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有个李鸿章-第2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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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廷的电报一封接一封地到达南方，要求各省封疆大臣率兵北上共同灭洋。李鸿章的内心明显是有幽愤的，也有着牢骚和看法。李鸿章给朝廷发去一封电报———大清国两广总督对朝廷“北上勤王”的圣旨的回答是：“廿五矫诏，粤断不奉，此所谓乱命也。”并要盛宣怀迅速将他的意见转告刘坤一、张之洞。
李鸿章终于说“不”了，这样的态度，算是李鸿章平生对朝廷的唯一一次违背。对于李鸿章来说，此举可谓石破天惊。虽然这种态度改变不了什么，但对于一直愚忠成痴的李鸿章来说，有这样的态度，已经出格了。也许这样的做法，甚至可以看出李鸿章在访问欧美之后自由意识的成长，意味着清国的铁箍已经松动；或者，南方日益活跃的商品贸易和经济活动，正在潜移默化地影响清国官员们的思维方式和统治模式。与此同时，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闽浙总督许应、四川总督奎俊等在获悉了李鸿章的电文后，也开始对朝廷心存“二心”了，他们确定了共同抗旨以求东南互保的原则。这样的道理很简单：危难时候，他们只得自保自己的一方平安，并且，不想进一步扩大对立面，如果南方各省也发生动乱，或许清国人真的要做亡国奴了。虽然各总督之行为在以后很长时期内引起广泛非议，被国人痛斥为一群“出卖民族利益的无耻之徒”，但在1900年的庚子事变中，正是他们如此的态度，确保了大清国南方半壁江山的稳定。
貌似强大的清国一下子乱了方寸。京城保不住了，宫殿保不住了，虚弱的清国急切需要这样一个人来收拾局面，这个人必须不会引起洋人们的反感，最好还在洋人那里颇有面子，能够得到南方各省那些心里不痛快的督抚们的支持和信任；懂得办洋务，能独立处理棘手的重大问题；有与洋人周旋的骨气和勇气，能在议和中尽可能地维护朝廷的利益；能够确保清国领土的完整；当然，最重要的是：必须慈禧信得过，对慈禧绝对忠诚，或者说，要确保光绪皇帝不卷土重来，维护慈禧的现实权力。
上述条件实在太苛刻了，慈禧在帝国满朝文武大臣中反复选择，浮出水面的，仍是年过古稀的李鸿章。或许，在作此决定的时候，酷爱戏剧的慈禧会想到刘备对诸葛亮的托孤——每当清政府把清国带到毁灭的边缘时，他们想到的，就是启用老迈忠心的李鸿章。这样的结局，对于李鸿章来说，是一种喜剧呢，还是一种悲哀？
李鸿章此时已成为这艘即将沉没的巨轮的唯一救命稻草。朝廷的电报继续一封接一封地到达南方，要求李鸿章北上与攻打京城的洋人议和。与此同时，各地请求李鸿章北上“主持局面”的电报也如雪片一样飞来，一律声称只有他才能稳定大局。朝廷下诏，将李鸿章由两广总督重新调任为大清国封疆大臣中的最高职位：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慈禧的一纸任命是：“着李鸿章为全权大臣。”
第十三章 最后的时光（5）
1900年7月17日，77岁的李鸿章在广州登船准备北上了。此时的李鸿章，依旧清癯高瘦，头上戴一顶青缎小便帽，脑后的辫子，已变得花白枯萎了。李鸿章颤巍巍地在贴身侍卫的搀扶下走过跳板，然后在甲板上的藤椅上坐了下来。所有的官员都静静地等候着他发布开船的命令，但李鸿章许久都没有开口，他只是闭着眼睛坐在那儿一动不动，仿佛睡着一般。南方的7月，正是高温酷暑，闷热的天气凝固得仿佛将要爆炸似的。
前来送行的南海知县裴景福与李鸿章既是同乡，又私交甚密，他走到李鸿章面前，小心翼翼地探听李鸿章对国是的态度，有什么办法可以让国家少受损失，没想到李鸿章突然声音哽咽：“不能预料！惟有竭力磋磨，展缓年分，尚不知做得到否？吾尚有几年？一日和尚一日钟，钟不鸣，和尚亦死矣！”李鸿章生命的最后一年，还在继续着与洋人噩梦般的周旋。
此时此刻的李鸿章像什么呢？与他忠诚的大清帝国一样，在西方列强高歌猛进迈入新世纪之时，这艘古老的东方航船，只能拖着呻吟的骨架，使尽最后的气力在海潮中颠簸而行，艰难、悠缓、疲惫、衰迈，已接近于彻底地触礁了，陈旧、腐朽的舱板失去了密封性能，裂缝越来越大，海水不断渗入……但掌握着这艘轮船的人，仍然挣扎着，幻想着起死回生，或者忍耐，坚持，做着最后的努力。
1900年8月15日，大清国都城沦陷，政府和朝廷逃亡。据不完全统计，在京城沦陷之后，集体自杀的贵族家庭就有：
宗室奉恩将军札隆阿和儿子、儿媳、女儿和孙儿一起自缢；
宗室侍读宝丰全家吞金而死；
宗室侍读崇寿，杀全家老少之后，自刃胸腹以死；
奉天府尹福裕全家7人全部溺死；
二等侍卫全成全家5人服毒；
一品官富谦全家12人自焚；
护军参领续林用刀杀了妻子儿女后自杀；
都统御前侍卫奕功，在联军冲到他家门口后率领全家子女共10人进入后院自焚；
吉林将军延茂战斗失败后只身回家，与母亲、兄嫂和子女共12人引火自焚；
中书玉彬与母亲赫舍里氏以及妻子兄弟等，全自焚；
庶吉士宗室寿富，全家集体上吊；
国子监祭酒熙元和王懿荣，前者和老母服毒，后者与妻子投井；
三品衔兼袭骑都尉员候选员外郎陈銮一家集体自杀人数最多，达31人。
根据有关史料的不完全统计，1900年，北京城破的两天之内，全家集体自杀的皇亲国戚达30多户。王公贵族之家自杀总人数在近2000人。
古老的京城，在上演一段时间的迷幻大剧之后，现在，轮到惨烈悲壮的结尾了。所有的悲情都于事无补，“平常静坐谈心性，临危一死抱君王”，中国历史从不缺少这样不负责任的死法，个人的生命算得了什么呢？对于这些王公贵族而言，如果缺乏对于国家大局的政治智慧，危难时候以自己的生命作砝码，毕竟是无足轻重的。
接到朝廷一个又一个指令后，李鸿章根本就不愿意去收拾这个烂摊子，他是有前车之鉴的，甲午战争后因为签订《中日马关条约》而遭到国人的普遍声讨，“李二先生是汉奸”的骂声至今还在耳边回响。从广东北上之后，李鸿章一直在上海磨磨蹭蹭，他是根本不想去那个是非之地。但在这样的形势面前，李鸿章“不下地狱”，谁又会“下地狱”呢？他当然知道签订这样的条约只会把自己钉在民族和国家的耻辱柱上，他太了解自己的民族以及自己的同胞了，知道他们习惯的思维方式和行动方式。在危难之中，这个民族一直有着极其热爱面子、极度自大而又自卑的习性，他们一般不愿意直面事实，不自我反省，只是眼光向外积极地寻找替罪羊。在寻找到替罪羊之后，他们往往毫不犹豫地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然后，便是振臂一呼进行着声讨了。这样的心态与习性，李鸿章从来就看得很清楚，对这一切，他是再熟悉不过了。
第十三章 最后的时光（6）
一直到慈禧任命奕为和谈全权大臣，李鸿章“辅佐之”，李鸿章才真正北上了。9月29日，李鸿章到达天津。李鸿章专程去了一下他曾经执政达20多年的直隶衙门。天津是李鸿章任北洋大臣的办公地，而直隶总督府则在保定。在一年的时间里，李鸿章一半时间在天津，一半时间在保定。此时此刻，北洋大臣的办公地已是破败不堪，李鸿章蹒跚着步子，察看着废墟中的一切，内心沉痛无比。10月11日，李鸿章到达北京。联军正在戒严，宣布除了“两个小院落仍属于清国政府管辖”之外，整个京城由各国军队分区占领。那两个小院落，一个就是李鸿章居住的贤良寺；另一个，则是与李鸿章一同参加与联军议和谈判的庆亲王府。
后来，晚清名士齐如山曾在他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庚子事变八国联军进驻北京，朝廷宣布由李鸿章全权担任议和大使并从广州赶赴北京时，整个北京城都在盼望着李鸿章的到来。的确也是这样，当整个清国陷入了最大的灾难，京城沦陷，清国的官员们死的死、亡的亡，或者袖手讷言、各求自保、麻木不仁时，只有李鸿章，算是挺身而出，走着一条与众不同的路，那就是，以个人的屈辱和牺牲换取最大限度的时局缓和。李鸿章当然知道这样的行为本身极容易被钉在民族和国家的耻辱柱上，极容易在历史被简单化以及别有用心中充当牺牲品，但他无法躲避，也无法逃脱，只好走上前台。也可能李鸿章唯一能自我安慰的就是，这样的举动，避免了进一步的生灵涂炭，而他一辈子服侍的清国朝廷，也终于可以回到京城了。”
11月初，联军照会李鸿章和庆亲王，提出议和谈判的六项原则：惩办祸首；禁止军火输入中国；索取赔款；使馆驻扎卫兵；拆毁大沽炮台；天津至大沽间驻扎洋兵，保障大沽与北京之间的
交通安全自由。听到这六项严重侮辱大清国国家主权的“原则”时，李鸿章忍无可忍，他情不自禁地说出了列强犹如“虎狼群”的话。李鸿章再一次感受到自己作为战败国臣子的虚弱了，“弱国从来无外交”，自己哪是一个来议和的外交官呢，分明只是一头羊，闯进了虎视眈眈的虎狼之群。
从京城狼狈逃至山西，又从山西辗转逃至西安的慈禧在黄尘烈风中日日盼着李鸿章的“好”消息——“望电报如饥渴”。这个精干但却不善审时度势的女人，晚年最值得庆幸的一件事就是遇上了李鸿章这样一个忠心耿耿的奴才。虽然清国1900年夏天发生的巨祸完全可以避免，但既然发生了，李鸿章就必须尽心尽责地维持局面，并且还要消解联军的追究，维护慈禧的地位。这样的奴才真算是忠心无比，为了这个摇摇欲坠的小朝廷，李鸿章正在做着最后的努力。——“每当聚议时，一切辩驳均由李鸿章陈词；所奏朝廷折电，概出李鸿章之手。”由于事务繁杂，心理压力巨大，李鸿章终于病倒了，他在拜会英、德公使后回贤良寺的路上受了风寒，一病不起，故作拖延以“漫天要价”的联军沉不住气了，他们唯恐朝廷再也没人来收拾这个烂摊子，一个耗尽“中国财力兵力”的“议和大纲”终于出笼。
清流派出身的湖广总督张之洞联合南方的封疆大臣，力主不能在“议和大纲”上“画押”。这样的态度，是张之洞一如既往的做派。张之洞可以在任何时候都正确，但问题是，这样的正确，从来只能作为标榜，而不能解决问题。李鸿章对“不明敌情”却“局外论事”的张之洞十分恼火，李鸿章表示，如果坚持不“画押”，谈判即刻便会破裂，结果只能是将大清国拖入无休止的战乱——联军在京城屯兵数万，有随时扩大战争的能力；敌我双方实力悬殊，根本不可能打赢战争。内外皆危之际，高谈阔论哪里能解燃眉之急呢？一切都必须当机立断。李鸿章给张之洞传话说，电报每个字四角银元实在太贵，要他不要再发“空论长电”，凡事可以摘要发出，以节省经费。
因为“议和大纲”此次没将慈禧列为祸首，洋人也让步没有让她交出权力。于是朝廷迅速地向李鸿章传达了旨意：“敬念宗庙社稷，关系至重，不得不委曲求全。”1901年1月15日，李鸿章和庆亲王代表大清国在“议和大纲”上签字。国人声讨又起：“卖国者秦桧，误国者李鸿章！”
第十三章 最后的时光（7）
李鸿章已经开始咳血了。知道自己的时日不多，李鸿章想尽快地结束谈判，谈判结束的直接标志是联军撤出京城和皇室朝廷回京。可是，“议和大纲”签字后，联军并没有撤军的迹象。各国的态度是：必须把赔款的数额定下来，而且要亲眼看到惩处罪魁祸首。
关于惩办问题的谈判，耗尽了李鸿章最后的气力。李鸿章几乎是上气不接下气地跟洋人论短道长，他无法接受皇亲国戚王公大臣们在菜市口被洋人斩首的局面，一直据理力争。与此同时，为了议和自保，朝廷不得不屈从列强提出的“惩办祸首”的要求，多次发布上谕惩办祸首：庄亲王载勋被赐自尽，山西巡抚毓贤被即行正法，刚毅本应斩立决，因已病故免其置议，启秀、徐承煜即行正法，载漪、载澜被发往新疆，徐桐、李秉衡因已临难自尽故免其置议，左都御史英年被赐自尽，赵舒翘也被赐自尽……各级官绅遭惩处者达100多人。这些退让都是为了保住慈禧的性命。最终联军放弃了对包括慈禧“正法”的要求。
接下来就是赔款问题的谈判了。此时的李鸿章已经没有力气与洋人争来争去了，他吐血已经吐到了“濒危”的程度，在生命的最后时间里，李鸿章已没有精力面对面与洋人再论长短了。李鸿章躺在病榻之上，指挥着下级官员把损失降到最低点——从一开始提出的10亿两白银降到4亿5000万两，分39年还清，年息4厘；4亿5000万两，是对4亿5000万中国人所定的数字，“人均一两，以示侮辱”。李鸿章接受了这个侮辱。朝廷给李鸿章的回电是：“各国偿款四百五十兆，四厘息，应准照办。”
1901年9月7日，李鸿章代表大清国与11国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不平等条约《辛丑条约》。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份文件上，李鸿章将“李鸿章”三个字签成了“肃”字的模样，这三个字挤在一起，即虚弱无力，又辛酸悲苦。很明显，李鸿章在此时想的是以自己在朝廷受封的身份“肃毅伯”来落下这个耻辱的款。他哪里愿意将自己的名字以这样的方式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呢？那样的签名纯属一种职务行为，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悲恸欲绝的李鸿章在签字回来后，再一次大口大口地吐血——“紫黑色，有大块”，“痰咳不支，饮食不进”。医生诊断为：胃血管破裂。
李鸿章在病榻上上奏朝廷：
臣等伏查近数十年内，每有一次构衅，必多一次吃亏。上年事变之来尤为仓促，创深痛剧，薄海惊心。今议和已成，大局稍定，仍希朝廷坚持定见，外修和好，内图富强，或可渐有转机。
无法想像就要离世的李鸿章在写下“必多一次吃亏”这几个字时会是什么心情。李鸿章毕生致力的“外修和好，内图富强”的愿望，到了生命的边缘阶段，算是彻底碎如齑粉了。
临终前，李鸿章还曾经给远在上海的盛宣怀写信。李鸿章知道大限已到，但他还是有很多事情放心不下，他写信给盛宣怀，向他，并通过他，向上海的朋友们诀别。在信中，附诗一首：
四十年来百战身，几回此地息风尘，
经营庶富羞言我，纽握机权耻授人。
尽一分心酬圣主，收方寸效作贤臣，
诸君努力艰难日，莫误龙华会里因。
诗中附言道：“鸿章又拈句柬海上官商寅友，并谢拳拳，乞弟代为一一致谢。愿诸君努力共济时艰，鸿章虽死犹生。”
1901年11月7日，李鸿章在北京贤良寺魂飞魄散。死之前，已经穿上寿衣卧于病榻上的李鸿章忽然睁大眼睛，嘴唇喃喃颤动，两行清泪缓缓滚出。匆忙赶来的老部下周馥痛哭道：“老夫子，有何心思放不下，不忍去耶？公所经手未了事，我辈可以办了，请放心去罢！”李鸿章“忽目张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