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4年第07期-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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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戏从沉宋业囊饧捎诒嗉渴虑懊挥腥梦疑笤脑澹蚨闹杏辛酱Υ砦螅坏貌辉谡饫锷鞲�1、1994年出版《现代汉语规范词典》当为1998年……；2、“词典编写者不仅都是国内最权威的一些语言学家……”。“最权威”三字不是我的用语，原话当为“受过专业训练的退休语言学家”，是记者整理电话访问稿时弄错了我的意思，即使我再没有水平，也不致会讲出这种违背常识的话。看到报纸后我即去信《新京报》更正；如果由此产生一些不良的影响，本人只能感到非常遗憾。
最后，再说一句话，辞书是否“规范”或“标准”，应让市场去检验。
词书出版与宣传炒作
李水根
出版社宣传自己出版的书是正常的事，不过，精神产品毕竟不同于物质产品，作为工具书的语文词典又不同于畅销小说之类书籍，以规范为己任、尤其是名称也打出“规范”旗号的词典尤其不同于一般的词典。出版这样的词典不能只考虑市场，而要把质量和社会效应放在首位，宣传这样的词典尤其要考虑这种宣传的社会效应。假如真是以规范为使命的词典，那推向市场本身就应当是慎之又慎的事。在没有经过专家和读者的广泛检验之前，是难以充分保证词典的质量的。在这种情况下不顾词典的质量、以赢利为唯一目的而使用一切手段来推销词典，有可能造成严重的社会后果。把一本错误率远远超过规定限度的词典套上“规范”之名，向读者大力宣传推销，还把宣传的目标直接锁定面向亿万中小学生的语文教学界，其产生的负面效果是决不可低估的。为了祖国的语言文字、为了广大的汉语使用者、尤其是为了尚缺乏辨别能力的亿万中小学生，甚至就为了汉语的规范化本身，我们都不能对这种有强烈负面作用的炒作等闲视之。
我们可以先来看一下《现代汉语词典》是如何出版的。这本词典肩负汉语规范化的历史使命、由集中了最强阵容的主编和编辑队伍参加编撰。虽然出版之初还不是市场经济时代，但主编和出版社对词典出版本身的严肃谨慎态度是值得我们深思的。从1956年受国务院之命开始编写，到1978年底正式出版，已经经历了整整22年。在这22年中，《现代汉语词典》先在1960年印“试印本”征求意见，1965年印出修改后的“试用本”，1973年在强烈的社会需求下再次印出“试用本”，继续征求意见，同时1973年起又对“试用本”进行修订，直到1977年完成修订工作。为什么这么一本有高质量队伍编写的高质量词典在二十多年时间里要一次次印上“试印本”、“试用本”的字样才出书呢？就是要告诉读者，尽管这是为词汇规范化为主要目的而编写的词典，但它作为新生事物仍可能是不成熟的，不希望读者以教徒手捧圣经般的心态来看待这本辞书，而是希望读者谨慎地使用，并注意在使用中发现问题、提出问题，以帮助改进词典。这是一种真学者的精神、一种实事求是的精神，最重要的是一种对社会、对教育工作者和受教育者高度负责的精神。正是在这种一贯的精神下，《现代汉语词典》才能越编越好、越修越好。
我们再来看看今年出版的《现代汉语规范词典》。这本词典刚出第一版，而且是一家以外语为本业的非中文专业出版社第一次推出的上规模汉语辞书，其质量远未得到广泛的检验，就在一种史无前例的炒作气氛中面世。不但首发式就安排在人民大会堂进行（以前的汉语辞书似只有王同亿的曾在人民大会堂开过发布会），而且充满夸张的广告和宣传在大量媒体暴现，宣传用词无所不用其极，什么“百位大师铸就词典大树”、“从此我国有了第一部规范词典”、“因其规范而填补了国内词典领域空白，建立了汉语语言文字的规范”，还有明显含有虚假信息的“吕先生绝笔之作”之类，甚至出现了已经作古的吕叔湘先生在沈阳的书店里宣传此书的虚假报道。编撰出版方更出动宣讲团奔赴多个省市，以探讨规范化为名召集大量语文界人士尤其是语文教学界骨干教师进行面对面的宣传，会议的内容就是将规范化和《规范词典》捆绑，以造成规范化就离不开《现代汉语规范词典》的宣传效应。据编辑出版方自己介绍，这本词典的宣传费用就花了500万人民币之巨（见《南方周末》2004年4月7日的报道），不知是否创下了中国词典宣传之最。
根据现在已经了解的实际情况，这本词典错误非常多，初步的抽查已显示其硬性差错率至少数倍于优质辞书万分之一差错的限度，还不包括很多学术上可以商榷质疑的处理。对于以“规范”为名的辞书，这已经是非常严重的质量问题。通过超常的炒作力度让广大中小学生拿这种质量的词典奉为至高的标准，这对祖国语言文字的使用和规范是严重的不负责任。在已经发现这么多问题和错误的情况下，出版社愿不愿意再拿出500万元人民币去纠正错误、消除已经产生的负面影响？炒作留下的遗患却要由无辜的炒作受众和祖国的语言文字来承担了，这是非常可悲的现象。
把词典对社会的承诺放在脑后，以完全商业化的方式来炒作有严重质量问题的辞书，还会留下一种更严重的危害。就是它可能会让职业操守差的人觉得有空子可钻，词典编撰出版可以不必太在意质量问题，只要找到卖点、只要花巨款炒作，就能占领市场。如果这样的炒作成功了，那么我们就得有思想准备，明天也许还有出版社推出更低质量的辞书，但只要拿得出一千万、二千万甚至更多的宣传费，就可以把宣讲团不但派到省级、还进一步派到地市级、县级，甚至直接进校门，用人民币堆出一本本低质劣质辞书的畅销之路。因此，我们要对这种宣传炒作抱着高度警惕的态度，用学术和良知来维护辞书的尊严和祖国语言文字的尊严。而《现代汉语词典》出版过程中的严谨作风，即使在市场经济的今天，仍是辞书编撰出版界的宝贵精神财富。
编写词书要尊重语言实践
李 恭
开“两会”（全国人代会、全国政协会）时，中央电视台经济频道有一栏目叫“马斌读两会”，每天都播，看到此，我突然产生了好奇心，想知道“读两会”的“读”是什么意思，词书是怎么解释的，于是翻阅最近刚刚出版的《现代汉语规范词典》。那书里给“读”列了四个解释，但哪一个也跟“读两会”的“读”对不上号，无法解释这个“读”的意思。词典不解决问题，我只好去请教搞新闻的同志，记者朋友告诉我，这个“读”意思并不深奥，就是分析、理解的意思。听了之后，感到豁然开朗，一下子明白了“马斌读两会”是什么意思。我想记者朋友不是编词典的专家，但他们是语言实践者，他们对语言的感受和理解是最直接、最准确的，对语言中新词、新义、新用法也是最敏感的。“读”不是新词，但“读两会”这种用法，意义却是新的。《规范词典》只是沿用了《现代汉语词典》的四项解释，对这个新的语言现象并未给予关注，因此虽然是后出的新词书，并没有在词典中给“读”字增加新的解释。这对号称“收当代新词语、新义项逾4000条”的《现代汉语规范词典》来说，当然是个缺憾。其实“读”的新义、新用法，并不是2004年才有的。这几年“读”的新用法一直十分活跃，意义也十分丰富，并不限于上面说的“分析理解”。例如报上有“重读马克思”、“重读鲁迅”一类说法，也不是“重新阅读马克思的书”、“重新阅读鲁迅的书”之义，而是重新研究、重新认识的意思。《文汇报》2003年5月15日有一篇文章，题目是《重读吴作人速写》，副题是“参观《梦归海上——吴作人艺术回顾展》断想”。速写是画，是形象的艺术品，不是文字，也用了“读”字，可见这里我们不能再把“读速写”理解为“看着文字并理解其意义”了。去年12月，台湾歌手蔡琴在北京举办个人演唱会，随后《北京晚报》刊登一篇文章，题目是《读你千遍》，副题是“12月12日拥坐工体听蔡琴”。听蔡琴唱歌也用“读”，真让人一时难以琢磨“读”的含义了。看来，对于“读”这个词的新义、新用法，确实要好好搜集一下资料，深入进行分析、综合进行研究工作，这是词典学家们的任务，义不容辞。一部词典要编出新意，反映现代汉语新的基本面貌，那就要尊重人民群众的语言实践，多做调查研究工作。尤其是改革开放二十多年以来，现代汉语的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新词新义大量产生，其规模之大，速度之快，是过去任何时候都无法相比的。词书不能过于守旧，过于滞后，要把语言中已经通行的、固定下来的新词新语、新意义、新用法，及时地收录到词书中来。
该词典失收新词新义，当然不只“读”字一例。比如“变脸”这个词，这几年同样很活跃。我们经常能在报纸上看到这样的报道：北京西客站变脸/《新华词典》修订后大变脸/手机变脸/首都机场大变脸，等等。可是我们去查《现代汉语规范词典》它只有“改变脸色（多指发怒）”、“川剧表演特技”两个义项，没有其他解释。“北京西客站变脸”、“手机变脸”等这些用法，并不是临时的比喻用法，而是有了新的已经固定下来的比喻义。凡是事物的面貌发生了变化、变了样，都可以说变脸，这是由比喻引申出来的新义。对于这些已经固定下来的新的比喻义，词典是应该收录的。
词书如果脱离群众的语言实践，不仅词书面貌显得陈旧，其实用性也会大打折扣。试想一部词书，如果读者想查的词，在词典里老是查不到，那将是什么感觉。我们希望词书编纂家们，尊重群众的语言实践，下大功夫，多努力，用科学求实的精神，编出一部“有高的质量，有不同于已有的词典的鲜明特色”（吕叔湘语）的新词典来。
词典：规范性和多功能
王希杰
我最喜欢的、常用的词典，就汉语词典而言，是《新华字典》和《现代汉语词典》。因为它们有权威性，很实用。当然我也很推崇《辞海》和《辞源》《汉语大词典》和《汉语大字典》等，因为它们具有很高的学术水平，也很有权威性。它们都是许多有成就的学者的多年的心血的结晶，代表了我们民族的学术水平，为我们的民族文化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这些词典的编写者，有的是我的朋友。我有时也同他们开玩笑，指出其中的某些不足，但是，我总是对他们表示了我最大的敬意。我也说过，《现代汉语词典》的编写者自己甚至也还没有真正认识到他们一生劳作的伟大价值，这价值也许要等到若干年后才能够真正认识到的。
《现代汉语词典》和《新华字典》都是集体项目，其历届负责人都是大学者。《现代汉语词典》的许多编写者从大学毕业开始一直到退休，把毕生精力献给了这部词典，甚至退休之后还在忙这部词典。词典的编写虽然也需要聪明灵活机智和才华等，但是最重要的还是踏实勤奋，只有能吃苦的人才能编写词典。才华横溢的人是干不了这活儿的。资料是词典编写的基础，没有语料库就来编写词典，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是在沙滩上建高楼大厦！《现代汉语词典》的成功基础是：那许多学者勤勤恳恳地年年月月日日地收集语料，很长时间里，干的是手工活儿，而且是默默无闻的——不能出什么论文专著，评职称是大吃其亏的！《辞海》和《辞源》的修订，《汉语大词典》和《汉语大字典》的成功也同样是因为有许多学者共同建立了语料库。我知道，许多为这几部成功的词典做了许多资料工作的人，名字并没有出现在词典上，我也非常佩服他们。
这些词典有一个共性：规范性。从中国词典的祖师爷——东汉的许慎和他所编写的、中国词典的开山之作《说文解字》开始，规范意识（或时髦一些叫做“情结”）就是中国词典的生命线！“典”者，规范也。从规范意识角度上说，二十世纪里，最有规范意识的词典就是《新华字典》和《现代汉语词典》。《现代汉语词典》的主持人吕叔湘、丁声树等在规范问题上，不但是非常自觉的，而且是非常强烈的。千百万读者和海内外各界人士也把这两部词典当作是最规范的、最权威的。这其实是不容置疑的事实。
改革开放以后，我们所处的这个商品时代最讲究的就是包装。包装几乎成了哗众取宠、华而不实、以假乱真的代名词了。商品时代的学术也非常讲究包装了，于是“包装了的学术”就身价陡增了。在学术已经成了商品之后，在学术的商品市场上，谁个叫唤、吆喝得声音越大，当然就越有社会效益！“学术包装”花色品种多种多样，无奇不有。其中常见的是名称术。例如，胆子要大，要敢于在宣传中使用最高级形容词，什么“最大”、“最新”、“最全”、“最多”、“第一”、“创造性”、“多功能”、“多用途”、“规范性”、“权威性”、“国际水平”等等就是最常见的。
“媚俗”，是当代中国文化的最大特点。以词典为例，什么“规范词典”、“多功能词典”、“×用词典”……犹如雨后春笋。我总是感觉到非常的可笑：词典中的“典”就是规范！就是标准！如果不能作为规范和标准，还要词典干什么？选词、释义、用例、编排不规范，还能叫做词典么？难道《新华字典》和《现代汉语词典》《辞海》和《辞源》《汉语大词典》和《汉语大字典》就不规范么？今天中国的政治、法律、经济等多方面生活中，人们都是以《现代汉语词典》为标准、为规范的。这应当是一个有目共睹的事实。既然词典的生命就在于规范，词典的特点就在于规范，绝大多数词典都是力求规范的（做到什么程度是另一个问题），就宣布你的词典是第一规范的，在商战中是不允许在广告上宣称自己是本市“最×”、“第一×”，好像是违背了公平竞争法，打击、贬低了同行。不过事实上，这样的广告是满天飞的。其实顾客也没有那么傻痴呆的，我就不相信自称是第一规范的现代汉语词典，就比《现代汉语词典》或《新华字典》更规范。原因何在？
原因是《现代汉语词典》和《新华字典》的编写者具有强烈责任意识，编写者是认真的，这两部词典是许多学者多年的辛勤劳动的结晶。王同亿完全可以在他主编的大词典上加上“规范”的字样，然而，不解决任何问题，因为规范要本事和工夫。
如果说用处和功能，在我看来，《新华字典》和《现代汉语词典》《辞海》和《辞源》《汉语大词典》和《汉语大字典》等，都是“多功能”的、“多用”的。《新华字典》可以改名为《十用新华字典》：一用是查汉字，二用是注音，三用是释义，四用是查词，五用是做文章，六用是读书，七用是辨疑，八用是繁简对照，九用是学习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以及风俗人情，十用是提高文化教养……谁能说《现代汉语词典》就只有一种用途呢？
词典的编写是老老实实的事情，词典编写者想占有市场并不错，但是，只能是、也应当是老老实实地去占有。凯撒说：我看到了，我来到了，我占领了！今天中国的词典市场上，谁敢重复凯撒的话？我想，我上面说的那几部词典的编写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