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劫难-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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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日本飞机轰炸，1939年6月，中央博物院移存重庆的文物分3批迁往昆明，小部分存四川乐山。1940年8月，日机轰炸昆明。于是，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再迁四川南溪李庄镇。
　　3抗战胜利，文物东归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西迁文物首先集中重庆，然后运返南京，在运回南京途中，不时发生撞车、颠覆、遇雨、落水等事故，严重受损文物达120余箱。曾涛：《国宝大迁徙》，载《扬子晚报》1995年8月27日。
　　文物东归又涉过千山万水，经历诸多困难。如为将西迁的四库全书运回杭州，不仅费时费力，还遇到不少险阻。1946年春，内政部警察总队长任建鹏率押运车辆6部，从重庆赴贵阳抢运四库全书之大部。1946年6月2日，任建鹏途中报告遭遇：“此次押运四库全书，自渝至衡曾渡江3次，以军车过多，故每次渡江，均须二三日，闻至杭尚须四番渡江，（以原桥均因战事炸毁）时日恐更须拖延，原预计一月，恐难以到达，5月30日向邵阳出发，下午1时过赤水铺东约二公里，发现股匪约二十余名，携带手枪十余支，正抢劫筑衡客车一辆。当匪见职车开至，乃举枪射击。当时为自卫计，即令押车警士予以还击，相持1时许，始将车保护行过该处。”《有关运送四库全书的函电和文书》，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全5，卷1650。四库全书是1772—1790年间由乾隆御定编纂的一部大百科全书式的丛书，它收录我国18世纪后期以前的图书3503种，成书之后共36315册，约997亿字，共230万页。该书按照古代传统分类分为经史子集四大类，故称四库全书。全书当时共用毛笔抄了7部，用香楠木匣装存。分藏北京紫禁城皇宫之文渊阁、圆明园之文源阁、热河行宫之文津阁、奉天行宫（今沈阳）之文溯阁、扬州大观堂之文汇阁、镇江金山寺之文宗阁和杭州孤山圣因寺的文澜阁。扬州所藏毁于太平天国战火，镇江所藏毁于1842年英军进攻镇江，圆明园所藏毁于英法联军侵华，沈阳文溯阁所藏当时落入日军之手。而杭州所藏在太平天国第二次攻占时散失，1880年重修文澜阁时，陆续收集一些和补抄了残缺部分，到1925年，这部书才大体上补齐，实属不易。因此，战时保存杭州文澜阁所藏，具有特别的意义。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抗战期间以及战后，中国文物精品，经历了空前的劫难，先后南运、西迁、东归，历时15年，行程十余万里。可见，物力、心力损失之巨大。
　　至1946年3月底，经过各地查报和综合，民国政府教育部编制的《中国战时文物损失数量及估价总目》，按地区即分：南京、上海、浙江、江苏、河南、湖南、湖北、陕西、东北、安徽、河北、福建、广东及香港、广西、江西、其他各省等共17个省、市、区，分别记述其图书、文物、字画碑帖、古迹古建筑等的被掠夺和破坏的情况。该目录所列战时中国被劫、遭毁公私文物，查明有据者计有3607074件又1870箱，古迹741处。“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失踪之谜
　　一“北京人”的发现及其价值
　　“北京人”头盖骨化石标本，在抗战时期不知流落何处，这是中国抗战时期的重要损失之一。1945年12月4日，当年“北京人”头盖骨化石的发现者、著名历史考古学家裴文中教授，在天津大公报发表《“北京人”在哪里》一文，他感慨道，这是一个谜！也许不久即可解答，也许永远不能解答。战后60年来，中国人民一直在关注和寻找“北京人”头盖骨化石，1998年8月，我国著名考古学家贾兰坡等14位中国科学院院士联名发出倡议信——《让我们继续寻找‘北京人’》，认为“对中国科学家来说，有这样一件事始终不能忘怀”，并希望“在本世纪结束前，大家携起手来，做一次全人类共同的寻找”。但其下落，至今仍然是个谜。为便于国人了解这一失踪事件的来龙去脉，现综合有关资料，进行追踪。
　　裴文中抱着经石膏加固后包裹好的头骨准备运往北京
　　——采自《纵横》（2004年第1期）“北京人”是中国猿人北京种的俗称，也称“直立北京人亚种”。它生存于第四纪初期，距今约有数十万年。按照形态上说，它介于现代人与猿过渡的一种原始人类，与现代人的关系十分密切。龙骨山是北京西南郊房山县周口店镇的一座石灰岩小山。采石工常常在洞穴和裂隙的砂土中发现化石。老百姓将此山称之为“龙骨”，并将它们卖给中药铺。1918年，来华担任矿政顾问的瑞典人安特生来到龙骨山。1923年，安特生等人在发掘的化石中有一颗人类的牙齿，这引起了考古界的注意。1927年开始系统发掘，然而，接下来几年的发掘，并无重要发现，安特生等人便离开了周口店。1929年12月2日下午4时许，太阳将要落山，在昏暗的烛光下，有人大叫：“这是什么？人头！”主持发掘的专家裴文中小心翼翼将这个保存完整的猿人头骨取出。裴文中当时欣喜若狂，用他仅有的一床棉被和被单包裹着这珍贵的头盖骨，冒着严寒，护送到北京城。当时拍照者抑止不住激动，目光集中于化石，以致照片中只留下了裴文中的半张脸。
　　“北京人”化石和文化的发现和研究表明，“北京人”会使用火，对石器工具加工技术有了改善，穴居，会采集和狩猎，有相当程度的社会适应性，平均脑量1059毫升（现代人为1400毫升），肢骨比头骨进步。它代表了“从猿到人”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为“从猿到人”学说的确立提供了重要的依据。这一古人类研究史上的重大发现，引起了全世界学术界的注意。周口店“北京人”遗址便成为世界人类学的宝库和人类文明进步的摇篮。1987年12月11日，该遗址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清单。
　　鉴于中国猿人研究的重要性，当时任地质调查所所长的翁文灏决定，在地质调查所内成立新生代研究室，负责在周口店发掘中国猿人的工作，并在中国境内从事有脊椎动物化石及古人类化石的采集和研究。美国方面的有关人士也予以关心，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在经费上给予资助。中方与该董事会签订合同，其中规定：研究室的经费由董事会补助；所采集的一切标本，为中国国家财产，永远保存在中国，不许运到国外，标本也包括中国猿人化石；洛克菲勒基金会推举一位人类学家，担任中国猿人的研究，并为研究室名誉主任，中国委派一位地质学家担任地质古生物及考古方面的研究工作，并任研究室副主任。担任中国猿人的研究者先是加拿大人步达生（Davidson　Black），1936年起为美籍科学家魏敦瑞教授（Prof　Franz　Weidenreich）。魏氏又是北平协和医学校解剖系的教授。经过十数年的发掘，到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共发现了中国猿人的头骨7个，下颚骨12个，牙齿数十枚，体骨10余件。这些标本都存放在协和医学校解剖系办公室的两个保险柜内。魏氏研究的时候，常常用石膏模型，不肯轻易取出真标本，也不轻易示人。七七事变后，曾两次送到花旗银行的保险库，以防万一。《中央地质调查所检送“北京人”化石被美国劫走经过及有关报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全5（2），卷914。


第18节　“北京人”的转运及失踪


　　1937年日军侵占北平时，“北京人”化石仍留存北平协和医学校。随着战争的持久，太平洋风云日紧，美日关系恶化，中国方面担心“北京人”化石的安全问题。1940年12月26日，中央地质调查所副所长尹赞勋致函北平的裴文中，“现存协和之猿人标本以及重要石器等，似以运至西南安全地带为妥。若有特别困难不能南运，亦应设法托美国友人运往美国学术机关暂存，一俟和平恢复，再行运回。请兄转为面商关系人员决定方针，俾至必要时间，即可实行”。《尹赞勋致裴文中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全28（16），卷134。1941年1月10日，翁文灏致函北平协和医院院长胡顿（H。E。Houghton）和魏敦瑞，希望将“北京人”化石转运美国。1941年4月17日，胡顿复函翁文灏，认为“企图将这批化石转移出北京是不切实际的想法。理由是，地方当局和海关必定会直接插手检查所有这类物品的进出。这批科学物品是民国政府的财产，将它们运出中国或日本占领区很易遭到被没收的危险”。“由于这批标本的所有权归中华民国政府，想求助美国政府某些部门将它们转移也不可能。即便美国官方同意转移，驻华使馆也不敢承担违反日伪政府及海关法规的责任。”胡顿及一些顾问主张存放原地，“即便将来形势恶化，这批标本也不可能受损，没有任何理由使它受损。它们没有出售价值，最坏的情况莫过于不再在北京（或中国）保存而被分散在世界其他博物馆罢了”。《胡顿致翁文灏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全28（16），卷134。1941年7月15日，已回到美国的魏敦瑞致函翁文灏，陈述没有将化石随身带到美国的理由：在海关发现，肯定被没收；不能让这珍贵的物品在这危险的时刻暴露在一次没有护航的航行中。“让化石原物放在它现在的位置即北京协和医学校解剖系大楼内新生代研究室的保险柜中是明智之举”，“在可能危及化石标本的情况下，最好什么也不做”。《魏敦瑞致翁文灏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全28（16），卷134。
　　但据裴文中战后回忆，1941年初，日美关系紧张，美国大使馆劝告美国侨民离华。魏敦瑞决定于4月份回美国，在纽约天然博物院继续研究，希望将中国猿人标本带到美国去。离开中国前，魏和裴文中曾两次到美国大使馆交涉，但因合同的限制，在得到中国政府允许之前，美方不便单独行动。
　　1941年8月间，翁文灏代表中国，与美国驻华大使詹森交涉，请他设法将中国猿人标本由北平协和医学校取出，运存美国，战后再运回本国。11月中旬，詹森大使致电北平，令他们照办。
　　据当时最后接触化石的中方人员胡承志战后报告，在珍珠港事变前，大约在十八至二十一日间，北平协和医学校总务长博文（Bowen）匆匆来到实验室，要求胡承志速将“北京人”等装好，要在极秘密之下送到他办公室。“余当时将早经备妥之木箱拿出应用，并将房门锁住后装箱。该二箱均为白木箱。”“至装箱之情形，颇为华贵。先将骨骼用擦显微镜头用之细绵纸包好，再用软纸包着，然后再裹以洁白医用吸水棉花后，用粉莲纸包上，再用医用细纱布多层包在外面，装入小箱，再用吸水棉花填满，小木箱内周围六面由具有弹性之黄色瓦垅纸数层包好，一一装入大箱内，用木丝填装。”两木箱书以CadⅠ和CadⅡ。两箱内骨骼化石数为：“北京人”头骨5个，头骨片5片，牙齿约130枚，下颚骨约10个，上颚骨1个，及其余零星碎块之肢体骨等，约数十块；上洞史前人头骨3个，未成年头骨1个，肢体骨十余个，牙齿数十枚及零星小骨多件。
　　装箱完毕，胡承志“旋即派工友用车亲自押送至博文先生办公室，当面交彼。彼即立刻将两箱送到‘F’楼下四号之保险室，过夜后即送至美大使馆。珍珠港事变前，知道北京人装出的有胡顿校长、博文先生及息式白小姐（Miss　Clair　Heirschberg，彼为新生代研究室工作不久之秘书）”。《胡承志报告“北京人”失踪经过》，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全5（2），卷914。自此，“北京人”化石便下落不明。
　　关于“北京人”化石失踪之谜，有多种解答：“北京人”化石送交美国海军代运出，传说该文物在秦皇岛附近遭日军截夺；在天津调包，流落美国；埋藏在北京；沉没在海中；在中国民间。现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有关档案，裴文中先生与遗失事件相关人员的中英文通信，包括11封信件和7份剪报附件，当事人的回忆，以及学者的研究作简要的介绍，以期进一步探究真相。
　　关于“北京人”化石送交美国海军代运出等情，有资料显示，美国方面原计划由美国驻北平海军陆战队带到美国。1941年12月4日，两箱化石标本，连同美军人员的行李27箱，由火车专列从北平运天津转秦皇岛，当时由菲利军医负责接管。当天，行李在天津下卸，部分行李存巴斯特研究所，部分行李存瑞士在天津的一家公司内。当天，在天津还为海军陆战队员举行盛大告别会。不幸的是，来接美国陆战队的哈里逊总统号船（S。S。President　Harrison）在马尼拉赴秦皇岛途中，即12月8日，为日本战舰追捕，在长江口外触礁沉没。
　　“北京人”的运送，当时是悄悄进行的。1942年9月10日，被日军驱散回非洲、原北平协和医学校的负责解剖和新生代方面研究的教授佛腾，在给翁文灏的信中指出，“北京人”头骨原物等“原拟随美国驻平海军陆战队一道送往美国。日美开战后不久，美国陆战队队员在秦皇岛当了俘虏。上面提到的化石与美国陆战队队员在一起。这个情况我们是从一位陆战队队员那里得到的，这位接受委托的队员在北京关押时恰好阑尾炎发作，在北平协和医院作手术。他瞅准机会把消息透露给大夫。从此以后，我就不知道这批物品的下落了”。佛腾教授对其下落作了分析，“12月9日我去解剖系和魏敦瑞博士的研究室，在那里遇到一些日本军官，但没被询问。我判断日本人完全清楚这些物品的下落。但在7月份，我意外地被日本人召到北平协和医学校，问我是否知道‘北京人’在什么地方。我当然回答‘不知道’。从这次谈话中我判断，‘北京人’或许已被悄悄地运往日本了，所以并非每个对此关注的人都知道。或许它确实在秦皇岛丢失了。”
　　佛腾在信中还谈到日军破坏的情况，“当日本宪兵队要用洛克哈特大楼时，他们把地质调查所的物品和图书统统装上卡车运到城外空地给扔掉。这些物品很快被老百姓哄抢一空，他们认为这些东西也许值几个钱。后来福格森博士还买了些上门叫卖的骨骸，……这就是您在任时曾付出巨大心血的那项研究工作的悲凉结局”。《佛腾致翁文灏函》1942年9月10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全375，卷846。有研究认为，新生代研究所的其他标本损失达67箱之多。
　　1943年3月30日，翁文灏致函文森特，希望美国国务院和海军部帮助追查。他还指出，“我们迄今尚未公布这件事是为了避免引起日本人的注意”。
　　其实，日本人早就注意了。1941年12月8日珍珠港事件前，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教授长谷部言人及其助教高井冬二来到北平，高井要求到新生代研究室工作两周，被获得同意。12月8日清晨，日本人侵占协和医院，立即派员到解剖系迫使管理人员将铁柜打开，检视所有一切后进行封存，并派兵守护。过了几天，日本占领协和医院的负责人田冈大尉和裴文中面谈，追问中国猿人标本存放何处，并说明保险柜中所存放的全是石膏模型。1942年8月下旬，长谷部言人和助教高井冬二再次来到北京，组织周口店调查所，继续开掘。高井带了一名日本宪兵，向裴文中追问中国猿人的下落。由于化石标本装运是悄悄进行的，裴文中并不知情，当然也就无从回答。
　　此时，在北京的日文报，以及《朝日》、《大阪每日》等报刊，在重要新闻栏内发表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