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的冒险-第2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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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就是：在1989年时，洛杉矾—长滩成了美国最繁忙的港口，有迹象表明：其领先地位还处于增长状态。这是一个极大的讽刺。你看，纽约的建立是由于它有大海港，而洛杉矶却位于内陆20英里处，在1914年人工防波堤完工之前，还没有一个海港。尽管如此，在21世纪里，洛杉矶恰好位于正确的位置上（太平洋），而纽约却不是。
正如人们所说的，这就是地段、地段和地段啊！
第八部分：“他们发现金钱作为武器同样锋利而且更有效”伍尔沃斯的大教堂（1）
我遇见一个来自中国的旅客，
他说：有两只断落的巨大石腿
站在沙漠中……附近还半埋着
一块破碎的石雕的脸；他那皱眉，
那瘪唇，那威严中的轻蔑和冷漠，
在表明雕刻家很懂得那迄今
还留在这岩石上的情欲和愿望，
虽然早死了刻绘的手，原型的心；
在那石座上，还有这样的铭记：
“我是奥西曼德斯，众王之王。
强悍者啊，谁能和我的业绩相比！”
这就是一切了，再也没有其他。
在这巨大的荒墟四周，无边无际，
只见一片荒凉而寂寥的平沙。
雪莱《奥西曼德斯》（查良铮译）
自从人们的技术开始允许之后，有权势的人就开始在石头上寻求不朽。他们也知道，从事物的本质上讲，他们的事迹虽然重要，但是还是如同朝露，所以他们希望他们的坟墓、雕像和豪宅可以提醒这个世界能够知道他们曾有的伟大。雪莱，在他著名的神出鬼没的十四行诗中，说明了这种思想的本质性无聊，但是，这一点也没有能够阻止人们在自己的记忆中树立起丰碑。
在工业革命之前，政治和军事的征服，是通往权力的主要途径。随着蒸汽机的到来，人们追逐权力的选择工具，开始有了改变，他们展示其权力的方法也发生了变化。军事征服的机会缩小到几近于零，但是在商业中赚大钱的机会有了很大的扩展。
早在1868年时，詹姆士·戈登·班尼特在《纽约先驱报》上观察到有多少事已经改变了，而有些事物依然保持着不变。“在现代政府的形式下，随着人们的能力和智慧的提高，”他在社论中写道，“人们已不再试图用剑来进行统治了，但是，他们发现金钱作为武器同样锋利且更有效；而且，原有的对权力的渴望也未有任何的丧失，他们就试图对人们建立起金钱的独裁。”
如果工业革命所创造的财富从未达到“金钱的统治”，那当然就允许为新财富的创造者们的光荣建立起数量空前的纪念碑。建造一个合适的豪宅常常是第一步。19世纪时，纽约第五街也慢慢地蔓延开来，大厦在到处炫耀，每一座大楼比以前更雄伟、更精细，都是极好的例子（都是按着雪莱的说法，而今大部分也都消失了）。
科尼利厄斯·范德比尔特在他那个时代，是美国铁路的王中王，也是世界上最富有的白手起家的人。他住在华盛顿区很舒服的繁华市中心里的相对一般的房子里，并将第五街留给他的子孙们。但是，他还是不能完全拒绝使自己名垂千古的诱惑。1896年时，他为他的纽约和哈得孙河铁路公司在下曼哈顿建了一个新的货仓，他还为自己准备了巨大的纪念碑作为这个建筑物的组成部分。这只是他的一个自传而已，用10万磅铜来镌刻。这个建筑物的山墙，有30英尺高，150英尺长，上面满是对自己的描述，用了高级的浮雕，说明了范德比尔特在船舶公司和铁路公司的工作经历。这些都位于他的船队队长的中央雕像的两侧，雕像整整高12英尺，重为4吨。
即使在其揭幕之前，吃惊的《纽约先驱报》就评论说：“尽管它不如金字塔那样巨大，也不如罗德岛的巨像那样壮丽，但是，它会做到的。”（啊，范德比尔特的纪念碑，同样也遭受《奥西曼德斯》中雕像一样的命运。今天，只有中央雕像幸存了下来，放置在中央火车站的前面。）
幸亏是正常死亡，范德比尔特用铜像来表示其自尊自大的现象，在19世纪的富豪中是一个特例。除了为自已树一个塑像之外，有钱人大部分是将他们的名字与某个巨大的有用的事物联系在一起，这些事物为公众服务，也表现了它们的创造者们的虚荣心。单单纽约城就充斥着这样的东西：卡内基音乐厅、库珀联合、洛克菲勒大学、佩利公园和惠特尼&古根海姆博物馆，比比皆是。
但是，弗兰克·温菲尔德·伍尔沃斯，是他那个时代最大的商人，也像范德比尔特一样，在那个镀金时代的纪念碑建造者中也是一个例外。与范德比尔特一样，他并没有对慈善事业作出多少贡献。他也赚了很多钱，每一刻都有进账，而且他也习惯于小心地看护他的钱。他的身价为6 500万美元，如果他看到一刻钟的时间无法解释，而这会使他的钱袋有所损失，他就特别想让他的雇员加班加点。
对于伍尔沃斯来说，造一个像范德比尔特那样巨大的纪念碑还不够，或者造一个像卡内基音乐大厅那样既雄伟又有用的建筑也还不够。甚至，像纽约公众图书馆那样的既雄伟又有用又美丽的建筑物，这也还不够。
第八部分：“他们发现金钱作为武器同样锋利而且更有效”伍尔沃斯的大教堂（2）
他希望他的纪念碑要具有以上所有的特点，还要能够赚钱。这个创造了专售廉价物品的商店的人，总是想建一个能够赚钱的纪念碑，可以使他的名字一直流传下去。
伍尔沃斯的天才，就是可以看到零售业的细枝末节。在1879年时，他借了410美元，在宾夕法尼亚州的兰开斯特开了一间店，从此开始了他的事业。他存储了“美国人常用的物品”，针头线脑、便宜的锡制炊具，这些都是火车时代到来之前小贩们走街穿巷时所到处兜售的东西。伍尔沃斯的商店里没有一件东西能超过5分镍币，所以，他立即取得了成功。到这年底，他已有了两个店面（这时他将价格上限确定为10美分，因此就称之为“5分钱—10分钱连锁店”）；到1889年时，有了12家，到1899年时，有54家。到1909年时，他拥有了238家店铺，伍尔沃斯成了美国零售业里最著名的人物。
到那时，伍尔沃斯已成了相当有钱的人，他体面地住在第五街的大厦里，可是他却还不满足。尽管他的名字就是价值与效用，当然，不可避免地，也与便宜联系在一起，所以伍尔沃斯对此很是敏感。在1905年时，伍尔沃斯将公司移到了纽约豪华的新办公室里，他非常高兴“5分钱—10分钱的生意，不再是叫卖小贩的勾当了”。但是，这些办公室是租来的，也不属于公司。伍尔沃斯想要他自己的大楼，一个真正的大楼，可以向全世界展示他—伍尔沃斯的荣耀。
尽管他认为伦敦的国会大厦是全世界最美丽的建筑，他也希望自己的大楼是一个哥特式的建筑，但是，他同时还希望他的建筑物是一个幢摩天大楼。
在19世纪末时，出现了钢结构和电梯这两种技术，从而也使摩天大楼的建造成为可能。砖瓦房最多不能超过10层，因为墙体的厚度不足以支持那么大的高度。但是钢材可以高耸入云。1889年时又出现了电梯，这也使得无限制的垂直运输成为可能，纽约、芝加哥以及其他地方的建造业就开始建造这样的建筑了。
到20世纪初，每隔几年，就出现一个新的“世界最高建筑”，1903年时，“空中轮廓线”这个单词也进入了英语中。到1909年时，世界上最高的建筑物是纽约麦迪逊区的都市生活塔，高为700英尺，造型取材于威尼斯的圣马克钟塔。
伍尔沃斯开始在百老汇购买土地，贯穿了城市大厅公园的南端，他雇佣了建筑师卡斯·吉尔伯特，他在西六十街所设计的60层的哥特式建筑，伍尔沃斯很欣赏。但是，在吉尔伯特的鼓动之下，伍尔沃斯的想法开始膨胀了。这个建筑师派出了调查人员去调查都市生活塔究竟有多高，然后又告诉他的雇主，伍尔沃斯大楼这座世界上最高的大楼必须有多高。伍尔沃斯很清楚广告的价值，很快也就同意了这一想法。吉尔伯特最后设计了一个792英尺的高楼。这座大楼在1913年完工，这一高度记录一直保持了整整17年，直到1930年的克莱斯勒大楼超过了它。
伍尔沃斯对零售业非常了解，但是对建造摩天大楼这件事却是一无所知，他紧紧地监督着每一件事，与吉尔伯特和承包商刘易斯·霍罗威茨的关系搞得很僵。有一次，他想知道为什么工程项目上的“任命一个接线员”的某些人，要付每天2。5美元的工资。他甚至还建议说，既然吉尔伯特和声望很高的霍罗威茨有幸与这幢声望很高的大楼联系在一起，那么，他们就应该削减其佣金（不用说，他们并没有这样做）。
伍尔沃斯对成本控制特别感兴趣，因为这是个人所有的大楼，想将其中的房子租给伍尔沃斯公司、欧文国家银行及其他的公司。而且，他还是用现金支付整个项目的开支，总值为1 350万美元。这幢大楼—是纽约摩天大楼中独一无二的—从未使用抵押贷款。但是，像伍尔沃斯总是小心地看护着他的钢蹦儿一样，他也不怕花必要的钱以获得高质量。
伍尔沃斯确实获得了高质量。在他的大楼完工之后，他就马上到处宣称这是一个杰作，他很满意。吉尔伯特追随着路易斯·萨利的指引，即：摩天大楼应该是一个“值得骄傲的、迅速发展的事物”，而蒙哥马利·斯凯勒，作为他那个时代的主要建筑学评论家，也赞叹不已。“它是怎样地裂开了苍天啊，当它在正午闪闪发光时，就如同天宫上的一道光环，”他写道，“当它如同模糊的鬼影、如破晓的光线或拂晓的薄雾一般迫近人们时，是多么地让人难忘啊。”
从此，再也没有人说模棱两可的话。今天的主要建筑学评论家保罗·戈德伯格，说伍尔沃斯大楼“具有莫扎特式的质量，这样一个坚固且自信的建筑物，有着光辉、优雅的质感”。现在，它是纽约城的里程碑，每一个纽约人都希望奥西曼德斯的诅咒永远地放过伍尔沃斯大楼。
同样地，当他的建筑物马上成了世界著名建筑，并成了纽约城最重要的旅游点，出现在无数的海报中时，伍尔沃斯一定也很高兴。一年有20万人来参观这个大楼，并付钱从观光层上望。（现在，它排在纽约最高建筑的第十四名，其观光层已经关闭了很多年。）
但是，我猜想使伍尔沃斯最感快乐的应该是这座“商业的大教堂”，既雄伟又有用且美丽，马上就为他的投资带回了6％的回报，这是一个很不错的固定回报。
第八部分：“他们发现金钱作为武器同样锋利而且更有效”意外的结果（1）
无论在何处，意外结果的定律，都不如人为法律的结果那样明显。消灭罪恶的朗姆洒的禁令，被认为是可以减轻贫穷和疾病的，可是却又产生的阿芳斯·卡蓬。再近一些，环境法常常服务于那些并不是关心环境问题而只是关心自家后院建了些什么的人。
在早期的《环境法》中，有分区法律，这种法律长期以来就是由那些追求自身利益的人所推动实行的。譬如，在20世纪70年代，纽约成立了一家限制严格的私人俱乐部，利用分区法，一点也不夸张，像一个神奇的炼丹炉，将俱乐部会所房顶上的那一片稀薄的空气变成了500万美元。
分区法本身就是因为钢结构和电梯（这二者第一次出现在19世纪80年代）的意外结果而产生的。在那时，楼层最多不超过6层或7层，而现在，建筑物可以达到任意的高度。
在1915年时，百老汇120号的平等大楼正好建在华尔街的北面。建平等大楼是为了利润最大化，目的很明确简单。这幢大楼填满了整个街区，从建筑线以上，它笔直而起，直达40层。自然地，马上就引来了一片抗议声，说如果这样的建筑物越来越多的话，纽约的街道将会变成一道再也没有阳光的峡谷。因此，在1916年时，就产生了第一部分区法，毫无疑问，这是要使曼哈顿成为更适合居住的地方，而不是变成想像中的峡谷。
几年后，纽约的区划越来越精细了。大型建筑物的建设需要与市里谈判，要对公众的舒适进行补偿，如小型的公园，或地道入口。毗邻的层数少而没有电梯的建筑物，可以出售它们的“空气权”，这样，才有可能建设更高层的建筑。建设方案不仅要市政当局方面的批准，还要得到当地社区委员会的同意。
当然，所有这一切，都只能使本来就充满着风险的行业更为复杂。房地产，特别是处于大城市的密集商业中心的房地产开发，可能比其他的行业更受制于商业周期的反复无常的行为，因为订货至交货的时间，即从大量资本处于风险状态之中的时候，到收入开始从房客那里回流的时候，可能需要好几年的时间。
大片的建筑用地常常是几十块小地方拼凑起来的。老的房屋要搬迁。计划书、许可证、特别许可弃权证书以及特殊立法，都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法律诉讼，有时可能还有很多的法律诉讼，必须要处理。实际的施工时间可以用一年或一年多的时间完成。在每一个阶段，都需要越来越多的资本进入。但是，在整个项目完成之前，是没有任何收入的。
因此，第一流的城市房地产，可不是业余人员或弱智者的游戏。而这恰是费希尔兄弟公司所犯的错。这是纽约的一家大型房地产公司，在20世纪70年代，它想在拉奇特网球俱乐部的公园街俱乐部会所的后面建一座新写字楼，它还以为它可以处理好这件事。
拉奇特网球俱乐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875年。从其开业之时起，这个俱乐部的会员是由原纽约社会的具有更多运动头脑的男性成员所组成的。它的俱乐部会所，是意大利文艺复兴式的雄伟壮丽的建筑，由麦金、米德和怀特公司设计，1918年建造于公园街和五十二街。这个使人愉快的环境有客房、餐厅，还有舒适的洒吧，在洒吧里人们可以玩非常严格的西洋双陆棋以获得赌金，还有各种各样的室内拍球戏球场，包括一种6人左右一组的场内网球的球场。（这种游戏有些像壁球，而它最好的地方就是你只需要将球拿起来，你就自动进入了全国的前100名。）
在兴建这个俱乐部时，位于中央车站北面的公园街与那些有钱人（更准确地说，是将来会加入该俱乐部的人）的公寓房离得很近。到20世纪60年代时，公园街的这一地块发生了改变，古老的公寓建筑已经让路给那些高耸的写字楼了。
除了会员的影响之外，到20世纪70年代时，俱乐部的财政出现了困难，大部分原因在于对它的主要房地产的税负巨幅增大了。如果它还想保留在老地方，就需要筹集到资金。拉奇特网球俱乐部认为它从费希尔兄弟公司的项目上看到了希望。
费希尔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