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4年第07期-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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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高等教育的时间增加而同方向变化。而在今天这个越来越灵活和不稳定的就业市场上，这种传统平衡正在倾斜。大学教育的普遍实用性的降低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这严重地削弱了学历证书的商业价值。在越来越多的情况下，大学学历证书发现自己无法与各种各样的职业认证书、短期培训证明一较市场价值。
　　大学显然感受到了压力。它们需要重新定位，为重新获得威望和影响力而努力。面对危机，一种很自然的策略就是接受新的挑战。这意味着大学对市场力量的屈从。大学开始用“市场需要”来衡量大学教育的社会实用性。在市场竞争中集体贬值的大学教师们孤注一掷，转而热情地支持在大学校园内采用“市场化标准”：课程、专业的设置是否必要及其适当的规模取决于市场的需要，“满足市场需要”、“满足社会需求”成为判断教育行为的最终标准。同时，大学开始大规模介入职业培训市场，降低身份与包括诸如语言学校、技术培训中心、职业技能认证机构甚至公司和个人竞争。不少大学教师从中看到了机会，兴高采烈地接受了这一新的现实。很快，他们就将大学改造成了商业企业。在市场化方面取得成果的大学教师们获得了金钱和其他众多的利益，成为新的社会偶像。但是市场真的万能吗？大学所采取的这些措施或者改革是否能够满足第三层次的学习要求？大学固有的目的性和程序性特征是否决定了它最终无法适应第三层次学习的需要？从长远来看，职业教育、技术教育最终还是要从大学中剥离的。因为职业教育、技术教育从根本上来说仍然处于第一层次学习的阶段，以知识和技术的学习为最根本和直接目的。大学作为第二层次学习需求的产物，现在企图同时在第一、第二和第三层次学习方面都扮演重要、甚至是主导角色是不可能的。而中国的高等教育实施者，这其中既包括政府官员，也包括大学的领导者，正在进行着这样一场不可能成功的改革。
　　大学教育相对廉价性的丧失使其失去了另一大优势，在一切以经济性为衡量标准的后现代社会，这或许是最具杀伤力的优势。时间与金钱的投入与产出的失衡是否成为大学进一步失去吸引力的诱因？随着大学学费和生活费用的日益增长，这种担心并非毫无道理（在中国，具有良好声誉和师资的大学集中在生活水平较高的大城市，而且大学的学费仍然在毫无节制地增长）。用不了多久，父母们就会发现大学教育不再提供值得投资的市场价值。今天还在漫天要价的大学也许很快就会发现它们的竞争力在降低，尤其是当越来越多的父母们要为难以找到工作的大学生子女们发愁时。
　　中国的大学教育产业化政策、将数百亿教育经费投放到少数名牌大学的短视做法，使基础教育、普通教育、职业教育、技术教育这些满足第一层次学习需求和第三层次学习需求的教育机构步履维艰，高昂的大学费用使广大的人民（除少数富有者之外）在教育支出的重压下痛苦不堪。高校改革，成为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几年来，最为失败、最将为历史所诟病、也对中华民族产生最为深远负面影响的一个领域。
　　
　　三、大学的危机对策和出路初探
　　
　　中国的大学显然也在不同程度上感受到了自己面临的危机，高校改革的呼声也日益高涨。在研究中国的高校改革之前，我们有必要首先了解的是为什么中国的大学仍然门庭若市，入学人数仍然在大幅上升。从社会总体发展水平的角度来看，中国社会仍然处于比较低的水平，且严重不均衡，这意味着：1、后现代化社会的种种迹象虽然已经在中国出现，但并不明显，还不足以引起社会性的群体反应；2、与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相比，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仍然偏低，社会需求仍然很大；3、大学之外的教育机构还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且受到政策性限制，在与成熟的大学教育体系对抗的过程中还无法取得优势。从社会个体的角度来看，虽然社会已经开始提供不同的选择，但是大学作为一项投资在目前的阶段仍然可以期待相对稳定的回报。我们在研究社会个体进入大学的原因时，一个不可忽视的现象就是，在经受结构性失业困扰的国家，大学正在开始扮演避难所的角色。当就业市场不景气（这似乎成了一种必然的、将长久伴随我们的现象）时，进人大学使人们可以把必须做出抉择的时间向后推迟几年。有意思的是，做出这样决定的人们正是在利用第二层次学习中养成的惯性思维，应对高度灵活却不稳定的后现代社会现象。因而这种策略的有效性值得推敲。即便如此，中国的大学还是先后采取了学分制、专业调整、院校合并、教师聘用制度改革等措施，在适应社会需求方面也作了大量的尝试，如双学位的设置、参与社会办学等。这些措施究竟有没有达到预想的效果？这些改革措施实行之后的大学毕业生是不是就比之前的大学生具有更好的社会适应性？如果说大学生的社会适应性在增强，这是社会教育的结果还是大学教育的结果？大学教育是促进还是妨碍了这种社会适应性的增强？这些都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当中国最知名的大学校长之一仍然在高谈阔论“重塑大学精神”的时候，期盼中国的高校改革取得实质性的成果是不现实的。院校合并也好、教师聘用制度改革也好，不过是做了些表面文章，不可能期盼通过这些“改革”解决中国大学现在所面临的危机。另一种选择就是索性拒绝商业社会的渗透，放弃满足第三层次学习需求的教育责任，固守在用傲视一切的晦涩理论建造的堡垒之后——在这些堡垒里有许多令人景仰的学术泰斗和道德先生坐镇。这种类型的大学在美国和欧洲已经开始出现（如剑桥大学拒绝开设商学院）。北京大学重建南墙也许可以看作是在这方面的一次尝试，能否获得成功还有待时间的检验。
　　中国的高等教育积弊深重，从某种意义上讲，现在进行的改革是否成功将对中国的未来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教育，是针对学习而言的，因而必须从学习的层面对教育的宗旨、手段进行根本性的反思。


看不懂的经济学
■　　沈良庆
　　一
　　
　　无论是西方世界历史，还是不发达国家或地区追求现代化和发展的历史，包括西方经济学的启示，都表明现代化和发展不是单纯的科学技术和经济问题。
　　韦伯从文化人类学视角探讨资本主义起源问题时，在发生学意义上把它和新教伦理联系起来，从而将资本主义分为原生型和非原生型。《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是要“说明西方理性主义的独特性，并在这个基础上找寻说明近代西方形态的独特性。”他认为：需要新教伦理催生资本主义，但是，“胜利后的资本主义不再需要它的支撑，因为这个资本主义的基石是机械。”使得不同文化背景的中国和其他不发达国家或地区能够通过向胜利后的资本主义学习完成现代化和发展任务。《儒教和道教》则强调：“中国尽管具有各种有利于资本主义产生的外在条件，但就像在西方和东方的古代，或在印度和伊斯兰教盛行的地方一样，在中国发展不出资本主义。”同时预料，“中国人同样能够（也许比日本人更加能够）在现代文化领域学会在技术与经济上均已获得充分发展的资本主义。”可谓一体两面，共同说明了现代化和发展的殊途同归，既有普遍性，又有特殊性。韦伯中国命题的不足之处，是带有文化决定论色彩。黄仁宇在《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一书中评论他的著作：“批评中国旧社会教条森严无法活用的地方，通常一针见血。”“很适合用为评议文艺和美术的根据，而用以解释人类的某种经济行为如资本主义者，则不免流于用抽象的论断来衡量具体的事物，当中的联系，只在或有或无之间，读者纵无从驳斥其非，却也很难完全相信。”认为：“集体心理状态之不同是由于政治经济体系之不同使社会上分工合作的程度发生差异所导致……韦伯的理论有倒因为果之嫌。”例如与资本主义密切相关的法治，就可以追溯到早期的罗马法根源和中世纪意大利自治城市的现实需要，英国则表现为近代实现普通法与衡平法的对接；民主制则应追溯到古希腊，将这些都归功于新教伦理对资本主义精神的作用，难免“张冠李戴”之讥。尽管如此，韦伯的假说仍有深刻、独到之处。至少，他正确地阐明了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现代化组织和运动不是单纯的科学技术和经济发展，同时，属于不同文明的后发国家或地区可以也必将“学会”资本主义。
　　法国年鉴学派反对实证主义史学只写重大历史事件的传统，主张从现实出发向历史提问，强调事件之间的联系，把它们作为动态有机整体来认识，拓宽了历史视野，遍及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集大成者布罗代尔不仅通过《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向我们展示了一个生机盎然和激情荡漾的地中海及其沿岸文明，《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还将前人的“地理经济”概念演绎为丰富多彩的“经济世界”画卷。他通过对充满歧义甚至带有贬义的“资本主义”概念进行爬梳，说明这是一个含糊不清且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不规范名词，只因最严谨的批评者也提不出更妥贴的字眼来代替它，才得以继续使用。布氏已经认识到资本主义对传统农业文明社会组织和管理方式的冲击作用，指出：“资本主义之成功端在它与国家互为一体，他本身就是国家。”透过同在地中海沿岸从事商贸活动的属于阿拉伯文明的马格里布商人和属于西方文明的威尼斯商人在商战中的此消彼长，不难看出依赖家族血缘关系提供信用和依赖法治提供信用对自由贸易的不同影响。此种方法，对于我们认识现代化和发展的路径颇有帮助。但是，由于年鉴学派偏重于史实的再现和史料的罗列，布氏又局限于“撰写一部一般的经济史”，虽则卷帙浩繁、资料宏富，要害处却语焉不详，未能对自己发现的有关资本主义原则加以明确表述，并与史实和史料融会贯通，失之于笼统的“出现‘历史性的’新页。”招致黄仁宇批评该书：“丛碎杂芜，莫衷一是，可以供闲暇时翻阅，却难能在研究资本主义时提出指南。”他和韦伯正好相反，分别失于复杂化和简单化。
　　黄仁宇在《和我的“大”历史观》一文中，自述从小历史方面积结且受到康德影响，得以从“技术上的角度看历史”。其系列论著认为：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组织和运动，首先是具有“超越国界的技术性格”（1、私人贷款的金融方式；2、经理人超越人身依附关系的雇佣；3、技术支持因素的通盘使用，如交通通信、律师事务、保险业务等，扩大企业活动范围）；该条件全靠信用，信用则需法治维持；“所以资本主义之成立必受政治体系的约束，行之于国界之外则赖治外法权。”上述三大条件“必赖社会内低层组织内各类经济因素的配合，盖能公平而自由的交换，然后所有权及雇佣关系才能重重相因，构成一个大罗网。”在此大前提下，再“将一切道德标准纳入体制之中”。换言之：
　　也可以说每一个国家经过一段奋斗之后必须将其上层结构改组，以便迎合新法制，通常也要翻转其低层结构，以便产生能够互相交换的局面，更要经过一段司法与立法之改革，才能使上下之间密切联系，也才能使以上三个原则顺利发展，通过财政税收币制诸种政策，使公私互为一体，也就是使整个国家能在数目字上管理。（《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
　　他的这种“大”历史观虽说带有历史目的论色彩，倒是面面俱到，基本上讲清了形成资本主义诸要素。
　　厉以宁的新著《资本主义起源——比较经济史研究》（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将韦伯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具有“独特性”和后发国家或地区能够“学会”资本主义的假说与马克思的历史阶段论融为一体，吸收国内外学界（包括黄仁宇）关于中国不存在“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观点，“对资本主义起源问题提出一种新的研究方法和新的理论模式”。该书内容提要说：
　　新的研究方法是：把封建社会分为刚性体制和弹性体制，把封建社会中的异己力量分为体制内的异己力量和体制外的异己力量，把资本主义分为原生型的资本主义和非原生型的资本主义，并以此对资本主义起源作出解释。新的理论模式是：西欧封建社会的体制是刚性体制，在这种刚性体制下出现了体制外的异己力量和体制外的权力中心，从而导致西欧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因此，西欧的资本主义是原生型的资本主义。但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过渡……都属于非原生型资本主义范畴。
　　以研究西方经济学、转型经济学和经济史见长的厉以宁，虽然摆脱了长期困扰中国学者的所谓“萌芽”情结，运用大量具体材料对原生型和非原生型资本主义进行实证研究，“构筑成了宏大的资本主义起源的理论体系。”（马克垚序言）但是，由于规范理论的基本架构先天不足，“刚性体制和弹性体制”的比较落不到实处，无异拉郎配，再宏大的体系也难免牛头马面。透过提要这段令人头晕目眩的“方法”和“模式”绕口令所看到的“新”，不过是只蹦出“萌芽”说牢笼，却飞不出“封建”论藩篱的独脚鸡。1939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提到“萌芽”说，1949年以后就成为中国史学界钦定经典，学者们满腔热情为之作注，以致成为“情结”。黄仁宇系列论著中对此有很好的批评，姑置不论。中国“封建”论源自二十世纪上半叶食洋不化的社会史观派边缘学者。对于“封建”论问题，我认为中国数千年历史封建说，乃二三十年代一班挟唯物史观自重的学者从马克思等人那里生吞活剥套用的观念；马克思本人，亦是用“亚细亚生产方式”指称东方社会；此问题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和《放宽历史的视界》等书中多有辨别，尤请参见收在后书中的《明（太宗实录）中的年终统计》一文，该文认为，欧洲之feudal　system是西欧历史上罗马帝国中央集权和蛮族征服后部落习惯两者混合之产物，译成“封建制度”已属勉强，套用到中国历史中，更加牛头不对马嘴。考诸中国历史，仅指称商周一段，还差强人意。春秋时孔丘要托古改制，已感叹“礼崩乐坏”。顾炎武《亭林文集》亦日：“封建之废，自周衰之日，而不自于秦也。”秦以后更是实行郡县制的中央集权官僚国家；即封诸侯王，亦非主流；西汉势力强大的诸侯王，无分异姓、同姓，均遭翦除；后世的王们，所谓封地，不过收税以为俸禄，既无行政、司法权，又无强大的私人武装，以及再封权，甚至没有平民的行动自由，动辄获咎；朱东润的《张居正大传》中即有辽王因与权臣张居正构隙而被废为庶人的详细描写；哪来的“封建”。即欧洲之feudal　system，今日亦颇有非难，尤其面临具有解构特性的后现代主义学者的冲击。1974年，美国学者伊丽莎白·布朗在《一种建构的专制：封建主义和中世纪欧洲的历史学家》一文中即号召人们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