走向分裂。这一幻想的落空以及内战后美国的加速重建都令法国人感到震惊，他们担心，美国人的征服欲不会就此止步，内战只是他们对别人发动攻击的先兆。因此，美国内战不仅促进了法国反美主义的定型，而且也可以说是法国反美主义的一个转折点，从此以后，法国人情感上对美国的蔑视被心理上的疑惧所取代。1898年爆发的美西战争加深了法国人的疑惧，同时也让他们对美国感到愤怒，法国公众的反美游行示威此起彼伏。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外交部曾热切地期待和寻求美国的增援，因此，当美国大兵高呼“拉斐特，我们来了！”确实一度让法国人非常感动。但1917年由美国参战而结成的法美友谊只是昙花一现，很快，法美关系重新变得冷淡和敏感。法国人不仅质疑美国参战的理由和目的，而且质疑美军参战所发挥的真正作用。1920～1940年间，法美两国争论的主要问题是战争债务。二战后，美国政府实施的马歇尔计划则使法国旧债未还又欠新债，法国人的反美情绪因此更为高涨。他们认定自己“不欠美国人任何东西，甚至不承认是美国人从纳粹手中解救了法国。”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成型的新反美主义基于这样的认识，即法国已沦为美国的殖民地，并正在遭受美国的侵略，因而，这一新反美主义是以对美国的怨恨为基调的。
罗杰认为，反美主义在1914年就已经是精英和知识分子们的事情了。起初站在前沿的大部分是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政治学家和心理学家，从1920年开始，文学家、人道主义者、唯灵论者、诗人和思想家相继走上前台。尽管这些人来自不同的阶层，具有不同的意识形态背景，但其反美言论却表现出惊人的一致性，即他们都倾向于将分析的对象种族化。在这种分析中，扬基人、盎格鲁－撒克逊人或曰“美国种族”的特点越发清晰起来，他们贪婪、粗暴、沙文主义和逞强好胜。法国人着魔似地揣摩“美国种族”的方方面面，他们剖析美国女人、美国少女、美式足球，甚至于美国人的下巴和牙齿等等，得出“美国佬的典型”就是“暴力、可憎”的。面对这样的敌手，法国文人们呼吁筑起“马奇诺防线”，法国人“转入防御”，以保卫法国，保卫欧洲，保卫人类，保卫精神。
法国知识分子在为维护法国的特性、追求“世俗伊甸园”似的法国梦而战。他们对美国人的极端天性以及“盎格鲁－撒克逊”式社会关系中令人恐惧的暴虐展开了无情的批判。他们抨击美国的城市、建筑、街道、电影、技术、机器、选举、教育、宗教、慈善等等。在这些人看来，专制是美国生活方式的真实体现，因此，他们通常将美国与苏联和纳粹德国相类比。
《美利坚敌人》向读者暗示了这样一个判断，即法国人的反美主义源远流长，除极个别的十分短暂的时段外，法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