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4年第07期-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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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社会之所以要建立种种规则，除了需要秩序外还需要公正。换句话说，只有公正的规则或规则的公正才可能有长期稳定的规则的秩序。不过，公正与规则的关系探究起来却并没有想象中的那样简单。
作者提出，讨论公正也就是讨论相应的规则，不提规则而奢谈公正毫无意义。具体而言，公正又可分为“公正行为”和“公正规则”两个概念。所谓“公正行为”是指“规则内的公正”，即个人或机构在已经存在的规则下严格“遵守规则”的行为，不违犯参与者事先已表示同意之规则的行为，如遵守游戏规则的运动员和严格执法的裁判就可以说是“公正的”。“公正行为”的含义就是信守向其他参与者做出遵守规则的承诺，当然重要的一点是预期其他参与者也会遵守规则。
而“规则公正”即“规则应当是什么”，无疑是将公正视为评价不同规则体系的标准，不过这样说却有些过于宽泛抽象。因此，“关于规则应当是什么的决策，只能根据适用于从不同规则间作出的选择的更抽象的规则做出。这种更抽象层面的规则，我们称之为元规则。”“只要筛选过程符合公认的元规则，那么，从中筛选出的规则就是公正的。”（《规则的理由》第120页）也就是说，只要规则制定的程序是正当的，规则就可说是公正的。同样，对规则的修改只要循此原则就可以说是公正的，如通过正当程序对宪法的修订。作者的论证表明：“在这一抽象层面，众多主体将会乐于维护自愿达成之协定”，“正是这种确立道德义务的自愿达成协定的能力，推动着整个‘宪政事业’。人人都希望有一个稳定的宪政秩序，使自己能置身某种恰当的环境中，以追求自己（设想中的）未来的生活计划。”（《规则的理由》第121页）
总之，作者认为对公正的考察既是价值考察也是事实考察，对“公正”的性质做出详细阐释，得出了“公正”是宪政契约论立场的自然产物这一结论。
对此结论可能有人不同意，而本书的其他许多观点可能会引起各种争论和批评，但作者成功地论证了应当从宪政角度讨论税制改革，此点确难反驳。而一旦税制改革的基本思维方式发生变化，“我们就能打通值得严肃考虑的真正的税制改革的道路”。而税制的变化，与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公民思考并参与税制改革，也是制定最基本的规则——宪政的重要方面。
哭别牧惠
■ 邵燕祥 舒 展 蓝英年 王春瑜 陈四益 王学泰
相见恨晚 相别恨早
邵燕祥
不管你愿意不愿意接受，牧惠在6月8日下午意外地离去了。10日我打电话证实了这个噩耗，以后几天我的心都是恍恍惚惚的，牧惠的音容笑貌就在眼前。我是5日回到家里的，浏览了些离家期间的报刊，到牧惠一篇谈赵树理涉及张恨水的文章，有些不同的想法，在6日或7日打电话给他，说我想写篇短文跟他商榷，他连说“好啊，好啊”……怎么才过一两天，人就遽然没了？
我大约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叶才跟他相识的，那时他已经和严秀、蓝翎、舒展、章明等许多朋友健笔纵横于“文革”后新时期杂文的“战场”上——请原谅我用这个老套的词——在对“歌德与缺德”论、杂文“新基调”论等的论战中，在反驳对《丑陋的中国人》的围剿中，表现了骁勇的战斗力——请原谅我又一次使用了这个老词。——牧惠不愧为战士，正像他在四十年代后期为了追求建立一个自由民主富强的新中国，毅然走出中山大学的校门，参加了粤中纵队去打游击一样。经过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的政治运动，他不仅是作为“漏网”之鱼，且是对国内政治生活有了新的认知，便又一次披挂上阵，向“文革”余风，向妨碍改革开放的现象，向违反群众民主要求的做法和舆论，直陈他的观点和他的义愤。
1988年5月，人民日报文艺部、新观察杂志社和贵阳日报社联合举办了“花溪（杂文）笔会”。在那次会上朝夕相处，我从爱其文进而近其人。到今天也有十五六年了。
我不知道“单位”对他的“悼词”会怎么评价他；在我的心目中，他是今天已经少见的一类人：一个说真话的朋友，不择对象、不耍心计、不设防，有时达到天真的的程度，甚至连所谓“合理的谎话”也不会说。一个时时刻刻把别人放在前面，把心掏给别人，“古道热肠”的人，以致由于轻信，不止一次遇到“欺以其方”的小人利用他的善意，骗取他的帮助或直接向他骗钱而得逞。一个在文字上不免会宣传一些超越“时宜”的观点，而在待人接物上却遵守着前革命时期和革命时期成文和不成文的老规矩中——那些克己和利人的部分，做起来十分自然，毫不勉强。
他是这样勤奋，笔战不辍。我故意不说“笔耕”，而说笔战，不是我特别喜爱这类带着军事色彩的用语，而实在是因为牧惠一旦找准了斗争的大方向，就会一往无前，连续作战，连发炮弹，如此执着又如此决绝。凡是他的读者都会倾听到他的骂阵和战叫，感受到他的热血沸腾。
当我读着牧惠关于文史方面的著作的时候，总要想起这原是他的老本行，他的专业，如他不写时感杂文，而继续他的例如明清小说研究，以他的孜孜不倦，学风踏实，必有所成，甚至更大的成就。但他宁肯以他驾轻就熟之笔，去写对《水浒》《聊斋》的“歪批”“戏说”，直到呕心沥血。审视这个在生活中，除了游泳以外可说不大习于游乐的牧惠，他的这些何尝是游戏文章？
我不想在这里具体评价他一生的工作，他在杂文和文史研究方面的劳绩。我只是把他的一生看作寻求真理的一生，他的笔墨记录了他对真理的探索。
真理，曾经是一个被自诩为真理占有者们搞得混乱不堪的话题，可谓：真理，真理，多少假理和歪理假汝之名以行！苏联时期有个《真理报》，打的还不就是真理的幌子！“真理”一词在俄文中是“IIPABдA”，又作“实话”解，可见不说实话，哪来真理？
有一位写杂文的朋友侯志川，在一篇文章里，说到某些威权人士曾是所谓“句句是真理”，从而“一句顶一万句”，慨叹杂文作者是“一万句顶一句”。我以为，“一句顶一万句”的借重于权力，借重于权力的未必就是真理，时过境迁，才见真伪。普通人，普通作者的话，自然也不会“句句是真理”，且因为人微言轻，说话没分量，有时披肝沥胆的话，说一千道一万也不能引起广泛注意，如春风之过马耳，是颇令人寒心的；但且不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也还套用一句经典作家的话，听音乐需要有“音乐的耳朵”，然则听真理也需要有“真理的耳朵”；只要你讲的是真理，不愁遇不到“真理的耳朵”。
那“文革”中碰不得的名言，所谓“一句顶一万句”，意思自然在吹捧威权人物的“句句是真理”，但它顶得的“一万句”是指谁的？似乎交代不清。如果说顶得那同一个威权人物的“一万句”吧，好像说把雄文多卷压缩到万分之一的篇幅就够了，虽也符合吹拍者提倡“语录”体的韬略，但这不分明是在太岁头上动土？说不过去。那末，就是说，他那“一句”的真理性，顶得一般人——普通人口头或笔下的“一万句”吧，可是问题又来了，这一万句里有没有真理？有几句？如果有一到两句，不是就足与那“一句”相抗衡？如果必须一万句加在一起才构成真理，真理岂是靠“码字”搭积木堆成，或流几个钟头的口水淌成？如果“一万句”里既不含有一句两句真理，也不因积少成多变成真理，那“一句顶一万句”的“一句”，顶得的不过是一万句的废话、空话、套话，这“一句”又可贵在哪里，而且，它还算得上真理么？
“一句顶一万句”的真理论，其实逻辑不通，缠夹不清，只是从来没人跟它认真讨论过，它也是不许讨论的，因此才得统治中国达七八年甚至流毒更久。
牧惠以大半生寻求真理，寻到了吗？我想，在他的四十几本书里，自然不可能“句句是真理”，但可以看到他寻求真理的足迹；而且他确实宣扬了真理，自然也不能说全是他头一个发现的，但也总有一些是他最先说出来的吧。如果按照上述的思路，问在牧惠的书中有多少“句”真理，这提问虽然极不科学，却不妨作个算术游戏：他的四十多本著作，以每本平均二十万字计，除去述而不作的部分和编选重出的部分，可得六七百万字；不知当年说“一句顶一万句”时是以一个逗号算一句还是一个句号算一句，我们姑且从严，一个句号算一句，平均每五十字一个句号，则总计也有十多万句，如果他也能“句句是真理”，一生讲了十多万句真理，那当然好；即使按“一万句顶一句”的比例算，毕生著作中有十几句堪称真理，只要不跟自己讲的别的话相抵消，也就足以令人欣慰；何况如牧惠其人，一是一，二是二，于他讲的“十几句真理”之外，那十几万句，总不会都是歪理谬说，或什么也不是的淡话吧。这样说来，作为真理追求者的牧惠，似亦可以无憾矣。
痛感有憾的是我们读者，亲朋故旧。在我，得一牧惠式的兄长，是十几年来一幸事。然而，他实际上年纪并不算大，现在平均年龄普遍提升，比起八九十岁的健者，他还不过是七十六龄方入老境不久的人，而我们再也看不到他的新作，想跟他商榷也无从听到回响了。
相见恨晚，相别恨早：这个世界充满了遗憾，这也是遗憾之一吧。
芳草留人意不闲
舒 展
凡是听到牧惠去世的消息的朋友，几乎都觉得突然——不可思议。在七十这个年龄段的诸多朋友中，他身体是最棒的。每天爬景山，每周必游泳，一次八百米。去欧洲旅游，拎包就走。牧惠文章的产量最高，敏感度最强。有的朋友说：“我们阅读牧惠文章的速度赶不上他写作的速度。”他埋头作善事，从不张扬。他发现推荐奖掖的中青年作者之多，他主编的丛书系列（不是挂名）之多，他出席的学术讨论会之多，他打抱不平管的“闲事”之多……在当代作家和编辑家中，实属罕见。屈原把贤才、美德和勇气比之为芳草（《离骚》）。我倒觉得，以芳草比喻喜爱牧惠文章，热爱牧惠为人的读者、中青年作者和与之交往数十年的朋友，更为合适。鲁迅、白居易把后来人比作野草。“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鲁迅开创的有中国特色的文学样式——杂文，必将犹如野草漫漫，产生数不尽的牧惠。
牧惠是个大忙人，是个热心公益事业有求必应的大好人，是个可以为朋友两肋插刀的义士。同时，他也是个很会享受生活的人，朋友们无人不知此公是个美食家。每有聚会，谁点菜呀？必定公推老牧。不论是体质还是心态，我们都觉得牧惠后半辈子准是个寿星老；同辈人中，他像一头壮牛耕耘着，咱们恐怕谁也活不过他。
老牧一见糟烂的木乃伊穿着华服招摇过市时，他会像孩子一样大叫：“看呀，他光着屁股呢！”一见某“大腕”变着法儿地为秦始皇招魂，他会拍案而起，怒斥：“出卖灵魂的宋江！”老牧对吃运动饭的“永不忏悔”的无耻之徒，向来横眉冷对。好心的友人也劝他，“干吗呀牧惠，霸王、陆谦和牛二这类人渣儿，是这个世界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况又你是惹不起的，老兄这把年纪，还想当‘愤怒的青年’？”所以老友廖冰兄以诗奉劝，让他搂着点儿。但是，分寸掌握到火候处，也难！人无正义感不成其为人。不过，我也觉得老年人气性太大肝火太旺，也非养身上策。钢铁尚又有个疲劳度呢，何况人乎？弦儿绷的太紧，这老神经血管有如过期的塑料，是会崩折的呀。
牧惠在杂文创作领域和古典文学研究方面的成就，我觉得严秀有句切中肯綮的评语：“牧惠文章是我师”（《20世纪中国杂文史》第26章第2节第863页，福建教育1997年版）！牧公的《歪批水浒》、《金瓶风月话》、《闲侃聊斋》、《西厢六论》……等著作，没有深厚的功底，是很难成书的。韦君宜的《思痛录》如果没有牧惠为她辨认、修订、整理和出版，这座文化史上的丰碑是难以面世的。大陆的读者最早认识柏杨，是从他的杂文精选本《西窗随笔》（群言版）开始的。那是牧惠从数百万字柏杨文集中挑选出版的。1988年柏杨来京，牧惠和严秀应邀与会，他们一见如故。事后寄来几十本他的杂文集，包括《丑陋的中国人》。于是那场精彩热闹的大争论——围绕着在大陆该不该出版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湖南文艺版）而展开。你想批柏杨？鞭长莫及够不着呀。只好拿编者出气，于是劈头盖脑铺天盖地的“大批判”冲着严秀、牧惠和弘征滚滚而来。帽子工厂又开张了！有位次权威说道：“哪家书店卖柏杨的这本书，我就关他的门！”赢到另一位更高的权威说话了：“柏杨这本书，我看还不错嘛”，牧惠们才得以松绑。读者如有兴趣，可找《丑陋的风波》一书（1989年中国华侨版）看看。不忘这段文坛趣闻，也算以史为鉴吧。
牧惠为自已的书房取名“且闲斋”。可惜他不由自主，身不由己，鲠骨在喉，不吐不快！数十年来，牧惠几乎没有休闲过一个完整的日子。欧阳修诗云：“野花向客开如笑，芳草留人意自闲。”老牧何尝不想适意自闲？可是你太认真了！你真是一头死命拉套的倔犟的壮牛啊！眼里揉不得沙子。尽管满山遍野的芳草——读者和朋友们想留住你，奈何留你不住啊！也好，去马克思那里报到，你是没有愧色的。现在你总算可变不闲为自闲了。安息吧，亲爱的老牧。
牧惠兄，你走得太早了
蓝英年
6月9日下午三点，我正坐在电脑前发愁，电脑出了问题，不知找谁解决。电话铃响了，是舒展兄打来的。他第一句话就说，我告诉你一个不幸的消息，我当时首先想到的是不是一位经常住院的老先生病情恶化了。但舒展兄接着说：“牧惠昨天去世了！”我听了极为震惊，万万没想到牧惠兄突然离开了我们。三天前，我还同他一起参加一个座谈会。进会场前，我看见一个人快步往前走，从走路姿势上认出是牧惠，便跑了几步赶上他。开会时他坐在我斜对面，发了言，声音洪亮，义愤填膺。这样一个生龙活虎的人怎么说走就走了呢？
我什么时候结识牧惠兄的？具体日期记不清了，但总有十几年了。结识的原因我倒记得很清楚。那时我为《读书》和《博览群书》两个杂志写专栏，揭示苏联作家的命运。他看了这些文章，给我打电话，说了些鼓励的话。我马上说，我去看他。他表示欢迎，告诉我他住在沙滩大院。我到他家时，他已经泡好茶等我。他问我在哪儿学的俄文，我说在人民大学。他说他年轻时喜欢苏联文学，可我写的事他闻所未闻。鼓励我多写，并向我推荐广东两家杂志，叫我给它们写稿，告诉我稿件寄给谁。我当时为两家杂志写专栏，已捉襟见肘，没有能力再写，有负他的厚望。我告辞时，他拿出四本签过名的书赠送给我。
牧惠兄对苏联文学、政治极感兴趣，所以很注意我的文章。他不仅在几篇文章提到我，还为《随笔》写了一篇评论我的文章，标题就叫《蓝英年》，对我鼓励。他自己也写评论苏联体制的文章，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