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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章

晚清有个李鸿章-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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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受命担任朝廷全权大臣赴日谈判,翁同当然知道此去对李鸿章意味着什么。而李鸿章自然也知道这是刀山火海,更是一盆脏水,李鸿章便向朝廷建议与翁同一同赴日。翁同死活也不肯与李鸿章同行。等到李鸿章代表朝廷签订《中日马关条约》灰溜溜地回到国内时,翁同义愤填膺,慷慨陈词,当即写了一首《失鹤零丁》的诗,在大街上广为张贴。诗的中心意思是丢失了一只漂亮的鹤,内眼人一看就知道翁大臣是在以鹤来比喻辽东。
  有一天,袁世凯来到李鸿章的贤良寺。袁世凯一直是李鸿章的老部下,正是李鸿章对袁世凯的提携,才使得袁世凯从少年得志,青云直上。稍作寒暄之后,袁世凯即吞吞吐吐地劝说李鸿章打报告告老还乡。李鸿章一下子就看穿了袁世凯的意思,他是在为翁同当说客,目的是让李鸿章让出清廷最高级别的文华殿大学士的位置。没等袁世凯说完,李鸿章气不打一处来,大声呵斥道:
  慰迁,尔乃来为翁叔平作说客耶?他汲汲要想得协办,我开了缺,以次推升,腾出一个协办,他即可安然顶补。你告诉他,教他休想!旁人要是开缺,他得了协办,那是不干我事。他想补我的缺,万万不能!武侯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两句话我还配说。我一息尚存,决不无故告退,决不奏请开缺。臣子对君上,宁有何种计较?何为合与不合?此等巧语,休在我前卖弄,我不受尔愚也。
  袁世凯诺诺告辞后,李鸿章仍不解气,仍对亲信幕僚们说了一番气话:
  袁世凯,尔不知耶?这真是小人!他巴结翁叔平,来为他作说客,说得
天花乱坠,要我乞休开缺,为叔平作成一个协办大学士。我偏不告退,教他想死!我老师的“挺经”,正用得着,我是要传他衣钵的。我决计与他挺着,看他们如何摆布?我当面训斥他,免得再唣。我混了数十年,何事不曾经验,乃受彼等捉弄耶?
  李鸿章发脾气时颇有点官痞的味道。也难怪,对于权谋与世俗,富有草根经验的李合肥从不陌生。况且数十年的官场经历,李鸿章早已练就了一身的金钟罩与铁布衫功夫。他对于这个制度的本质看得太清楚了,也太清楚这个体制里的人心,知道其中的暗礁与险滩,也知道其中的温湿暖流。
  这一段话见于吴永的《庚子西狩丛谈》,吴永是曾国藩的孙女婿,在很长时间里,一直跟随李鸿章的鞍前马后。吴永对于这段话的记录,应该是真实的。
  就李鸿章而言,他算是一个政治斗争的老手了,现在赋闲于贤良寺,对于他,当然不甘心放弃自己手中的权力。多年的斗争经验以及历史教训告诉李鸿章,对于一个手握重兵的大臣而言,一旦手中失去了权力,那便是别人砧板上的鱼肉。权力,只有权力,才是足以可恃的,至于其他,都是无足轻重的。这么多年浸淫于权力的便利,领受权力的恩惠,对于李鸿章而言,他已经有着十足的毒瘾了。虽然有时候李鸿章也会感叹权力的麻烦,感叹权力的危险,但就他本身来说,这么多年来,权力在他的身边无所不在,已经与他合而为一了,而他已经习惯了那样的生活,已经离不开那样的生活方式了。
  在这样的时候,李鸿章充分展示出他的毅力和韧劲了。李鸿章从曾国藩的身上学得了“挺”的重要。曾国藩对于坚忍不拔最有心得,他曾经写作了《挺经》一书,总结了自己在劣境中战胜困难的心得。李鸿章当然是深得曾国藩的“三昧”的。在他看来,作为一个在政治舞台上亮相的人,“挺”是必须具备的,并且,这样的“挺”不单单指的是意志,还有处事的方法、处事的原则等等。贤良寺这一段时光,李鸿章正是以自己的坚韧来挨过人生的低谷期。 
第十章 梦醒时分(4)
  李鸿章蛰居在贤良寺的同时,在京城,正是山雨欲来风满楼。
  《中日马关条约》激起了中国民间的公愤,由广东举人康有为领衔签字、联名达1200多参加最高级别考试的儒生,上呈给皇帝一个“万言书”。虽然最新的研究成果表明,康有为并没有领导过一次大规模的“公车上书”,所谓的“公车上书”只是康有为自吹自擂的托大之辞。但可以肯定的是,康有为本人给光绪皇帝上了不止一次的奏折,强烈建议清政府进行改良。康有为还为光绪提出了很多改良的建议,这些建议内容包括:要求废止和议;首都由北京迁至内地,以便继续抗战;实行各项改革以延揽人才,制止腐化;提倡现代学术,建设国家经济等等。
  现在看起来,康有为关于改良顺应了民意,但他的很多建议都显得生吞活剥,在当时,康有为的思想并不成体系。比如说康有为的改良的理论基础,追溯到后来,竟然是孔子的大同思想;又比如康有为主张立孔教为国教,明显有着生拉硬拽的痕迹,一个入世的主张哪能成为宗教呢?再就是,康有为主张在国内迅速建立起国会,但对于国会的运转模式,他并没有深入的研究……从目前的资料看,我们很难找到康有为思想系统的脉络,也许最直接的看法是,康有为最中心的思想最接近于社会达尔文主义。从思想和行为方式上来说,康有为做一个破坏者还可以,但要做一个系统的建立者,无论是从认识上还是思想上,他都差很远。
  但当时康有为和他的追随者的确把局势弄得风生水起。中国当时的局势,以及康有为们改良的激情,使得整个社会各方面的势力都变得蠢蠢欲动。康有为在1895年写道:“中国在道理、制度和文化上是世界上最高尚的……只因风气不开,人才缺乏,不得不备受侵略和凌辱……中国危在旦夕……人心惶惶……我们自己如不团结一致……则呜呼!我们的神圣种族将不可言,全然不可言矣!”康有为的呼吁无疑是极富有蛊惑力的,那时的中国,的确到了“病急乱投医”的地步了。
  变法草率鲁莽的开头,似乎从一开始,就决定了这场政治事件必定演化成一场乱哄哄的闹剧。情形正如李鸿章们担心的,数千年的规矩,岂可以说变就变。对于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国,这种大张旗鼓的维新和变革就显得更加困难。五千年的文明史使得这个国家的文化尤其矜持,它们一直不屑且不善于进行改变。中国文化一直缺乏深入的探索和科学精神,她更习惯的是回首,津津有味地品味着往昔时光,即使是向前,也希望是从过去的岁月中找到一个坐标。更何况,改革和推进一直是冒着很大风险的,而中国制度本身的弱点往往容易使一种政策在推进过程中变形扭曲;中国文化思维方式中缺乏理性的习惯,缺乏科学的保障,无疑又使改革的风险增大。在实施过程中,往往由于一厢情愿而使得改革扭曲变形,脱离初衷。正是因为如此,中国的每一次激进的改革都显得步履艰难,阻力繁多,而在实施过程中又容易变形扭曲,背离初衷。结果,在这种情形下的改革有时候反而使得矛盾丛生,进行不下去。不是螺旋上升,反而呈现出螺旋式下降的局面。
  这一点,只要将戊戌变法与日本的明治维新稍作比较就可以看出,日本在明治维新前,曾派有一个使团周游列国,学习达一年之久,而在中国呢?在这样的变法与改革中,根本就没有周密性,也缺乏通盘考虑。不仅光绪皇帝一厢情愿,而他所“依靠”的几个干将也高明不了多少,康有为对于西方思想的实质其实也缺乏了解,难当大任,按照梁启超后来的说法,康有为并没有读过什么西方哲人的书籍,只是“暗合”,他的论据之本,还在于《论语》。这样的情景就相当搞笑了。与此同时,谭嗣同又过于激进,明明是依靠皇帝进行的自身的改造,他却要“誓杀天下君主,使流血满地球”,迟早一天,连皇帝的脑袋也是要砍的。这样幼稚的做法,似乎从一开始,就决定变革矛盾的激化,决定了这一场变革必定会流出殷红的血。 
第十章 梦醒时分(5)
  从总体上看,李鸿章并不赞同康梁的思想,并且认为康有为他们的举动太天真,群情激愤之下,难免心浮气躁,很容易把事情搞砸。但李鸿章从内心里对康有为他们的主张一直持敬重态度,尤其是在学习西方先进科技这方面,李鸿章与康有为有着相同感受。李鸿章也认为已经到了不变不行的地步了。不同的,是怎么变,变成什么样。在骨子里面,李鸿章是怎么也不愿意跟在洋人后面亦步亦趋的,李鸿章一直是一个极其自尊的人,不仅仅是个人的自尊,也有着中国文化与传统的自尊。在贤良寺的那段时间里,虽然康有为和强国会因为甲午战争和《中日马关条约》的事曾经把李鸿章骂个狗血喷头,但李鸿章还是主动跟康有为联系,并且派人给强国会送去了自己私人的2000两纹银。但李鸿章因为《中日马关条约》的事在当时的名声毕竟太差了,这样一个“丧权辱国”之人的捐款哪能要呢?康有为严词拒绝了李鸿章的好意,说“决不要投降派的钱”。李鸿章自尊心大受伤害,他甚至有点气急败坏地说:“等我复位了,看他们还能当得成官吗?”
  在贤良寺赋闲的那段时间,李鸿章就像中国历史上无数曾经韬光养晦的要臣一样,低调,坚挺,力求做到“两耳不闻窗外事”,然后以期“东山再起”。李鸿章一直放心不下的是
甲午战争和马关条约的事,一想到这个,他总是如芒在背。毕竟,这是他一身的转折点和最令他伤心的事。甲午战争就像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火,烧毁了他一身的积蓄,也烧掉了他一生的名声。李鸿章感慨地说道:“予少年科举,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一路扶摇,遭遇不为不幸。自问亦未有何等陨越。乃无端发生中日交涉,至一生事业,扫地无余,如欧阳公所言‘半生名节,被后生辈描画殆尽’。环境所迫,无可如何。”
  就这样,李鸿章在他的晚年,以委顿而迟缓的方式,无奈而苟且地消磨着时光。他就像一个溺水濒临死亡的人,看世界光怪陆离地从自己眼前滑过。闲暇之余,李鸿章有时不免会对自己的人生发出一些感慨,这样的感慨都算是千年之叹了,数千年以来,像李鸿章这样身居高位的权臣都曾感叹过,只不过,由于李鸿章所处的特殊时期,这样的感慨更是旧恨新仇一起涌上心头。李鸿章最喜欢的是与曾纪泽的女婿吴永聊天,实际上也不是聊天,只是李鸿章一个人在说,吴永则是充当着听众。在这样的聊天里,李鸿章自嘲自己是一个没落时代典型的裱糊匠,他清醒地勾勒出自己一生的面目:
  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净室,虽明知为纸片糊裱,然究竟决定不了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对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
  李鸿章在这里真实地暴露了他的无奈,也暴露了他的思想。谁说李鸿章不清醒呢,他是再清醒不过的了。他形象地把清王朝比作“破屋”,自己比作“裱糊匠”,自嘲自己这个“裱糊匠”只会“修葺”,却不能改造“破屋”。等到“破屋”真相破露,不可收拾,怎么不从“破屋”自身找原因,反而归结于“裱糊匠”呢?
  但不管怎么说,李鸿章还是决意将“裱糊匠”进行到底了。不是为了理想,而是为了生存,为了习惯,为了自尊。人的一生就像写字,年轻时一撇一捺都写得工工整整;然后,成年了,便是行书,会走了,也会跑了,可以洒脱地入世了;而到了老年,既无力工整,也无力洒脱,于是就变得潦草了。
  这一段在贤良寺的日子对于李鸿章来说是难忘的。在晚年有着这样清闲的时光,李鸿章正好可以把他的思想和经历梳理一番,在很多时候,李鸿章就像一头夕阳之下的老牛一样,无奈地反刍昔日的时光。就李鸿章来说,对于这个世界,对于人情世故,几近洞明。他知道事物成功所应具有的机缘,也知道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的渺小,对于万事万物,已是有一种无奈的心境了。在这样的情形下,李鸿章自然不想花血本牺牲自己去强求一种改变了。毕竟,他缺乏的,是那种思想的力量和原动力,也缺乏来自于无限世界的巨大能量。 
第十一章 看西洋景(1)
  1896年2月,住进贤良寺不久的李鸿章终于等来了时来运转。
  《中日马关条约》签订后,原将辽东半岛割让给日本的情况突然发生变故。北方的俄国显然不愿日本在战争中壮大,决心介入这场纷争。这样的态度对于清朝极为有利,这也是当初李鸿章所设想的“以夷制夷”内容中的一种。俄国联合了法国、德国,强令日本将辽东半岛还给中国,放出话说:“日本若试图改变其岛国地位,向大陆发展,俄国决不会坐视不理!”与此同时,俄国与法、德两国的军舰浩浩荡荡开赴日本海面,往来游弋,威逼京都、横滨。
  俄、法、德三国坚定的态度让日本很心怯,毕竟,日本刚刚与中国战事结束,虽然得胜,但自身实力也是大受其损,再也没有实力和胆略来跟这三个强国作战。日本只好同意将辽东还给中国,转而向大清索要3000万两白银的“赎辽费”。清廷目睹此事突然生变,辽东居然可以不割让了,喜出望外,连忙答应了日本的赔款要求,并且对俄、法、德的“义举”感恩戴德。
  在这样的情形下,俄国向中国发出了请求派人参加俄皇尼古拉二世加冕典礼的邀请。出于抑制日本的需要,中国接受了俄皇的邀请,并打算在专使访问俄国之后,周游一下列国,加强一下与西方列强的联系。经过一番波折,任务落到了李鸿章头上。当李鸿章接受到这个任务之后,长吁一口气,心里的一颗石头终于落下。李鸿章哪里是一个能真正闲下来的人呢?他是个劳碌身,一生中就愿意不停地奔波、操劳、枉费心机。
  李鸿章后来曾得意地谈论他的出访:“某当辞华赴俄之日,自知前半生行事,于此已作一大结束。所谓‘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者,诚为某今日咏矣。”
  清廷本来是派湖北布政使王之春去的,但俄国驻华公使喀西尼抗议说:“皇帝加冕,俄国最重之礼也。故从事斯役者,必国中最著名之人,有声誉于列国才是方可。王之春人微言轻,不足以当此责。可胜者,独李中堂耳。”明确提出让李鸿章出使,在老毛子的眼中,李中堂一直对俄国抱有好感的,而且只有李中堂才敢作敢为,说话算话。光绪与翁同商讨一番后,只得改派李鸿章出使欧美。
  李鸿章心里如沐春风。这样的安排证实了自己在朝廷仍有不可或缺的地位。尽管朝廷清谈成风,但真正能有办事能力的,人数并不多。这是李鸿章骄傲的资本。李鸿章很高兴地接受这个任务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李鸿章自从在日本受到欺辱之后,心中一直耿耿于怀,他知道俄国与日本一直是世仇,而且利益掣肘,所以极想借这次去俄国的机会,与沙皇商讨共同对付日本。李鸿章还是忘不了他的“以夷制夷”。与此同时,李鸿章也想踏上异国的土地,看一看为什么这些地方竟有那样的魔力,能够让泱泱华夏相形见绌。但李鸿章毕竟是老了,更何况在日本受到过致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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