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劫难-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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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承，图书整理等实务工作由“中支图书标本整理事务所”承担。
占领南京后，“占领地区图书文献接受委员会”在日军“通力合作下”，有计划地开展“文化大劫掠”，搜寻鉴定珍善本，送往日本。1938年1月22日，9名文化特务从上海赶来南京，对南京七十多处可能有重要书籍和文献的地方进行调查。3月6日至4月上旬，他们在日军特务机关、宪兵的协助下，将搜掠来的散乱图书文献用卡车运往珠江路地质调查所内。地质调查所是一座石砌的三层大楼，二百余堆图书像小山一样，堆积至天花板。参加此次行动的有特工230人，士兵367人，苦力830人，动用卡车310辆次。然后，由专设的“图书整理委员会”，从满铁株式会社、东亚同文书院、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调集了有图书整理经验者，加上东亚同文书院的5名学生，一行二十余人在6月30日到达南京。从7月1日开始，至8月底结束，此次整理总共调集的整理员达1098人，军队士兵420人，苦力劳工1902人。经过两次图书整理，将60余万册图书，均按事先分类上架。直到1939年2月末，日本内阁的东亚研究所还派出后藤贞治、小川要一等10名研究员赴南京整理被劫图书。《汉籍在日本的流布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8页。
日军在文化掠夺的同时，于1939年9月成立编译部，着手翻译、整理工作，并编出一系列目录，诸如“全国经济委员会刊行目录”、“中国经济财政金融资料目录”、“中国水利资料目录”、“中国矿业资料目录”、“中国公路资料目录”等。他们文化掠夺的目的之一在于，掌握中国的政治、经济、交通等重要情况，为其占领中国作战略决策之依据。
对南京图书整理和劫收后，写就了一份《军特务部占领地区图书文献接收委员会报告》。该《报告》中的第五部分《图书整理报告》，详细记述了图书整理班子的组织、成员配备、所动员的兵力和苦力人数之众，以及整个整理过程中的分类纲要、整理纲目、语种以及数量等。从中可知，“占领地区图书文献接收委员会”在南京的成员即专家是：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的上野太忠、福冈重德、西村舍也、梅田洁、外山八郎、菊地三芳等7人；南满铁道株式会社的大家令三、大佐三四五、田中清、吉植司、原田四郎、青木实、奎士元、徐炳南、津田六郎、与谢野麟等10人；东亚同文书院的小竹文夫、福崎仪太郎、寺田仪三郎、大森毅、岛善次朗、原光次等6人。此外，还有东亚同文书院学生野田久太郎、稻野达郎、市村克考、山元静夫、松浦春男，以及临时参加者合原忠。以上3团体共29人。
经整理后列出的分类主纲目共11类，具体开列为：
A洋书单行本，各类合计27740册；另外欧文定期刊行物（装订本）计17549册，未装订的定期出版物有：国际联盟出版物1924册、中国税务出版物1027册。
B．洋装本，总计160869册。计开：①总论6510册；②精神科学18090册③地理历史12424册；④政治外交18552册；⑤法律12117册；⑥经济11126册；⑦社会10587册；⑧自然科学7701册；⑨工学3861册；⑩军事6702册；产业14560册；交通906册；美术音乐画艺运动3202册；语学3076册；文学7660册；万有文库19194册；大学丛书1319册；文化史丛书281册。
C．定期刊行物（支那、日本刊行）：①公报11829册；②杂志11872册（支那杂志约500种，日本杂志约6500册）；③报纸，总数150余种（其中支那报纸约130余种，外文报纸15种）；④报告书类，装订良好、已上排架的，约1050册。以上所列的①②③④的各类定期刊行物，只是指已装订成册的，尚不包括大量尚未装订的在内。
D．汉籍，因数量众多，如按经、史、子、集四部，只能作出概数：经部3万册；史部12万册；子部5万册；集部10万册；合计30万册。当时，是按书目类、地理类、会典类、一般法律类、九通类、丛书类等，分别配列上架，为待后再作整理用，并列出了四部分类的子目。即：经部（易、书、诗、春秋、礼、考经、五经总义、四书、乐、小学）；史部（正史、编年、纪事本末、别史、杂史、诏令、传记、史钞、载记、时令、职官、政书、史评、地理、目录）；子部（儒、兵、法、农、医、天文算法、术数、艺术、谱录、杂类书、小说、释、道）；集部（辞、别集、德集、诗文评、词曲），共计42项。
此外，尚有《清朝实录》约3000册、书画轴物4箱、8000卷旧楼藏本等，还未列入分类。
E．杂志：档案类（含国民政府档案、内政部档案、全国经济委员会档案）；特种出版物（全国经济委员会刊行物）约80种、地质调查所的刊行物约40种。
中日学者研究得出，由25位专家负责清点分类出的图书文献计880399册。其中古籍42万册，多为善本珍籍，有宋版本400余种，有《清朝历代皇帝实录》3000多册，10套完整的《古今图书集成》。日本学者松本刚氏的统计数，参考了战后中国政府递交的《抗战时期南京文物损失数量及估价目录》。南京一地被劫掠的图书就超过了当时日本最大的帝国图书馆的85万册的藏书总量。
自1938年9月起，日本先后成立的东亚研究所、东洋文化研究所（东京帝大）、东亚经济研究所（东京商大）、东亚风土病研究所（长崎医大）、东亚图书馆、民族研究所等机构，它们以亚洲和中国为中心，对中国的古典和现代课题进行了专门研究，对了解中国的国情，建立殖民统治，确实发挥了作用。可见，对图书的劫掠确实是日本领土掠夺的扩展，也是对其他民族的生命和财产掠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图书整理报告》充分暴露了日本损人利己，灭他国而图自强的侵略本质。②赵建民：《从“图书整理报告”看侵华日军对南京图书的疯狂掠夺》，载《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最新研究成果交流会论文集》，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究竟有多少图书古籍运回了日本国内，现在还无法作出精确的统计。1946年3月20日，盟军最高司令部向日本终战联络中央事务所发出命令，要求将公共搜集物及藏书的疏散、现在的位置及其状态迅速向司令部报告。此命令列举了从中国掠夺去的图书收藏在宫城、宫内省（含宫内省所管的帝室博物馆）、游就馆（靖国神社）、东京科学博物馆、东京美术学校、坪内纪念演剧博物馆、钱币博物馆、书道博物馆、帝国图书馆、东京帝国大学图书馆、东京帝国大学史料编纂所、庆应义塾大学图书馆、早稻田大学图书馆、日比谷图书馆、东洋文库、东方文化大学、大桥图书馆等17个单位。上述各单位究竟藏有多少战时从中国劫掠的图书，没有日本政府配合查证，那将是个谜。但我们知道，战后中国从帝国图书馆和伊势原就追回从香港冯平山图书馆掠夺的珍贵图书古籍35000册。②
现在从东洋文库一处，就可以看到中国图书古籍在日本的惊人数量。东洋文库位于东京文京区，与日本江户时代的著名园林六义园相连。1917年，曾任中华民国袁世凯大总统府政治顾问的澳大利亚人乔治·欧内斯特·莫礼逊归国，他把在北京等地收藏的大批珍贵中外书籍，转卖给日本三菱财阀巨头岩崎久弥。岩崎久弥建立东方学图书馆。1924年，便由他发起成立了财团法人东洋文库，扩大收藏范围。现在有藏书80余万册。印象最深者为：
莫礼逊旧藏。有清朝各帝典籍及明清两代官、私版文字、方言古籍500余册，17至19世纪以介绍中国为主的西文书籍、图册6000余种约24000部。有1485年（明成化21年）出版的意大利文《马可波罗游记》。其中有300余册日俄战争期间交战双方对中国东北的地理山川、人文风俗的原始调查资料；
日本僧人河口慧海法师于民国年间，从中国西藏带往日本的藏文文献。刊刻印行年代均为元、明、清三朝，在藏学界有世界级精品之誉。其中大藏经达10373件，经外的政、史、文、医、农等类文献3100件。此外，1931年，日本浪人潜入西藏、蒙古，无偿劫走西藏藏经丹珠尔一部103函，蒙经甘珠尔一部102函，蒙文佛经225种，母珠尔一部225函，并于1936年在上海劫走满族镶红旗文书从雍正至清末的资料共2402函。《汉籍在日本的流布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95页。
抗战前后由原北平国立图书馆等公私藏家搜罗去的宋、元、明等朝的珍稀版本300余部。其中包括经史子集各类书。难以释怀的是，这里有原江南陆氏“皕宋楼”所藏的罕见珍品。它于抗战时期由日本版本学家岛田翰斡旋，被陆氏后人卖给了三菱财阀。这批书经重新鉴定，有宋、元、明版各为约百余部。与这批藏书先后流入日本，并形成为一大特色的是，它拥有的一批中国明清方志、丛书和家谱族谱。该文库藏有中国各类方志、丛书四千余种，家谱族谱八百六十余种。方志几乎包括当时中国所有的重要府县。
第8节 中国图书损失统计概要（1）
战时对图书损失的初步估算。1938年8月6日，夏颂明所作的报告估计，“以藏书的数量而论，南京53所图书馆除去10所不详外，其余43所共藏书1712238册，平均每馆约藏4万册。上面所列我国一年来损失的图书馆计共2166所，即使每馆藏书仅及南京每馆藏书平均数的十分之一——4000册计算，2166所即达8664000册巨”。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抗战一年来图书馆的损失》，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据国民政府教育部1938年底报告，中国抗战以来图书损失至少在1000万册以上。1940年3月，美国在华人士考察后出版了《日本在中国的文化侵略》一书，指出中国的图书损失在1500万册以上。（THE AMERICAN INFORMATION MITTEE：《JAPANS CULTURAL AGGRESSION IN CHINA》，美国国会图书馆藏。）1946年，中央图书馆馆长蒋复璁认为，从七七事变起，东南各省图书馆损失书刊在1000万册以上。当时的估算，将留置在沦陷区而未及搬迁后方的图书均归入损失。
中国战后对图书损失经过调查和统计，于1946年编制《中国战时文物损失数量及估价总目》，查证了全国除西藏、云南、贵州、青海、四川等省外，中国的图书损失为：公方2253252册另5360种411箱44538部；私方488856册另18315种168箱1215部。由于种种原因，上述调查和统计是不完全的。现将三市六省的图书损失列表如下：省、市公共图书损失（册）私家图书损失（册）南京88646153118北京448957137471上海26471525726江苏6185170419浙江3940031213湖南222769077湖北10486793917福建96833576广东62400813865
资料来源：《汉籍在日本的流布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201页。
由上表可见，三市六省的公私图书损失就达2984750册。需要指出的是，上述数字部分来源于《中国战时文物损失数量及估价总目》，部分采自日本档案和日本学者的研究。如南京公共图书损失886461册，是日本学者松本刚氏的统计数，他参考了战后中国政府递交的《抗战时期南京文物损失数量及估价目录》，而中国政府递交关于南京公共图书损失数为406461册。这或许是松本刚氏计算有误所致。日本所归还的中国图书，仅占中国战时损失图书的529％。“归还之书籍共计158863册。其中中央图书馆善本书籍先后分两次空运船运回国，其余多为普通书籍。我国在战时损失之书籍，据国内调查，不下300万册。”中华民国驻日本代表团：《在日办理赔偿归还工作综述》，载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辑》，文海出版社，1980年版，第111页。
综上可见，触目惊心的图书损失，绝不能理解为是一般战争中对文化财产的破坏。日本的破坏和贪婪，是有其险恶用心的。从中国掠夺图书就是为其进行对外战争和建立殖民统治服务的，是妄图实现“大东亚共荣圈”的一个重要措施。从长远来看，日本在中国的图书劫掠，就是要毁我中国文化，灭我中华民族。根据1946年6月统计而未发表的《全国各级学校及教育机关战时财产损失数量统计》显示，图书共计损失72951388册。这庞大的数字是否包括了教科书的损失，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需要指出的是，除图书损失外，图书馆馆藏旧档案、政府部门因战争无法运走的档案，也损失惊人。如前所述，中国政府留南京的许多文档被劫被焚，清凉山省立国学图书馆藏大量清季档案被日军烧毁。又如因日军进攻山西省，省府将明清以来档案装五十余卡车，存太原城东山沟一土窑中。太原沦陷前，担心落入敌手，除从中运出两卡车分藏临汾、隰县两处，其余燃烧三十多堆炭，让检查人员烧了一个星期，全成灰烬。运出的两卡车，战后也片纸无存。
战时古建筑之损毁
古建筑是指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年代比较久远的建筑物。本章所指古建筑，大凡为清末以前的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建筑物。我国古建筑种类十分广泛，举凡宫殿、寺庙、道观、祠堂、陵墓、碑塔、城墙、堡垒、炮台、园林、牌坊、亭台、水榭、祭坛、别墅、驿站、码头、烽火台等实用性、观赏性、纪念性的场所及其附属物，与重大历史事件或著名人物有关的建筑物，以及风格独特的民居等都属于古建筑范畴。本章将古迹也归入古建筑的范围。中国是具有数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文化遗存深厚。虽历经沧桑，迭有兴废，但直到抗战爆发前，中国古建筑无论种类，还是数量仍十分丰富。
古建筑作为人类历史的见证，是研究人类社会历史的实物资料，也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标志。由于古建筑是不可再生的，不可复制，理应得到全人类的广泛尊重和保护。根据海牙陆战法规惯例第27条规定，一切有关文化方面，如宗教、美术、学术及古物的机关与财产，如不作为军事用途，交战国必须尽力保全，不得施以破坏。即使1940年8月至10月的“不列颠之战”，德国空军猛袭英国重工业区和雷达站，最多时德国空军一次便派出千余架飞机，从伦敦直炸到英格兰，但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在内的著名古建筑则完好无损。又如1944年盟军对德国大举轰炸，科隆几乎夷为平地，然而有数百年历史的双尖塔科隆大教堂则安然屹立。
然而，在日本发动的那场侵华战争中，中国古建筑或因轰炸、焚烧所致，或为日军抢劫、肆意捣毁，或被改作军用等，而遭到空前的劫难。本章在揭露日军采用种种手段破坏中国古建筑的同时，对受害最深地区的惨状和典型案例作简要的介绍。
一古建筑损毁概况
1轰炸和炮击所造成的损失
日军对中国各类城市的反复空袭，以及在逼近某一城市时施以猛烈的炮火攻击，各地城墙及标志性建筑便成为日军攻击的目标。现举数例：
全面抗战在北京打响后，北京卢沟桥地区的古建筑受损首当其冲。卢沟桥始建于公元1189年，在中国建桥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卢沟晓月”为金代“燕京八景”之一。卢沟桥以东200米即为宛平城，原名拱极城。该城修建于明崇祯十三（1640）年，是当时全国最小的城池。宛平城建有高大的城墙、坚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