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4年第11期-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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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筹安会”利用他的论文立论，古德诺也感受到了某种压力。“筹安会”的声明一出，古氏大呼冤枉（袁世凯的机要幕僚张一麐说：“筹安会借古德诺立言，古德诺向予大叫其冤。”见刘成禺、张伯驹：《洪宪纪事诗三种》，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87页），立即致函美国驻华公使馆详细说明情况，并附上他为袁世凯写的备忘录全文，同时在报上发表声明，禁止把他的名字与“君主制优于共和制”这样的话连在一起，并重复了他在备忘录中与中国有关的一段说法，说明他从未主张中国现在恢复帝制。在8月18日对报界发表的声明中，古氏扼要重复了备忘录中的观点。他特别声明，他从来没有说过任何情况下君主制都优于共和制，而是认为视国情而异。中国的国情一般说来更适宜君主制，但是现在要从共和回到君主制，就需要具备上述三个条件。记者追问他是否认为中国具备这些条件，他仍然拒不作答，重复了备忘录最后的几句话。古德诺还对人说：“余回美时，不知将如何为邦人诘责。”
除了古德诺的自辩外，义务为古氏辩护者也是史不绝书。1916年6月20日，北京的《英文晚报》发表《古德诺博士及其评家》一文，为古氏辩解。文章称：
自去年八月间，中国帝制运动发轫，古氏乃不幸为时人所批评。是时中国热心帝制者，群思利用古氏之姓名以为号召之资，惟将古氏之意见解释错误，以致激动众议，批评之者甚多。惟批评家之出于美国人者，美国原为共和国体，自属当然；何以英、日向为帝制，亦多批评之人耶？批评家而为向抱共和主义之人，固亦在情理之中，然彼等如能一思古氏所以发此议论者，实出于彼之热诚，愿见中国之强，则持论较为平允矣。且古氏条议原稿，比较君主、共和两政体之得失，无偏无倚，并明明指示中国业已试验共和，如翻改为君主应先有必需之要件，其中或有数语贻人口实，然其各要点，均有可资悉心研究之价值，不能一概抹倒。夫君主与共和问题，实未尝经公然及静稳之辩论，古氏之条议原可公诸众人，为学理之研究，仅可从长商议，延至数十年而不嫌其久。……古氏明言如欲恢复帝制，必须先得中国国民理想家之许可，故非俟研究完善，众议佥同，不能遭尔取消共和制度。帝政党则不然，除胁迫外，未尝将此事付诸全国之理想家细心思想并论断得失。夫无论采用何种国体，倘不许其静稳研究，而遽行之，其必失败也。……总之，恶评古氏，其结果并令外人寒心，尤令美国人不敢复以诚意谈中国问题。……不知古氏对于已卓著有价值之功绩，其评论之者，殊欠公允耳。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胡光庶先生撰文说：“古（德诺）及有贺（长雄）所言，皆属研讨中之自由理论，毫无蓄意劝进之企图，显为杨（度）、孙（毓筠）等筹安会人士逢迎袁意（后据杨说是袁子克定授意而为），而利用两文以达其拥戴帝制之目的。”胡氏引《施肇基回忆录》中“古为人正直，决不就袁意为言也”后，指出：“是则古氏决无劝进之意，帝制乃为梁等曲意逢迎而造成可知。”（胡光庶：《影响中国现代化的一百洋客》，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31页）
迄今为止，对古德诺最强有力的辩护来自资中筠、任晓先生。资中，筠教授在《读书》1998年第11期发表《关键在于立宪》一文，说“当时古氏对袁有称帝意图全然不知，只根据自己的认识写了一份理论探讨的文件，实际上是一篇学术论文。……备忘录作为一篇学术论文，从学理上应该说是言之有据，立论相当严谨的，其对英、法、美制度的比较也与一般的共识大体上差不多。对拉美各国的看法也是符合实情的。关于中国，有一点往往为论者所忽视的是，全文有一个重要的大前提是‘立宪’。在论述共和与君主的优劣时，其出发点始终是如何对实行宪政更有利，决不是指恢复旧式的君主专制。英国是君主立宪的典型，文中没有多加论述，因为这一前提是不言而喻的。他反复强调的两点：继承问题和人民的教育程度及参政经验，证之于近百年的中国政治史的确都很重要。如果一般地说君主立宪比直接实行共和更适合某国的民情，也无可非议，因为问题不在名义上是什么国体，而是实质上人民有多少发言权。至今英国和许多欧洲大陆国家都还是‘王国’，其实质上的民主和法治的程度远远高于许多号称‘共和国’的国家，这是众所周知的。”
资中筠教授的观点得到任晓先生的完全认同，他在《读书》2删年第7期发表《古德诺与中国》一文，认为资中筠教授的文章“纠正了对古德诺的重大误解，对于人们了解古德诺究竟说了一些什么，颇有帮助”。任晓先生在批评研究者的同时继续吹嘘资中筠教授和他本人的所谓重大发现：“从研究者方面说，这是探讨问题不重视查证原始资料，辗转拾人牙慧使然。资中筠先生进行了认真考辩，
还前人思想以本来面目。本人则再做若干补充，以明史实。”
资、任两先生的文章随后被无数网站转载，确实在读者中产生了重大影响。但笔者认为，资、任两先生的文章犯了孤立地议论问题的毛病，其基本观点是站不住的，其所谓的重大学术发现也是不能成立的。其理由有三：
第一、资教授说“当时古氏对袁有称帝意图全然不知”，这与事实不符。袁世凯准备称帝由来已久，他在撕毁《临时约法》和解散国会后的所作所为，比如建立复古的官制、恢复祭天等等，都是为恢复帝制做准备的。到1915年夏，帝制已是呼之欲出，这种气氛是任何一个有正常思维的人都能感觉出来的。古氏与袁世凯集团的核心人物打交道，不可能对袁的称帝意图全然不知。况且，袁世凯如果不想称帝，又何来共和制与君主制谁优谁劣的的话题？
第二、资教授说，古氏的文章实际上是一篇学术论文，从学理上应该说是言之有据，立论相当严谨的。古氏反复强调了指出必须满足三个条件才能由共和改为君主，而古氏并没有对当时是否已经满足了这三个条件做出回答。笔者认为，如果将事情联系起来看，古氏的文章就决不是一篇学术论文，而是一篇地地道道的劝进书。古德诺之所以直截了当地主张中国应当实行帝制，当然是由他对中国的认识所决定的。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在其回忆录中说，古德诺私下常常和他谈论中国的政治问题，古德诺说：“这里至今还是一个缺乏政治的社会，这种社会经过了许多世纪，它依靠自行实施的社会的和道德的约束，没有固定的法庭或正式的法令。现在它突然决定采用我们的选举、立法和我们比较抽象的和人为的西方制度中的其他成分，我倒相信如果制度改革能够更和缓些，如果代议制能以现存的社会集团和利益为基础，而不以普选的抽象观念为基础的话，那末情况就要好得多。根据这些经验，这些政治上的抽象原则，对于中国人来说，至今仍然没有意义。”因此，美国学者杨格认为，古德诺之所以公开鼓吹帝制，“惟一的动因可能是诚实的信念与文化的以及职业的傲慢的融合。”孙中山先生则为我们提供了另外一种全新的解释，他说：“诸君见袁世凯之顾问古德诺主张专制，以为大异。不知古氏为研究地方自治之人，彼见美国地方自治之腐败，乃迷信专制。”在洪宪帝制过程中，古德诺扮演了一个活跃的角色。唐在礼指出：“最活跃的是美国派来的古德诺，他通过蔡廷干常去见袁世凯，并且以学者的姿态出面和筹安会中人竭力拉拢，对袁称帝表示很积极。袁决心称帝，古德诺的影响也是大的。袁曾说过，古德诺表示美利坚虽然是共和国，却还是赞成中国恢复帝制的，他说中国老百姓不开化，不懂什么民主自由，非帝制不能加以统治。”（唐在礼：《辛亥以后的袁世凯》，载《文史资料选辑》第53辑，第219页）古德诺明显倾向帝制，连当时的中国外交官、驻德国公使颜惠庆也明显感觉到了。他在日记中写道：“古德诺强烈赞成中国实行帝制。”（上海市档案馆译：《颜惠庆日记》第一卷，中国档案出版社1996年版，第276页）不管怎么说，古德诺带着西方人的有色眼镜来谈论中国的国情与宪政问题，自然只能得出荒谬的结论。至于古氏提出的三个条件，在当时的西方人看来已是不成问题的问题。这一点，资教授在文章中已经做了阐述，用不着多说。至于古氏对于他提出的三个条件始终不做正面回答，那是他的狡猾之处，因为他不愿将劝进的责任全部揽到自己头上。古德诺的自辩也是事实，但那只能说明，古德诺的本意是写给袁世凯个人参考的，他没有想到袁世凯及其同党拿他的备忘录做公开宣传，这是古德诺不能接受的地方。因为袁世凯拿他的备忘录做立论的张本，等于要古氏承担起鼓吹帝制所带来的风险。这无论如何是古氏承担不起的。
第三、资教授话题一转，说关键在于立宪，“如果一般地说君主立宪比直接实行共和更适合某国的民情，也无可非议，因为问题不在名义上是什么国体，而是实质上人民有多少发言权。至今英国和许多欧洲大陆国家都还是‘王国’，其实质上的民主和法治的程度远远高于许多号称‘共和国’的国家，这是众所周知的。”资教授的言外之意是，只要是“立宪”，君主立宪也无可非议。笔者认为，资教授这里犯了混淆概念的错误。因为袁世凯所要的决不是英国式的君主立宪，而是德意志帝国和日本帝国式的君主立宪。袁世凯的亲信幕僚唐在礼说：袁世凯生平最服膺、钦慕的就是日本的明治天皇和称霸全欧洲的德意志帝国皇帝威廉二世，袁氏常对人说：“中国要在东亚图强必须学这两个强国。”事实上，由古德诺和有贺长雄两位法律顾问指导制订的《中华民国约法》就是模仿《德意志帝国宪法》和《日本帝国宪法》而制订的，因此又有人称这部约法为“古德诺宪法”。按照这部“古德诺宪法”，袁世凯这位大总统的权力集中了德意志帝国皇帝威廉二世和日本明治天皇所拥有的全部权力。按照《中华民国约法》及其大总统选举法，大权独揽的袁世凯不仅可以终身连任，而且可以通过“金匮石室法”指定自己的子子孙孙继任，实际上，袁世凯所缺的就是一个皇帝的称呼。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像资教授理解的，袁世凯冒很大的风险实行帝制，最终却会放弃大权独揽的终身总统去换取一个英国式的虚位皇帝，这是不可思议的。因此，可以肯定，“洪宪帝制”一旦成功，《中华民国约法》就是未来的《中华帝国宪法》的张本。袁世凯何德何能，有什么资格做哪个大权独揽的中华帝国皇帝？即使是袁世凯亲信小圈子的人物——徐世昌、段祺瑞、冯国璋……也没有一个愿意对袁世凯俯首称臣。
总之，笔者认为，联系古德诺关于中国宪政的全部言论来看，他的基本思想应当是很清楚的。那就是，中国人民民智低下，不具备实行民主共和制的条件，只能在君主专制下实行有限的立宪。但问题是，在一个大权独揽、绝对专制的君主统治下，又怎么能够去发达立宪政治？从世界近代历史来看，德国、日本的君主大权政治并没有发展出古德诺所预期的立宪政治来，穷兵黩武的德意志皇帝很快被推翻，而日本天皇统治下的日本则走上了法西斯的道路，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为美国强行改造才走上民主的道路。历史的经验已经证明古德诺理论的破产。因此，笔者认为，替古德诺辩护是无济于事的。
浅析拉扎斯菲尔德的经验主义研究
■ 梅琼林
传播学是一门多学科交叉、渗透的边缘学科，传播学科本身就是一个学术圈地运动，由于传播领域的多样性和广泛性，从上个世纪传播学作为独立的学科诞生以来，它就涉及到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语言学、新闻学以及数学等各种不同的学科，学者们从各自的学科出发来研究信息传播的过程、规律和效果，学科本身构成的复杂性和多元性使得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被同时引入到传播学的研究中，并在后来的学科发展中演变成两种不同的研究学派，即以欧陆学者为主的批判学派的研究和以美国学者为主的经验主义研究。
二十世纪中叶传播学在美国产生后，五六十年代扩展到西欧以及世界其他国家，早期有四位学者的研究为传播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保罗·拉扎斯菲尔德是其中之一，而且他也被称为是经验主义研究的杰出代表，并在传播学的研究方法上有突出贡献。
一、生平及学术贡献
拉扎斯菲尔德早年在维也纳大学获得应用数学博士学位，这种教育背景为他的方法论专长提供了基本的技能，为他后来创建新的大众传播研究领域提供了手段，并为他将统计的方法引用到传播研究中开辟了新的思路。
二战时，拉扎斯菲尔德逃亡到美国，幸运地得到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在普林斯顿大学建立了一个广播研究中心。他以一种偶然的方式介入到大众传播研究，开始了他的传播研究学术生涯。“广播研究项目”的全名是“广播对于所有类型听众的基本价值”，这实际上开拓了大众媒介传播效果领域的研究。他利用调查研究、广播节目的内容分析、收听率和其他种类的第二手资料，并且进行了广播听众和印刷媒体读者之间的比较，促使广播研究朝着精确的、量化的经验方向发展。“他驱使‘广播研究项目’广泛地超越传播研究的全景，并在他所经之处做出创新和即兴创作。”（＇美）E·M·罗杰斯：《传播学史》，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版，第283页）拉扎斯菲尔德初次涉足传播领域就显示出其经验主义研究的特点：他重视实地调查、重视数据的统计和分析，力求研究的客观性、排除可能掺入个人因素的价值判断，他甚至运用了特殊的工具和分析方法，即“拉扎斯菲尔德一斯坦顿节目分析仪”和焦点小组访谈，这也是他对经验主义研究方法论的两个重要的贡献。
“拉扎斯菲尔德一斯坦顿节目分析仪”是一种资料收集仪器，从本质上说是媒体效果的测度仪器，记录实验对象即时的心理反应，从而能使研究者们将广播节目或广告内容预期与受众个人的情感影响连接起来。焦点小组访谈是以一种开放的方式向调查对象提问，以收集他们在特定情景下（听某个广播节目、观看演出等）有关的情景定义的资料。拉扎斯菲尔德试图将调查访问和多变量资料分析结合起来以使民意测验变为一种科学工具。
随后，拉扎斯菲尔德在哥伦比亚大学建立了应用社会研究局，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期至六十年代中期是其鼎盛期，研究局项目的一般风格是选择有代表性的共同体，从其调查对象的样本（或人口调查）中收集资料，这种以调查为主而后结合统计数据进行分析的研究风格沿袭了拉扎斯菲尔德的经验主义研究传统，并且就其形成定量的研究方法而言，它是当时最有影响的研究机构。由于其研究内容与社会实际紧密切合，产生了一系列重要的著作，其中最有影响的是《个人的影响》；结合1940至1948年的伊利县研究而产生的《人民的选择》，拉扎斯菲尔德明确阐述了舆论领袖和两极传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