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学评介丛书 俄罗斯-苏联文学简史(上)-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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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节中富有不同的感情色彩，准确地传达出作者的主观情绪，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

　　托尔斯泰的出现将十九世纪俄国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推向了世界文学的前列，也为十九世纪的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列宁高度地评价了托尔斯泰的创作，他说：这位“天才的艺术家，不仅创作了无以伦比的俄国生活的图画，而且创作了世界文学中第一流的作品”。列宁的评价是客观而公允的。

　　第四节　契诃夫

　　契诃夫（1860—1904）是俄国十九世纪末一位杰出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他以自己在中、短篇小说和戏剧方面的艺术探索实践，被人们誉为艺术上的“革新家”。

　　契诃夫生活在农奴制最黑暗和1905年革命的前夕，在他的作品中，不仅充满了对旧生活的批判，更弃满对新生活的向往。他的创作在继承前辈文学传统的基础上具有开拓性的意义，对二十世纪的文学有着深远的影响。

　　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于1860年出生在罗斯托夫省塔甘罗格市一个普通商人家庭。他的祖先曾是农奴，到他祖父时才用钱买得了全家人的自由。在贫穷的家中，和父亲严厉的管教下，契诃夫度过了并不愉快的童年。15岁时，他的全家迁往莫斯科，契诃夫在塔甘罗格靠担任家庭教师维持生活和读书。1879年，契诃夫进入莫斯科大学医学系。1884年，他开始在各地行医。行医生涯使他广泛接触了社会各阶层的人们，扩大了他观察生活的视野，对日后的创作有很大影响。

　　契诃夫在中学时期就对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酷爱戏剧。在大学期间，他就以安东沙·契洪特的笔名开始在《蜻蜓》、《蟋蟀》等幽默杂志上发表作品，但由于缺乏足够的生活和创作经验，又迫于生计，他在这一时期的作品带有肤浅、缺乏思想深度和迎合时尚的倾向，这一时期的作品主要是一些滑稽故事和诙谐小品，如《在剃头店里》（1883）。1883年以后，实诃夫发表了一些优秀了短篇小说，如《在钉子上》、《胜利者的胜利》、《胖子和瘦子》、《一个官员的死》、《勋章》、《变色龙》（1884）、《普里希别叶夫中士》　（1885）等。在三千余字的《变色龙》中，作者讽刺了巡官奥楚梅洛夫这个虚伪奉迎、见风使舵的“变色龙”形象。当奥楚梅洛夫以为咬了赫留金手指的那条狗是普通人家的狗时，他扬言要弄死这条小狗并处罚它的主人；但当他听说狗的主人是将军时，立即额头冒汗，全身哆嗦。作者通过一个人对狗的态度的转变，讽刺了巡官那种“变色龙”的本性，人们可以从这个笑话里，感受到许多残酷和丑恶的东西。《普里希别叶夫中士》则借一个愚昧的沙皇军警的形象抨击了农奴制制度。在契诃夫这一时期的作品中，表现出了一个虽出身低微、但却正直的青年知识分子的自发的民主主义倾向。在作品中，作者也多有对“小人物”的描写，但作者除同情他们的悲惨境遇外，更多的是对他们软弱无力、失去自尊、卑躬屈节的指责。《在钉子上》就表现出了作者对“小人物”的厌恶。对“小人物”这一主题的挖掘在契诃夫后斯创作中也有所反映。

　　八十年代中翔，契诃夫对俄国现实的不满加剧，他的作品中开始有了一些表达下层人民悲哀与不幸的“严肃”作品。《哀伤》（1885）、《苦恼》（1886）、《音尔师》（1885）和《牡蛎》（1884）、《万卡》（1886）等，其中，以《苦恼》和《万卡》为其代表作。在这一阶段，契诃夫于1890年抱病对库页岛　（萨哈林岛）考察是他该时期生活中的重大事件。在萨哈林岛这座远东的苦役犯流放地，契诃夫目睹了社会生活中的种种苦难与灾害，使他在最阴暗的地方加深了对沙皇政府本质的认识，促使他对自己过去所信奉的托尔斯泰的“勿以暴力抗恶”的思想产生了动摇。《第六病室》是这一阶段的代表作品。小说通过对一所精神病院和病室里的各种弊病的描写，表现了俄国就是一座精神病院、一座大监狱的主题。“疯人”格罗莫夫就是其受害者之一。他本来是个有头脑的人，与“健康人”拉京医生相比，他更善于思索，更有判断力，而不正常的社会却将他视为“疯子”，关进监狱似的“第六病室”。拉京医生的形象是格罗莫夫的补充。《苦恼》是一篇充满忧伤情绪的抒情短篇小说，它叙述了一个失去儿子、整日劳累仍无法维持生计的马车夫向老马倾诉自己悲苦的情景。这个虚构、近乎荒诞的故事，比现实生活更强烈、更典型地揭示了沙皇俄国的冷酷现实。

　　1886年，契诃夫以自己的真名发表了《好人》、《在途中》两篇小说。在这两篇小说中，出现了积极进行思想探索的知识分子形象，摆脱了过去那种轻松的诙谐、滑稽的因素，表明了契诃夫的创作已开始走向成熟。在这个时期，契诃夫创作的短篇小说主要有：《乞丐》、《相遇》、《哥萨克》（1887）、《没有意思的故事》（1889）、《仇敌》（1887）和中篇小说《草原》、剧本　《伊万诺夫》（1887）以及从萨哈林群岛来后创作的《萨哈林岛》（1893—1894）。在这一时期，契诃夫小说创作的基本风格已经形成，他的《草原》充满浓郁的诗意，被人们誉为描写自然景色的杰作。

　　九十年代，契诃夫除小说外，还写了大量的剧本，为俄国的舞台带来新的活力。他的创作在这时已更富有时代气息，在继续挖掘农村生活的题材外，他还写作了反映新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探讨知识分子的出路和祖国的命运等一系列问题的作品。有代表性的作品是：小说《带阁楼的房子》（1896）、《出诊》（1898）、《农民》（1897）、《姚尼奇》、《醋粟》（1898）、《在峡谷里》（1990）、《套中人》（1898）和剧本《海鸥》（1896）、《万尼亚舅舅》　（1897）、《三姊妹》（1900）和《樱桃园》（1903）等。《农民》和《大峡谷》都是反映农村生活的作品。而《我的一生》、《出诊》等已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了新的资本主义关系，作者在作品中揭示了工厂里劳动者整日劳作却忍饥受寒、而少数人游手好闲却占有着大量财富这一不平等的社会现象，从客观上说，作者的立场是站在工人阶级一边的。　《套中人》将“小人物”的悲剧推向了极其典型化的程度。“套中人”别里科夫是个顽固、保守、束缚自己也禁锢别人的人，他把一切都装进“套子”里，是黑暗、停滞的社会生活的产物。他表现了八十年代俄国那种令人窒息的社会气氛。

　　剧本　《海鸥》是契诃夫对艺术与社会关系问题的探索。女演员尼娜经过生活中的种种磨难，最后懂得了艺术家的使命。作家特里戈林因对未来的悲观思想而放弃了自己追求的艺术。而青年作家特里勃列夫因为缺乏信仰，最后只能导致自己的艺术革新失败。《万尼亚舅舅》则描写了知识分子阶层中小人物心灵上遭受的摧残和他们在现实中的悲惨处境。万尼亚舅舅和他的甥妇索尼娅虽然辛勤工作，却没有崇高的理想和生活目标，最后变得十分悲观和消沉。《三姊妹》是契诃夫创作于1905年革命前夕的作品，它通过三姊妹的命运和性格冲突，表现了“美被无辜毁灭”的主题，在该剧中，契诃夫还表达了主人公不满现实，向往新生活的情绪，但因为他们找不到实际斗争的方法，所以，他们的议论多是空洞的。在契诃夫的最后一部戏剧作品《樱桃园》中，这种对“新生活”的呼唤才有了进一步的体现。

　　丰富的生活内容，简洁朴实的语言风格，真实的而又巧妙的艺术细节，抒情而有诗意的情绪气围，是契诃夫艺术创作的显著特点。他往往用最经济的笔墨、最巧妙的细节构思、最有感染力的气氛，勾勒、烘托出一个鲜明而又意义深刻的场景或形象。他的名言“简练是天才的姐妹”已被许多作家奉为艺术创作的原则。

　　契诃夫晚年病魔缠身，创作时时中断，1904年6月，契诃夫病情恶化，7月15日在德国的巴敦维勒逝世。

　　《樱桃园》这是契诃夫去世前的最后一部杰作。剧本描写了一个破落的地主家庭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拍卖樱桃园的故事，反映了旧的制度必将为新兴的资产阶级制度所代替这一主题。朗涅夫斯卡娅和她的哥哥戛耶夫是地主贵族阶级的代表人物，他们虽然很善良，但他们身上的地主阶级恶习却使他们在与新兴资产阶级的较量中必然失败。因为他们除了过挥霍享受、寻欢作乐的寄生生活外，已没有什么创造能力了。陆伯兴是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他具有资产者精明、强干、精力充沛、讲求实际而又冷酷无情的特点。他最后买下了樱桃园并砍伐了象征贵族统治的庄园。在青年知识分子特罗菲莫夫和安娜的身上，契诃夫看到了祖国未来的希望，他们充满朝气、充满理想，在砍伐声中快乐地告别了旧生活，以信心和勇气投向新生活的怀抱。在“你好了新生活”的欢呼声中，饱含着契诃夫对革命、对光明未来的呼唤。

　　契诃夫在戏剧方面的革新与在小说创作中所遵循的艺术原则是一致的。他的题材往往是平淡的日常生活，剧中人物也是平常的，在情节设计上，它没有传统戏剧中的冲突和高潮，情节发展平稳，但就在这种平静的、有着浓郁的抒情和象往意味的情节发展中，却透露出了人物性格和社会矛盾的尖锐冲突，表达了作者强烈的思想情绪。契诃夫的戏剧艺术探索为俄国现实主义戏剧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新的发展道路。在剧本的排演中，契诃夫与著名的导演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涅米罗维奇—丹钦科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由他们所建立的现实主义戏剧艺术体系对当代的戏剧艺术发展仍有着很深远的影响。

　　契诃夫是十九世纪有世界影响的俄国作家，他是俄罗斯文学中唯一以短篇体裁创作为主登上世界文坛高峰的人，而他又以他那具有独特风格的戏剧作品，成为世界著名的剧作家。

　　第五节　民粹派文学

　　民粹派文学是俄国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一个独特的文学现象。它与民粹派运动同时出现，它是民粹派作家们在直接观察人民　（指农民）生活后，创作出的反映民间生活（农民生活）的作品。它是在一定的政治主张下所进行的文学实践。

　　民粹运动是七十至八十年代席卷全俄的一场社会政治运动。它的动力是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但也包含着斯拉夫主义、宗教情绪和民族主义倾向。

　　在众多的团体中，影响最大的是“土地与自由社”（1876），其主要成员有米哈依洛夫斯基、普列汉诺夫等。1879年，因意见分歧，“土地与自由社”分裂成“民意党”和“土地重分社”这两个组织。其分歧的焦点在于政治斗争是否要采取恐怖手段这一问题。“民意党”认为恐怖能为革命开辟道路，1881年3月1日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被刺，就是他们的壮举。“到民间去”是民粹派运动中最有意义的行动。在资本主义势力的冲击下，民粹派手足无措，他们回过头把俄国的村社制度现想化，竭力维护村社和劳动组合的原则，他们视作为群体的农夫为崇拜对象，农民成了知识分子们的希望、骄傲、怜悯、悔恨、艺术偏见和革命理想所寄托的唯一目标。他们的社会理想是，依靠俄国的村社，绕过资本主义而进入社会主义。在这种精神的指导下，民粹派的成员们纷纷走向“民间”，去乡村或工厂。民粹派还将希望寄托在知识分子身上，试图通过他们在民间的宣传和启发，号召农民推翻沙皇的专制统治。

　　在民粹派运动的高潮时期，出现了民族文化的繁荣，绘画中的“巡回画派”，音乐中的“强力集团”，都是民粹主义思想贯彻到人们生活和艺术创造中的反映。

　　民粹派作家们将文学行为理解为“为民众”，他们认为他们的文学能够表达他们对社会矛盾的理解，能激励人们起来革命。他们的作品总是以批判的态度观察社会，去描写农民生活的各个方面，揭示他们的内心世界。

　　特写是民粹派作家运用得最多的一种体裁。因为特写能够真实地表述生活中作家们所经历的事件和体验到的情感。

　　民粹派作家的代表人有：格·乌斯宾斯基，尼·伊·纳乌莫夫、巴·符·扎素季姆斯基、尼·尼·兹拉托夫拉茨基、卡罗宁—彼特罗帕夫洛夫斯基等。他们的作品以特写和中短篇小说为主，其表现的对象是农民或进步的知识分子。

　　尼·伊·纳乌莫夫　（1838—1901）是民粹派作家的主要代表。他出生于西伯利亚。他的作品中有揭露富农、商人和官僚剥削阶级压迫农民的《农村小商》　（1871）和短篇《机灵的女人》（1872）。在这些作品中，鱼商、小店老板成了新的剥削者，作者认为只要把这些人消灭了，天下就太平了。在纳乌莫夫的笔下，与剥削者进行斗争的结果只是失败。如《农民的选举》中，贝奇科夫本来率农民同富农斗争，结果他自己被逐出了村子。他的代表作品还有《农村公社的统计》（1873和《受迫害的人》等，这些作品表现了很真实的日常生活，具有民主主义倾向。

　　巴·符·扎索季姆斯基（1843—1912）是重要的民粹派作家。他的代表作品　《斯摩林村的编年史》（1874）表现了农村中贫富对立、阶级分化和村社的毁灭。农民用自己的辛勤劳动养活了富农，但他们自己却吃不饱、穿不暖。他们受尽了富农的剥削，他们为富农做工，然后用高价在富农开的店铺买日用品，直到花掉最后一个戈比。季米特里发动大家和富农斗，最后自己却遭富农的陷害，当他被捕入狱时，富农却把他所经营的一切据为己有。在作者笔下，季米特里的努力失败了，这说明走村社的道路是不能彻底解除农民的痛苦的。

　　格·伊·乌斯宾斯基　（1843—1902）并不是一个彻底的民粹派作家。他的作品并没有将“村社”理想化，并从资本主义渗入、农村的分化、个性的觉醒这些方面反映农村生活。在《农村日记》（1877—1880）、《农民和农民劳动》（1880）和《土地的威力》（1882）等作品中，他还揭示了农民非但没有集体主义，而且还有自私的本性。在农村里，资本的权力逐渐代替了土地的威力，他描绘了资本主义给人民带来的种种灾难，描绘了他们是如何把一切变成商品的。《遗失街风习》（1866）是乌斯宾斯基的成名作。它通过细致的勾勒，将遗失街的全貌展示在了我们的面前。有的人在受着苦，有的人在发着财，遗失街上的一切仿佛都已被扭曲、被毁灭了。这部特写集具有深刻的思想和独特的人物性格，是一部难得的写真集。

　　乌斯宾斯基曾在七十年代几次出国，亲身观察西方人的生活方式，这都表现在他那本对西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的特写集《罪孽深重》中。在这本集子中，乌斯宾斯基塑造了一个资产者的形象。他践踏着人类一切美好的东西、制造种种垃圾。作者在书中还对资本主义社会的金钱关系进行了人格化的描写。

　　七十年代末，对资产阶级文明彻底失望的乌斯宾斯基将自己的生活同农村联系在了一起，他从国外回来后便迁居诺夫戈诺德省沃尔霍沃的丘陵村。1878年，他还在农民放款储蓄公司当过会计。1881年，他在楚多沃车站附近的夏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