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学评介丛书 俄罗斯-苏联文学简史(上)-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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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纪七十年至九十年代是俄国社会不断受到资本主义制度的冲击、阶级矛盾更加激化、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开始形成的时代。无产阶级的优秀代表不仅出现在反资本主义制度、反农奴制残余的斗争行列，也出现在作家队伍中。他们的出现，标明了俄国解放运动的第三阶段——无产阶级革命时期的开始。
1861年的俄国农奴制改革，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资本主义在俄国的发展。但这场不彻底的改革也在俄国留下了严重的农奴制残余。农民们处在极度贫困之中。产业工人们为改善生活和工作条件，也不断进行自发的斗争。这一时期，农民骚动和工人罢工的事件接连不断，一场有农民参与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正在酝酿之中。
七十年代，俄国知识分子中间出现了以“到民间去！”为口号的民粹派运动。他们站在农民和小生产者的立场上，反对沙皇专制和地主的剥削，批判资本主义的种种弊病。他们将资本主义视为一种堕落和倒退，并认为，只有回到俄国农村的“村社”，才能使农民既摆脱贫困，又不受资本主义制度的侵害。他们幻想走俄国的村社道路，避开资本主义而实现社会主义、他们并没有懂得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产生于封建主义生产关系内部，而且必将取而代之。1874年，大批进步青年满怀着对农民的同情和勇于献身的精神，穿上农民的衣服，深入到农村宣传反抗沙皇专制和地主剥削的主张。后来，很多参加这一运动的青年都被流放到了西伯利亚。
1876年，“土地与自由社”成立，他们提出把土地平分给农民以及实现“村社”的完全自立等要求。后来他们又分化为两个独立的组织，即“民意党”和“土地平分社”，民意党人在得不到群众支持的情况下，越来越多地采取个人恐怖行动。1881年3月，他们刺杀了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但这种个别的恐怖活动根本无助于解决俄国社会的矛盾。
亚历山大三世上台以后，变本加厉地实行专制统治，俄国历史上又一个“停滞”时期开始。
在这一时期，社会思想相当复杂。有主张坐山观望的，也有宣传“道德自我完善”的。就在这时，民粹派中的格·瓦·普列汉诺夫和薇·伊·扎苏里奇已开始接触和研究马克思主义了。1883年，他们在日内瓦组织了“劳动解放社”，1895年，列宁领导成立了“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这个协会的成立，标志着俄国解放运动进入了第三阶段。
七十、八十年代，批判现卖主义仍是俄国文学的主流。除了屠格涅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谢德林这些老作家仍在继续着自己的创作，文坛上还出现了一批平民知识分子作家，即“七十年代小说家”，如纳乌莫夫、扎索季母斯基、兹拉托夫拉茨基等。柯罗连科和契诃夫也在这个时代登上了文坛。
这个时代，文学上最明显的变化就是短小精焊的特写、中短篇小说的兴起，而长篇小说的形式日益受到冷落而走向低潮。在七十年代，文坛上出现了托尔斯的《安娜·卡列尼娜》，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群魔》、《少年》、《卡拉玛佐夫兄弟》和屠格涅夫的《处女地》、谢德林的《戈洛夫廖一家》等名著，这个时期被史学家们称为长篇小说繁荣的“最后十年”。中短篇小说是应时代需要文学快捷作出反映的要求而产生的，这一时期的短篇小说名篇有托尔斯泰的《伊凡·伊里奇之死》、《克莱采奏鸣曲》；列斯科夫的《左撇子》、 《巧妙的理发师》；谢德林的《童话集》。契诃夫、柯罗连科、迦尔洵也是该时期著名的短篇小说大师。列斯科夫的作品具有浓郁的乡土和抒情气息，他以题材广泛、体裁多样、情节曲折、语言简洁而生动、且富有幽默感著称，长篇小说《大堂神父》（1872）以写神职人员的生活风貌填补了俄国文学中这一题材的空白。90年代，俄国文坛出现了一批新作家，如亚·谢·绥拉菲莫维奇（1863—1949）、维·维·魏列萨耶夫（1867—1945），亚·伊·库普林 （1870—1938）、伊·阿·布宁（1879—1953）等。无产阶级的大文豪高尔基的创作也始于此时，他继承了批判现实主义优秀传统，暴露了社会现实的丑恶黑暗，充满了为幸福和自由而斗争的浪漫主义激情。其代表作有： 《阿尔希帕老爷爷和廖恩卡》（1893）《切尔卡什》（1895）、《二十六个和一个》（1899）、《福玛·高尔杰耶夫》（1898—1899）、《马卡尔·楚德拉》（1892）、《伊则吉尔老婆子》（1895）等。在这些作品中，他揭露了资产阶级小市民的贪婪和丑恶，表现了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流浪汉、劳动者的痛苦生活和叛逆精神，歌颂敢于斗争、不畏牺牲的英雄性格。
高尔基，以及以他为代表的无产阶级作家的出现，标志着一种全新的文学即将诞生。
第二节 陀思妥耶夫斯基
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是俄国十九世纪著名小说家。他生活在俄国农奴制崩溃和资本主义制度迅速发展的转折时期。他一生饱受贫穷、疾病和流放的痛苦折磨。在他的作品中，包容着他对社会深刻入微和观察和分析、充满着紧张的思想探索和激烈的内在矛盾。他的小说代表了俄国批判现实主义社会心理小说发展的最高成就，他也以其卓越的艺术表现手法和心理刻画才能被誉为现代派小说的“鼻祖”。
费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于1821年出身在莫斯科一位医生家庭，他的父亲是一位平民出身的军医，后来才获得贵族称号，他的母亲是一位商人的女儿。在思想保守的宗法式家庭里，陀思妥耶夫斯基度过了他的童年。1834年，他进入莫斯科私立寄宿学校学习，阅读了普希金、果戈理、狄更斯等作家的作品。1838年毕业后被分配到彼得堡工程兵团工程局绘图处工作。因酷爱文学，他很快离职当了职业作家。
1854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完成了他的第一部小说《穷人》。这是一部书信体小说，它通过地位低微的公务员杰弗什金和举目无亲的孤女瓦莲卡的通信，表现了他们间真诚的爱情及其悲剧性的结局。杰弗什金是个软弱、安于天命的“小人物”，他对现实的不公平充满了愤懑，但又无力维护自己的尊严、保护瓦莲卡不受伤害，最后只能在穷困和屈辱中度过一生。小说具有鲜明的民主倾向，被别林斯基称为“社会小说的第一次尝试”。
《双重人格》是继《穷人》以后的又一部作品，发表于1846年。小说运用幻觉想象的艺术手法，表现了一位性格怯懦、忧心忡忡的小公务员高略德金的性格分裂和病态心理。在这个人物身上充分体现出“小人物”既不甘于现实的处境，又无能力和勇气抗争的矛盾心理。继《双重人格》之后，陀思妥耶夫斯基还发表了《女房东》（1847）、《脆弱的心》（1848）、《白夜》（1848）、《涅朵奇卡·涅茨瓦诺娃》（1849）等中短篇小说。这些作品着力于对人物本性和心理矛盾变化的刻画，反映了不同性格的人在严酷的现实面前失去尊严、备受凌辱的痛苦和挣扎。在这些小说中，陀思妥耶夫斯基杰出的心理分析才能已日渐展露出来。
1845年，陀思妥耶夫斯基认识了别林斯基。这对他此时的创作思想颇有影响。四十年代末，他又醉心于空想社会主义理想，并于1847年加入了反农奴制的秘密团体彼特拉舍夫斯基小组。1849年4月23日，陀思妥耶夫斯基和这个小组的成员一起被捕。陀思妥耶夫斯基作为主犯之一，因在集会上朗读过别林斯基致果戈理的信及筹办秘密印刷所被判处死刑，临刑时又改判流放西伯利亚。自1849年4月被捕至1859年底获准回到彼得堡，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流放，苦役中度过整整十年。
西伯利亚的流放生活，严重地摧残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精神和健康。在这期间，由于长期脱离俄国革命中心，他开始否定了空想社会主义的理想，并且也动摇了他过去所持的恶非人之天性的信念，认为要克服人身上那种“刽子手的特性”，只有通过基督的理想才能实现。自此，宗教思想和感情便不断地渗透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之中。
六十年代初，陀思妥耶夫斯基同哥哥米哈依尔创办了《当代》（186—1863）和《时代》（1864—1865）月刊，宣扬近似斯拉夫主义的“根基论”，认为俄国人民的“根基”是信奉上帝和沙皇，因此，应该由此出发使社会各阶级和解，在君主和教会的庇护下团结一致，而不应像西欧那样，用革命和暴力的方式解决俄国的社会矛盾。他指责革命民主主义美学中艺术应有进步内容的主张是美学上的“功利主义”。
从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初，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了 《舅舅的梦》（1859）、《斯捷潘奇科沃村及其居民》（1859）、《被欺凌和被侮辱的》（1861）、《死屋手记》（1861—1862）和《地下室手记》（1864）五部小说。其中后三部较著名。《被欺凌和被侮辱的》是一部再现“小人物”悲剧命运的长篇小说，但同时也反映了资本主义发展时期社会堕落的主题。小说叙述了资产阶级冒险家瓦尔科夫斯基公爵这个凶狠的个人主义者，为自己的利益破坏了工厂主史密斯和小地主伊赫曼耶夫两个家庭的故事。作者以同情的笔触描绘了娜塔莎和涅莉等“被欺凌和被侮辱的”的形象，向社会发出强烈的诅咒，但作者在他们身上又同时注入了逆来顺受、消极忍让的思想。《死屋手记》是根据作者的亲身经历而写出的长篇小说，它以回忆，随笔、特写等手法，描绘出一幅俄国沙皇统治下阴森恐怖的牢狱之图。在这些处境可怕、身心备受摧残的苦役犯中，大部分是农民或农民出身的士兵，他们多数是善良、纯朴、虔诚的人，也是“我国人民中最有才华和最强有力的人”（陀思妥耶夫斯基语）。他们的犯罪反映了人民与统治阶级的尖锐对立和冲突。他们的毁灭，是对社会现实的有力控拆。《地下室手记》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社会哲理小说的初步尝试，被称为俄国文学史上社会哲理小说的奠基之作。它的主人公是“小人物”的消极变种。这个退休的小官吏一生受尽欺凌，在报复无能的情况下，只好蜷伏在自我的小圈子里，进行一番道德的自我净化。这一形象后来成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同革命民主派争论的焦点。
1864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妻子和哥哥米哈依尔相继病故。虽然 1866年发表的长篇小说《罪与罚》给陀思妥耶夫斯基带来了世界性的声誉，但他却承受着债务和疾病的双重折磨。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绝望的时候，他得到了崇拜他的速记员安娜·斯涅特金娜悉心的照顾和无私的爱。他们于1867年结为夫妇。自此，陀思妥耶夫斯基必乎每年都有新作问世。1867—1871年间，陀思妥耶夫斯基曾两次偕夫人出游瑞士、意大利和德国等地。与上层反动政客的交往和同革命民主派人士的接触，使他思想上又经历了一次矛盾时期。
《白痴》（1868）、《群魔》（1871—1872）和《卡拉马佐夫兄弟》（1879—1880）便是他后期的代表作。
《白痴》描绘了农奴制废除以后彼得堡的社会生活。传统的生活准则被抛弃了，人们面临新的社会现实，思想道德失去了平衡，在矛盾冲突中，他们各自追寻着生活目标。聪明、漂亮的女主人公娜斯塔西娅·费利波芙娜的命运悲剧，深刻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金钱主宰一切的本质。梅什金公爵是作者塑造的理想人物。他既不是革命民主主义者，也不是新兴的资产者。他虽然善良而有理想，但他那基督式的爱也无法拯救这个堕落的世界。
《群魔》是一部探讨政治问题的小说，它代表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思想上消极的一面。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被作者视为俄国革命运动的思想原则，这反映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对60年代到70年代的俄国革命缺乏历史和客观的认识。
《卡拉马佐夫兄弟》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小说充满了作者对社会现实、俄国的未来以及人类的命运等深刻问题的哲学思考。小说围绕卡拉马佐夫一家的故事，揭示了性格各不相同的一家人充满矛盾、仇恨的畸形关系，是俄国社会生活的一个缩影。老卡拉马佐夫是没落贵族的代表，他身上集中了贪婪、暴戾、冷酷和无耻这一切人类社会肮脏的德性。长子德米特里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作者最终让他通过痛苦的忏悔，达到了精神上的复活和自我完善。次子伊凡先是个崇尚理性的唯物主义者，但他在历史上只看到暴力和奴役，所以放弃了自己原先的理想，而成了一个极端的个人主义者。作者为人们提供了改变“卡拉马佐夫气质”的药方，无疑又是充满宗教色彩的基督教社会主义思想。《卡拉马佐夫兄弟》一书体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矛盾，是他一生创作思想的总结。
1881年1月，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彼得堡病逝。
《罪与罚》（1866）是俄国文学史上一部重要作品。它的问世，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带来了世界性的声誉。小说以紧张、惊险的情节，描写了一个青年大学生由犯罪到最终受到惩罚的整个过程。通过这个故事，对贯穿小说始终、大学生所信奉的“理论”进行论证，讨论了十九世纪末俄国的许多社会问题，特别是思想道德方面的问题。
小说主人公、大学生拉斯柯尼科夫是个善良、聪明而性格有些古怪的人。贫困和不公平的现实使他酝酿出自己的一个“理论”，这一“理论”将人分为“平凡的”和“不平凡的”两类。为了证明自己是“不平凡的”，他计划并杀害了放高利贷的老太婆和她的妹妹。可他的行动并没有使他的思想矛盾得到解决，相反却让他陷入更加激烈的内心斗争的漩涡中。作者在书中对拉斯哥尼科夫“理论”产生的社会基础——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进行了客观的揭露并指出了这一理论的残酷和不人道，在本质上，这种“为所欲为”的理论与卢仁所奉信的公开杀人抢劫的行为已没有什么区别了。陀思妥耶夫斯基试图说明，以反抗贫困、奴役出发的暴力行为不仅不能改变现实，反而会招致自身的毁灭。索尼娅是解救拉斯柯尼科夫的“药方”，她善良、虔诚、富有牺牲精神，是人为苦难的象征。她认为拉斯柯尼科夫之所以犯罪，是因为他抛弃了对上帝的信仰。在索尼娅的感召下，拉斯柯尼科夫投案自首，在基督那苦难和爱的精神中获得“新生”。显然，这“良方”是不能将人们从苦难中解救出来的，它在强大和残酷的现实面前是缺乏说服力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将拉斯柯尼科夫的犯罪归咎于他受到虚无主义（指无神论和唯物主义）的影响，表明他对革命的认识是片面和不正确的。
《罪与罚》不仅以其深刻的思想，还以精湛的艺术手法为人们所重视。小说中那些刻画人物心理的篇章，充分显示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非凡艺术才能。他利用了内心独白、梦境、幻觉、下意识等手法，揭示出了“人的心灵深处的奥秘”，被誉为杰出的心理分析大师。在他所营造的充满悲观、孤独、病态和神秘的氛围中，人们看到了小说艺术殿堂中一朵独自开放的奇葩。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充满了批判资产阶级道德原则和反对社会革命的矛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