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学评介丛书 俄罗斯-苏联文学简史(上)-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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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林斯基在阐述文学创作和批评的一般规律时，首次提出了“艺术是形象思维”的著名论断，指出了想象在文学创作活动中的积极主导作用；他关于“典型性”的论述在欧洲文学史上也属先例，他认为典型性是“创作的基本法则之一，没有典型性，就没有创作”，提出典型是“一个人物，同时又是许多人物，也就是说，把一个个人描写成这样，使他在自身中包括着表达同一概念的许多人，整类的人”，然而他又必须是“一个人物，完整的，个别的人物”。

　　在别林斯基的美学理论中，还有关于人民性与现实主义的关系、思想性与艺术性的关系、内容与形式的关系等问题的论述。他主张内容与形式、思想性与艺术性应当有机统一，缺一不可，主张对作品的历史分析和美学分析应该统一起来，即：“不涉及美学的历史的批评，以及反之，不涉及历史的美学批评，都将是片面的，因而也是错误的。批评应该只有一个，它的多方面的看法应该渊源于同一个源泉，同一个体系，同一个对艺术的观照”。这个批评准则，也就是现实主义的批评原则。

　　别林斯基的文学评论与美学思想在俄国文学史上起过巨大的作用，它推动了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的进一步发展，对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美学观念的形成有直接的影响。

　　尼古拉·加夫里洛维奇·车尔尼雪夫斯基　（1828—1889）出身于萨拉托夫市一个神父家庭，1842年进入正教中学，1846年，他没读完中学就考入了彼得堡大学文史系。起初，他受唯心主义哲学影响，醉心于人本主义思想。1848年后，他在对农奴制持批判态度的彼特拉舍夫斯基小组的影响下，开始研究并接受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

　　1851年，车尔尼雪夫斯基回到萨拉托夫一所中学执教，并在学生中积极传播进步思想。1853年，因学校当局迫害，他携妻迁居彼得堡。在彼得堡，他先后为《祖国纪事》杂志和《现代人》杂志作过编辑。1854年，车尔尼雪夫斯基先后发表了《阿甫杰耶夫中长篇小说集》、《论批评中的真诚态度》和评奥斯特洛夫斯基喜剧《贫非罪》等文章，讨论了艺术的思想内容和倾向性问题。1855年，他还发表了他著名的美学论文《艺术对现实的审美关系》和文学评论《俄国文学果戈理时期概观》。

　　1856年，他接替了涅克拉索夫的位置，主持《现代人》的领导工作。在这期间，他发表了论文　《莱辛和他的时代》以及评论普希金、列夫·托尔斯泰、谢德林、奥斯特洛夫斯基和屠格涅夫等作家的文章，写下了经济论文《资本与劳动》　（1860）、哲学论文《哲学中的人本主义原理》（1860）等。

　　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初，车尔尼雪夫斯基在进步思想、文化界已享有了很高的威望，这招致沙皇政府的仇恨和陷害。1861年6月，《现代人》被封闭，　7月7日，车尔尼雪夫斯基被捕。但近两年的囚禁生活并没有使他改变自己的信仰，反而以惊人的毅力写下了著名的长篇小说《怎么办？》、《小说中的小说》等。1864年5月，他被押至梅特宁广场处以假死刑，1864年7月，他便开始了漫长的监禁、苦役、流放的生活。1889年，车尔尼雪夫斯基结束了二十余年的流放生活，获准回到故乡萨拉托夫，但长斯的折磨使他的健康受到摧残，回到故乡仅四个月，车尔尼雪夫斯基便去世了。

　　《艺术对现实的审美关系》和《俄国文学果戈理时期概观》分别是车尔尼雪夫斯基著名的美学和文学评论文章。在《艺术对现实的审美关系》中，车尔尼雪夫斯基提出了著名的命题：“美就是生活”，指出美并非主观自生，而是客观的存在，回答了艺术的起源、内容、功能和使命等问题，肯定了艺术从生活出发的唯物主义原则，将俄国，乃至世界美学理论推向了一个新阶段。在《俄国文学果戈理时期概观》中，车尼雪夫斯基捍卫了别林斯基的文学批评传统，高度评价了果戈理对现实生活的否定和批判倾向，并指出：“果戈理所以重要还不只因为他是一个天才的作家，而且同时还是一个学派——俄国文学可以自豪的唯一学派的领袖。”

　　《怎么办？》是十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的优秀之作。它的情节围绕自由劳动、妇女解放和以隐喻的方式表现的秘密革命活动这三条线索展开，塑造了“新人”的形象，并揭示了通过革命改变厄运的主题。在拉赫美托夫这个献身于理想的革命民主主义者身上，有着作者自己的影子。车尔尼雪夫斯基通过薇拉的形象，宣传了空想社会主义思想。这部小说，特别是拉赫美托夫的形象，在当时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车尔尼雪夫斯基是革命民主主义运动的思想领袖，他将自己的一生贡献给了农民解放的事业，被称为俄国的普罗米修斯。他的美学和文艺理论著作，为人类留下了一笔丰厚的遗产。

　　尼古拉·亚历山大罗维奇·杜勃罗留波夫　（1836—1861）是俄国十九世纪的著名文学评论家、政论家。他出身于一个神父家庭。1853年进入彼得堡中央师范学院。俄国现实的黑暗和俄军在克里米亚战争中的失败，使他克服了宗教情绪，成了一个坚定的无神论者。在大学期间，他组织了反沙皇制度秘密小组，深受别林斯基等革命民主派人士的影响。1855年，他创办了一份手抄刊物《传闻》，号召人们为摆脱贫穷和无权的地位而斗争。1856年，他还写了论文《俄罗斯语言爱好者谈话良伴》，受到进步思想界的高度评价。1859年，他创办了讽刺副刊《口哨》，成为针砭时弊、颇受民众们欢迎的刊物。

　　1857年大学毕业后，杜勃罗留波夫发表了一系列出色的论文：《俄国文学发展中人民性渗透的程度》（1858）、《什么是奥勃洛莫夫性格》（1859）、《黑暗的王国》（1859）、真正的白天何时到来？》（1860）和《黑暗王国的一线光明》（1860）等。在这些论文中，他坚持并发展了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文学批评传统，提出“作家和艺术家的主要价值在于他所描写的真实”这一论断，并且把作品是否表现了人民的思想感情、意志和精神作为评判文学作品的标准。特别是他的《什么是奥勃洛莫夫性格？》和《真正的白天何时到来？》、《黑暗王国的一线光明》这几篇著名的文章，更是我们研究冈察洛夫的《奥勃洛莫夫》和奥斯特罗夫斯基的剧作《大雷雨》这两部作品所必须借鉴的钥匙。

　　1861年11月，杜勃罗留波夫在彼得堡逝世。这位被称作“未来风暴中的年青舵手”的一生虽然很短促（不足三十岁），但他在俄国民主主义革命和文学中所作出贡献是巨大的。

　　由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所共同构建起来的革命民主主义美学体系，是俄国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一座博大精深的精神宝库。它产生于十九世纪中叶的俄国文学实践，又以强大的力量支撑着十九世纪俄国现实主义文学这座大厦。在俄国的解放运动和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史的丰碑上，醒目地刻着这三位大师的名字。

　　第三节　赫尔岑

　　赫尔岑是俄国十九世纪中叶一位杰出的作家、哲学家和革命活动家。他一生致力于对俄国社会的激烈批判和为祖的未来寻求一条光明的道路。他的政治活动和他的文学创作活动一样，对后世都有着深远的影响，在唤醒俄国民族意识、改造社会旧的思想、文化观念等方面，他都为未来的俄国革命作了许多准备。在俄国文学史、俄国思想史上，赫尔岑都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

　　亚历山大·伊凡诺维奇·赫尔岑于1812年出身于莫斯科一位沙皇禁卫军军官之家，其伯父在宫廷中担任要职。在这样一个显赫、富足的家庭中，赫尔岑备受宠爱。在童年，伴随他成长的是1812年卫国战争的英雄故事，但农奴制社会下广大人民的悲惨生活境遇却在他聪慧的心中播下了对专制农奴制仇恨的种子。

　　1825年，沙皇尼古拉一世对十二月党人进行了血腥的镇压，十五岁的赫尔岑满腔愤怒，当时便发誓要为这些“从头到脚用纯纲铸成的英雄”报仇。

　　1829年秋天赫尔岑进入莫斯科大学哲学系数理科学习。在这里，他同幼时好友、未来的著名诗人奥加辽夫组织了政治小组，阅读禁书，讨论社会问题，研究和宣传圣西门的空想社会主义和共和政体思想。

　　1833年，赫尔岑大学毕业。沙皇当局对赫尔岑在大学所从事的启蒙宣传活动早已不满，所以在他跨出校门的第二年　（1834）就逮捕了他。1835年，当局又以“对社会极其危险的自由思想者”为罪名将其流放。在六年的流放生活期间，他编辑过报纸，作过统计员等，目睹了农奴制俄国外省官场的腐败和人民受欺凌的悲惨境遇。这对他认识俄国社会现实和农奴制度的黑暗与丑恶都有很大的帮助，也为他日后的创作活动积累了大量素材。

　　1842年，赫尔岑回到莫斯科。丝毫没有因流放生活而政变自己政治立场的他，以更大的热情投入了积极的战斗。在这一时期，他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已经完全形成，《科学上的一知半解》（1842—1843）和《自然研究通信》　（1844—1845）都表现出了他的唯物主义立场以及对艺术现实主义倾向的向往。

　　文学创作活动始终是赫尔岑社会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1841年，赫尔岑发表了较有影响的中篇小说《一个青年人的札记》，对宗法制社会的空虚和平庸生活进行了客观反映，是一部成功的现实主义作品。四十年代中期，赫尔岑在别林斯基主编的《现代人》杂志上又发表了三部小说，这就是：《谁之罪？》　（1846—1847）、《克鲁波夫医生》（1847）和《偷东西的喜鹊》（1848），其中，后两部是中篇小说。《克鲁波夫医生》用“医生著作”的形式，通过克鲁波夫医生的所见所闻，得出这样的结论：健康正常人的生活和行动与疯人院里的精神病患者一样愚蠢、病态。在克鲁波夫医生所住的小城里，有钱人过着闲散、舒适的生活，他们无所事事，而大多数劳累不堪的人不分昼夜地工作，结果却一无所有。赫尔岑用辛辣的笔调讽刺了俄国这个普遍疯狂的社会的丑恶。《偷东西的喜鹊》根据俄罗斯一名女演员的回忆写成，这部小说从另一个侧面批判了农奴制是扼杀天才和美好事物的罪恶之源：女演员安涅塔技艺超群，虽出身农奴，却有高尚的人格。戏班子被卖到新主人斯卡林斯基公爵手中后，安涅塔的恶运便降临了。她因不忍受斯卡林斯基的强暴而备受折磨，最后悲惨地死去。安涅塔的命运是对农奴制罪恶的愤怒控拆。

　　在沙皇的严密监视下，赫尔岑无法进行任何革命活动。1847年，他只好以妻子患病为借口，携家离开俄国，前往欧洲，成了政治流亡者。1848年，欧洲革命的失败使赫尔岑的思想观念产生了危机。在欧洲，他遭受过驱赶，亲眼目睹了意大利的反奥民族解放运动、法国的二月革命和大批工人的被杀害，他对欧洲革命和社会主义运动前景感到失望，因此他转而将希望寄托在俄国的农民身上，错误地认为俄国可以在保留宗法制的情况下，通过农民村社，绕过资本主义而实现社会主义，反映了农民民主主义要求，为后来的“民粹主义”奠定了基础。赫尔岑的大部分流亡时间在英国和法国度过。1853年，他在伦敦建立“自由俄罗斯印刷所”，后来和奥加辽夫创办了期刊《北极星》（1855—1869）和《警钟》（1857—1862），刊登揭露沙皇专制制度的文学作品和主张废除农奴制的各种资料、文章，成为解放运动的革命阵地。这些报刊被秘密运回俄国，对当时的革命运动起到了促进作用。

　　流亡期间，赫尔岑还写了一部长篇回忆录，即《往事与随想》。这是一部包含回忆、书信、随笔、政论和杂感的独特的史诗。它历经十六年　（1852—1868），分三个时期完成，反映了现实发展与赫尔岑世界观演变的相互关系，勾勒出了一名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者成长的轨迹，表现出了赫尔岑作为革命家和艺术家的真诚和坦率。全书共七卷，纵横数十年，有丰富和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记述了从十二月党人起义到巴黎公社前夕期间欧洲和俄国的社会生活和革命事件以及这种背景下形形色色的人物。书中特别对俄国的被流放者、流亡国外的思想家和革命活动家的生活进行了记述，具有历史的真实性。这是一部独特的文学作品，如赫尔岑自己所说：“这与其说是笔记，不如说是自白，围绕着它，和它有关的都是从往事里抓出来的片段回忆，在随想里留下来的思想点滴。”贯穿全书的，是他对真理不断探求的精神和对祖国未来的坚定信心。全书思想深刻，文笔十分生动活泼，是俄国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品。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末，西欧各国的工人运动高涨，特别是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下的第一国际，使赫尔岑开始在工人阶级身上看到未来革命的希望。在赫尔岑最后一部小说《医生，垂死的人和死人》（1869）中，他已预感到反动统治的垮台和“新的力量和新的人”的出现。可惜，多年的流亡生活极大地损害了他的健康，1870年1月21日，赫尔岑被肺炎夺去生命。

　　《谁之罪？》是赫尔岑的代表作，它还被称为俄国文学史上政论小说的奠基之作。它的创作始于1841年赫尔岑流放诺夫戈罗德期间，1846年在莫斯科最后完成。小说一经发表，就以其鲜明的反农奴制倾向引起很大反响。

　　小说围绕三个主人公的爱情纠葛，反映了俄国当时三种不同类型的人物的悲剧命运。退役将军涅格洛夫请平民知识分子克鲁齐菲尔斯基当家庭教师。克鲁齐菲尔斯基很快与涅格洛夫家的“孤女”（其实是涅格洛夫与一个女农奴的女儿）柳邦加相爱。混格洛夫顺水推舟把柳邦加嫁给了克鲁齐菲尔斯基。当克鲁齐菲尔斯基的同学、田庄领主别里托夫从国外归来后，他们的平静生活被打破了。别里托夫与柳邦加暗中产生了强烈的恋情，这使他们三人都异常痛苦，最后的结局是别里托夫再次远游，但他的离去并没能使克鲁齐菲尔斯基和柳邦加之间的爱情重新恢复，柳邦加精神上承受着巨大的痛苦，鲁克齐菲尔斯基只能在酗酒中消磨时光。这三个好人为什么同样遭受了这种不幸和痛苦，作者通过展现三个人物的性格，提出并回答了“谁之罪”的问题，把矛头对准了造成三个青年不幸命运的农奴制社会。克鲁齐菲尔斯基是个穷医生的儿子，贫穷屈辱的生活环境培养了他软弱忧郁的性格，他“天性温顺，不但不想与现实进行斗争，反而因它的压力而退缩”，他的软弱使他在别里托夫的对比之下显得更加渺小和缺乏光彩。别里托夫是当时进步青年贵族的代表，他很聪明，又充满活力，受过良好教育，有着激进的思想，正是他身上的光彩吸引了柳邦加，使后者在他身上看到了自己的理想。但别里托夫的出身与贵族社会的生活方式却不可能把他培养成一个勇于投身社会的有作为的人，他成了一个聪明的废物，是十九世纪俄国文学中的又一个“多余人”形象。柳邦加被认为是“第一个以独立的人之姿态在俄国出现的女人”，她具有强烈的独立意识和自我意识，她的身世和她在家庭中的地位，使她在那种环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