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学评介丛书 俄罗斯-苏联文学简史(上)-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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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的书面文学出现在十世纪末，在进入二十世纪之前，它经历了九个世纪的发展。这九个世纪的文学历程，又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即：古代文学，十八世纪文学和十九世纪文学。
古代俄罗斯文学，即中世纪的俄罗斯文学，指十一至十七世纪的俄罗斯文学。在这一时期的开始，俄罗斯文学是与乌克兰文学、白俄罗斯文学共存于一体的，都以古斯拉夫文为写作语言。十三至十五世纪，统一的东斯拉夫民族逐渐分化为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等兄弟民族，古代斯拉夫文也逐渐演变为俄文、乌克兰文、白俄罗斯文等不同语种，俄罗斯文学也因而独立存在了。俄罗斯文学起源于民间的口头创作，后来受到希腊文化、拜占廷文化和保加利亚文化的强大影响。公元988年，古罗斯受洗，正式将基督教定为国教，从而加强了俄罗斯与欧洲文化间的联系。古代俄罗斯文学最初的杰作，往往都是集历史、宗教、政治、文学等多种性质为一体的综合性著作，而不单纯是一部文学作品。当时最为流行的体裁有圣徒传记、历史故事、编年史、伪经等等。其中以编年史的价值为最高，它不仅是珍贵的历史记载，同时也是无价的文学文献。十二世纪末出现的史诗《伊戈尔远征记》，是古代俄罗斯文学的最高成就，它标志着独立的古俄罗斯文学的最终形成，它如一尊纪念碑，屹立在俄罗斯文学的发端处。
1240年，蒙古人攻进俄罗斯，在东欧平原上建立了金帐汗国的统治，历时两个半世纪之久。在蒙古人统治时期，罗斯文化受到破坏，文学的发展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虽然也出现过一些所谓的“战事文学”，虽然俄罗斯文学中也因蒙古的人主而染上了些许东方文化色彩。蒙古统治之后，莫斯科公国迅速崛起逐渐取代基辅成为东斯拉夫的文化中心。从这一时期开始，文学开始走向相对的统一，内容大多为关于国家、民族统一的政论。
从十七世纪开始，俄罗斯多次遭到来自波兰和瑞典的异族入侵，王朝更是不断更迭，出现了史家所谓的“混乱时期”。在这一政治上的“混乱时期’中，文学却开始走向正常，文学在形式和内容上都逐渐突破了封建的、宗教的束缚，表现了一种民主化、世俗化的倾向。
总之，从十一世纪至十七世纪，俄罗斯文学经历了一个相当漫长的、时断时续的形成时期。
十八世纪的文学，是俄罗斯文学实现飞跃、赢得繁荣的一个准备时期，彼得的改革，使俄罗斯接近了欧洲，也使俄罗斯社会的内部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欧洲进步的技术、社会制度和进步的文化、启蒙主义思想等一同进入了俄罗斯社会。古典主义文学思潮伴着启蒙运动出现在俄国，与封建的、封闭的中世纪传统展开了斗争。在科学、语言等多方面均有杰出贡献的罗蒙诺索夫，最终确立了俄罗斯文学语言的语体规范，并为俄语诗歌奠定了形式基础，他的理论和实践，标志着新型的、规范的俄罗斯文学的诞生。与他同时，康捷米尔和苏马罗科夫展开了积极的创作活动。出身贵族、曾任俄驻英和驻法大使的康捷米尔，在布瓦洛等人诗风的影响下写出了被传诵一时的讽刺诗，嘲笑贵族生活的无聊，宣扬公民精神和平等、自由等进步思想；苏马罗科夫的悲剧标志着俄罗斯戏剧文学的成熟。经过半个余世纪的发展，俄国古典主义文学最终通过杰尔查文的颂诗 （《费丽察颂》等）和冯维辛的喜剧（《纨袴少年》等）而达到了其发展的顶峰。
在古典主义盛极而衰之后，俄国感伤主义应运而生。俄国感伤主义文学的出现，一方面是英法等西欧国家同类文学直接影响的结果，一方面也是当时弥漫社会的悲观情绪在文学中的反映。俄国感伤主义的代表作是卡拉姆辛的中篇小说《可怜的丽莎》，这是一个关于农家姑娘丽莎与一贵族少年恋爱、后遭遗弃而自杀的故事，悲哀的情节加上哀婉的语言，营造出一种感伤的氛围，风行一时。十九世纪末，以拉季舍夫为代表的抗议文学也同样产生了轰动社会的效果，由拉季舍夫写作的《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对沙皇统治下的俄国农奴制社会作了无情的揭露和有力的抨击，是俄罗斯文学史上第一部抗议农奴制度的杰作，同时，他也开了俄罗斯文学社会性、批判性传统的先河。
十九世纪的俄罗斯文学，是二十世纪以前的俄罗斯文学中成就最大、影响最广的文学，在这一世纪中，俄罗斯文学令人吃惊地推出了众多的杰出作家，正如高尔基所言：“没有一个国家能像俄国那样在不到百年的时间里涌现出那么多灿若群星的名字。”俄罗斯文学，这个欧洲和世界文学中年轻的、后起的文学，通过其在十九世纪内涌现出的众多文学天才及其众多的名著，终于赢得了与其他发达的民族文学平起平坐的地位，甚至还跃上了世界文学的顶峰。
十九世纪前四分之一世纪，俄国社会充满动荡，1812年的抗击拿破仑的卫国战争，1825年的十二月党人起义，都激发起了人民的民族意识和民主意识，加强了农奴制度的危机，促进了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思想在俄国的发展。这一时期的文学，除了继续存在并产生影响的古典主义文学和感伤主义文学之外，茹科夫斯基神秘、优美的浪漫主义诗歌和十二月党人激烈、坚定的批判性诗文，分别体现着两种风格不同的文学倾向。与此同时，克雷洛夫的寓言、格里鲍耶陀夫的喜剧《智慧的痛苦》（又译《聪明误》）、马尔林斯基的中篇小说、柯尔卓夫的民歌等等，也竞相放出异彩。世纪之初的文学，为以普希金为代表的俄罗斯文学“黄金时期”的到来作好了铺垫。
从二十年代末起，被称为“俄国文学之父”的普希金开始了创作，他的抒情诗，他的小说、他的诗体长篇《叶夫盖尼·奥涅金》，以及他的剧作、他的论文，无一不是为后人所珍重的杰作；稍后，莱蒙托夫创作出了他的小说《当代英雄》和浪漫而又深刻的抒情诗。三十年代末起，由别林斯基在理论上引导的、以果戈理及其创作为代表的俄国“自然派”逐渐形成，该派作家高举社会批判的旗帜，对农奴制的罪恶进行了揭露，对下层人寄予了深切的同情。这一文学倾向，后来成了十九世纪中后期，乃至整个俄罗斯文学的最主要传统之一。在这之后的几十年间，在小说方面，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罗亭》、《父与子》、《前夜》和《贵族之家》或以农奴制现实为揭露对象，或以贵族知识分子的精神走向为线索，均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冈察洛夫在《奥勃洛莫夫》中展示了“多余人”的最终没落；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死屋手记》、《被欺凌与被侮辱的》、《罪与罚》、《白痴》、《卡拉马佐夫兄弟》等作品中，一方面对现实作了人道的、富有正义感的揭露，一方面也在心理、潜意识等领域对人的内心世界作了深刻的发掘，从而极大地拓展了小说的艺术表现力。在理论方面，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继承别林斯基的传统，发展了以现实生活为艺术的源泉和目的、视文学为“生活教科书”的俄国革命民主主义美学。在戏剧和诗歌方面，奥斯特罗夫斯基以《大雷雨》、《肥缺》等一系列的名剧，为俄国现实主义戏剧奠定了基础；涅克拉索夫在他的长、短诗中体现出了倾向鲜明的人民性原则，将艺术诗歌的传统和俄罗斯民间诗歌的传统完美地结合于一体。
俄国农奴制度在1861年宣布废除了，但激烈的阶级斗争仍在俄罗斯社会中进行着。民粹派作家继承了十二月党人的斗争传统，在“到民间去”的同时也创作了大量文学作品；谢德林在他主办的杂志和创作的小说中，都体现出了鲜明的讽刺风格。1881年，民粹派炸死了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统治者因而加强了专政和压迫，所谓的“反动时期”由此开始，在这一时期，悲观主义笼罩社会，文学中出现一种唯美主义倾向。在十九世纪的最后十年中，社会政治生活重新活跃，文学也出现了多彩的局面。以托尔斯泰、契诃夫、柯罗连科等为代表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达到其发展的顶峰。尤其是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之后，又推出了《安娜·卡列尼娜》、《复活》等巨著，对俄国社会作了深刻的艺术概括，塑造出了一系列不朽的文学人物，从而形成了世界文学史中继古希腊文学、莎士比亚戏剧之后的第三艺术高峰。与此同时，以俄国象征主义文学为代表的现代主义文学、以高尔基等为代表的俄国无产阶级文学也开始出现。
纵观俄罗斯文学的发展历程，发现它具有这样几个基本的特征：
首先，俄罗斯文学具有强烈的社会性和高度的责任感。俄罗斯文学向来很少是消谴和游戏，“为艺术而艺术”的艺术在俄罗斯一直没有太大的市场，对现实生活的干预，对非正义势力的抨击，一直被俄罗斯文学视为已任，所谓的“公民精神”，始终贯穿在整部俄罗斯文学史中，赫尔岑曾说：“我们整部的文学史，不是殉道者的传记，就是苦役犯的名单。”杰出的俄罗斯文学家，许多都同时是积极的社会活动家、激进的思想家和进步的斗士。他们将文学当作斗争的武器，他们通过文学为社会的平等和自由而呐喊、而呼唤。从十二月党人作家到民粹派作家，都将反对农奴制度和专制制度当成文学首要的任务。俄罗斯文学中著名的所谓“问题小说”，就是这一有社会倾向性的文学最典型的代表。1841年，赫尔岑的小说《谁之罪？》第一次向农奴制度提出了尖锐的质问，之后，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小说《怎么办？》，以及杜勃罗留波夫的论文《真正的白天何时到来？》等等，又进一步明确地提出了社会改革的问题。这些作品的题名，是一个个悬挂在俄罗斯人意识中的巨大问句，它们象征着文学对社会的干预，也体现了俄罗斯文学家们面对社会的强烈的责任感。列宁曾将俄国的人民解放运动划分为贵族革命阶段、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和无产阶级革命阶段这三大时期，在这里的每一个时期中，文学都是革命者手中的思想武器，从十二月党人的抗议诗歌，到“三个斯基”（即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的战斗的革命民主主义美学，再到体现工人阶级愿望的无产阶级文学，都是如此。一个值得注意的文学史现象是，许多俄罗斯作家都不仅仅是一位文学家，他们同时也是思想家和革命家，或是社会改革家，如拉季舍夫、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托尔斯泰等。许多文学家还为社会、为正义的事业做出了牺牲。为宫廷所不喜欢普希金和莱蒙托夫相继死于决斗；拉季舍夫自尽在西伯利亚的流放地；十二月党人的领袖之一雷列耶夫被绞死；赫尔岑、奥加辽夫终身流亡国外；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临刑前的一刹那间方获特赦；先后遭受流放、被判苦役的还有车尔尼雪夫斯基、巴拉廷斯基、屠格涅夫、谢德林、别斯图舍夫……俄罗斯文学，与社会一贯保持着紧密的联系，是社会进步思想的体现，是为正义而歌的有倾向性的、有责任感的文学。其次，俄罗斯文学的主流是现实主义的文学。真正成熟的俄罗斯文学，是十九世纪的俄罗斯文学，在此之前的文学皆可视为俄罗斯文学发展的准备阶段。而十九世纪的俄罗斯文学，又可视为现实主义，尤其是批判现实主义的发展史。二十、三十年代，普希金以他积极的创作探索完成了俄国浪漫主义向现实主义的过渡，四十年代的“自然派”崇尚真实和对现实的批判态度，该派实为“现实主义流派”的同义词；“三个斯基”的美学理论，对俄国现实主义创作上的探索作了总结，并提出了一系列的创作原则，从而使俄国现实主义的发展达到一个新阶段；在托尔斯泰的创作中，现实主义艺术被提升到空前的高度，他对社会生活准确的概括、对社会不平有力的揭露，他对人物形象的精心塑造、对其社会理想的竭力宣扬，都具有撼人的艺术力量。直到列宁提出的“反映论”和世纪末出现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和无产阶级作家的创作实践，十九世纪的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经历了一个积极的、富有成效的发展过程。
十九世纪的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思潮，早已引起过广泛的研究，人们注意到了十九世纪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理论上和组织上的自觉性，注意到了它在融合了浪漫的、心理的等诸多文学流派之积极因素之后所体现出的丰富性，注意到了它在无情批判现实黑暗的同时所体现出来的追求光明追求理想的正面色彩。除此之外，俄国现实主义文学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更是成就斐然。按恩格斯的说法，现实主义的定义就是努力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翻开俄罗斯文学史，我们可以发现，光彩夺目的“典型性格”琳琅满目，他们组合成了一个引人入胜的文学形象陈列馆。“多余人”是俄国文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这一类型的第一个人物就是普希金的诗体小说《叶夫盖尼·奥涅金》中的主人公奥涅金，这一性格的内涵就是：贵族出身的人士在目睹了现实的黑暗之后有所震动，经过智慧的思考和良心的忏悔后开始不满现实，对本阶级有所叛逆，但同时，他们距另一阶级又相隔遥远，找不到生活的出路和实现自我价值的途径，因而整日无聊、甚至痛苦地生活着。不满社会，却又无力改变现实，欲脱离本阶层却又寻不到新的依附，因而，他们成了“多余的人”。当然，“多余的人”并不多余，他们反而体现着一种相对进步的意识，体现着社会变革的必然。莱蒙托夫在《当代英雄》中也塑造了毕巧林这一“多余人”形象。随着社会的发展，文学中的“多余人”形象也出现了分化，一种“多余人”沦为冈察洛夫的小说《奥勃洛莫夫》中的主人公，整日睁着眼躺在床上；一种转化为屠格涅夫小说《罗亭》中的主人公，是“思想的巨人和行动的矮子”。再往后，这类人物又进一步发展为车尔尼雪夫斯基笔下的“新人”和托尔斯泰笔下的“忏悔的贵族”。在俄国文学的形象长廊中，既有这样一些以贵族阶层和知识阶层人士为原型的人物，也有刻画下层人民的肖像。“小人物”这一文学类型，同样是由普希金所莫基的，他在小说《驿站长》中对一个卑微的驿站长的不幸遭遇寄予了深刻的同情。之后，果戈理的《外套》等小说、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中的许多篇章、涅克拉索夫的许多诗歌、陀思妥耶夫斯基几乎所有的小说，直到高尔基笔下的“流浪汉”，等等，都是对被压迫者充满深情的描写。通过这些感人的形象，俄国文学体现出了强烈的民主意识和人道主义精神。这一点，又引出了俄国文学的又一特征，即其所具的高度的人民性。
俄罗斯文学的人民性，不仅表现为它对人民疾苦的描写、对人民不幸的同情上，更表现在它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对人民意志的自觉遵从上。俄罗斯的进步作家，往往难能可贵地能超越本阶级和利益，转而站到人民立场上说话。在十九世纪，除少数自学成才者和一些出身贫寒的作家外，多数俄罗斯作家系贵族血统，但他们却一直是农奴制度最激烈的反对者。十二月党人的贵族起义，目的在于推进社会的变革；拥有巨大庄园的大贵族托尔斯泰，经常向农民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