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4年第07期-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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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老三届”群体的一分子，于“文化大革命”爆发两年多之后，随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风潮，到一个偏僻的山区县城里当了一名月工资18元的学徒工。我原来比较喜欢文学，除政治课外对政治理论几乎没有什么接触。但1971年，一个偶然的机会，命运之神领着我稀里糊涂、懵懵懂懂地走上了政治理论教育的工作岗位。在此后的七八年时间里，我对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崇奉有加，以为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的“里程碑”。除此之外不知道还有别的什么真理，更谈不上有什么政治敏锐性和理论鉴别力了。当时，遵照中央和上级领导的部署，我不仅花很大力气承担了辅导学习《费尔巴哈论》《国家与革命》《帝国主义论》《哥达纲领批判》等经典著作的任务，而且，从“批修整风”、“批林批孔”、“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到“反击右倾翻案风”、“按既定方针办”和“抓纲治国”，我都以积极的态度和饱满的热情做过“理论宣讲”，以为这就是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直到1978年的真理标准讨论以及由此引发的拨乱反正和思想解放运动，我热昏的头脑才逐渐冷静下来，继而在激烈的思想斗争和痛苦的自我否定中接受了真正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启蒙。自此以后，由于有了过去那么长时间因无知、迷信和盲从而充当极“左”理论“喇叭筒”的痛楚经历，所以，我既对真理的向往和追求特别迫切，又不愿意不加分析和鉴别地“见庙就烧香”，而是力求在理论联系实际的比较和探索中认真进行独立思考，逐步寻觅马克思主义的真谛，寻觅挽救自己灵魂的“药方”。
1970和1980年代交替之际，邓小平关于“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68页，第144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等石破天惊的精辟论断，以及当时报刊上旗帜鲜明地宣传民主的理论文章，深刻地影响和感染了我，使我渐渐地懂得了民主之于中国的极端重要性。因此，结合本职的理论教育工作，我开始试探性地对现实生活中影响和阻碍民主发展的一些思想认识问题、政策问题和体制问题进行独立思考，并将自认为有价值的想法和观点整理成文字。于是，从1979年到1981年，我陆续写了《“左”倾路线与对苏政策》《官僚主义与委任制》《党的领导与人民民主》等文章。这些文章有的得到了中央权威部门的认可，有的在《人民日报》《新华文摘》等报刊发表或转载了，这使我的自信心大为增强，也进一步坚定了我为中国民主发展不懈努力的志向和愿望。
二十多年来，我林林总总地写下了许多东西，其基本的价值取向或者说“关键词”，均为“民主中国”。可以说，追求民主，为民主在中国的完全实现而奋力耕耘，是我全部研究工作的主要内容。1985年，我在群众出版社出版了《干部制度改革与民主》；1993年，又在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民主建设论》；现在这本《民主探求录》，就是在前两本书基础上进一步筛选和扩展的结晶，大体上反映了二十多年来我在民主探索道路上的心路历程。我深知自己没有受过正规、系统的理论教育和训练，基础功底不够扎实。我所写的东西，无论是选题，还是文字，均有明显的“游击队”色彩。但是，颐和园的亭台楼阁、湖光山色有其厚重的文化内涵，穷乡僻壤的山庄茅舍、荒草杂树亦有其独特的自然情趣，这正是我将自己的文字集结成册的勇气之所在。
尤其是，纵观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我国民主发展的实践进程，我既为它已取得的卓著成就感到欣慰，更为它经历过的艰难曲折及仍面临的艰巨任务感到揪心和焦虑。早在1980年，邓小平就尖锐地指出：“党和国家现行的一些具体制度中，还存在不少的弊端，妨碍甚至严重妨碍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在这些弊端中，“权力过分集中”是一个“总病根”。又说：“不少地方和单位，都有家长式的人物，他们的权力不受限制，别人都要唯命是从，甚至形成对他们的人身依附关系。”《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21页，第328页，第331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现在，二十多年过去了，尽管各方面的情况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权力过分集中”的“总病根”和人身依附现象远未从根本上被铲除。在有些地方和单位，这种情况甚至比二十多年前还严重了。与此相联系，民主的发展自然受到了不少影响和干扰。从民主选举方面看，法律和党章规定的选举程序虽然普遍被重视，相当一些选举亦能较好地体现选举人的意志，但形式主义的“仪式性选举”仍严重存在，不少选举结果实际上是上级预先确定好了的，选举只不过是走个过场而已；从民主决策方面看，一般来说，民主决策机制基本上建立起来了，决策过程中的民主参与及论证、听证和公示等制度也执行得比较好，但不少地方和单位长官意志、拍脑袋决策的现象仍严重存在，那些为数不少的“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就是其造成的恶果；从民主管理方面看，相关的制度和法律规范已普遍建立起来了，一般而言执行得也可以，但仍有不少地方和单位往往把这些规定说在嘴上，贴在墙上，实际上却不认真执行，搞的还是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和家长制、“一言堂”那一套；从民主监督方面看，广大群众参与监督的积极性、自觉性和主动性普遍提高了，被监督事项和活动的公开性、透明度明显增强，监督效果不可否认，但监督机制仍不完善，监督渠道仍不通畅，对权力主要是对领导干部管理和使用人财物的权力仍缺乏真正有效的制约。显然，我国民主发展的历程和现状并不尽如人意，需要我们充分关注，认真研究，努力解决那些迫切需要解决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二十多年来，我写这本《民主探求录》中各篇文字的目的，就是想以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及民主理论为指导，对这些问题尽力作些探讨。
我之所以将自己二十多年来提出和阐述的诸多业已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观点收录到本书中，不是要炫耀自己的什么“先见之明”，只是想表白自己力求“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的虔诚态度和探索精神。我一向认为，一个理论工作者写的文字，如果都是已被公认的结论和观点，都是人云亦云的空话和套话，毫无政治敏感性、现实针对性和理论创新性可言，那不仅是一种悲哀，更是一种耻辱。二十多年来，我真诚地为摆脱这种悲哀和耻辱而孜孜以求，尽力写了一些还算经得起实践检验的实话和新话，这大约也是一点自我慰藉吧。
滔滔黄河无论经历多少曲折和艰难，终将通向浩瀚的大海。中国民主发展无论遇到多少阻力和困难，终将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民主中国。黄河入海是势所使然，民主中国崛起于世界的东方亦是势所使然。首先，民主是人类文明发展和进步的光辉成果，是人类历史发展和进步的客观趋势及规律性体现。中华民族要自立自强于世界民族之林，必定要汇入这股浩浩荡荡的历史主潮流中去，否则难免要像毛泽东所说的那样被“开除球籍”。其次，百年来中国人民为争取民主而进行的撼天地、泣鬼神的顽强拼搏和为此付出的巨大民族牺牲，以及二十多年来汹涌澎湃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包括十多年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如春潮般地迅猛发展，为中国的民主发展奠定了坚不可摧的思想认识基础和政治经济基础，中国的民主发展已经势不可挡地踏上了不归路。如果有谁想减缓或阻碍它向前挺进的步伐，只会被踢到历史垃圾堆里去。再次，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民主的现代化国家确定为二十一世纪中叶要实现的重要目标，并为达到这个目标提出了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的一系列正确的理论、战略和策略，如党政分开、权力下放、使民主制度化和法律化等等，这是中国民主发展的“导航系统”，是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人从血与泪的历史教训中得出的深刻启示，任何人都不可能将其淡化和改变。
当然，民主即人民当家作主，这对那些企图凌驾于人民之上的特权者，那些以权谋私的腐败者，那些假“人民公仆”之名行个人专制之实的僭妄者，无疑是根本性的利益剥夺，他们不可避免地要使出浑身解数软磨硬顶、负隅顽抗。从某种角度上来说，民主作为专制的对立物，它的发展进程实质上就是同形形色色专制势力进行较量和博弈的过程。不过，在人类历史业已跨入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尽管在某些特殊情况下专制势力和违反民主的做法有可能暂时性、局部性地得逞，但反映最大多数人民利益和意志的民主发展大趋势在根本上不可能发生逆转，它会以雷霆万钧之力不断地为自己开辟道路。可以相信，在这条道路上迅猛行进的中国人民，必定能在本世纪中叶完全地得到民主“这件东西”，胜利地到达以“富强中国”为基础、以“文明中国”为伴侣的“民主中国”的彼岸。
美国消费主义的起源
■ 潘小松
现代意义上的消费主义起源于十九世纪末的美国。“第二次工业革命”使资本主义高速发展。1870～1900年世界工业生产比1850～1870年间增加了两倍。作为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犹为引人注目。美利坚合众国成立一百年后的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工业总产值占到世界工业总产值的30％，居世界第一位。1859～1899年间，美国的工业总产值从18。8亿美元增长到114。07亿美元。（杨魁、董雅丽著《消费文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12月版，第91页）这一时期美国的铁路发展也十分迅速，1850年铁路线达9021英里，居世界第一位。到1890年，美国的铁路线已达20。82英里。“美国的经济已经作好了飞跃的准备。”（同上）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开始，商业化的农业生产在美国出现，电气工业同时兴起，大公司大企业随着产生。这是现代消费主义在美国产生的经济基础。美国产生现代意义上的消费主义的社会因素按照《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作者丹尼尔·贝尔的分析，是“幻觉剂哄动”取代了新教伦理。新生活方式的出现是因为美国人的感觉方式发生了变化，社会结构也发生了变化。“从美国社会高消费经济状态下新的购物习惯的发展，及其对新教伦理和清教精神（这两项准则支持着美国资产阶级社会的传统价值体系）的侵蚀中”，我们可以看出变化。（贝尔著《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赵一凡译，三联书店，1989年5月版第102页）“经济冲动”代替了“宗教冲动”，换句通俗的话说：美国主流社会的生活价值观发生了变化。勤俭持家被炫耀式消费所取代。美国当时上中产阶级中的大多数人，耽于攫取更多的财富从而更奢侈地消费。
“家庭主妇”的消费就是一个例子。在十九世纪的美国家庭里，男子挣钱养家，女子自然管起家事。大家都期望如此，富裕的家庭也的确是这么安排的。一部分人越来越富，阶级差别于是形成。区分阶级的方式之一是看妇女的衣着。对富裕的家庭来说，要保持上中产阶级的身份特征非常要紧。劳动阶级妇女怎么也买不起紧身花边衣裙；一则太昂贵，一则干活不方便。保持双手皮肤的白皙完美是富裕的标志，能看出属于哪个阶级。皮肤完美自皙表明她不用干活。这是上流社会奢侈消费的起因之一。消费主义在十九世纪美国兴起的另一个因素是百货公司的发展。SEARS等大百货公司的邮购目录成为新兴的中产阶级家庭的“愿望清单”。那时侯这种小册子已经开始做衣柜、省力用具和罐头冷冻加工食品的广告了。梅西（MACY’S）等大百货公司把现成的时尚货物带到许多大城市。这就为美国妇女提供逛商店的机会，“逛的结果难免消费”。百货公司促进了消费。消费风的兴起尤其对美国妇女产生了大影响。她们在购物、做饭、工作休闲等方面都受消费之风的影响。美国妇女还加入了百货公司售货员和餐厅招待的行列。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美国城市休闲方式的特点是休闲的场所都在公园、舞厅、沙龙、电影院、赛马场、体育馆等公共场地。这一点是二十世纪末的美国人抱怨失去了的东西。美国妇女这一时期越来越积极参加高尔夫、网球、自行车、槌球等户外运动了。这些项目的一部分仍然是今天消费主义文化的内容。此外，城市剧场把音乐喜剧这一最有美国特色的娱乐形式带给了观众。有一个叫欧文·伯林（IRVING BERLIN）的人为音乐剧写了一千多首歌，现今的大众文化生产者也鲜能望其项背。托马斯·爱迪森根据音乐喜剧制作了电影短片。城市中产阶级私人休闲领地也有新变化：室内照明开始有了电灯汽灯，如此，阅读廉价通俗小说之类的消费读物就容易了。《小妇人》等畅销名著就是这一时期出现的。另外，妇女教育因女子学校的推广而得到改善。私人休闲包括音乐演奏之类的活动。美国中产阶级女子当时用几年的时间去学钢琴、竖琴之类的乐器演奏以便在家里为亲友演奏。乐谱因此成为热销产品。广告在这一时期也对消费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1870～1910年间美国日报类报纸的发行最增长子9倍。全国性的新闻机构和大报连锁机构也是在这一时期出现的，比如“普利策”的名字就是这时出现在媒体的。《女子居家杂志》（LADIES HOME JOURNAL）之类大众消费杂志也出现于这一时期，并且发行量不小。这些杂志包含各种追踪时尚趋势的文章和美容指南之类的东西。这同样促进了消费。“人们开始通过占有物品来寻找自己的身份认同。”妇女杂志从一个方面给美国妇女灌输了这种理想追求。妇女杂志还刊登文章教你如何带孩子管家务，强调杂志的读者应该是在成为一个好的家庭主妇的同时保持美丽和青春。杂志上的广告给妇女带来新时尚理念，最后把读者变成了消费者。十九世纪末，消费主义在美国出现的因素很多，上述只是几个方面。总之，世纪末美国处于一个转折时期，一个消费社会正在逐渐形成。
社会学家凡布伦（THORSTEIN VEBLEN）在《有闲阶级论》里把美国这一时期的消费风用“炫耀式消费”的字眼来概括，广为现在的消费文化研究者所知。假如说十九世纪末美国的消费主义还是以上流社会“炫耀式消费”为特征的话，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出现的美国消费主义则是“大众消费”。“它的出现归功于技术革命”和“三项社会发明”。（贝尔书第113页）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福特主义”（FORDISM）的装配流水线生产。有学者认为美国消费主义始于1913年福特汽车公司在密歇根生产流水线上驶下第一辆汽车之时。（罗钢、王中忱主编《消费文化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6月版第3页）。二十世纪美国消费主义大众文化的兴起按这位学者的说法“与以福特主义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大规模工业生产方式有着密切联系。”（同上）福特主义创造了工薪阶层消费模式。标准化规模化的大批量生产使工人消费得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