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话直说的政治-第2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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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觉得像自己这样的小民百姓的生活，被高高在上的精英统治集团所宰割。
也正是基于这样的白人义愤，在1964年，亚利桑纳的共和党参议员戈德华特和本党主流派决裂，反对“人权法案”，并出人意料地击败洛克菲勒，成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阿拉巴马的民主党州长华莱士，以“今天要种族隔离，明天要种族隔离，永远要种族隔离”的口号，挑战约翰逊总统，竞争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在得州，乔治•；布什，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老布什，挑战本州在任的民主党参议员，并直接借用了华莱士对民权法案的攻击：“这个新人权法案保护了14％的人的利益，但我担心的是那86％的人的利益。”结果，华莱士，戈德华特和乔治•；布什全输了。但是，他们的影响却似乎比胜利者更长久。华莱士在阿拉巴马政坛上一直活跃到1980年代。他分裂了民主党，带走了大量南部民主党的白人选民，帮助塑造了社会保守主义运动。戈德华特则颠覆了共和党东北部精英在党内的统治，开启了保守主义的草根反叛运动，为里根主义和布什主义奠定了基础。乔治•；布什不仅后来成为总统，而且把戈德华特的著作《保守主义的良心》郑重推荐给了大儿子布什，塑造了一个比自己更强的美国总统。
自由派自认为是代表弱势阶层的利益，有着无上的道德优越感，并在大学、媒体成为主流。1964年大选民主党压倒性的胜利，更使他们丧失了危机感，于是在没有回应保守主义反叛运动提出的挑战的前提下，进一步推进自己的意识形态，启蒙民众，创造一个理想社会。这次帮助布什获胜的两个核心问题： 同性恋和堕胎，都是这一自由主义运动的产品。
在1961年，同性恋之间的性行为在美国所有的州都是非法的，人们可以为此进监狱。到了1986年，只有24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还维持这样的法律。在1986年最高法院对哈德威克（Bower v。 Hardwick）案的裁决中，最高法院以5比4的微弱优势，拒绝把同性恋在家中的性行为解释为个人隐私而提供法律保护。不过，这一裁决是在一个犹豫不定的大法官投下了一张事后自己承认是错误的票后才成立的。在1970年代，美国心理学家联合会宣布同性恋是一种精神紊乱的结果，这大大软化了社会对同性恋的禁忌和仇视。如今虽然同性恋在许多州还是不合法的，但同性恋被囚禁的可能几乎没有。乃至切尼的女儿可以带着自己的同性恋伴侣出入公开场合，为共和党募捐。一些自由派的法官和市长还公开支持同性恋婚姻。佛蒙特州成为第一个容许同性恋的“民事结合”的州。也就是说，同性恋者可以享受结婚的配偶拥有的大部分权利，如遗产继承、子女监护等等，但名义上不是“婚姻”。克里也拥护这样的政策，虽然他反对同性恋的婚姻。
1973年，最高法院在对韦德（Roe v。 Wade）的裁决中，推翻了对堕胎的严格限制，使妇女有权终止自己的怀孕。这一裁决，固然是1950和1960年代以来女权主义和性解放运动的一个结果，同时也是对进行堕胎手术的医生的保护。但是，这一裁决并没有解决许多相关的道德问题。比如，在许多州，一个孕妇因为遭到攻击而流产，攻击者会以谋杀罪遭到起诉。但同样这个孕妇，可以合法地到诊所去堕胎。现代医学的进步，又将生命的定义变得模糊。过去人们一个通行的概念，是以胎儿脱离母体能否存活的时间来定义生命。在1960年代，怀孕24周的胎儿无法脱离母体存活，但如今怀孕20周的胎儿就可能脱离母体存活，以后这个时间可能还会缩短。所以，在许多人看来，堕胎就是杀婴。最高法院的裁决，使那一代四分之一的胎儿被谋杀。
右翼国家的生成——从戈德华特、里根到布什第23节 上帝的召唤（3）
类似同性恋和堕胎这样的问题，在草根社会引起普遍的道德义愤。人们觉得，联邦政府和那些掌握联邦权力的高高在上的自由派精英，越来越无视小民百姓最基本的信仰。那些知识分子，如什么心理学家、医生等等，以科学的名义，践踏社会的传统道德准则，垄断了对社会价值的解释权。这些人越是有权力规范社会行为，自己这样的老百姓就越失去对自己生活的控制。所以，到1970年代，草根社会就开始了文化反叛。右翼政客布坎南在1992年提名老布什为总统候选人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发出了“文化战争”的宣言。宗教就是这一反叛和战争的最好武器。
这股反叛力量，尼克松称之为是“沉默的大多数”，里根时代则被称为“愤怒的白人”、“里根的民主党”（投里根票的民主党人），在今天，则更多地被称为“再生的基督徒”或福音派选民。称呼的变化显示了这股力量本身的变动，但基督教保守主义毫无疑问地成为反叛运动中的核心力量。
宗教之所以成为反叛运动的最有效的武器，一大原因就在于反叛运动所要颠覆的是自由派所代表的启蒙主义的理性精神。自由派的思想，在“新政”以后，几乎占据了美国整个的知识传统。1950年特里林（Lionel Trilling）观察道：在美国，自由主义不仅是主宰的知识传统，甚至是唯一的知识传统。1955年，哈茨（Louis Hartz）感叹在美国这样一个既没有封建等级传统又没有充满阶级意识的劳工阶层的社会，自由主义没有保守主义的对手。丹尼尔•；贝尔在1960年干脆写了一本《意识形态的终结》，声称左派与右派的冲突已经被纯粹的技术操作问题所替代。霍夫斯塔特（Richard Hofstadter）在他的获奖名著《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中，几乎把自由主义精神视为一个知识分子的必要素质。在政治上，这一自由派的主张，实际上就是要在一个基督徒主宰的国家建立一个以政教分离为原则的世俗主义社会。
所以，要颠覆这一自由派的统治，就必须借助于理性主义传统之外的宗教。草根社会的老百姓要对精英的知识阶层说：我们知道说不过你们这些伶牙俐齿的读书人，我们也知道你们把我们看得愚不可及，需要你们来启蒙开化，但是，我们就是不买你们的账。我们就是要行使我们信仰的权力。布什的高级媒体顾问麦金农（Mark McKinnon）对一位他认为的自由派的记者说：“你是不是觉得布什是个傻瓜？你不用否认，你就是这么认为！我告诉你：我们根本不在乎。我们的人是美国广大的腹地中那些勤恳工作的人们。他们不读《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或什么《洛杉矶时报》，但他们的人数比你们多一倍！你知道他们喜欢什么吗？他们喜欢他（布什）！他们喜欢他走路的样子，他们喜欢他的手势，他们喜欢他的自信。当你们攻击他用词的错误和讲话的病句时，那正中我们的下怀。因为你知道老百姓不喜欢什么吗？他们不喜欢你们！”
一位福音派领袖在布什胜利后出来说：教徒们喜欢布什，甚至他早年酗酒也成了他们喜欢他的理由。在一个再生的基督徒看来，他只有先迷失，才能找到上帝，才能再生。酗酒是他救赎的一个必要阶段。他是许多再生基督徒的人格化的代表。事实上，布什在打伊战前，不去咨询自己的父亲、唯一打过伊战的美国总统，而要请示“最高的权威”，这一说法，几乎被自由派媒体描绘为丑闻。但对再生的基督徒来说，这正是他们处理生活和工作的基本方式。越来越多的人声称：他们的行为不取决于对现实理性的分析，而取决于上帝给他们的指示。
这一发展，已经不仅仅是基督教和世俗主义的战争，而且是基督教内部的“感情宗教”和“理性宗教”的冲突。林肯在其第二任的就职演讲中对南北战争的双方说：“双方都读的是同一本《圣经》，祈祷的是同一个上帝。每一方都要寻求上帝的帮助来打倒对方……但是，双方的祈祷都不会得到回答。上帝有他自己的目标。”这一讲话，曾被许多报纸批判为侵犯了政教分离的原则，但实际上，林肯是试图否认以上帝主导政府的理念。怪不得今年克里在接受民主党提名的演讲中，针对布什动不动用上帝来支持自己的政策的习惯说：我们与其自以为是地认为上帝在我们一边，不如像林肯一样谦卑地祈祷我们在上帝一边。
但是，在目前的宗教运动中，这种认为上帝的意志不可知、我们不掌握对上帝意志的解释权的理性声音已经快成了异端。一个福音派牧师不认同那种上帝介入世俗事物的理念。他坚持“我们不应该声称上帝在我们手里，我们应该虔诚地祈祷我们在上帝手里”。但是，这种信念却使他在教会中丢了饭碗。许多福音派基督徒，自称能够听到上帝的声音。上帝会告诉他哪年和谁一起开个银行，而且保证赚钱；上帝会告诉他哪天会碰到哪个客户，并指示要和这个客户一起祈祷。有的信徒相信在其有生之年，会看见耶稣会重返人间。有的孩子，从小就知道自己的原罪，认定所有不能分享自己的信仰的人最终都会进地狱，甚至3岁时就宣布自己“再生”：她亲耳听到了上帝对她讲话。由于听到上帝对自己讲话的教徒太多，一些教会组织了培训班，帮助大家分辨哪些话是上帝的声音，哪些是自己的幻觉。
这股颠覆理性的宗教运动，正在突破政教分离的原则。如今的基督教组织，不仅是教会和学校，而且有基督教的监狱、基督教的银行。大企业像军队雇用随军牧师那样，雇用企业牧师。美国人工作繁忙，没有时间上教堂，于是遍地滋生出“工作场地教会”，老板就是牧师，同事聚在一起祷告。到银行贷款，客户也常常和银行的人员一起祈祷。在联邦政府，疾病控制中心有了“工作场所教会”，并把那些“没有得到拯救”的雇员作为发展对象。这样的组织，很快又扩展到了联邦政府的其他分支。
右翼国家的生成——从戈德华特、里根到布什第24节 上帝的召唤（4）
当美国制定政教分离的原则时，政府在社会中扮演的角色非常有限，人们给联邦付的税也微不足道，不觉得有理由为个人的宗教活动求助于联邦政府。况且，当时基督教内部教派众多，冲突不断，政教分离有助于解决基督教本身的纠纷。如今，联邦政府无所不在，人们要支付高额的联邦税；而面对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挑战，基督教内部也空前团结，不仅新教与天主教捐弃前嫌，基督教和犹太教也开始同舟共济。同时，宪法保证公民表达宗教信仰的自由。于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基督徒，在支付了巨额联邦税后，开始要求政府支持自己在公共场合表达宗教自由的权利，并要求联邦资金资助一系列宗教活动。可以预见，政教分离的原则会不断被突破。
但更令人忧虑的，恐怕还是“感情基督教”压倒“理性基督教”的倾向。新教传统强调个人与上帝的直接对话，对天主教的教会权威提出了根本性的挑战，也开启了宗教中的个人主义精神。但是，在第一次“大觉醒”中，这种个人化的信仰就引发了一系列危机。比如信徒不附属于任何教会，听传道可以自由选择，这个牧师不行就去找另一个牧师。而且许多巡游牧师甚至不在教会传道，来去无踪，挑战了现存的秩序。如今所谓“工作场地教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的信徒相信上帝经常对自己讲话，甚至叫自己的小名，指导自己处理具体细微的世俗事物。比如一个牙医在给病人做手术的中途，竟听见上帝叫他去阿根廷朝圣。如果每个人都跟着自以为听到的上帝的指令走，而这种指令又和现实世界的法律相冲突，就可能引发社会秩序的危机。布什跟着上帝的指令去打伊拉克，也许仅仅是这种危机的一个开始（记住： 75％的布什选民，至今认为萨达姆直接卷入了“9•；11”或与基地组织有直接的合作关系。这也是他们选总统的一个重要依据。许多选民认为布什是上帝派到白宫来抑制邪恶的。显然，许多人不是根据事实，而是根据脑子里上帝的声音来行动）。
民主党人对这样的发展，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事实上，“富人想进天堂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爱你的邻人、帮助穷人、维护社会公平等等，都是基本的基督教教义。20世纪初的进步主义运动，作为一种宗教的“大觉醒”，正是根据这些基本的宗教信条，发展出后来民主党的基本意识形态。但是，自“新政”以来，民主党在理性上和政治上的胜利，使他们放弃了这种宗教的语言，更没有意识到大众传媒的发展对精英主义提出的挑战。他们试图把自己塑造为一个超越各利益集团之上的精英统治者，来启蒙社会。然而，正像克里赢了3场辩论却输了大选一样，基督教保守主义的反叛，是选民推翻了理性主义的游戏规则：我们不是靠讲道理，而是靠信仰和感情来决定我们的生活。我们要通过信仰的力量把权力从知识精英手中夺回来。
在当代美国社会，自由派的世俗主义在有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上层颇有影响。特别是上个世纪60和70年代，自由派挑战和解构传统权威，把道德和价值相对比。更有许多人认为20世纪就是个“上帝已死”的“不确定的时代”。经过一系列相对主义的洗礼，面对全球化和信息时代的冲击，占有教育优势的中产阶级上层应对自如，甚至如鱼得水。他们喜欢变化，拥抱变化。所以在沿海地区充当全球化先锋的大都市，自由派的多元文化一直占优势，压倒性地投民主党的票。但是，在美国中下层民众中，特别是在南部和中部的内陆腹地，宗教就还是生活的中心。这些选民没有教育上的准备，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充满了焦躁和不安，明天的生活对他们而言常常是个未知数。再加上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挑战，他们就更需要在宗教中寻找一种道德的确定感。布什的所谓“始终如一”的领袖风格对他们有感召力，也就不奇怪了。可惜，在宗教这个领域，号称代表弱势阶层利益的民主党人几乎失语。乃至布什的顾问卡尔•；罗夫讥笑民主党是一群陷于1960和1970年代的意识形态而不能自拔的知识精英。相反，共和党却在戈德华特之后，发展出一套与小民百姓沟通的语言。于是出现了现在这种穷人投富人票的局面。正像俄亥俄州一个布什选民说的那样： 这4年我收入少了三分之一，但我不会责怪布什。工作来了又去，但信仰却是永恒的。
展望未来，随着信息产业的发达、大学生在人口中比例的增加、城市化的发展，理性主义可能卷土重来。但是，把握不住现在，就不可能把握住未来。民主党的失败，是在于当大众传媒把民众拉进政治过程之时丧失了中下层社会的语言，把自己变成一个知识精英和少数民族的联盟。其实，卡特就是个虔诚的教徒。克林顿也不停地谈宗教，并向助手感叹传道士的感染力，希望自己能够找到这样的声音。这也是尼克松之后唯一的两位民主党总统。所以，民主党要翻身，就必须有强有力的语言和主流社会对话，重新找回自己在宗教上的精神资源。
2004年11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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