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话直说的政治-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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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在听下属的意见时是什么心态了。正是因为如此，政府中有丰富经验的高级行政人员越来越感到他们的意见没有人关心，自己的职责就是做个应声虫。
这样，布什的顾问越来越少，他的圈子越来越小。即使是切尼，开会时也不大说话。他有话要说时，就和布什私下交流。到底他们是谁听谁的，大概只有上帝知道。不过，当布什作了重大的决定时，那就一定是上帝来电话告诉他的。比如他决定入侵伊拉克，事先竟和鲍威尔这个国务卿没有任何讨论，只是最后通知他一下自己的决定，让他到世界上照本宣科。毫无心理准备的鲍威尔委婉地提醒布什：“你真这么肯定吗？要知道，你砸烂一个东西，就得拥有它。”布什根本不准备讨论下去。结果鲍威尔难以置信地走开，嘴里还不停地自言自语：“天呀，他真的要干了。”
接着，布什召来两党的国会议员，要国会给他用兵的授权。一位共和党参议员事后回忆说，当时布什走进屋里，劈头就说：“我要你们投票，我不会和你们辩论。”当一位参议员开始问他问题时，布什马上打断，重申：“我不要跟你辩论！”
后来布什直言不讳地承认：“在这段时间，我祈祷上帝给我力量来贯彻他的意志……我当然把战争的正当性建筑在上帝那里。要知道，我祈祷自己能够成为上帝的一个良好的使者。”
2002年，一位记者在写了一篇白宫不喜欢的文章后，见到布什的一位高级助手。这个助手称这位记者属于“生活在以现实为基础的社群中。这个社群的人总是认为解决问题的办法开始于对可观察的现实的明智研究”。然后他训斥道：“告诉你，这一套已经不是现在世界运行的规则了。我们现在是个帝国。当我们行动时，我们就会创造我们自己的现实。当你们‘明智’地研究这个新现实时，我们又会行动，创造另一个新现实，而你们还会跟着研究。这就是世界运行的程序。我们是历史的创造者，而你们则被留在那里研究我们成就的事业。”
这些话坦率地道出了新保守主义的行动哲学。而这一信条，也只有在布什这样自认为是被上帝加冕的帝王式总统的领导下才能实现。
代序美国是否正在背弃自己的理想？（3）
总统与君主
然而，伊战已经证明，创造新现实并不容易。美国不仅没有在伊拉克创造一个新现实，反而陷在旧现实中不能自拔。即使是新保守主义内部也出现了分裂。以《历史的终结》一书而名声大噪的弗朗西斯•；福山，最近撰文批评自己的同道，称新保守主义本来是建立在对社会工程（social engineering）的怀疑的基础上。在新保守主义看来，像林登•；约翰逊那种“伟大社会”的计划，只会带来一系列意想不到、无法控制的后果。本世纪早期另一位民主党总统威尔逊，提出建设“对民主安全的世界”的普世主义外交路线，同样充满了社会工程的天真信念。可惜，美国在伊拉克建设民主时，完全无视保守主义对社会工程的质疑。美国在海外进行国家建设本来就乏善可陈。中东又缺乏民主传统。但是，面对这些现实，美国没有认真地考虑过自己在伊拉克的合法性问题。一句话，美国已经到了必须回到现实世界中的时候。
回到现实，就必须理解带领国家走出现实的人。应该说，任何一个国家的政策，都可能脱离现实。但布什在一个直接民主的社会，带领国家走出现实如此之远，不仅一路上没有受到任何严重的挑战，而且可以拒绝承担由此而来的政治责任，俨然是个君主，这不能不说是美国政治的一个奇迹。
民选总统与君主不同的地方在于，总统受到更多的制度制约，其权威会随时面临挑战；君主则常常可以为所欲为，并且超越日常的政治责任。在这方面，布什更加像个君主。在他与克里的第二轮辩论中，一位选民请他说出自己犯的三个错误。他竟一个错误也不肯认，只说自己也许曾经任命错了人。换句话说，即使他的政府犯了错误，也一定是那些辜负了他的信任的手下人犯的，与他本人没有直接关系。从肯尼迪到里根，美国战后最伟大的总统从来没有这种超越政治责任的君主心态。相反，他们随时准备向选民承担责任，并因此获得选民的信任。
是什么造就了布什这样超越政治责任的君主呢？我们不妨检讨三股历史力量：不断扩张的联邦政府和总统职能，由大众传媒所促成的总统与选民间的即时互动，以及基督教保守主义作为一股政治力量的崛起。
联邦政府和总统职能的扩大
美国的前身，本是一些自治的殖民地的集合体，因为和英国王室冲突，经过独立战争才最后形成一个联邦。吃够了欧洲君主专制之苦的建国之父们，对集权体制非常警惕。他们虽然不得不创立一个联邦政府，但给这个政府的权力极为有限。在1930年代“新政”以前的１００多年，联邦政府的职责多半是资助或辅助（patronage）性质的，除了对外战争外，在国内的主要权力在于发放联邦补贴、制定关税、管理公共土地、确立专利制度以及制币等等。早期的联邦政府曾免费向农民寄送新的农作物种子，后来又以象征性的价格把大量联邦土地送给西进的开拓者、大学、铁路公司等等，刺激经济的发展。但真正进行“实质性统治”的，还是各州政府。比如基本的民法、商法、教育法、刑法、行政法，全由州政府落实。州权可以在维护公共秩序、公共安全、公共品行的名义下，在法律上规定个人的行为准则。但这种对社会规约性的权力，一般是不交给联邦政府的。
也正因为如此，一旦联邦政府在规约性权力的范围内扩张，就会引起强烈的抵抗。南北战争就是一例。联邦政府认为跨州的奴隶贸易已经超出了州权的管制范围，必须运用联邦权力对之规范。南方各州则认为，对奴隶制的干预，使联邦政府越出自己的范围，对社会行使规约性的权力，侵犯了州权，所以联手反叛。最后联邦政府赢得了南北战争，并开始发行统一货币和征收早期的所得税，权力有所扩张。到19世纪末，美国从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大企业的发展完全超出了州的界限，联邦管理权随之增长，联邦所得税制在1913年终于被确立下来。
不过，一直到“新政”以前，联邦政府在社会中的角色都十分有限。当时的笑话说，联邦政府要是关门，老百姓半年后才能感觉到。后来罗斯福要给白宫配备6位高级助手，还要费劲找议会批准。如今白宫则已经有好几百工作人员。可以说，“新政”创造了一个职业官僚集团，这个集团掌握了日益复杂的联邦政府的行政事务。
从“新政”到林登•；约翰逊的“伟大社会”，36年间共和党只有艾森豪威尔当了8年总统。在民主党对总统政治的绝对主导下，联邦政府迅速扩张，其对社会的规约性权力越来越大。从1968年尼克松上台到２００４年这36年间，总统政治进入共和党主导的周期，民主党只有克林顿和卡特当了总共12年的总统。特别是自里根以来，共和党试图削减联邦政府，甚至把政府看作敌人。但是，每当共和党要削减联邦政府时，就会在政治上碰壁。每当民主党要扩张联邦政府时，也同样在政治上碰壁。这说明“新政”的遗产已经生根，目前的政府规模和权限已经成为社会的政治共识。联邦政府不仅在个人头上征收巨额的税款，而且在教育、种族、医疗、社会保障，甚至性别、语言等问题上，无所不在地干预社会行为。联邦政府对老百姓个人的生活，有了越来越直接的影响，这就大大提高了行使这一巨大权力的总统的政治地位。
代序美国是否正在背弃自己的理想？（4）
总统制、媒体与君主的奇里斯玛
当总统的权力对老百姓的生活有了越来越大、越来越直接的影响时，老百姓对总统的期望也就越来越高，乃至连自己失业也要归咎总统。在战后总统政治中，挑战者为推翻在任者对选民说得最多的话是：“现在你们过得不如意，就是因为这位总统出卖了你们的利益！”在1976年以前的80年，只有两位在任总统竞选连任失败。但在此之后仅28年，就有３位在任总统连任时落马，只有里根和克林顿连任。可见，总统连任已经越来越难了。
这多少说明，总统权力的扩张速度，远远赶不上选民对总统的期望值的增长率。用来填补总统的治理能力与选民期望之间的落差的，就是总统的个人魅力。实际上，从罗斯福、肯尼迪到里根、克林顿、布什，成功的总统大都借助于君主式的奇里斯玛权威来获得拥戴。
这种总统的个人魅力，改变了总统与选民的关系，甚至破坏了民主政治的理性逻辑。本来，总统是执行民意的工具，权力受到民意的严格限制。如今，老百姓由于为一个总统的个人魅力所慑服，宁愿放弃自己在政策方面的某些要求。这样，权力就被人格化。而这种人格化的权力，又和选民的政策偏好保持着相当的距离和独立性。比如，1984年许多选民在政策上支持蒙代尔，却因为被里根的魅力慑服而投了里根的票。2000年，美国选民在政策上明显倾向戈尔，但因为在个人气质上喜欢布什，所以布什成了总统。今年大选的一系列民调表明：大部分选民认为国家正在错误的轨道上，布什的支持率大部分时间在50％以下。他能够长时期压克里一头的原因之一，就是大部分选民认为他是一个“强有力的领袖”，个人喜好度远远高出克里。也就是说，相当多的选民，因为个人魅力而向总统效忠，颇像臣民向君主效忠。这已经把总统在政策上向选民效忠的关系给本末倒置了。
这种“民主式的君臣关系”之所以成立，可以归结于两个因素。首先，美国的总统制，实质上是直接选举。总统和选民之间，没有议会的缓冲。在欧洲的议会制国家，选民投票给自己选区内的议员。当一党或多党联盟在国会议席中占了优势时，该党或多党联盟就成了执政党，其党内领袖就成了国家首脑。在这个过程中，选民不是直选国家首脑。国家首脑要由议员们推选的政党领袖充任。既然国家首脑不是选民直接选举的，就不具有美国总统那样对选民的直接感召力。
美国在立国之初，对总统的产生曾有过激烈的辩论：有主张直选的，有主张议会选举的，也有主张由州来推选的。最后的选举团制，实际上是这些主张的折衷：各州根据本州议员的数字分到一定数额的选举团票，由本州来决定把这些票投给谁。即使是主张设立强大总统职位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也认为“由公民从大众中挑选出来的一小部分人，最有可能掌握必要的信息和洞察力完成这样复杂的调查（来选举总统）”。但是，由于绝大部分州采取了“赢者通吃”（winner takes all votes）的原则进行选举团投票，即谁赢得了该州的多数票，就赢得了该州所有的选举团票，选举团票无法独立于本州多数选民的意志，结果总统选举在本质上还是一种多数统治的直选。
这种直选，要求总统个人对选民有直接的感召力，而大众传媒的发达，又使总统与选民直接的互动成为可能。罗斯福是20世纪第一位强有力的总统。他的魅力，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当时广播的普及。结果，罗斯福一当就是４任，他死后国会不得不通过修正案，明确规定总统不能超过两任。里根年轻时就是被罗斯福在广播中的魅力所征服，后来自己也从事广播业，并因此练就和选民直接交流的能力，成为“伟大的沟通者”。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广播不仅塑造了罗斯福这样伟大的民主政治家，也成就了希特勒这样的独裁者。广播在德国，有效地传播了纳粹的意识形态，培育了国民对希特勒的崇拜。
从肯尼迪以后，电视成为塑造总统魅力更直接的手段。肯尼迪与尼克松在1960年大选的电视辩论，使肯尼迪成为“没有摇滚歌星时代的摇滚歌星”。而从里根到克林顿、布什，成功的总统无不是电视明星。
大众传媒对总统的“零距离”的关注，使总统不得不把一切与公共利益无关的个人领域都加以包装，作为自己的政治资源。同时，总统的私生活也完全被媒体所侵占，这才有了克林顿的性丑闻这样的闹剧。实际上，通过个人生活来塑造公共魅力本来就是开明君主制中的老游戏。当年伊丽莎白一世统治英国，就把个人的私生活都当成政治筹码。她高度近视，在伦敦街头和臣民说话时，为看清对方不得不把脸凑得很近，成为女王“亲民”的一大景观。有了现代的大众传媒，这些伎俩更被演习得淋漓尽致。总统和选民之间，每天都有即时互动。投票前选民首先要问自己的一个问题，就是：“我是否愿意让这个人在未来４年中每天都出现在我卧室的电视荧光屏上”？戈尔2000年输的一个理由，就是选民受不了他那个优等生的嘴脸。他似乎一天到晚在那里举着手嚷嚷：“老师，我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老师，我发现了这个答案！”一般的美国人上学时不是优等生。在美国的中小学，大家常常捉弄优等生。结果，笨嘴拙舌、一道题半天解不出来的布什，倒深得选民的青睐。大家显然更愿意相信一个看起来和自己差不多的人。
代序美国是否正在背弃自己的理想？（5）
政教合体与国内冷战
肯尼迪和里根，都能有效地运用媒体创造个人的奇里斯玛权威。布什又有新的创造：他让基督教来为自己的权力加冕。这就使美国总统变得更像旧欧洲的君主。
美国素有政教分离的传统。不过，这个传统的成立，还应该放在一个更大的历史和政治背景中来理解。笔者已经指出，建国之初，联邦政府对老百姓的生活很少有规约性的权力。联邦政府不仅无权干预宗教事物，而且对教育、种族、婚姻等诸多社会事务也都无权过问。当联邦政府和公民的个人生活不发生或很少发生直接的关系时，宗教信仰作为个人事务当然很容易和政府权力分隔开来。在立国的前１００多年，由于联邦政府在伸张自己的规约性权力时非常谨慎，尽可能不干预基层的社会生活，所以在种种社会冲突中，大多能够置身事外，只有在奴隶制这个无法回避的问题上才引发了内战。这种在规约性的权力方面的节制，也是美国能够维持一个多元化社会的关键。
但是，当联邦政府的权力不断扩张、不断规约社会生活、介入公民的私人领域时，人们就会在越来越广泛的问题上要求联邦政府站在自己一边。举个简单的例子。在100多年前，当联邦政府在政教分离的原则下拒绝代表基督教的利益时，信仰基督教的主流社会并不介意，反正华盛顿距离老百姓的个人生活很遥远，在社会中不重要。况且，大家也没有给联邦付多少税，不觉得自己有什么资格支使政府。如今，联邦政府无所不在，有强大的权力规约社会生活。联邦政府是否站在基督教一边，对基督教的成长至关重要。况且，信奉基督教的主流社会，每个家庭要把收入的相当大一部分作为税金缴纳给联邦政府。他们可以理直气壮地质问：你怎么能拿着我的钱不为我服务呢？所以，基督教作为一股政治力量，在总统政治中变得越来越重要。
里根的政治基础，是个人主义和基督教保守主义的联盟。不过里根骨子里还是个人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