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4年第07期-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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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所谓“异形词”的规范特别要慎重，因为不仅仅是个词形问题，还跟意义密切相关，尤其要有一个限度。已经公布推荐使用的一批规范词形，研制的方法不十分科学，其中不少在学术界已引起争议。例如“定单”和“订单”现在要统一为“订单”，有人就提出“定金”和“订金”在法律上有差别（其实并不被法律界和商界普遍认同）。新出版的《现代汉语规范词典》在“定金”和“订金”的释义上作了法律上的区别（不见得合理），同时又特别指明不要把“订单”写作“定单”。这就让人迷惑不解了，难道只有收付“订金”才有单据，收付“定金”就没有单据？过犹不及，这是规范过了头，自己给自己找麻烦，也给别人制造麻烦。听说这批规范词形的研制者原打算不久要推出第二批第三批规范词形，现在取消这个打算了，这是明智之举。《现代汉语规范词典》为了突出规范，把一般词典里注明方言语词的（方）标志给取消了，有些改标（口），如“腌臜（ā·za）”，本是方言词，被当成了口语词，其实方言词和口语词不是同一样的东西。有些方言词被取消方言标志后成了普通话词，如“茅厕”不但成了普通话词，而且用它来注释其他词（“茅坑”注为“茅厕里的粪坑”），这是非常不妥的。是不是在词典里取消方言词或（方）标志就有利于推广普通话？不见得，我看恰恰相反，失去了方言和标准语的比较反而不利于普通话的推广，且不说方言词还是丰富标准语语汇的一个源泉。
二、词典的规范性和实用性
语言文字的规范工作要有一个限度，讲词典的规范性也要有一个限度。最近由于《现代汉语规范词典》的出版和过度的宣传造势，我担心会出现一种不太正常的趋势，大家争编所谓最规范的词典，比拼谁的词典规范力度最大。不少人对国际上词典编撰的历史发展不太了解，我想略作介绍。从英语词典的编撰史看，如果说十九世纪大众的心理是将词典看作语言规范的神圣权威，那么到了二十世纪，词典编撰者自己就在编撰观念上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用“实用性”取代了“纯正性”。法兰西学院编撰的词典在规范法语方面的力度大概是最大的，但是人们对它的评价却是毁誉参半。词典编撰的这种观念转变与语法书编写的观念转变是一致的，但要比后者晚一些。（见《哥伦比亚百科大词典》2001年第6版“词典”条）“纯语主义”（purism）或“纯语主义者”（purist）这样的名称在今天是多少带有贬义色彩的。（见David Crystal编《语言学和语音学词典》1997年第4版）你如果到因特网上去查一查，就会发现当今绝大多数词典都声称自己是描写性的而不是规定性的（descriptive rather than prescriptive）。煌煌巨著《牛津英语大词典》就自称是一部描写性词典，反映语词过去和现在的实际用法，而不是一部规定性词典，告诉语词的正确用法。《朗文当代英语词典》充分体现了“实用第一”的原则，它收录纯粹口头使用的词汇，其来源是根据录音转写的自然口语的材料，完全是老百姓在日常生活中口头使用的，不仅不见于一般的书面文字，也不见于电台电视的广播节目。这种口头词汇在“纯语主义者”看来也许是“不规范”的，但却是一部实用词典应该收录的，大家不妨去看一看这部词典收录的better一词的多种口头用法。这部词典还有一个特色是提供了可靠的词汇使用频率的信息。一个语词或一个义项是常用的还是罕见的，常用的程度如何，这也是词典使用者最关心的问题。反映当代语音实际使用情况的词典，一般在词项或义项的排列上总是依照当今使用频率的高低，而不是依照它们历史上出现的先后，这部词典自然也遵循这一规则，而且还用统计图表表明同义词或近义词的频率比较，例如在日常生活中let比permit更常用。新出版的《现代汉语规范词典》一方面在收词释义上说要反映当代的实际，从现在的语言事实出发，但是又按历史的发展脉络来排列义项，这样做也不能不说是它的一个特色，但总让人觉得有点不伦不类，好像是身穿旗袍又脚着运动鞋。
为什么词典编撰者会有这种重大的观念转变呢？那还是因为事实证明规范性是相对的，而语言的变化和发展是绝对的，规范的制定总是落后于语言文字的实际使用情况，而且要强制性地让语言使用者这么说而不那么说、这么写而不那么写，事实上也做不到。你想要整齐划一，语言的实际不会整齐划一。词典的规范只能是指导性的，告诉使用者有这种说法写法，没有那种说法写法，或一般是这种说法写法，很少有那种说法写法。《现代汉语规范词典》声称要“严格”贯彻国家制定的规范标准，这类标准本身又有一些问题，实际结果无非是两个：要么做不到（回避问题或自相矛盾），要么违背事实削足适履。有人批评的“肖”、“荫”、“凹”、“胜”（shēng）等字的注音问题就是很典型的例子，晁继周先生已有很充分的说明。
《现代汉语词典》在注重实用性的同时讲究规范性，讲究的是指导性的规范，这正体现了吕叔湘先生、丁声树先生这样的词典编撰大师的远见卓识，也是这部词典长久为读者所喜爱的重要原因，这样才使得一部注重实用而讲究规范的词典成为国家制订和修订有关语言政策法规的重要依据。
要“讲究”规范而不是简单地“突出”规范；突出规范是很容易的，讲究指导性规范才是很难的。《现代汉语规范词典》用“规范”冠名，突出规范的强制性，其实是一部“规定性”词典，这种编撰观念不说它是落后的陈旧的，至少也不是先进的。强制性规范可以说是特色，但是特色不等于优点。我总觉得这样的编撰观念跟我国目前的教育制度有联系，无庸讳言，我们现在实行的应试教育是有弊病的，需要改革，而这种教育制度倒是很需要一部说一不二的强制性规范词典，“一分定终生”，前些年不是发生过家长为一道语文试题的答案凭借词典打官司的事吗？我国目前大众的心理是词典的规范力度越大越好，强制性规范词典最好，但是给大众和读者以正确的、符合发展趋势的引导，难道不是语言学家和词典编撰者应尽的责任吗？至于出于其他目的来炒作“规范”或默认这种炒作，就是有背商业道德和学术道德了，倘若再想用行政手段来加以推介（恕我也用了个不太规范的词儿）或默许这种推介，那就真要引起我们高度的警惕了。
为什么必须质疑《现代汉语规范词典》“规范〃二字？
厉 兵
我是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汉字与汉语拼音研究室研究员。我从一开始就赞成江蓝生委员的政协提案。
对这次论争，社会与媒体上流行几个很有迷惑力的看法，我在这里就这些观点谈谈自己的想法。
看法之一：“两本辞书总比一本辞书好啊。”
这次围绕《现代汉语规范词典》的论争，不应仅仅着眼于一般的出版竞争问题。如果一定把问题放到这个层面上，那也是：我们要提倡正当竞争，反对不正当竞争（辞书是一种极为特殊的文化产品，不是流行服装，不是营养食品）。这里，并非《现代汉语词典》在维护自己在中型汉语言文字工具书市场上的“霸主地位”，“一山不容二虎”。如果真的能后来居上，编出一本高水准的辞书，无论是哪位主编，哪家出版社，都是对社会作出贡献。但王宁先生已经说了：那谈何容易！
看法之二：“编辞书，讲规范总比不讲规范好啊！”
就一般常识而言，这样说是不错的。倡导语言文字规范，本身是件好事；能够全面贯彻文改会、国家语委的规范，当然也是好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文改会及后来的国家语委颁布的语言文字方面的规范文件，与辞书编纂密切相关的，主要有六个。如果说到贯彻规范，其实，目前被公认的权威的工具书，如《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新华词典》《辞海》《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中国大百科全书》都作了积极的努力。即使这些工具书可能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它们都应被认为是规范的，是可以信赖的。就是说，《现代汉语规范词典》的主编自诩《现代汉语规范词典》是“我国第一部规范词典”是不顾事实、极不严肃的说法。
这里必须郑重说明一点的是：从实际的情况来说，文改会、国家语委的规范文件到底是不是完全正确的、无懈可击的，完全照搬文改会、国家语委的规范文件到底可行不可行？事实是：文改会和国家语委五十年代以来颁布的这些语言文字规范文件，总体上是好的，对社会规范语言文字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由于时代的局限、规范观的偏颇、工作环节的缺失、学术上的失查、修订的严重滞后，几乎每个规范文件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失误和不足。另外，这些规范文件基本上都是以字表这样极为简单的形式面世的，并没有把汉字作为形音义的综合体明确地加以诠释，甚至不自觉地把现代汉语与古代汉语人为地割裂开来。
这个问题，长期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前，由于往往把学术问题当作政治问题，学术界基本上是噤若寒蝉、讳莫如深的。改革开放之后，学术界争鸣的气氛开始浓了，但学者们从维护政府有关职能部门的威望出发，在一般场合下，也不大愿意就这个问题展开来谈。
但是，对文改会和国家语委这些规范文件存在的许多问题，学术界是有共识的。就连“文革”后历届语委领导也都不否认这样的事实。
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一位前副主任就说：国家语委以往颁布的规范文件，没有一个不存在遗憾的。
看法之三：一位地位很高的先生说：“一直希望有一部严格按照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规范标准编写的词典。”
这话听起来好像很感人，但它是有问题的。
话外之音，五十年代以来出版的《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新华词典》《辞海》《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中国大百科全书》都没有“严格按照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规范标准编写”，因此不是规范的。
严格（注意“严格”二字）按照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规范标准来编写语文工具书行得通行不通？
这里不准备泛泛谈论“规范”一词。“语言文字”所涵盖的内容太多，很多方面又十分复杂。所以，语言文字，有些方面可以有规范，有些方面不可能有规范（请注意，李行健就“开创性”地编写了《规范谚语词典》、《规范歇后语词典》）；有些方面国家语委已经有了规范文件，有些方面目前并没有规范文件。
既然规范文件有若干失误，既然字表存在语焉不详的弱点，因此，先前出版的语文工具书的编者们在如何缜密而严谨地阐释汉字形音义关系，常常颇为踌躇。
我国语言文字学大家吕叔湘、丁声树、李荣等在编写《现代汉语词典》时，面对文改会、国家语委规范文件的失误，本着科学的精神，极为慎重地对文改会和国家语委的“规范”作了必要的疏通和调整（这也正是李行健要“纠正”过来以显示他恪守语委规范的地方）。近三十年来《现代汉语词典》这些正确的处理一直得到学术界的称道和认可。
《现代汉语规范词典》要“标新立异”，一句话，就是采取“两个凡是”的做法，明知语委规定一些地方不妥，也要照搬。正如北京大学苏培成教授在评价《现代汉语规范词典》时说的，“国家语委对了，他的词典也对了；国家语委错了，那是国家语委的错，不是他词典的错。”
还有一点必须指出的是，《现代汉语规范词典》在宣传中一再向社会宣示自己的权威性，俨然是国家语委的“红头文件”。错了，根本没有那么回事！国家语委不会认定《现代汉语规范字典》是代表国家语委的，语委任何一个领导也不敢这样宣布。虽然李行健是国家语委委员，《现代汉语规范词典》是什么“八五项目”，但《现代汉语规范词典》只能算是一家之言。
辞书是否“规范”或“标准”，应让市场去选择检验
徐通锵
《现代汉语规范词典》的出版引起了学界的争议，发表了很多批判的文章，认为《字典》《词典》的书名不应该冠以“规范”。和“规范”的性质类似，现在还出了
一本《标准字典》。我没有看到这本字典，只看到《中国语文》2004年第2期封底上的广告，说这本字典有“权威性”、“规范性”、“针对性”、“创造性”、“实用性”五大特点。在“权威性”条下有“释义更准确、更深入、更贴切，也具有更高的权威性”的辞语；在“规范性”条下的辞语是：“《标准字典》严格执行国家语言文字工作的政策法规，在字形、注音、部首、笔画、释义等各个方面，全面落实国家各项语文规范和标准，并使之具体化，为读者正确使用语言文字提供规范性的依据。”我认为，“规范”和“标准”是属于同一档次的辞语，而且应该认为“标准”比“规范”还要高一个档次。现在它们都冠于字典、词典的书名上，但学界的态度似乎大有区别，对《现代汉语规范词典》展开了“大批判”，而对《标准字典》，如以《中国语文》封底的广告为准，却似褒奖有加。这似乎在评价标准的天平上有失公允。我不知道国家有无明文规定，谁能用“规范”或“标准”，谁不能用“规范”或“标准”，如无规定，应该允许人们自由选择；只要你愿意，就有在书名上冠以“规范”或“标准”的权利和自由。至于这本或那本字典、词典是否“规范”或“标准”，就让市场去竞争选择，让读者去评判辨别，决定取舍。市场是无情的，想当年王同亿的《汉语大典》，首发式不可谓不隆重，层次不可谓不高，宣传的力度不可谓不大，但市场很快就将它淘汰。
任何广告，宣传过了头，效果只能是适得其反。我是一个不大相信广告宣传的人，如果说，以往只是一种直觉，缺乏亲身的体验，那么现在倒增加了一点切身的体验。老实说，我很不愿意介入这次“规范”冠名问题的争论，但《新京报》记者3月9日或lO日的一个电话，却使我不得不介入。我跟媒体没有打交道的经历和经验，不知道现在的报纸发表人家的署名文章竟然如此随便，没有经过本人的同意和审阅，就强行发表以本人署名的《“规范”不是错误》的文章，实出意料。这种做法我自然要表明我的态度，去函反对报刊不经本人审阅就发表署名文章的做法，并更正有些与事实不符的话语。此文现已在全国多处转载，为纠正一些与事实不符的错误，我已在《语言文字应用》座谈会的发言稿中做了更正性的声明。现在再利用这个机会，照录如下，以正视听。
3月9日或10日，《新京报》记者打电话给我，征询我的意见。11日，该报以“徐通锵”署名发表了《“规范”不是错误》的文章。该文大致上反映了我的意见，但由于编辑部事前没有让我审阅原稿，因而文中有两处错误，不得不在这里声明更正。1、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