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4年第11期-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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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文学研究自身的问题已遭到了很多诟病，特别是当代文学研究，对那些仍然不断创作的作家做定论下判断常常是一项很危险的、吃力不讨好的工作。这种危险性既来自于当代文学研究的印象性、个人性和不准确性，也来自于理论运用的尴尬。前者导致当代文学研究的速朽，后者源于西方理论话语对本土文学批评话语的淹没。我想张清华的研究给当代文学研究界吹来了一股清新的风，在文学史的爬梳中他显然已成为一个出色的批评家。他对“新历史主义”理论的运用方式无疑会给我们很多启迪，在对当代作家的个案研究中，他宏阔的思维视野和从不盲目轻信的态度也为文学批评赢得了自尊。也许更为重要的——常常被我们所忽视而为张清华所强调的——做一个批评家首先要在智力上与作家同等。要能充分地理解作家，自身的文学禀赋和思维能力无疑是第一位的。
别开生面的传统法律制度史研究
■ 李凤鸣
瞿同祖先生的英文力作《清代地方政府》经范忠信、晏锋两先生译成中文，已由法律出版社于2003年6月出版，并被收入“法学研究生精读书系”。对于瞿先生的大著，如我这般拙劣驽钝的小辈，自不敢班门弄斧以贻笑方家，然初读此书，心中实在是说不出的顺畅。
该书共分十章：第一章分别介绍州县政府的设置、规模、组成机构，第二章至第六章专门研究构成州县政府的各类人员，第七章至第九章介绍州县政府的职能，最后瞿先生用专章分析了士绅与地方行政的关系。单从布局谋篇上看，其内容也与传统法制史的研究迥异，避免了机构、人数、职掌等通常性研究模式。
具体到视角和研究方法而言，如果不把传统仅仅视为一个时间概念的话，我国古代对于法律的研究缺少真正意义上的法学特征。远古至先秦时期，在严格意义上是法刑不分；其后的封建时代，律学研究多以“礼”“法”的义理阐述为中心，或附以考镜源流（如历代正史中之《刑法志》），或以法律条文之研究考证为主线；直至近代，随着法律近代化的展开，真正意义上的法学才得以发展。然而，由于真正意义上法学传统的缺失，对于法史的研究，仍附有传统研究的特征，其代表性的如沈家本的《历代刑法考》、程树德的《九朝律考》，不脱窠臼。其间虽然具有通史性、专门性法制史学的兴起，给传统研究注入了新鲜的空气，但从研究视野和研究方法上看，尚不能完全突破传统法学方法或史学方法的范围，囿守正史或政书中的材料进行“会典式”研究。
《清代地方政府》由哈佛大学出版社于1962年出版，如果我们注意到了时间概念的作用，对于传统法制史学研究的反思就具有更加明显的迫切性。虽然传统法制史学的研究具有不可替代的基础性，但方法的单一不可避免地会限制研究的视野，难以形成生机勃勃的全新局面。因为任何学科与现实的接近是其生存的必不可少的条件，而目前对于法律史的研究太多关注自身，忽视了与其他学科的交流与合作。正如瞿先生在《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导论中指出：“法律是社会的产物，是社会制度之一，是社会规范之一。它与风俗习惯有密切的关系，它维护现存的制度和道德、伦理等价值观念，它反映某一时期、某一社会的社会结构，法律与社会的关系极为密切。因此，我们不能像分析学派那样将法律看成一种孤立的存在，而忽略其与社会的关系，任何社会的法律都是为了维护并巩固其社会制度和社会秩序而制定的，只有充分了解产生某一种法律的社会背景，才能了解这些法律的意义和作用。”
对法律规则作静态研究，对于揭示法律的内容，体现法律本身的意义不可或缺，离开法律的静态研究，不可避免地会令人无所适从，也不可能透彻了解真正的内容。但是法律本身在颁布时，对于今后作用于社会的途径、效果及命运的认知是不确定的，立法者制定法律最主要的目的是使社会关系的运转尽量合乎法律的框架，从而具有一定的主观性和后滞性，其于真正的社会中效果究竟如何，仅靠纸上谈法是不全面的，它必须要与活生生的社会结合起来进行行为研究。把纸面规则和实践规则有机结合起来，才有可能最大限度地接近真实。
《清代地方政府》在静态研究与动态研究的结合方面，几乎堪称完美。据该书的译序中统计，其中引证的中文史料有370种，参考西文著作资料66种，日文著作25种，其中引用最多的是官员或幕友的笔记、杂记类，有160余种；引用各种册簿、全书或办公指南手册者31种；引用《安徽通志》、《长汀县志》等地方志等68种；引用各种政书、律令、条例、诏谕汇编等23种；引用《漫游野史》等野史15种，尚有其他史料或著作70余种。该书正文字数仅13万字，但其注释引用史料或著作达460余种，注释达1685条之多，注释文字达15．2万多字。
在如此宏富的史料中剔抉爬梳、披沙拣金，已经令人叹为观止了。而把这些史料进行恰到好处的运用，其动力之深确实令我辈汗颜。正因为占有丰富的法律规则以外的史料，其法律在社会中运行的实态才有更真实的展现，这本书因而也成了当之无愧的“活”书。如瞿先生在该书之序中言：“所有行为分析必须放到特定的情境中进行，也就是说，我们必须按照任何行为在具体社会和政治条件中进行实际显示的情形来思考分析它。因为如果仅凭据法律法令，总是不全面不充分的。法律法令并不总是被遵守，文字上的法与现实中的法经常是有差距的。”这种实际情形，惟有充分占有各类史料方能得以显现。
大量占有各类史料进行活的分析，在该书中随处可见。其如就一个家庭累遭盗劫或几个家庭同时被盗的案件而言，只要在四个月内未能捕获罪犯，州县官都将被处罚，被降官两级并立即调任它职，然而实际情况往往迥异，宽仁厚情的总督、巡抚经常在最后期限届满之前将州县官调任它职，以便为他解除实际降职之危。书中对于其他种种职能的具体运作方式多在宏富的史料基础上进行微观上的阐析，如果仅仅从纸面规则来进行静态研究，是无论如何反映不出这些与理想状态呈巨大反差的真实社会图景的。
从社会大视角出发，把法律看成社会中的活法而非书本上的死法，从法律与社会整体及其各个部分之间的互动关系中对法律进行综合性的动态的研究，我们得出的结论和对历史上法律运用的认识或许就全然不同。瞿先生把法学与社会学结合起来研究，可以说是别开生面，对于突破传统法史研究意义绝非一般。
笔者于瞿书所感受到的新视角新方法之感受也许并不能表达先生创作的真正特点，然而，如果套用一度流行的“作者消失了”的说法，这确实是我的一点陋见，原来历史也可以这样写，原来历史也可以写成这样。如果读者诸君能够碰上这样的好书，真正运用自己的大脑认真地读下去，一定会受益非浅。
二十年求索与耕耘
■ 曲彦斌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我开始沉湎于钻研“语言与民俗”问题，并从八十年代初开始发表有关“民俗语言学”著述，迄今约有二十年矣。期间，我发表的自认为比较重要的相关著述，一是1984年发表的被评论称之为“开创本学科的第一篇论文”的《民俗语言学发凡》；二是从1984年动笔开篇，1989年由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学术专著——《民俗语言学》；三是1991年发表的意在重新清理民俗语言学理论思路的学术论文——《民俗语言学新论》（载《民俗研究》1992年第1期，后收入邵敬敏主编的《文化语言学中国潮》，语文出版社1996年出版）。现在，十几年前那部《民俗语言学》的增订版如今也将出版。从“发凡”到“新论”，从《民俗语言学》到《民俗语言学》的增订版，堪视为我在这个学术领域求索、拓荒与耕耘的标志性履痕。
值此《民俗语言学》的增订版行将仍由辽宁教育出版社刊行之际，业已年逾“知天命之年”而又不甚理会“老之将至”依然故我的我，虽说未必很动情感而“感慨万千”，然总是有些话想交代一下。
一
大约十年前，我在《民俗语言学新论》的引言里谈到：“虽然她（民俗语言学）直接脱胎于民俗学与语言学的有机结合，但在人文科学领域所触及的却不仅仅限于这两个学科。而且，她的出现是以文化人类学的理论与实践为现代科学背景和源头的。人们可以从各自的视点认识、利用她，但难以据此来完整、准确地阐释其学说的总体思想。近年里，一些学术文章或专科词典关于民俗语言学的说明，未免大都印有相关科学领域视点的痕迹。不断清理自身的理论，包括吸收新视点和必要的调整或否定，是科学发展与成熟的必然过程。在此，我们试图在有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民俗语言学产生的科学背景及其基础理论，作一阶段性梳理和简要的阐释，相对初倡时的诸说而言，是为新论。”在这篇文章中，我重新对“民俗语言学”作了概括性阐述，那就是“以民俗语言和民俗语言现象为研究对象的科学，或可谓之民俗语言文化学。具体说，民俗语言学是综合运用语言学、民俗学及其他相关科学方法、材料，对语言、言语与社会习俗惯制等民间文化现象相互密切联系的形态（即民俗语言文化形态）、性质、规律、机制、源流等，进行双向、多方位考察研究，从而给予科学解释并指导应用的人文科学”。
近来，在进一步修改增订《民俗语言学》为《民俗语言学》的增订版之际，我再次试图用比较简明的语言来表述这个概念，于是“简而言之，所谓民俗语言学，就是研究语言中的民俗现象和民俗中的语言现象，以及语言与民俗相互关系及运动规律的一门实证性人文科学”。可以说，这一“简而言之”的概念表述，历经了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到如今的二十一世纪初，几乎将近二十年的探索与思考。
如今，还有一个老问题需要重新说明。那就是关于这门学科的名称的“正名”问题。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北师大钟敬文先生的一位研究生向我转达钟老的意见，“语言民俗学”才是民俗学的分支学科。老实讲，我一时颇感为难。因为，按照习惯说法，“语言民俗学”是从语言学视点和语言材料研究民俗学和民俗的；反之亦然，“民俗语言学”则应是从民俗学视点和民俗材料来研究语言学和语言。然而，用什么样的叫法来表示我们现实的这种双向、互动的学科呢？
我曾在1996年的一份答问录里谈到过这个事情。我强调，民俗语言学是综合运用浯言学、民俗学及其他相关科学方法、材料，对语言、言语与社会习俗惯制等民间文化现象相互密切联系的形态（即民俗语言文化形态）、性质、规律、机制、源流等，进行双向、多方位考察研究，从而给予科学解释并指导应用的人文科学。所谓“双向、多方位”，包含着“互动”与“相互”的含义。当时我谈到，民俗语言学“既从民俗学视点研究语言，亦从语言方面探讨民俗学问题，重点在于两者涵化的产物——民俗语言文化。因而，民俗语言学又可称之为‘民俗语言文化学”’。在此语境条件前提之下，显然不好按照以往业已习惯的“相互交叉式”命名方法的程式，严格区别为“民俗语言学”和“语言民俗学”。如果需要突出哪一个视点的时候，也只能用特定的语境加以限定。
二
对于“民俗语言文化”这一“语言民俗学”和“民俗语言学”共同关注的研究对象本体，以及在“民俗语言学”理论框架的构建中，我先后试图从微观上进行各个分支领域的具体探讨，期望为这一学科的建设打下数个坚实的基点。其结果，则是陆续出版了《杂纂七种》（校注）《副语言习俗》《中国民间秘密语》《神秘数——中华民族数文化》《俗语古今——中国俗语学》《中国招幌与招徕市声》，发表了《论宗教与民俗语言文化》《论民俗语言学的应用研究》《略论语言与民俗的双向交流》《关于禅籍俗语言的民俗语源问题》《民俗语源探析》《地域性民间流行习语研究之我见》《略论生活交际语言的雅与俗》《语言文字规范与辨风正俗》《汉字文化的非主流形态：民俗字——汉语民俗字学略论》《“口彩”略论》《计算机网络的民俗语言现象》《源远流长、返朴归真的计算机网络副语言习俗——网络言语交流中的身势情态语符号探析》《谎言辨析》等，一系列相关专题的论文。同时，主编、出版了《俚语隐语行话词典》《中国民俗语言学》《中国民俗语言文化丛书》《民俗语言文库》等合作性成果。这些，无疑地都充实着这门学科的建设，也为如今《民俗语言学》的增订版的适时问世营造了必要的前提话语环境，做了前期的理论准备。
同时，求索、研究民俗语言学的历程，使我获得一个已经成为习惯性的学术思维方式，就是从语言切人展开研究的研究方法。由此生发开去，其直接的收获，就是在关于中国典当史的研究，关于中国传统保安史的研究，关于中国传统广告艺术史的研究，关于中国经纪人史的研究，关于中华民族虎文化史的研究，以及关于中国乞丐史的研究等一系列有关中国社会生活史、民俗专门史的研究过程中，获益匪浅。例如，我从《金瓶梅词话》的有关描述及其用语考证认为，中国的传统保安业——镖行，至迟在明代就已经形成了，而并非以往有的著作所认为的肇始于清代。而且，还根据有关文献认定，“镖行”、“保镖”之“镖”，本字应是“标”，与“锦标“同源，均出自传统的民间“竞标”游艺民俗。而这一收获，反过来也进一步充实了关于民俗语言学的民俗语源问题的研究。
三
现在，应当交代一下初版的《民俗语言学》与如今增订版的《民俗语言学》有何异同。
囿于时间关系，不允许对初版的《民俗语言学》作比较理想的较大修改和删订，如适当改变结构和改换例证材料、插图等等。所作的，主要是这么几项。
一是换掉了原来的“绪论”，删去了原来的“余论”部分，把换掉的原来的“绪论”和删去的原有的“余论”均收入附编，既可展现原貌，又可供有关读者研究中参阅。
二是增加了部分章节，使得全书更为充实，更具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