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涌读论语-第2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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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君主直接经营的结论。可见，这里所谓“皆于农隙以讲事”的“使民以时”的哲学，是要限制君主的财政权力。
增渊龙夫对这个问题，提出了经典的分析。他认为，君主逐渐把氏族共同体公用的“山林川泽”置于自己的直接掌握之下，是确立君主专制体制的财政基础。根据加藤繁的研究，到西汉武帝以前，国家财政收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来自通过郡县所收的田租、算赋，归大司农；另一部分则是山泽池园、市井之税、公田收入、献物酬金等等，归少府和水衡都尉。在理论上，前者是政府收入，后者是帝室收入。两相比较，后者的收入和前者相当，甚至可能更多。包括巨额的盐铁收入，在武帝以前都归少府（其实就是皇帝的私家金库）管辖。（加藤繁：294…388。）可见早期帝国财政对“山林川泽”之入的依赖之深。
《学而时习之》 第二部分 法家的财政理念与秦国的土地开发（1）
增渊龙夫把国家财政对“山林川泽”的依赖追溯到春秋战国之际。特别是战国时代激烈的兼并过程中，“山林川泽”成为国家生存的根本。比如，秦孝公十二年迁都咸阳后，商鞅把畿内小都乡邑合而为县，凡三十一县，建立了直属国家的税收制度，使君主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财政权力。但是即使如此，秦国仍面临着军事对财政的巨大挑战，需要从开发“山林川泽”寻求出路。以下是《商君书…俫民》中的论述：
地方百里者，山陵处什一，薮泽处什一，溪谷流水处什一，都邑蹊道处什一，恶田处什二，良田处什四，以此食作夫五万。其山陵、薮泽、溪谷，可以给其材；都邑、蹊道，足以处其民。先王制土分民之律也。
今秦之地，方千里者五，而穀土不能处二，田数不满百万。其薮泽、溪谷、名山、大川之材物货宝，又不尽为用。此人不称土也。秦之所与邻者，三晋也；所欲用兵者，韩、魏也。彼土狭而民众，其宅参居而并处；其寡萌贾息，民上无通名，下无田宅，而恃奸务末作以处；人之复阴阳泽水者过半。此其土之不足以生其民也，似有过秦民之不足以实其土也。意民之情，其所欲者田宅也。而晋之无有也信，秦之有余也必。如此而民不西者，秦士戚而民苦也。……今三晋不胜秦，四世矣。自魏襄以来，野战不胜，守城必拔，小大之战，三晋之所亡于秦者，不可胜数也。若此而不服，秦能取其地，而不能夺其民也。
今王发明惠，诸侯之士来归义者，今使复之三世，无知军事；秦四竟之内，陵阪丘隰，不起十年征，者于律也，足以造作夫百万。曩者臣言曰：“意民之情，其所欲者田宅也。晋之无有也信，秦之有余也必。若此而民不西者，秦士戚而民苦也。”今利其田宅，而复之三世，此必与其所欲，而不使行其所恶也。然则山东之民，无不西者矣。
……夫秦之所患者，兴兵而伐，则国家贫；安居而农，则敌得休息。此王所不能两成也。故三世战胜，而天下不服。今以故秦事敌，而使新民作本。兵虽百宿于外，竟内不失须臾之时。此富强两成之效也。臣之所谓兵者，非谓悉兴尽起也，论竟内所能给军卒车骑。令故秦兵，新民给刍食。天下有不服之国，则王以此春围其农，夏食其食，秋取其刈，冬陈其宝，以大武摇其本，以广文安其嗣。王行此，十年之内，诸侯将无异民……
周军之胜，华军之胜，秦斩首而东之。东之无益，亦明矣。而吏犹以为大功，为其损敌也。今以草茅之地，徕三晋之民而使之事本，此其损敌也，与战胜同实，而秦得之以为粟，此反行两登之计也。且周军之胜、华军之胜、长平之胜，秦所亡民者几何？民客之兵不得事本者几何？臣窃以为不可数矣。假使王之群臣，有能用之，费此之半，弱晋强秦。若三战之胜者，王必加大赏焉。今臣之所言，民无一日之繇，官无数钱之费，其弱晋强秦，有过三战之胜，而王犹以为不可，则臣愚不能知已。
我将此段试译如下：
一百平方里的土地，山岭占十分之一，湖泊占十分之一，河流占十分之一，城邑道路占十分之一，瘠田占十分之二，良田占十分之四。用这些田地，可以养活五万农夫。山岭湖泊可以供应他们所必须的财物，城邑道路可以安顿他们的起居。这是古代君王管理土地、分派老百姓的原则。
《学而时习之》 第二部分 法家的财政理念与秦国的土地开发（2）
现在秦国的土地，总数达到五千平方里，但种粮食的土地不足十分之二，农田数目不足百万亩，湖泊、河涧、名山、大川的资源又没有充分利用。这就叫作人力不足以胜任土地的开发。秦国所相邻的国家是赵、魏、韩这些“三晋”之国。秦国所要攻打的是韩国和魏国。在这些国家里，土地狭小、人口众多、房屋拥挤，老百姓经营商业，在国家那里没有户籍登记，也没有自己的房屋土地，只能机关算尽地不务正业，勉强维生；在山的两侧和水边掘洞而居的超过人口的一半。这些国家土地不足以供养其人民的情况，比秦国劳动力短缺而不足以开发土地的状态要更为严重。我们不妨设想一下老百姓的天性：他们所要的，不过是住宅和土地而已。这些资源三晋肯定是没有的，而秦国肯定是有的。既然如此，老百姓还不向西移民到秦国来，是因为秦国士人忧郁、庶民辛苦。……三晋与秦国打仗，经过孝公、惠王、武王、昭王四世也没有打胜过。自从魏襄王以来，野战不能胜秦，据守的城池也被秦国攻克。大大小小的战役，三晋败给秦国不计其数。如果这样他们还是不屈服，原因在于秦国能够兼并他们的土地，却不能获得他们的人民。
现在君王如果明智地施与恩惠，对于从各诸侯国来投奔秦国的人，从今天起免去三代的赋税，并不让他们服兵役；秦国四境之内的山岭、池塘、高地和沼泽的开发，十年内都不征收赋税，并将此政策写在法律上；那么就足以招募百万的农夫。刚才下臣曾说：“我们不妨设想一下老百姓的天性：他们所要的，不过是住宅和土地而已。这些资源三晋肯定是没有的，而秦国肯定是有的。既然如此，老百姓还不向西移民到秦国来，是因为秦国士人忧郁、庶民辛苦。”现在我们给他们住宅田地之利，免除三代的赋税。这就叫一定要投其所好，而不让他们干不他们不喜欢的事情。这样，东方各国的老百姓就没有不向西移民的了。
……秦国所面临的难局是：如果兴兵攻打敌国，国家就贫苦；如果安居务农，则敌国就获得了喘息之机。这是君王如今不能两全其美的。所以打了四世的胜仗，天下还是不服。现在如果用秦国原有的百姓去进攻敌国，用新来的移民从事农耕之本业，那么我们即使陈兵于境外百天之久，境内的农事也不会有须臾的耽误。这就到达了富国强兵的两全其美之效。当然，下臣所谓的兵役，也不是说全部征发。我所讲的是境内所能供应的车骑步卒的最大潜力。我们让秦国原有的百姓服兵役，让新移民供应粮草。天下若有哪国不服，那么君王就发动春季攻势扰乱其农时，夏季掠夺其食物，秋季抢占其收获，冬季攻陷其城堡，用强大的武力动摇其根本，用宽厚的文治安抚其子民。君王如果实行这样的政策，那么十年之内，各诸侯的百姓就没有不是您的臣民的了……
秦灭了周，又曾于华下打败魏军，斩下了众多敌人的头颅，挥军东征。东征无获是明显的。但是，官吏们还以为这是大功，理由是削弱了敌人。如今我们以长满野草的荒地，招募三晋的人民，让他们投身于农耕之本业，用这样的方法削弱敌人，和在战场上打了胜仗是一样的。同时，秦国也获得了他们生产的粮食。这是务农与征战两全之策。况且，秦灭周，在华下打败魏军，在长平打败赵国。在这些胜仗中，秦国自己的伤亡人数又是多少呢？秦国本土的兵卒和从外面新招募的兵卒中，为此无法务农的人又有多少呢？下臣以为这些数目是不可胜计的。假使君王的群臣中，有人能够用这些战役所调动的资源，消耗其中的一半，削弱三晋而壮大了秦国，君王一定会大为奖赏他的。现在下臣所讲的，不增加老百姓一天的徭役，国家也不增加多少开支，在削弱三晋、壮大秦国上，都有超过前面讲的三次胜利的功效。如果君王对此还不认可，那么以臣下的愚钝，实在是不能理解了。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商君书》的作者混杂：小部分可能出自商鞅之手，大部分恐怕是他身后的人所添加。这些人也许是他直接或者间接的门徒，或膺服于他的思想的人，要借他的嘴说话。这就如同柏拉图的许多思想是借其作品中苏格拉底的嘴说出来一样。可以说，《商君书》代表着战国特别是战国后期主导了秦国的政治哲学，即“商鞅学派”的思想。韩非在《五蠹》中说：“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家者有之。”可见《商君书》在战国末年已经很流行。（高亨：1；郑良树：I…XI。）这里所引的《俫民》，涉及的事件有在商鞅身后八十多年者，其时秦已灭周，进入扫平六国的“收关阶段”。所以，此篇并非突破周代秩序的变法理论，而是对商鞅变法所带来的政治现实的回应。
从这个角度看，此篇所表达的思想就更有意义。
《学而时习之》 第二部分 法家的财政理念与秦国的土地开发（3）
众所周知，法家的基本政治思想和儒家对立。《汉书·食货志》载武帝时董仲舒的上疏，对商鞅谴责尤甚：“古者税民不过什一，其求易共；使民不过三日，其力易足……至秦则不然，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又颛川泽之利，管山林之饶……又加月为更卒，已复为正，一岁屯戍，一岁力役，三十倍于古；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五……”大意是：上古帝王对老百姓的税收不超过其所得的十分之一，这样的需求很容易供应；使用老百姓的力役，一年也不超过三天，这样的劳动量也很容易满足……到了秦则不然，用商鞅制定的法规，改掉了上古帝王的制度……并且垄断了川泽的利润，把持着山林的出产……又把服兵役的时间加长了一个月，不仅把当免之赋役恢复，而且开始新的加征。一年间的兵役和力役，比古代加多了三十倍；田租和人头税，以及盐铁贸易中的加征，则增加了二十倍。富民的田地，税率超过了十分之五……
但在《俫民》篇里，我们则看到一个“商鞅学派”自己塑造的“商鞅”。这位假托的商鞅和儒家版的商鞅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他不仅格外注重孔子提出的“使民以时”的问题，而且要求免去赋役，比一向主张轻徭薄赋的儒家还彻底。特别是在秦国军事上连连得胜，甚至灭了周，荡平六国、统一天下已经只是个时间问题的关头，《俫民》篇却口口声声：军事胜利并不是决定性的，必须用优惠的经济政策赢得民心，“以广文安其嗣”，即以宽怀的文治安抚被征服的子民。这俨然是在用儒家的口气讲话了。
这一迥异的“商鞅”不仅说明了儒家版的“商鞅”不可尽信，恐怕也说明“商鞅学派”对商鞅变法后秦国的现实进行了反省。商鞅变法后秦国国力大增，屡战屡胜，但很快在其扩张过程中遇到了瓶颈。秦在此时期兼并土地后一般马上设郡，将新增土地置于君主的直接控制之下。因此，考查郡的设置过程，就成了理解秦国扩张进度的最好办法之一。根据江村树治的研究，秦的置郡过程，从公元前317年置巴郡到公元前221年统一天下，共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公元前317…271年。这一时期内，秦向南方和东南方置郡。但是在东方，自公元前290年置河东郡后，就停止了置郡。而东部正好就是三晋地区。这说明秦的扩张在此阶段形成了绕开三晋向东南方向迂回之势。《俫民》中提到的“华军之胜”就发生在这期间（公元前273年）。第二时期则是公元前271…250，秦国向三晋地区大举征伐，但许多重要城市得而复失，几度易手，难以建立稳定的统治。比如公元前269年赵将赵奢大破秦军。公元前261年赵将廉颇与秦相持于长平，次年秦用反间计于赵。赵王以赵括代廉颇，大败。赵军四十万人投降而被坑杀，秦兵死伤亦过半。公元前257年，魏信陵君大败秦兵。次年秦灭周。第三时期，是公元前249…226年，秦终于在三晋地区设置了三川郡（公元前249年）、上党郡（公元前247年）、东郡（公元前242年）、颖川郡（公元前230年）、邯郸郡（公元前228年），算是完成了对三晋的征服，加上其北方的郡共设置了八郡。最后一阶段则是公元前225…221年。在这短短五年，秦迅速完成了对齐、燕、楚征伐，设置了十六个郡。（江村树治：170…210。）
《俫民》篇提到第一和第二阶段的重大战役，显然是针对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的形势所发的。江村树治的研究表明，三晋作为传统的政治、文化、经济中心，人口密集，交通发达，特别是当时战国高速的城市化，主要在这一地区发生。这些在《俫民》中都有印证。所以，虽然秦国有强大的军力，但三晋却吃不下去。第一阶段的扩张历时46年，基本绕开三晋。第二阶段大举进攻，但双方互有胜负，牺牲惨烈，历时21年。在这60多年的苦斗中，三晋强大的经济实力表现了强大的后劲，能够屡败屡战而不屈服。秦国是边疆国家，以农业立国，人口稀少，经济相对落后；特别是在向南方扩张中，建立蜀郡，并修都江堰，徙万户秦民至蜀，更是抽走了关中地区宝贵的人口。（黄耀能：94…96。）这样经过连年征战，自然陷入“士戚而民苦”的困境。
通过对这一局面的反省，“商鞅学派”意识到：财政才是决定列国竞争胜败之关键。没有雄厚的财政基础，秦国无力支持与经济实力最强的三晋打持久战。而对于地广人稀的秦国而言，财政之要务在于开发土地。以目前这样的状况，如果发动战争，农民必须服役而耽误农活儿，农业生产受打击，进而国家财政空虚，无力应付进一步的军事危机；如果为了照顾农业而不发动战争，则等于给敌国以喘息之机。最后“商鞅学派”解决方案是经济战：开放荒地供流民开垦，特别是以优惠政策吸引地少人多的邻国三晋之民前来就耕，创造新的财源，同时瓦解对方的经济基础。这样，秦国的传统居民就能够腾出时间来打仗。征战之民和农耕之民有了分工。这也是最早的兵农分离的理论。
《学而时习之》 第二部分 法家的财政理念与秦国的土地开发（4）
不过，“商鞅学派”马上澄清：这种兵农分离并非我们现在所谓的职业军制：“臣之所谓兵者，非谓悉兴尽起也，论竟内所能给军卒车骑。”即所谓的兵役不是全部将秦之“故民”征发，而是把握境内所能供应的车骑步卒的最大潜力。换句话说，如果真需要大规模陈兵境外时，这些人可以如数出动、不必担心地荒了没有粮食吃，但平时还是在自己的土地上务农。当时秦国并没有发展出强大的中央财政足以维持职业的常备军。当兵还是耕战自养。他们之所以关键时候能够离得开土地，就在于国家利用新移民对“山林川泽”（即所谓“陵阪丘隰”）的开发，有了一定的剩余，能对付暂时的壮劳力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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