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劫难-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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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5月，日本飞机轰炸南阳，河南省图书馆运藏该地的部分图书、文征明书画及明代地图两箱被炸毁。
曾被日伪从故宫劫走的铜缸
——采自《中国抗日战争图讠志》（广东旅游出版社）
第12节 古建筑损失的调查与统计（2）
河南省立博物馆被日军占驻，馆内文物、设施遭到破坏，日军强索暗劫，文物和拓片碑刻被掠夺难以数计。在搜刮金属为日军制造军火的“献金运动”中，该馆被日军东第2935部队野津敏迫献铁炮7尊；被东第2935部队兵器部陆军兵技曹长保刈实迫献铁炮36尊；被开封市伪政府迫献铜钟1个；被开封日本陆军联络部迫献铜炮2尊，铜云牌、铜锅、铜炉、铁鼎各1个，古钱3箱。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全5，卷1632。
南开大学被日军摧毁之后，学校原有大钟寺赠送的一口大钟，重18000斤，钟面刻有全部《金刚经》，是罕见的历史文物，也被日军拉走，熔做枪炮子弹。
1938年7月6日，日军飞机轰炸汉阳古琴台，所珍藏的古文物，顷刻化为灰烬。同年9月，日军先后两次侵犯山东牟平县城，将大型建筑烧毁，大批图书档案化为灰烬。
1939年6月23日，日军连续两日轰炸湖南湘阴县城，千年历史古镇，被炸成了瓦砾场，众多文物葬身火海。
山西文物损失，为数不少。如沁县樊村南里地段上的一块巨大陨石，栋村出土的金属佛像（高3尺许），也被日军劫运回国。
1941年2月9日，日军闯入内蒙古召庙王爱召，疯狂搜索珍贵文物，经日军三天洗劫，召庙内嵌有宝石的释迦牟尼银质佛像、珍贵的经卷、银质镀金马鞍、弓箭，以及各式壁挂、地毯等被抢劫一空。
1942年5月4日，日机先后两批轰炸云南保山县城，保岫公园的中山礼堂、图书馆、阅报亭均被炸毁，嵌于壁间和展列于入口处的历代石碑无一完整，太保山麓元代建筑法明寺内所保存的文物毁坏严重。
1939年，日军侵占海南崖州古城的观音阁，后为田中商社株式会社所用。阁中有一口大铜钟，铸于唐代，是珍贵的历史文物。1941年，田中商社株式会社用卡车把这口铜钟运往榆林港而潜移东京。广东西江肇庆七星岩、德庆悦城龙母庙等风景胜地，被盗走一批文物。广东名砚也损失不少。
1944年洛阳沦陷后，日本人盗走了龙门宾阳洞的四个菩萨头及宾阳南洞的二力士像。
1942年8月至1945年6月，日军在华北屡次向各机关及商民征集铜铁料，仅在北平故宫博物院和历史博物馆内搜刮金缸金屑和铜铁器等就劫得二百二十余吨。1945年12月7日，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报告，“案查本院被征用之铜品2095市斤外，计铜缸66口，铜炮一尊，铜灯亭91件，此外，尚有历史博物馆铜炮3尊，本院之铜缸及历史博物馆之铜炮系由北支派遣军甲第1400部队河野中佐于三十三年六月十九日运协和医院，该部队过磅后，运赴东车站，闻系装车运往朝鲜。本院之铜炮和铜灯亭由伪市政府工务局专员齐昌复、职员张伯齐偕同昭和通商株式会社（在本朝阳满内北小街）日人佐仓于三十四年六月二十二日来院启运。据闻系运往北新桥北支工厂”。《为函达本院被敌军征取铜品之经过情形请转行第十一战区长官司令部设法追究由》，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全5，卷1632。
历次被敌军征用铁、铜品清单
铜品品名起运年月日件数原存放地重量（市斤）搬运部队运往地点废铜1933年1月6日故宫博物院2095甲第1854部队朝鲜铜缸33年6月19日66故宫博物院83677强第1400部队朝鲜残破铜灯亭1934年6月22日91故宫博物院10862强金品献纳委员会北平北支工厂铜炮1933年6月19日3历史博物馆5514第1400部队朝鲜铜炮1934年6月22日1故宫博物院金品献纳委员会北平北支工厂
以上铜品共计重量102148市斤又9两合5107吨强。
铁品铁炮1934年4月15日1369历史博物馆443160强甲第1800部队北平北支工厂
以上铁品计重量合22158吨强。《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为函送本院历次被敌军征去铜铁品清单及历次被宪兵搬走撕毁书籍杂志清单目录》，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全5，卷1632。
日军搜刮军用物资，对公园也不放过。1924年，冯玉祥在北京中山公园石牌坊（今“保卫和平”石坊）北边，为辛亥革命滦州起义烈士王金铭、施从云树立铜像2具。1941年，日军强迫献铜，即将2座铜像抢走。
抗战初期，中国考古机构的文物多数西迁，留在原地的部分，很难得以保全。如北平研究院发掘陕西宝鸡斗鸡台所获文物分存北平、陕西两处，北平部分被日伪移到午门历史博物馆，结果被盗走三百多件，而藏陕西的文物因陕西考古会房屋被日本飞机轰炸，损失不少。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不久北京大学文学院为日军所驻，1937年10月，该院隔壁之国学研究所遭袭。战后，北京大学校产保管委员会致函教育部平津区特派员办公处：“北京大学研究所前被敌人占用。敌人桥川时雄及栗田等侵越监管。胜利后本会派员点查损失文物极多。”并附《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为日人占据期间遗失物品要目》，清单如下：
金石古物类古钱206件铜矛2件古铜镜14件天马葡萄镜，位至三公镜，李儒起造方镜，夏津县官造镜上方镜，三羊镜，见日之光镜，白虎在右镜，家堂富贵镜，及其他汉宋镜古铜印7件张未央印，封丘县印，骑部曲将印，西夏文印2件，金正大印，交汀县僧会司印金类车饰6匣孟津出土之车器400余件封泥48件甲骨20余片金石拓片类风堂拓片千余件内有龙门石刻造像全部拓片
北平碑志百余件
文献类
明永乐大学士湖广总督进祠臣献颂1件
明兵部提行稿三百余件
清多尔衮命多铎取南京满文诏书1件
顺治五年十一月初八冬至祀天恩诏1件
又十八年七月十三日擒斩郑成功悬赏诏1件
又敕谕6件顺治二年七月九年四月八日十四年二月
十八年二月三日
康熙廿八年十一月廿五日移住乾清宫诏1件
康熙间敕谕4件元年四年三月八月廿年六月
贡表12件内有暹罗国王郑明表
贺表12件李鸿章左宗棠表
谢表5件平西王奏表1件
太平天国收据1件拳匪降坛1件
大明通行宝钞6件兵部诏款1件
顺治题本1件
新疆地图1幅
其他地图10余幅《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为日人占据期间遗失物品要目》，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全5，卷1632。
国立北平研究院损失。该院原址有4处：中南海怀仁堂，东四条，西四所；东皇城根42号；三贝子花园陆谟克堂；沧子河观象台。七七事变后分别为敌军及伪机关占用。图书仪器除大部于七七事变前及已运至上海昆明外，其不及运出之图书仪器古物家具等为15个伪机关所瓜分。图书一万余册，也被伪机关所瓜分。
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存于北平并由王振铎保管文物，计书籍拓本字画类、器物类共88件，书籍多乾隆刊本，器具多绣花屏风，宋、清瓷器及洪宪茶盖碗，原由北平中南海怀仁堂北平研究院代管，北平沦陷后被劫。
第13节 古建筑损失的调查与统计（3）
据1945年8月31日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主任李济致国民政府教育部呈文所附《我国历年被日本掠夺文物清册》记载，日本公开收藏掠夺来的中国文物的公私机关即有东京帝室博物馆、东方文化研究院京都研究所、御影嘉纳白鹤美术馆、东京细川侯爵府、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陈列室、东京大仓集古馆、关东厅博物馆、伊势征古馆等63家，其中比较著名的文物即有骉氏编钟、战国式铜壶、殷墟出土的白陶、彩陶、居庸关石刻等各种文物501类，日本公私收藏者收藏的大量文物，实为“我国家博物馆……无上妙品”。
南京文物损失。1937年12月13日，日军侵占六朝古都南京，在进行灭绝人寰的大屠杀的同时，日军又开始了疯狂的“文化大屠杀”，仅图书、文物方面，日本当局先后指使三百三十多名日本专家，动用日本士兵三百六十余人，中国劳工八百三十余人，卡车310辆次，进行大肆抢劫。为支撑侵略战争的需要，日军大肆抢劫铜、铁等战略物资。他们将南京“僧寺之大钟铁鼎”也用车运至日本。“同文同种”的日本人对中国的字画古物、经像法器有着特别浓厚的兴趣，入侵中国后他们就疯狂地掠夺中国文物。普德寺的500铁罗汉，在日军侵华期间，3尊被盗运往日本，后代之泥塑。当时在南京的英国《曼彻斯特卫报》驻华记者田伯烈（H。J。TimPerley）于1938年3月编著的《战争意味着什么——日军在中国的暴行》一书中以自己的亲身见闻揭露道，日军在南京的疯狂抢劫，从城外到城内，从城内各角落抢到难民区，凡日军所到之处，无地不抢，从12月中旬到翌年2月中旬，长达两个月之久。“全城所有私人住宅，不论是占领的或未经占领的，大的小的，中国人的或外侨的都蒙日军光顾劫掠一空”。1938年2月，国际救济委员会委托金陵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史迈士（S。C。S mythe）主持历时3个月的对南京灾情的调查，其结果表明，南京住户损失：52％由于纵火，33％为日军抢劫所致，而市区损失63％由于抢劫，“值得注意的是，城内大部分房屋，甚至在烧毁之前，已经被彻底地、有组织地搜掠了里面财物，而实际幸存下来未毁的11％，也毫无例外地闯进士兵，遭到同样的洗劫”，“字画及稍有价值的东西都成了他们掠劫的对象”。在这场大规模的洗劫活动中，文化古物在劫难逃。
中国难民郭岐在《陷都血泪录》中写道，仇英的山水画，赵子昂的马，董仲舒、陆润序的字画，岳飞的亲笔题字，八大山人的字画，古版《西厢》，古官宦的瓷器及历代的各种瓷瓶古物等，平常人不容易看到的传世之宝，如今散乱于市，遭日军搜罗劫掠。日军在南京分散的抢劫每日每时都在发生。据日本《东京日日新闻》的随军记者浅海一男揭露道，某报记者白天出去采访，晚上回来时就怀抱着各式各样的中国传统工艺品。
日军不仅在占领区抢，还到英国、美国、德国等国使馆区的“安全区”抢。安全区内一位美国侨民诉说，12月16日，日本兵闯进英国使馆抢劫，连中国外交官王正廷博士所赠的雕刻精美的麻栗树屏风架也抢走了。使馆内外交官将所见所闻的日军在使馆区的暴行，逐一记录，向日本外交当局抗议。这些揭露日军暴行的抗议材料，1939年编印成《南京安全区档案》。其中也有日军抢劫中国文物的记录：
“第87件，12月29日，北阴阳营47号，一天内被日本兵洗劫7次，很多文物全被抢走。”
“第166件，12月27日下午，三名日本兵闯入宁海路33号……抢走了贵重文物多件。”
被劫公私文物十分惊人，其准确数量无法统计，但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例中窥见一斑，南京库存古物原共19634箱，南京失陷前运出16681箱，城陷时存京库未及运出者2953箱，分藏于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和国立美术馆。1938年6月，日军特务打开575箱，清点文物数为8096件。抗战胜利后，从敌伪手中只接受回文物2776箱。《接管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概况》，载南京市档案馆编《南京解放》，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305页。
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也损失古物1679种。如由曾昭燏在南京傅厚岗34号所藏者，计古物类86件又一箱，书籍类55件又2柜，及古服饰衣物等被日军搜掠一空。其中书籍以湖北官书局和金陵官书局刻本及碑帖、法帖和各种拓本为多，古物有南齐刻石佛一尊（栖霞山齐塔内出），山西赵城县佛寺壁画四块，乾隆五彩瓷笾豆等八件，同治五采瓷盖碗20件，及古墨砚、对联、字画等。另有书籍两箱，运至越南海防，因滇越路被炸断，1941年日军侵据越南时，也被抢走。
日军还进入宁海路8号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宿舍，抢去书籍、古物、字画甚多。其中古物玉器金石，约五十余种。包括星云镜5面、蟠螭镜3面、菱花镜3面、宋镜4面、玉质素壁一具、玉璜玉珩10个、铜质汉印3方、铜质六朝印5方、铜质唐印5方、石质虎符1个。铜器部分有夔凤纹尊1个、夔龙纹角尊1个、青铜剑一柄、青铜戈4具、青铜带钩2具。该校另存于南京阴阳营23号的古文字、经典、器物等，计有殷墟龟甲兽骨文字183片，原为刘铁云藏物，极为珍贵。另有敦煌千佛洞唐人写四分戒经一卷（长丈余，装成卷轴），壁画天女像一幅、缂丝山水画一幅、大理石插屏、康熙瓷器及不少山水画，以及周伯矩郎、唐狮子、宣德炉等著名文物尽为日军劫走。王聿均：《战时日军对中国文化的破坏》，载台湾《近代史百年集刊》第14辑。
国学图书馆损失字画、古玩计472件。
中国农村建设社损失古物407件，银币等1728种。
令人痛心扼腕的是，中央研究院殷墟发掘所的古物、拓片损失更无法统计，所掘山东日照两城镇陶器，大部分留存南京，日军劫得后竟然用箱装陶器、标本垫铺路基。
凡是能得手的文物，日军都要劫走。甚至连朝天宫屋脊上的建筑装饰物“吻鸱”也被拆运日本。吻鸱，也称鸱尾，是安装在屋脊两端，用来“禁压火灾”的。此种装饰起源于六朝东晋时，后传入日本。唐代鉴真和尚传到日本的那对鸱尾，至今奈良唐招提寺的正殿金堂屋脊两端的一件还是原物，在日本被视为国宝。而比日本“国宝”还古老得多的朝天宫鸱尾被拆走，除了文化掠夺，还能有何种解释！南京大屠杀史料编辑委员会：《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稿》，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94页。
1939年5月19日至6月18日，日本占领军对存放于南京的故宫文物进行“清理”，参加人员有日军司令部人员、招聘专业人员和办事员等一百二十多人，日军士兵405人，对2272箱文物进行“清点、整理”，内中包括玉碟、红档、实录541箱、普通档案1271箱、图书类475箱、地图类15箱，其他25箱。其中重要者有清实录、圣训、玉雕300件，御笔、书画34件，玉、象牙、珊瑚、砚墨。陶瓷器、铜器317件，御案、御玺11件，以及颐和园部分文物99件，计761件，其他如档案、器具、兵器、图书、绸缎、首饰等不计其数。戴雄：《抗战时期中国文物损失概况》，载《民国档案》2003年第2期。
其实，被日军当局“整理”过的遗留南京的故宫文物中价值连城者远非这区区七百余件，仅字画方面如“兰亭人柱帖”、“唐太宗御笔”、“宋徽宗御笔牡丹”、宋徽宗御笔荔枝山雀图真迹”、“马远江山万里图”、“苏东坡墨迹”、“宋·刘松年群仙图”、“米芾尺续”、“御临争座帖（颜真卿）”等等。上述这些都是日本当局“整理”时留下的部分文物目录。
日军占领后，将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所存的清季江南各公署档案6484宗与未及整理的六十余大篓，或作废纸处理，或干脆付之一炬。
日军占领南京期间，毁坏古建筑数百处，对南京紫金山天文台陈列的明清天文仪器大肆破坏，其中明制三件、清制二件。明制三件为浑天仪、简仪和圭表，均系明正统四年（公元1439年）所造。浑仪是用来测量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