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汉开国谋士群-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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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认为，在汉初，第一个从理论上提出系统运用黄老学说指导政治的人，是谋士陆贾；第一个从实践上自觉运用黄老思想指导政治的人，则是宿将曹参。这当然是不错的。不过，追根究底，作为大汉开国皇帝刘季的宾师亦即所谓“帝者师”，张良其实才是黄老之术不动声色的始作俑者。其种种心术手段，相信读者诸君已经有所领教。张先生上举刘邦的诸种做法，正是他听计于张良的例证，给人的感觉，刘邦有时简直就像是一个傀儡，张良则如同在幕后扯线牵动傀儡的人。司马迁说：“运筹帷幄之中，制胜于无形，子房计谋其事，无知名，无勇功，图难于易，为大于细。”宋人杨时的说法，刚好可作其注脚：“老子之学最忍。他闲时似个虚无单弱的人，到紧要处发出来，令人支吾不住，如张子房是也。子房如峣关之战，与秦将连和了，忽乘其懈击之；鸿沟之约，与项羽讲解了，忽回军杀之：这便是柔弱之发处。可畏！可畏！”
　　英国学者鲁惟一指出：“在无为的思想和皇权的行使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关系。避免有意识地采取行动或作出决定，这部分地是由于对人的价值和个人判断力的新的认识；类似的思想应用于对君主适当的地位和权力的看法方面。按照理想的模式，君主应在行政或决策方面力戒起个人作用；他不应有意识地打算行使自己的权力，而是应该满足于安然自得，袖手旁观，让自己的臣属去治理国务。他以自己的存在和无言的沉默来治天下，就像无形的道控制着自然界的一切活动那样。”（《剑桥中国秦汉史》）
　　文帝、景帝和窦太后也都尊崇黄老学说。《史记。儒林列传》说：“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窦太后又好黄老之术，故诸博士具官待问，未有进者。”《史记。外戚列传》说：“窦太后好黄帝老子言，帝及太子、诸窦，不得不读黄帝、老子言，尊其术。”
　　窦太后则是汉初黄老学说承先启后的关键性人物。她和她的婆母薄太后的故事，都富于传奇色彩，饶有意趣，颇值一说。这些后文都将陆续写到。
　　史称“汉承秦制”，这大抵是事实。当然，时代不同了，环境和条件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为了适应社会的发展和需要，汉初各项制度，对秦制有因有革，从而具有自己的特色。
　　秦统一六国后，推行单一的郡县制，朝廷大权独揽。汉初则郡县制与封国制并行，实行的是一种混合式政体，大汉王朝由朝廷、地方郡县和各诸侯王国三大部分组成。
　　皇帝作为高高在上的“至尊”，是权力的核心掌握者和最终裁决者。朝廷的中央行政机构，设有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分司行政、军事、监察大权，称为“三公”。“三公”之下，设有“九卿”，包括太常、郎中令、卫尉、太仆、廷尉、典客、宗正、治粟内史和少府，分管各项具体政务。三公九卿共同构成政府首脑机构，发挥国家职能的中枢作用，负责国家机器的日常运转，并向皇帝负责。
　　丞相是最高行政长官，是皇帝最重要的辅佐，是大政方针的主要决策者和执行者，专设有由其自行掌控的庞大办事机构“丞相府”，总理百僚，位高权重。汉初丞相，多由位居列侯的开国重臣出任，如萧何、曹参、王陵、陈平、周勃等人，都先后担任过这一要职。首任丞相萧何协助吕后谋杀韩信后，再度加封，丞相更名为相国，以示尊崇；继任者曹参去世后，相国又恢复为丞相原名。丞相有时一人，有时则有两人，分置左右。汉制以右为尊，右丞相事权稍高于左丞相，是实际上的首相。
　　太尉是最高军事长官，但这更多只是一种名义上的荣衔而已。因为太尉没有自己独立的官署，属吏寥寥，也没有调兵的权力。出统军队，必须有皇帝颁发的符节，才能有效行使职权。汉初，太尉这一职务时置时废，大抵因事设人。周勃、灌婴等名将都当过太尉。
　　御史大夫官秩相当于九卿，实际权力则大得多。举凡监察文武百官，弹劾不法；管理重要档案，制诏转达；以及核算、审计等重要政务，都在其职掌范围之内。御史大夫是皇帝的近侍，协助丞相处理朝政，实际地位差不多是副相。灌婴、赵尧、周昌等汉初名臣先后担任过这一职务，前文提到过的相国曹参之子曹窋，积极要求进步，很快也由中大夫升任至御史大夫。后来有两任御史大夫，景帝时的晁错和武帝时的桑弘羊，建树和名气都更大，只可惜他们生不逢时，殊途同归，下场不妙。
　　太常职掌宗庙礼仪，后来也兼管博士、太学。帮助刘季取名、制订朝仪的“圣之时者”叔孙通，就是大汉首任太常。
　　郎中令职掌侍卫皇帝。多由亲贵子弟出任，与皇帝亲密接触的机会多多，获得升迁的机会当然也水涨船高，是当时仕进的南山捷径。武帝以后改称光禄勋。
　　卫尉职掌宫廷守卫，负责宫门警卫，统率皇家禁卫军。
　　太仆职掌舆马，包括皇帝銮驾仪仗、宫廷车马、朝廷马政等。最有名的太仆当然是在功臣榜中排名第八、长期得到高祖和吕后格外信任和尊重的开国名将夏侯婴。
　　廷尉职掌刑狱，是最高司法长官。汉初最有名的廷尉当数张释之。
　　典客职掌诸侯王及各少数民族事务，负责其入朝觐见时的接待、礼仪等。武帝以后改称大鸿胪。
　　宗正职掌皇族事务。按照惯例，向由皇家子弟出任。
　　治粟内史职掌全国财政，负责钱谷盐铁赋税和国家的财政收支、各地贡物调度等。武帝以后改称大司农。
　　少府职掌皇家财政，负责征收计提山海池泽等专项赋税和皇室手工业制造，专供皇室花销。少府机构庞大，属官众多——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完成任务，满足皇室的需要。曾经连败义军、投降项羽后获封雍王、又被刘邦“还定三秦”时逼得自杀的秦朝名将章邯，就是少府出身，秦汉之际做过少府的官员没什么人比他名气更大。
　　三公九卿之外，主要的中央政府官员，还有主管京师治安与防务的中尉、主管列侯事务的主爵中尉、主管少数民族事务的典属国、主管宫室修缮的将作少府等。京师的地方长官为内史，但官秩相当于列卿，稍高于一般郡守，首善之区嘛。
　　汉初地方行政机构的设置，跟秦朝一样，施行郡县制。郡设郡守，管辖全郡一应军民事务，如劝民农桑、稽征赋税、典郡兵事、治安司法、选举孝廉、属县吏治等。景帝时，郡守更名为太守。郡又设有郡尉，协助郡守掌管本郡军务。景帝时，郡尉改称为都尉。
　　郡下设县。县设县令，不满万户的小县设县长，管辖一县民政。又设有县丞、县尉，分别协助县令（县长）管理民政、司法及治安、兵役等事务。乡设三老、啬夫、游徼，属于地方基层自治机构，没有公务员编制。
　　为与汉初新的政治制度相适应，大汉王朝建立了新的军制，军队分为中央军与地方军两种。中央军驻屯京师，一称南军，一称北军。南军由朝廷直辖的各郡征调来的精壮兵士组成，人数在2000人左右，是皇室的卫队，并负责皇帝外出时的警备；南军分散驻守，没有固定的营垒，在北军之南，故称南军，由卫尉统率。北军多由京畿三辅地区选调的材官（步兵）和骑士（骑兵）组成，人数达数万之多，是京都长安的卫戍部队；其营垒在未央宫之北，故称北军，由中尉统率。
　　地方军称为郡国之兵，组成者为各郡县和诸侯王国的应役男子，每人必须服满两年兵役，由郡守、郡尉或诸侯国中尉统率。地方军根据各地区不同地理特点分为材官、骑士、楼船（水兵）3大兵种，朝廷有事时可以随时征调。
　　汉初，全国约有54个郡，每个郡通常辖治十几个县。但中央政府能够直接管辖的，只有云中、河东、南阳、汉中、巴、蜀、陇西、上党等15个郡，其他39个郡，都裂土分封为诸侯王国。就是在直属中央的15个郡中，还包含有很多公主和列侯们的食邑。也就是说，郡县制只在少数地区得以施行，全国大多数地区，实行的是诸侯王国制，即封国制。看来，所谓“一国两制”，也是古已有之，并非什么新鲜玩意。
　　刘邦坐稳江山后，“惩戒亡秦孤立之败”，一方面着手找茬翦除异姓诸王，一方面开始大封刘氏子弟，作为汉廷羽翼。用不了几年，除了地偏人稀安分守己的长沙王外，其余诸位异姓王先后灰飞烟灭。与之相对应的是，刘氏诸王则遍地开花，7年时间立了9个，不少都是乳臭未干的黄口小儿。
　　在汉初政体中，“多者百余城，少者乃三四十县”、可以坐享本国赋税和徭役的诸侯王国权力很大，“宫室百官，同制京师”，无异于一个个国中之国。王国政府中，除了丞相由朝廷指派外，其余一切都由国王说了算。尾大不掉的局面势无可免地形成，成为皇帝的心病。
　　汉廷终于发现，削弱驾驭诸侯王国的诀窍，在于“众建而少其力。”数代君臣费尽移山心力，使用各种手法（包括残酷的战争手段），终于逐步弱化了诸侯王国的力量，化解了它们对朝廷潜在的威胁，强化了中央集权。《汉书。诸侯王表》说：文帝采贾生之议分齐、赵，景帝用晁错之计削吴、楚，武帝施主父偃之策下推恩之令，使诸侯王得分户邑以封子弟。自此以来，齐分为七，赵分为六，梁分为五，淮南分为三。皇子始立者，大国不过十余城。长沙、燕、代，虽有旧名，皆无南北边矣。
　　然而，新的问题随之出现，两个更大的麻烦纷至沓来：宦官与外戚。这两个封建制度的毒瘤和痼疾，给中国历史带来了无尽的灾难，历代王朝一直没能从制度的层面予以根本性解决。这是后话，且略过不表。
　　汉初数十年间，政府尊用黄老学说，与民休息，奖励生育，轻徭薄赋，宽刑简政。结果人口猛增，农业生产很快得到恢复和发展，经济繁荣，社会和谐。汉廷废除关卡和桥梁的过路费，又开放山泽，听人采掘垦殖，给工商业带来一个空前的发展机会。战国后期至西汉前期，又正是牛耕逐渐推广的年代，耕牛的普遍使用代替了很多人力，使农村中出现大量剩余劳动力，其中一部分流向都市，这进一步促进了工商业的兴旺发达。
　　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坚持什么什么路线100年不动摇”云云，若非痴人说梦，便是骗人的鬼话。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没有什么不能改变的清规戒律，与时俱进才是硬道理。
　　武帝时期，政权高度集中，内患完全解除，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积累，国家财富已相当可观，民力充裕，民气踔厉风发，国家臻臻日上欣欣向荣，正是大有作为的好时光。
　　岁月无敌，时过境迁，在全新的情势下，黄老学说的消歇沉寂，已经成为历史的必然。
　　黄老学说博大精深，治国方面的效用已见上述。其实，无论修身还是用世，它也都是上佳的器具。
　　清朝咸丰年间，曾国藩以在籍侍郎身份，奉旨帮办团练，以对抗太平军，湘军横空出世。但开始几年并不顺利，经常失败，到处碰壁。咸丰7年（公元1857年），曾国藩丁父忧回家守制。其间，一些亲友对他以往一味蛮干的做法给予了批评和劝导，他自己思前想后，也对前几年的经验教训进行了全面深刻的反思。除悟出领兵不兼督抚则处处受制外，还对自身修养作风、为人处事方面的种种不足作了一番认真点检。他搁置儒学，聚精会神精研黄老之术，极有心得，相见恨晚，自感十分受用。一年多后复出时，曾国藩的思想作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刚猛激烈转为柔婉沉静，以致胡林翼批评他“渐趋圆熟之风，无复刚方之气”。但意气用事并无用处，事实才是最好的说明：曾国藩从此左右逢源，得心应手。
　　下面节录一段曾文正公学习黄老学说的家居日记，与朋友们共享，并借以结束本章　
　　静中细思，古今亿百年无有穷期，人生其间，数十寒暑，仅须臾耳，当思一搏。大地数万里，不可纪极，人于其中寝处游息，昼仅一室，夜仅一榻耳，当思珍惜。古人书籍，近人著述，浩如烟海；人生目光之所能及者，不过九牛一毛耳，当思多览。事变万端，美名百途，人生才力之所能及者，不过太仓之粒耳，当思奋争。然知天之长，而吾所历者短，则忧患横逆之来，当少忍以待其定；知地之大，而吾所居者小，则遇荣利争夺之境，当退让以守其雌。
　　
　　第三章　陈平
　　
　　一、一个足智多谋的大帅哥之非凡人生
　　
　　秦末汉初，天下大乱，英才辈出。即便如此，陈平的才能和建树依然相当突出，绝对非凡。
　　陈平是个大帅哥。却因出身贫寒，险些连媳妇儿都娶不上；后来抓住机会，一石三鸟，不仅得到嫁奁丰厚的美妇，而且提升了自己的社会地位。他曾数度投机，三易其主；终于认定刘邦后，攀龙附凤尽心尽力，成为举足轻重参予决策的核心谋士，跻身大汉开国名臣，封侯拜相。楚汉战争时期，他巧施反间计，离间了项羽的心腹，极大消弱了楚军的中坚力量和战斗力。又说服刘邦广泛吸收、大胆任用有利于争夺天下的各方人士，大大加速了夺取战争胜利的进程。在战略要地荥阳即将被项羽攻陷的危急时刻，陈平先是放出打算投降的烟幕弹，麻痹楚军；然后使出奇招，让将军纪信率2000名女兵迟滞掩护，李代桃僵，使刘邦利用这一间不容发的空隙，乘机脱逃。高祖率20万大军亲征勾结匈奴的韩王信，冒顿单于亲率40万精骑驰援，将汉军围困在平城白登山达七天七夜，粮尽援绝，情况万分危殆；最后又是依仗陈平所献的秘计，才得以出围脱险。刘邦忧虑韩信，放心不下，又不敢轻易动武；陈平建议高祖诈游云梦，结果不费吹灰之力，就使百战百胜称霸一方的楚王韩信作了阶下囚。高祖临终前，令他到前线军中监斩樊哙；陈平经过精算，终于以适当的方式将这个极为棘手、动辄得咎、吃力不讨好的差事巧妙应付了过去。吕后执政时，他虚与委蛇，视“白马之盟”为无物，醇酒夫人力求自保。吕后去世后，他审时度势，在陆贾的串联下，和周勃等人联手诛灭吕党，平息内乱，避免了战争和分裂，维护了大汉王朝的安定统一，客观上也有利于苍生百姓，更为自己赢得“安刘”的好名声和诸多现实好处。在艰难时世中活出了精彩人生，而且履险如夷善始善终，这个帅哥不寻常。
　　有意思的是，战争年代，陈平常常与首席谋士张良英雄所见略同，不谋而合。和平岁月，两人的出处态度却大为不同。同样足智多谋，但无论是思想深度还是处世风度，比起张良来，陈平总是显得相去一程。这除了性格、学养和经历不同外，跟他们的出身大概也不无关系。刘季、吕雉两公婆对待陈平虽说比不上像对待张良那样毕恭毕敬，却也还客客气气，从未失礼过。这已经很不容易，也算难能可贵了。
　　陈平少年时期就喜好黄老之术，精心揣摩研习。他一生得力于智谋，智谋是他的看家本领。他以之建功，以之自全，终于成为一代重臣贤相，在历史上也享有盛名。
　　然而，对陈丞相的心术和作派，历代也一直不乏讥评，而且似乎并非没有一点道理。其中，韩兆琦的观点颇具代表性。韩氏说：
　　陈平是以智谋（或者更准确地说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