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4年第07期-第16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义。他以饱满的热情说他人所不能说、不敢说，敢于触及敏感问题。读他的作品，我们可以感受到这位老战士的鲜明的社会责任感和他那颗跳动着的赤子之心。但这些都是其来有自的。
　　牧惠五十年代在广东历任区、县、地区、省的干部；六十年代初，从地方调到中央，就职于《红旗》杂志文艺组；“文革”中进过牛棚、挨过斗，但这一切都没有白过，促进了他的思考。改革开放以来，他思想得到飞跃，以写杂文来表达。当然，这也受到一些“左视眼”的嫉视，攻击批判，如影随形。连广州老友漫画家廖冰兄也为他担心，写诗说“京城爬格莫嚣张，休碰《中流》八九枪”，以嘲戏的方式控诉了牧惠所遭受的不公正的对待。可是在牧惠本人来说，他处之泰然，不为流俗所动，依然故我，直言无隐，勤勤恳恳，代民众立言。
　　牧惠先生的最后一篇文章《不应缺席》（就我个人所见而言），发表在第三期的《随笔》上。此文是谈人们所关注的“三农问题”的。从文章中可以看出他始终没有忘记打游击时供养和掩护他们的父老乡亲。他深情地说：“我对农村、农民有着一个解不开的情结。我始终把眼睛盯着农村，阅读有关报道。开放改革以来，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报纸不像过去那样只报喜不报忧了，人们的知情权多少受到尊重了。读到这些，我高兴过，也忧虑过，愤怒过。”他为工业化过程中对农民索取太多，许多农民、特别是老区人民仍然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感到痛苦。他说：“‘文革’刚结束，我终于有机会回老区去探望契娘。我怎么也没想到，契娘的生活竟比我打游击时差了一大截！我羞愧地流下了眼泪。我感到对不起他们。”牧惠先生八十年代以来的写作正是这种感情在支持着他、鼓舞着他。因此他说，不仅作家要关心农民问题，“面对如此严峻的问题，共产党员都不应缺席。甚至可以说，人人都不应缺席。”这大约是他最后的呼吁，希望能有更多的人们听到。
　　牧惠先生对于他所追求的正义锲而不舍，不屈不挠，争取一切机会诉诸舆论与社会。这一点我是有所体会的。例如五十年代初的广东“土改”中反对所谓“地方主义”问题，我就听牧惠说过多次。他讲当时“左”倾错误给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斗争中曾经支持过共产党的开明士绅、中小资本家和小土地所有者带来的、不应有的伤害，痛心疾首。他还举过一些例子，说这些人或他们的亲属后来到了香港、澳门，影响波及海外。他写过几篇文章讲这个问题。听说在广东有所影响。去年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了牧惠一本自传性的著作，名叫《耍水·耍枪·耍笔》。这本书中也谈到他所经历的广东“土改”，出版社把与此有关的文字全部删去，牧惠先生很生气，向朋友赠此书时都附了一个小条，上写道：“朋友：此书为《漏网》的扩充再版。遗憾的是，由于不言自明的原因，三审时删去几篇文章。计有：《漏网》（记反“右派”）；《忘却不了的记念》（记广东五十年代土改中反“地方主义”的左祸）；《（丑陋）的风波》（记围绕着柏杨《丑陋的中国人》那场闹剧）；《（选萃）的坑坑洼洼》（记新基调派的捣乱）。书上的文章还有删节。因此，此书远不如旧版《漏网》。为免倒胃口，有《漏网》的朋友就不再送书了。”从这个小条子中可以看到牧惠先生的性格。这种性格有着鲜明的时代烙印，而我们大多数人是没有经历这种时代的。
　　牧惠先生远去了，他给后世留下了许多精神财富（四十多部著作），有待我们总结与学习。但更重要的还是先生的为人，不久人们会感受到老成人凋谢给社会带来的空寂。


张岱年先生留下了什么精神遗产
■　　张翼良
　　我相信，在学述著作的选集中，著名学者的“自选集”，是比较精当而可靠的。哲学大师张岱年先生于4月24日不幸去世之后，怀着对他的深切悼念之情，我阅读了《张岱年学术论著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张先生在一篇十分简略的“自传”中，把他自三十年代以来的一生学术研究活动概括为三个方面：哲学理论问题的探索；中国哲学史研究；文化问题的讨论。应当看到，正是在这三个方面，都有他独到的功夫和突出的贡献。我不是专门研究中国哲学的，对他的思想只能有粗陋的理解，难免要说些外行话，但读过他的著述之后，文字上一个总的印象，可以表述为两个字：平实。正如他的为人那样，朴实无华，平易近人。他的著作中没有任何华丽的词藻和惊人的用语，而能把许多哲学问题表述得很平实，这本是张先生的功夫所在，且寓深刻于平实之中，读后让人回味，有余音缭绕之感，又正是其著述的特色。那么，他留下的主要精神遗产是什么呢？
　　
　　一、全面贯通论、史的巨著——《中国哲学大纲》。
　　
　　张先生优于哲学禀赋，又素好攻读原典，因而在理论上成熟甚早，在大学毕业前后，便有多篇高质量的哲学论文发表。1936年，即二十七岁时，他便写成了五十万字的哲学巨著《中国哲学大纲》。这是一部自先秦至明清的中国哲学的发展演变史。在现代中国学界，第一部中国哲学史著作，当推胡适1919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它标志着这门学科的建立。胡适开始把西方哲学的方法运用于中国哲学的系统研究，在对中国哲学史的史料整理、校勘、训诂和贯通方面都作了重要的启动。但他的这个大纲，只写了上卷，只写到先秦韩非，而且并没有揭示中国哲学自身的特点和范畴系列。第一部完整的中国哲学史著作，是冯友兰于1931年和1934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史》两卷本，从先秦到清代，其内容涵盖了整个中国两千多年哲学思想的发展与演变。在治史上，鉴于以往“信古”和“疑古”的分歧与偏执，冯友兰采取了“释古”的态度，在写作体裁上，他兼取了西方多用的“叙述式”和中国传统常用的“选录式”，让原始的材料讲话和自己的独到分析相结合，并且把复杂的哲学问题讲解得清晰若水。冯先生所写的中国哲学史，一直成为国内外难以移易的基本教材。以上胡适、冯友兰二书，都是按一定的历史分期，以代表人物及其思想的先后为序，是一种典型的思想通史。张岱年的《中国哲学大纲》却是一本论、史贯通的著作，它不是以人物、思想的时间先后为序，而是以问题为纲，叙述中国哲学思想的发展演变。从形式上看，它像是一部中国哲学概论或通论，因为它分为三部分：宇宙论（并不是Coemology的译名，而是关于宇宙的学说，又分本根论＇相当于Ontology＇和大化论＇相当于Coemolo…gy＇）；人生论；致知论。但在内容上又是中国哲学一系列基本范畴的演变史。比如“本根论”，“本根”一词取自《庄子》，指宇宙中之最究竟者，或“万物之本”，又称“一”或“元”。同时说明，从先秦老庄的“道”到宋代道学中的“道体”，都含有“本根”或今日所谓“本体”之意。接着就“本根的意谓”、“本根的特征”、“本根与事物之关系”等，历述从先秦到明清各家的说法。西方哲学与印度哲学或佛家学说，区分本体与现象，多以本体为真为实，现象为幻为虚，而中国哲学则视本根与事物为本末、源流、根支之不同，并非实幻之区别。又如“大化论”中之“两一”一章，把辩证法的对立统一学说的中国形态，从《老子》《易传》到清初王船山的论述，发掘了丰富的史料，理清了基本脉络。引证北宋张载所说：“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看来这是中国传统辩证法中的一个主导线索。揭示这个线索，对于总结当代理论思维的经验教训，进一步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是颇有意义的。在“释古”的基础上，张先生进一步要求“析古”。总之，如今翻开《中国哲学大纲》，看到张先生在不及“而立”之年，从中国两千多年的传统哲学中，透过纷繁复杂的史料，旁征博引，条分缕析，对一系列基本范畴，作了准确而精辟的厘清，富于令人折服的逻辑力量，这不能不让我惊叹而惭愧。如今的青年学子如何努力达到张先生那样的学术功底和水平呢？
　　书的命运和人的命运一样，往往是很不平坦也很不相同的。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自三十年代初问世以来，备受青睐，一直成为国内外研读中国哲学的基本教材。张岱年的《中国哲学大纲》，写成后虽已由商务印书馆排版，却因战事关系而未能付印，曾于1943年在中国大学印为讲义，直到1958年才由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半个多世纪来的实际影响显然远不及《中国哲学史》（包括冯友兰后来出版的《中国哲学简史》《中国哲学史新编》）。我想，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哲学大纲》的影响还会逐渐扩大。其实这两部著作可以相互补充，相辅相成地发挥作用，都可以被视为学习、研究中国哲学的最佳读物。
　　
　　二、积极推动现代哲学和文化建设的综合创新论
　　
　　由于各种历史的原因，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哲学舞台上，能够独自建立体系的哲学家，只是屈指可数的几位，如熊十力、金岳霖、冯友兰等，人们比较熟悉，也经常提及，他们确实具有融合中西、贯通古今的气势与能力。其实，张先生也是其中之一。不过，他比较后起，主要著作的问世更晚一些，加上某些特别坎坷的遭遇，因而不大为人们所熟知。他是在西学日益东渐、中西文化激烈撞击，马克思主义得到广泛传播的形势下，开始自己的理论活动的，又深受其堂兄、著名学者张申府（又名崧年）的积极影响，因而具备综合的优势与爱好。一方面他精通中国哲学，对中国哲学史的丰富史料，可以信手拈来，运用自如；另一方面，他又熟悉西方哲学，称赞英国分析派哲学的概念明晰和论证严密；同时，在理论上他“赞同唯物论，深喜辩证法”，自觉地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因此，他主张把现代唯物论与中国哲学的优秀传统、西方分析哲学的逻辑分析方法的长处结合起来，创建一种新型的现代哲学。这便是他长期强调并始终坚持的“马”（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中国哲学）、“西”（西方哲学）三者结合的综合创新论。他并不是坐而论道，而是在上世纪的三十至四十年代，就作过颇有成效的尝试，撰写过具有体系规模的多部论稿：《哲学思维论》《知实论》《事理论》《品德论》《天人简论》等，综合性地包含辩证法、认识论、伦理学和宇宙观、人生观。这种体系具有什么特点呢？首先，在综合性上，是独树一帜的。现代中国的几位独创体系的哲学家，在他们建立自己的哲学体系时，都还没有自觉接受或吸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容，而在张先生的这个体系中，是自觉地吸取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的内容的。其次，现当代中国的许多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往往对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并不熟悉，或缺乏研究，容易陷于抽象或贫乏的境地。由于受苏联某些教科书体系的影响，长期以来，我们的“哲学原理”所讲的认识论，多半是离开社会而讲的抽象的认识论，近些年来才有人提出“社会认识论”，而张先生在四十年代就强调了认识的社会性和社会内容。长期以来，我们的哲学教材和研究中，缺乏人生论和价值论部分，直到八十年代以后，才逐步展开价值论问题的讨论，而张先生在四十年代就十分重视中国伦理思想的优秀传统，把人生论、价值论看作中国现代哲学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不正是一代宗师的高明和超越之处么？令人遗憾的是，张先生在四十年代写成的五部具有体系规模的论稿，迟至1988年才由山东齐鲁书社以《真与善的探索》为题刊布出来。
　　张先生最后二十多年的学术活动，又特别活跃于国内外关于文化问题的讨论中，他一如既往地批驳了全盘西化论，也不赞同儒学复兴论，而把中国现代文化建设的综合创新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阐发得光彩熠熠，引人入胜。显然，这是他留下的一份珍贵遗产，值得我们高度重视和深入研究。
　　
　　三、大力弘扬民族精神的精辟之论
　　
　　在文化问题的讨论过程中，张先生深入地思索了民族精神的问题。自梁启超于1899年提出“中国魂”的概念以来，在整个二十世纪，关于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或称“民族魂”、“中国魂”问题，多次引起学界关注，震撼着人们的心灵。这个问题的提出，显然与中国由传统的农业文明向近现代文明的转型相关，也与多次面临的深重的民族危机相关。中华腾飞，民族振兴，实现现代化的目标，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必须从自己的优秀传统中寻求并提取精神的凝聚力和支撑力。那么，究竟什么是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或“民族魂”呢？一百年来，人们见解殊异，分歧甚多。有从中性上多侧面表述民族特性的；有从积极方面概括民族美德的；有从民族的心理路向上与西方、印度相比较的；有从“心性之学”、“人本文化”或人文精神上集中提炼的，等等。在这些观点和异议中，难免存在两个问题：1．如何区别作为“民族魂”的民族精神与一般不同于其他民族的民族特点？2．民族精神是一个学派或少数儒学代表人物的理想或体验，还是应当反映整个民族比较普遍的精神气质和心理情怀？张先生显然思考了这些分歧和问题，他区别了民族精神与“民族习性”，认为民族习性是一个民族世代养成的习惯，既包含优良传统，也包含落后的劣根性，而民族精神则是指民族文化中起积极作用的主导力量。他特别指出民族精神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有比较广泛的影响，二是能激励人们前进，有促进社会发展的作用。”因此，他强调“一个民族应该对于自己的民族精神有比较明确的自我认识。”一个民族对自己的民族精神是否有自觉的认识与把握，关系到这个民族是否具备强大的精神支柱和凝聚力，是否能在困难与挫折中保持旺盛的生命力。经过反复比较和深思熟虑，他明确而郑重地提出，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基本上凝结于《周易大传》的两句名言之中，即：“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这两句话为人民群众所熟悉、所赞同，也最充分地表现整个中华民族前进力量的源泉。“自强不息”是民族的一种发愤图强的传统，“厚德载物”是以宽厚之德包容万物，在文化发展上有兼容并包之意。张先生在阐述这种民族精神时，注意到一种比较流行的见解，即认为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是“中庸”。他指出，“中庸”的观念虽然也广为流传，而且这种“执两用中”、掌握限度的原则，要求处事恰如其分，确有合理的方面，但却可能限制事物的超越和飞跃，不一定是推动历史、文化前进的积极力量。因此，不宜把“中庸”看作中国文化和中华民族的基本精神。“自强不息”和“厚德载物”，则始终激励着人们奋发向上、不断前进。
　　张先生一生的学术活动，如果我们可以比喻他为东方巨龙作画、塑像的话，那么，他关于中国哲学史、中国传统文化的系统论述，是勾画出中国哲学、文化发展的来龙去脉和总体风貌，像是画出了一个龙的全身，而他关于中华民族、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