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4年第11期-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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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了老半天，其实还是枝节问题。现在我想抛开是非，谈一点个人的感受。从“公共知识分子”评选这一事件和围绕这一事件所产生的鼓噪中，我感觉有一种不良的气味，即经过相当一段时间的沉潜，中国的知识分子渐渐有了自我臌胀自我神化的迹象。争当传媒宠儿，重视话语权的掌握，也许不是坏事，但如果无视于当下的现实，误把小圈子的捧抬当成了话语权的奠定，那肯定是于自己的前进有碍的。现在还不是公共知识分子唱高调的时候。而影响中国云云分明就是一种高调，试问一下，到底是吴敬琏型的经济学家还是厉以宁型的经济学家更能影响中国？现在是网络时代，私下觉得网络这种特殊的传播方式可能更容易让一个人膨胀起来，你在网上发一个帖子，突然一下子有了几十乃至上百个跟帖，仿佛到处都有你的拥趸者，在这个时候，人是容易膨胀乃至迷失起来的。而审视这份名单，有些人也正是网络名人，只是网络名人，离开网络，其影响力能及于何处，是大有疑问的。也许策划者说这种评选虽有商业味，但还有对“公共知识分子”表示敬意的蕴含，那么我要问，像高耀洁这样埋头做事的知识分子会因为这种敬意而做事顺利起来呢，还是相反？上榜者之一，被人称为“网络意见领袖”的王怡在这次评选中说了句“知而不言是一种罪”，网上流传很广，而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这也是一种高调，任何时候，取消人的消极自由都是可怕的。揆诸情理，王怡本人又何尝能够做到对所有自己知之的事言之呢？不能做到而偏偏要这么说，我颇疑心是在网络追随者的拥趸之下的一种心态失衡。
现代文学馆的大门把手是比照巴金先生的手模做的，据主其事者说这是为了让所有进馆者一摸把手便虔诚起来。虔诚这种情感哪里是这么容易滋生的？不宜盲目夸大知识分子的精神魅力及其对现实的影响力，更不必在自己或别人的盲目夸大中迷失。
新闻场逻辑：“公共知识分子５０人”事件的传播学观察
■ 止 慈
在讨论电视的市场份额和竞争问题时候，布尔迪厄所说的一段话提供了理解媒体事件相当有价值的参照：“各电台、电视台或报社之间为争夺听众、观众或读者所展开的经济竞争，也就是人们所说的为抢占市场份额的竞争，具体表现为记者之间的竞争，这场竞争有其自身的、特殊的赌注，如头条新闻、独家报道、职业声誉等等，它不会被人们看作或认为是一场争夺金钱利益的纯经济的竞争，然而却受到种种限制，与该新闻机构在经济实力和象征力量的对比关系中的地位密切相关 如果将由众多媒体和其他传播机构组成的社会空间视为相对独立的新闻场，引发争议的“公共知识分子50人”名单，一个专题报道事件则提供了从传播学角度观察新闻场逻辑的机会。
命名的生产功能
公共知识分子，而且由“影响中国”来加以修饰的公共知识分子，这样一个定义式的命名在有数目限定的分发过程中自发显示出其褒奖的能力和意义。“50人”这个被确定的数字，可能依据的是媒体版面空间容纳的能力、可能因为这是一个容易被记忆和传播的特殊数字，也可能源于编辑团队以及编辑征询的顾问意见的整合。
是媒体在对个人进行命名，此刻，人物仍然是以人物的名义出现，但是人物的个体性已经被传播策略暗暗消解。每一个个人，在这个过程中都不再是本源意义上的个人，在这个特定的、由公共性来加以定义的排序中，所有的名字都必然服务于“公共性”这样一种意义。对于每一个页面出现的每一位人物，都有文字专门进行说明，将那些图片中具体而且单纯的个人形象或脸庞，以公共性的名义归纳在一份刊物连续的页面上。
于是“公共知识分子”成为一个群体，这些具体的知识分子逐一成为“公共知识分子”这个特定词语的所指。如果不是因为“50”这个数字所确定的数目范围，“公共知识分子”原本是很多知识分子都可以自我定位或被命名的多功能能指。“50”划定了范围，使得公共知识分子这一称谓突然之间从取之不竭变得紧缺。这种在纸面上刻意制造的紧缺有能力拉动知识分子们对象征权力的敏感；命名本身就是在进行象征权力的象征性再分配。因为从来不曾有过能够在知识分子之间进行精确比较的标准，这50次命名本身，必然依赖于一种内部的自我平衡：由于每个人持有的范围不同、程度不同的公众声名，发布一个经过甄别程序的群体，其中不可能没有象征权力的流动，其方向是从成名人物到新秀。“命名”在一定程度上是南方报系谙熟的编辑技巧。几乎与此同时，同是“周末出品”的《名牌》杂志对于艺术家徐冰最近在国内的艺术活动的报道题目是“中国最有突破力的男性”。
一个不管是否成立的命名，都能够在命名所牵涉的空间里存在，可能被批评，可能被索引，命名作为被传播的信息能够发挥或大或小的影响，既在人际传播层面上，又在大众传播层面上，或者二者兼而有之。媒体的存在使得“50人”成为一个大众传播的案例，这个事件真正借助的是媒体的势能，什么样的平台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分配的象征意义的分量。名称的选择也相当重要，什么样的符号通过其作为能指可能指涉的空间，也在很大程度上预告了未来的传播效果。
已经有泛滥的符号，而且将种种“物”转化为符号的过程正源源不断。目的就在于展示的一整套专业设置，提供了在“物”中提炼出符号的程序和场所。重金打造的商品品牌模仿文化的姿式，诱使人们对想象欲望进行支付，以获得想象满足。功用本身无足轻重，重要的是晶牌表象经济资本的能力（比如珠宝和豪华汽车）。想象的空间是没有边际的空间。命名活动在想象空间里获得最大的自我实现，因为所有的想象，都必然要依赖于一个名称获得呈现。然而成功的命名是捕捉了那些滋生于空虚的、难以满足的社会心理当中的想象，这些想象在寻求某个符号或者命名或长或短得以呈现的同时，也完成了向命名和符号汇聚的过程，形成事实上的共同体。符号的组织功能被有意识或者无意识加以应用，这些应用意图和取得的结果相互纠缠、相互引征，同样并不无辜。正是在这样应用的意图之上，符号被种种意识形态色彩所浸染。
所以凭借符号去识别人和人群成为持久的问题。知识分子们很可能比其他人群更加能够意识到自身的符号性功能。这一功能常常和其他功能交织在一起，难以明确区分，易于忽略处理。但是，作为一个抽象群体的知识分子，如果他们和普通民众之间还存在着区别，是他们更加能够从种种看似自然的生活过程中辨识出异化的危险，那么在知识分子名目之下不言自明的思考能力和主体意识，或多或少将阻碍他们自觉成为那些闪闪发亮的装饰性符号。公共性和公共影响力，这样一种知识分子的理想，经历了原初的来源难以清晰考证、由马克思所造就的空前绝后的辉煌、经历了萨特普及的与社会动荡息息相关而焕发的光彩，以及更多有名、知名、著名的知识分子们的行为集合，而逐渐成型。命名的生产功能涵盖的是所有人。不仅仅是文字的魅力；这些内省的力量能够造就那些自足的人群，然而话语，尤其是话语所能够表达的权力，那些幻影般的图景，才启发了那些被狂热尊崇和热爱的想象。也只有这样的幻影，能够满足滋生于话语之上的知识分子的自我期许和自我想象；象征权力的确认只有在一呼百应的景观中得到最不容置疑的证实，抵达自我实现的感觉高潮。
挪用：资本转换技巧分析
现在，无论是人还是物，都不能脱离意义而存在。意义变得如此重要，以至于制造和分配意义的行为已经成为应用传播领域的热闹景观。不管人们出于何种心理动机发生对意义的需求，满足这些需求也已经成为一个巨大的市场空间，在这个空间里，用广告手段来建立商品形象，用市场营销手段来完成商品交换，从而完成资本转移。
简单地说，挪用不过是把某物从某处移到另一处。这个过程中存在支持资本转换的重要技巧之一：越过能够被穿越的常规或者计划，使某事或某物在时间或空间发生迁移。作为迁移目的地的时间或空间需要事物的在场，据此展开想象空间并赋予意义。挪用技巧的应用屡见不鲜。比如典型的文化工业产品、好莱坞出品的影片《铁达尼号》中，为了烘托女主角的艺术气质，导演让她用“那幅很多人的画’’去装饰她在船上的房间。画是毕加索的《亚威农少女》，从尺寸上判断显然是复制品；参照作品的真实流传经历，这种安排几乎没有可能。这幅画完成以后被小范围短暂注意，然后躺在画室的地板上许久没有人理睬；而一旦被发现，庞大的声名迅速到来。（罗兰特·潘罗斯：《毕加索：生平与创作》，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11月版，第125～132页）这几乎就是一个挪用的现代寓言，在有效的挪用行为中，被挪用的一定是已然成名并且已经经过市场检验的具有昂贵价值的艺术品，这件被挪用的艺术品和人在时间和空间上的接近性把它所具有的象征意义，在这里是艺术的光彩，赋予给了女主角。
这些艺术品，类似的，还有那些有重量和质量的词语，在边界消失的时候，或者在某种外力、某种意志之下，被挪用到一个并非其原初意义的位置。作为符号的艺术晶或词语在这个位置上源源不断地为事件提供象征意义支持。经过毕加索的名画，《铁达尼号》中的女子获得了艺术气质，在随后的故事中，这种虚假的气质掩护她长久持有昂贵钻石的真实价值取向；类似地，生活中有种种现象是经过被理想修饰的词语阐释，可能经不起详细质疑的种种行为也具有了或者被追加了崇高的色彩。应用符号体系不仅仅意味着了解符号本身的意义，了解符号意义的可能性，还意味着要把握一套挪用的技术手段。
一种意义和另一种意义的转换，犹如一种资本与另一种资本的转换，仍然要应用种种关系建构和解构的手段。空间方向的在场、时间方向的沿袭，结构、形态方向的相似性与相反性都足以构成关系，足以避开意志的掌控，号令人、群体还有物的意义。“50人”名单中最没有娱乐性解读可能的部分显然是最后的致敬名单，因为被提及名字的所有人几乎都是经历坎坷的逝者。然而正是在这份位于双数页面的名单旁边，也就是同一期杂志的下一个页码上，是这一期杂志几乎最有娱乐性的信息，来自同一报业集团的《城市画报》评选“城市钻石王老五”的活动的广告。“知识分子”的象征意义在这个同样属于遴选性质的信息前面被对比得脆弱不堪，落在这个页面上的“知识分子”群体显示出在一个“钻石王老五”成为注意力焦点的时代完全身不由己。甚至可能存在对某些不可通约的价值的微妙轻慢，“公共知识分子”的名单不过是一期杂志的分发，而“钻石王老ZE〃联动了其他媒体来预热和启动广大人群参与。阐释毫无规约，任何形态都有可能，至少这一并置已经象征性地透露出两种完全不同的价值观，显然有被随心所欲编辑的可能。什么是背景什么是主题并不恒定。在“钻石王老五”、别克汽车、TCL等等强势品牌的环绕下，“公共知识分子”连篇累牍的在场仿佛是一种被挟持的在场。
马尔库塞很早就将大众社会中的人命名为“单向度的人”。“单向度的人”概念可以启发有效的商业思维，凭借轰炸式的广告投放方式，那些为“枪弹”击中的人，那些顺从广告吁求调整自己购买行为的大量人群，比如受一种狂轰滥炸式广告影响而购买其产品的人群，呈现出清晰的单向度面目，既为“枪弹论”的有效性提供了现实依据，又旁证了已经具备其中一些要素，正逐渐进入大众社会的阶段中，单向度的人的存在有增无减。一个庞大的人群，如果可能被甚至经不起简单推敲的广告词所有效支配，同样可能轻易就被一些炫目的、暗含着其他目的的口号所支配。其中起作用的，不过是信息传播的古老原则。
商业领域的法则企图覆盖纯粹的文化生产领域，这并不是一个新鲜的事情。遭遇知识分子的抵抗和批判并不奇怪。然而，十九世纪末发生了根本变化。即知识分子也开始谋取政治热情所带来的利益了。这些往昔起着抑制大众现实主义作用的人们，今天反而变成了刺激大众现实主义作用的阶层了。（朱里安，本达，《知识分子的背叛》，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1月版，第20页）这个刺激作用正是通过媒体来加以实现的：使用印刷技术的报纸在那个时代背景下出现并且将要随着技术发展从跟随时间的方向到追逐时间的速度。人和事件的主体性将要慢慢让位于对事件发生和事件传播之间时间长度的压缩能力。消除时间间隔的能力、更重要的是对这种能力的展示构成的权力关系，从时效性转化而来的优势，确定了人们注意力的标准模式：短促而且浅薄。只有将内容削减为最简短最直截了当、最适应同样浅显的理解力，信息才能得以最有效的传递。传播的效率规则逐渐嵌入人们也包括知识分子的行为，将他们逐渐异化成为规则的附庸。从这一点出发，也部分地可能理解为什么关于公共性、公共的、知识分子的争论甚嚣尘上，这些本来应当清楚自明的词语，穿插于媒介丛林之中，在相互的映照下，已经显示出歧义丛生的复杂面目。
新闻场逻辑
新闻场是在十九世纪的两类报纸的对立中构成的：一类优先提供“信息”，尤其是“耸人听闻的”或更加的“轰动性”的消息，另一类则发表书摘和“评论”文章，充分显示其“客观性”价值，努力表现与前者的区别；这是一个两种逻辑、两种合法性原则相对立的场所：是要同行的认可，还是要最大多数人的认可，具体表现为读者、听众、观众和入场人数的多少，因此也就是销售额、赢利的多少，在后一种情况下，表决的结果自然离不开市场的裁决。（布尔迪厄：《关于电视》，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9月版，第86页）
类似文学场和艺术场，作为文化的特殊逻辑存在场所的新闻场，也必须经受专业标准和市场标准的双重裁定，这样两种位置关系犹如两极的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