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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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在这些国家，并不存在着可靠的经济统计数据，他们三人中没有一个人能够掌握在这些国家进行经济预测的方法。
然后他又对我说，除此之外，他们都觉得不可能按合同规定完成他们的使命，合同要求他们到遥远的国度，像厄瓜多尔、印度尼西亚、伊朗和埃及等，并亲自与当地领导人会面，向他们提供针对该区域经济发展的特征所作的评估报告。
他们中有一个人被派到巴拿马荒芜的村庄，结果弄得精神失常，后来不得不由巴拿马警察护送到机场，坐上返回美国的飞机。
“尽管在厄瓜多尔你没有取得具体的经济数据，但从你的来信中，我觉得你是非常努力的。
你在厄瓜多尔那样的环境里都能待下去，可见你在其他的环境里也不会有问题。
他还告诉我说，他已经辞退了一名经济师，如果我愿意到美因工作，他会解雇另外两个人。
就这样，1971年1月，我在美因公司得了经济师的称谓。
那年我26岁——征兵这种事情再也轮不到我的头上。
我向安的家人征求意见，他们都鼓励我接受这份工作，我想这应该也是弗兰克叔叔的态度吧。
我回想起他曾提及我可能最后要到私人企业工作。
尽管没有任何事实可以证明，但毫无疑问的是，我能在美因咨询公司得到这份工作，肯定是3年前弗兰克叔叔安排的结果，当然还有其他原因，如我有在厄瓜多尔生活的经历，以及我愿意动笔撰写那个国家的经济和政治报告。
接下来的几个星期我一直头脑发热，自负得几欲膨胀。
第12节：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12）
我只不过是在波士顿大学读了个学士学位，根本就不可能在那样高级的咨询公司获得经济师的头衔，但是我得到了。
我知道许多大学同学在成功逃避参军之后，继续攻读工商管理硕士（MBA）或者其他硕士学位。
如果他们知道我现在的头衔，也许会嫉妒我吧。
我想象着自己是一个闯劲十足的秘密间谍，只身前往异国他乡，躺在豪华酒店的游泳池边晒太阳，身边围绕身穿比基尼、举着马提尼美酒的美女。
当时的确是种幻想而已，但在之后的许多时候这种幻想也在我身上应验了。
虽然我的职称是经济师，但是我发现我的工作远远不只是做评估和预测那么简单，事实上，我的工作与詹姆斯 ？ 邦德（James Bond）（电影《007》中的男主角）差不多。
截然不同的耶稣
我的脑海里不断涌现出那天晚上达朗在万隆表演木偶戏的情景，那个漂亮的英语系女生的话也时刻萦绕在我的耳边。
那个晚上的经历，让我的思想跃升到另外一个层次。
当然我还不至于完全忘掉我们到印度尼西亚所肩负的任务，只不过，此刻我的反应完全被情绪所控制。
通常我都能够找到很好的理由让自己冷静下来——从历史事件中寻找慰藉，或者是完全依靠个人的自制力控制情绪。
我觉得自己所做的一切都出于人之常情——艾纳、查理、我和其他所有人在做的，都是作为一个男人应该做的事情：赚钱养家活口，照顾自己以及亲人。
与那一班印度尼西亚年轻人的讨论，逼着我要正视问题的另一方面。
透过他们的眼睛，我意识到，美国所谓的援助政策对于帮助像印度尼西亚这样的国家的人民来说是毫无用处的，并且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目光短浅的。
从当前的形势来看，要搜集用于经济预测报告的资料，我就必须到雅加达去。
我把空闲时间都用来思考这些问题，并将这些写成日记。
我在雅加达的街道上溜达，不时向街头的乞丐施舍一些零钱，我还尝试着去接近麻风病人、妓女和街童，与他们聊天。
同时，我开始反思外国援助的本质。
究竟在帮助不发达国家（LDCs）减轻他们的贫穷与困难的过程中，发达国家（DCs，世界银行的术语）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才合理？我还想知道，外国援助究竟什么时候是真诚的，什么时候只不过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贪婪与私欲。
事实上我已经开始怀疑这种援助究竟是不是真正的利他主义，如果不是的话，这种状况要怎样才能改变。
我肯定，像美国这样的国家有能力帮助全球受疾病和饥饿困扰的人，可我也同样肯定，我们采取援助政策的目的很少是帮助这些受苦的人——如果美国曾经也有过帮助他们的念头的话。
第三部分
第13节：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13）
我也总是在问我自己：即使美国援助外国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帝国主义，难道这就是不道德的吗？我发现自己时常妒忌像查理那样的人，他们对我们国家的制度绝对信任，所以他们不遗余力将美国的政策强加给别国。
我怀疑，地球上有限的资源能否让全世界人都过上像美国人那样富裕的生活，实际上，在美国境内也有千千万万居民生活在贫困之中。
另外，我也并不十分清楚其他国家的人是否真心想要过上和我们一样的生活。
美国国内关于暴力、经济衰退、滥用毒品、离婚和犯罪的数据也说明了：尽管我们是历史上最富有的国家之一，但我们也可能是最不快乐的人之一。
那么，为什么我们要强迫别人模仿自己？
也许这些问题克罗汀早已给了我提示，但我还是不确定，她要告诉我的究竟是什么。
我在日记中写道：
在美国，还有没有人是清白无辜的？我们国家绝大多数的人，都是靠剥削发展中国家来维持我们的美好生活——当然，获得最多好处的是处于社会经济体制金字塔最顶端的人。
我们赖以生存的丰富资源和廉价劳动力都来自于印度尼西亚这样不发达国家，而他们得到的回报却少之又少。
外国援助发放巨额贷款只能确保发展中国家人民的子孙后代都变成美国的“人质”。
这些国家不得不让美国公司肆意开采他们的自然资源，也不得不忍痛把国内教育、医疗和其它社会设施建设计划放在一边，而是首先偿还我们的债务。
但实际上，我们的公司已经从发电站、机场和工业园等建设工程中回笼了绝大部分资金——尽管计算贷款的公式中并没有算上这些钱。
难道“大部分美国人都不知道”的借口就意味着我们是无罪吗？也许有人会说“不知情”，也许因为有人故意误导，总之有很多借口，但能说你是无辜的吗？
当然，我不得不去面对这个事实，尽管我也是“不知情者”中的一个。
全世界范围内的圣战——这个词让我感到不安，可是我思考得越多，我就越肯定它迟早会发生。
在我看来，如果有一天伊斯兰圣战真的发生了，那会是一场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战争，而不是穆斯林与基督教徒之间的斗争，只不过走在最前沿的是穆斯林而已。
我们这些发达国家消耗大量的自然资源，而发展中国家却是自然资源的供应者。
由此可见，殖民主义时期的重商体系卷土重来，众所周知，这种体系的特点是强权掠夺，像海盗一样对手无寸铁的人进行抢掠。
我并没有随身携带汤因比的书，可我学过的历史知识也足以让我明白：那些被剥削、被压榨的人们，总有一天会奋起反抗。
第14节：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14）
只需回顾一下美国的独立战争，汤姆 ？ 潘恩就是一个绝好的典范。
我记得历史书指出，在殖民时期，英国以向殖民地提供军事保护、帮助殖民地居民对抗法国和印第安人为由，向他们征税，而殖民地居民对此却有着截然不同的阐释。
潘恩在他那本出色的《常识》（mon Sense）①中，向他的同胞展现的就是我遇到的年轻的印度尼西亚朋友们所说的灵魂——一种意识，一种对至高权力的信念，也是一种对自由和平等的信仰，这种信仰与英国的君主专制以及杰出人物的统治论等截然不同。
穆斯林所体现出来的也一样：对至高权力的虔诚，他们认为发达国家无权压制和剥夺其他国家的灵魂和信念。
像独立战争时招之即来的民兵②一样，穆斯林一旦遭受威胁便立即奋起为维护自己的权力而斗争。
然而，我们却如18世纪70年代的英国殖民者那样，将这种反抗行为称之为“恐怖主义”。
我想知道，如果美国及其盟国将所有用于殖民战争——如越南战争上的钱都用于消除世界贫穷和饥荒上，用于包括我国人民在内的全球所有人的基础教育和医疗上，我们的世界将会是什么模样？我想知道，如果我们致力于为人类减轻痛苦，保护河流、山川、森林、空气以及人类灵魂和肉体赖以生存的一切，我们的后代将会多么感谢我们。
我不相信，美国的开国元勋当年所展望的对生存权利、自由和幸福的追求，仅仅为美国人而存在。
而现在，我们为什么还想要去建立我们的国父们当年曾苦苦反抗的帝国主义国家呢？
在印度尼西亚的最后一晚，我从梦中惊醒。
我坐在床上打开灯，看着洲际酒店房间里熟悉的一切：桌椅、蜡染的编织画以及挂在墙上用相框装裱起来的木偶。
刚才的梦境仍然浮现在我的脑海中。
我看见基督站在我面前。
我小时候每天晚上临睡前都要对着基督像祷告，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他。
刚才梦见的基督与儿时看到的那个基督非常相像。
不同的是，我儿时看到的基督是白皮肤、金发，有一双碧绿色的眼睛，而我现在看到的基督，却披着黑发，皮肤黝黑。
基督弯下腰，把一件东西放到他的肩膀上。
我想那应该是个十字架，可是我却看到一个汽车轮轴，上面的轮圈向四周突出，在他的头顶上形成一个金属“光环”，润滑油像鲜血一样从上面滴下来，落在他的额头上。
他站直了身体，凝视着我的眼睛，开口说：“如果我现在出现的话，你将看到一个截然不同的我。
”
我问他为什么。
“因为，”他说，“世界已经改变了。”
第15节：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15）
墙上的时钟提醒我——黎明快来了。
我知道我再也睡不着，于是我起来穿戴整齐，坐电梯到下面空荡荡的酒店大堂，慢慢走进游泳池旁边的花园里。
皓月当空，空气中弥漫着兰花的淡淡幽香。
我找到一张长凳坐下，冥思苦想，为什么我现在会在这里，为什么我会走上这样一条路，为什么偏偏是印度尼西亚？
我尝试与安和解，我在返回美国之前去了一趟巴黎，与她一起度假。
可就连在巴黎的假期里，我们也还是不断争吵。
尽管我们的相处也非常愉快，但我们俩逐渐明白，长期压抑的愠怒和怨恨已经形成了我们之间不可逾越的障碍。
除此以外，我还有这么多不能向她坦白的秘密。
我唯一可以倾诉的对象只有克罗汀了，我常常想起她。
安和我乘坐的飞机在波士顿的洛根机场（Logan Airport）降落，我们一起坐出租车回到“后湾”住宅区，下车后我们分道扬镳，各自回到自己的公寓里。
士兵与妓女
饱餐了美味的牛排，喝足了啤酒之后，我们离开了餐馆，走在黑暗的街道上。菲德尔建议我以后千万不要再到这条街上。“你要来这里的话，坐个出租车径直到前门。”他指着一边，“就是那里，在围墙上面，那里是运河区。”
他继续往前开车，在一个停着许多车辆的空地上，菲德尔把车停了下来。一位老人步履蹒跚地向我们走来。菲德尔下车，走上前拍拍老人的背，然后很亲切地摸了一下自己的车的挡泥板。
“好好照料她，她就是我的女人。”他递给老人一张钞票。
我们沿着一条小径走出了停车场，转到一条灯火通明的街道上。两个小男孩儿从我们身旁跑过，他们手里握着一根棍子，指着对方，他们像是在玩射击游戏。其中一个小男孩——他的头顶只及菲德尔的大腿高——不小心撞到菲德尔的腿。这个小男孩停下来，往后退了几步。
“对不起，先生。”他喘着气，用西班牙语说。
“可是，你得告诉我，你和你的小朋友在向谁开枪呢？”
另一个男孩向我们走过来，他伸出手臂搂着撞到菲德尔的那个男孩儿。“我的弟弟，”他解释说，“对不起了。”
“没关系，”菲德尔微微地笑了起来，“他没有伤到我，我只是问你们俩向谁开枪呢。我想我小时候也玩过这种游戏。”小兄弟互相对望了一下，年纪较大的那个笑了。“他是运河区的外国佬将军，他想强奸我们的妈妈，我要收拾他，把他送到他该去的地方。”
菲德尔偷偷看了我一下，问道：“那他该回哪里去？”
“回家，美国。”
“你妈妈在这里工作吗？”
第16节：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16）
“就在那儿，”弟兄俩蛮自豪地指着街道的霓虹灯，“她是酒吧侍应。”
“继续玩吧，”菲德尔给他们每人一个硬币，“不过要小心点儿，最好不要在这么黑暗的地方玩。”
“好的，谢谢你，先生。”他们跑了。
我们继续往前走，菲德尔对我说，巴拿马法律禁止国内妇女当妓女。“她们可以在酒吧当侍应，可是不能出卖她们的肉体。只有外来人才干那种事。”
我们走进一个酒吧，这里播放着震耳欲聋的美国音乐。这让我很不适应。两个身材魁梧的美国士兵把守着大门，他们制服上的标志表明他们是宪兵。
菲德尔带我走到里面，我们眼前出现了一个舞台。三个年轻的女孩子在那里跳舞，她们除了头顶上戴着帽子外，可谓全裸。其中一个戴着水手帽，一个带着绿色的贝雷帽，另外一个戴着牛仔帽。她们身姿曼妙，满面笑容，她们似乎在玩着某个游戏，又似乎在进行着一场选美比赛。那音乐、那舞姿、还有那舞台，简直就像回到了波士顿的迪斯科舞厅，唯一的区别是她们一丝不挂。
菲德尔领着我经过一群讲英语的年轻人身边。尽管他们身穿白T恤，可是从他们理的平头可以看出，他们是来自运河区军事基地的士兵。菲德尔拍了拍一个女服务生的肩膀。她转过头来，高兴地尖叫一声，张开双臂拥抱菲德尔。那一群讲英语的年轻人看着这一幕，不以为然地互相对望。我想他们是不是把“天定命运论”也用在了这个女人身上。那个女服务生将我们带到一个角落，她不知道从哪里弄出来一张小桌子和两把椅子。
我们坐了下来，菲德尔用西班牙语向旁边那张桌子的两个男人致以问候，他们不像其他的士兵，而是穿着印有图案的短袖衬衣和皱巴巴的长裤。刚才那个女服务生回来了，给我们带来了两杯巴波亚啤酒。她转身离开的时候，菲德尔拍了拍她的臀部，她转头抛给他一个飞吻，我向四周看了看，那些年轻人不再盯着我们，我的心里顿觉轻松，他们都被那些舞女吸引过去了。
来这里的人多数是讲英语的士兵，也有一些别的人，像我们旁边坐着的那两个男人显然是巴拿马人。头发的颜色是最明显的区别标志，还有就是他们不穿T恤和牛仔裤。这些巴拿马人有的坐在桌子旁边，有的靠着墙站着，但看起来高度警觉，就像是看护着羊群的牧羊犬一样。
台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