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皇帝的五种命运-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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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核实，没有任何事实，纯属误杀。
３． 过分自尊，不择手段追求权利，有强烈的出人头地愿望。自我评价太高，认为自己一贯正确。事业上一般比较成功。
患者智商很高，反应敏捷，为人精明，思维周密，精力充沛。因从小经历挫折较多，耐挫能力较常人为强。患者有着强烈的出人头地的愿望，心理上有一种以事业成功来弥补卑贱出身并报复早年所受伤害的潜意识，故对事业异常投入执著，对其他事物，如娱乐、友情、家庭生活均无强烈兴趣，每天平均工作时间在十四个小时以上。他以铁汉自诩，把自己的残忍、无情当成超人的品质。为了事业，他多次背信弃义，比如杀害岳父郭子兴的儿子郭天爵，杀害自己的大批战友，甚至杀害自己的妻子李淑妃。
按李淑妃是太子朱标的生母，为人明敏，“事上有礼，抚下有恩，遇事有断，内政悉委之”，可谓是患者的“贤内助”。在马皇后去世后代理皇后职责。患者四子朱棣为谋帝位，曾拉拢利诱她，她委婉谢绝：“妾备位嫔妃，所任者，浣濯庖厨之责也，储位大事，非妾所知。”此事被朝中传为佳话。（《西园见闻录》、《明史·李淑妃传》）
洪武三十年（１３９７年），患者得了一场大病，以为自己将去世，因担心历史上母后临朝的事重演，把李淑妃的哥哥叫来，叫兄妹相见，说“你跟随我几十年，朝夕在左右尽心尽力，所以叫你们兄妹相见，尽尽骨肉之情吧”。李淑妃明白这是赐自己死，遂上吊自杀。患者扶尸而哭，对其兄说：“朕不是不知道你妹贤惠，只是人心难测，担心她日后会演武后之祸，只得强抑自己的感情这样做，以为朕寡思薄结，此为天下也。”
在他看来，任何亲人、朋友，都不过是事业的工具。他为自己能战胜儿女私情，实行铁血手腕而十分自豪，认为这是自己不同于平庸的常人的地方。
由于天赋较高，又极为投入，患者在事业上取得巨大成功，因此助长了自大倾向。
实际上，在他的举动中，有许多明显的矛盾之处，自己意识不到，别人也不敢指出来。这反映出他的一贯正确意识不可挑战。比如他制定的《大诰》吧，一篇之中，对同一犯罪的处罚往往前后不一。如《大诰续编》第十二条规定：“非朝廷立法，闲民擅当干办名色，官民皆枭于市。”就是说，基层政府擅自任用普通百姓为官吏，任用者与被任用者皆斩。第十六条又规定：“滥设无籍之徒当干办人，并有习官吏，族诛。”同一罪状，又上升为族诛。第六十二条则规定：“私下擅称名色，与不才官吏同恶相济虐害吾民者，族诛……有司凌迟处死。”又不同于前。有些规定，则任性而为，几无法执行。如为革除官吏扰民，禁止官吏下乡，并规定，凡有“违旨下乡，动扰于民，许民间年高有德耆民率精壮拿赴京来，处以极刑”。而官吏如不下乡，许多政事根本无法办理，下情不能上达。对此，解缙上书说：“国初至今二十载无几时不变之法，无一日无过之人。”可谓说出了别人不敢说的心里话。总而言之，错全在他人，对总在自己。这就是患者的自我认识。
４． 忌妒心强，不愿看到别人比自己成功，比自己幸福。
从患者的行为推断，他特别痛恨那些家庭生活幸福的官僚地主。这既与患者早年经常受富户欺压有关，同时患者可能认为自己虽然高高在上，但是生活中充满焦虑、烦恼，整日劳心，没有什么乐趣可言。个性刻板，没有什么兴趣爱好。年龄大了，身体状况日差一日，觉得生活越来越枯燥灰暗，而那些官僚地主却整日丰衣美食，丝竹管弦，活得尤为滋润，因此心理特别不平衡。因此，在历朝历代中，他给官员的俸禄最少，对官员最为刻薄。如果官员们只拿他规定的工资，那么连温饱都解决不了，而贪污一旦被发现，则会受到最可怕的惩罚。
患者称帝后的历次大屠杀，不仅是因为“迫害妄想”，也是想践踏他人的幸福。他对富人有一种天生的敌意。江南首富沈万三，因要效忠新朝，捐款修了三分之一的南京城墙，患者因嫉其富有，毫无道理地没收沈氏的全部家财，发往极边充军。借四大案，随意牵连地方富户，仅仅吴江一县就有千户地主被抄家流放。“民中人之家大抵皆破”（《明史》），有的地方，因为族诛过多，“邻里殆空”，“一时富室或无一存焉”。（吴宽《匏庵家藏集》）
最看不惯那些懂得享受生活，有能力享受生活的人。有一次，听说京卫将士闲暇饮酒，就将他们召来训斥一通：“近闻尔等耽嗜于酒，一醉之费，不知其几，以有限之资供无餍之费，岁月滋久，岂得不乏？”（《明太祖实录》）对青年人下棋、玩球、吹箫、唱曲异常痛恨，曾颁旨：“在京但有军官军人学唱的割了舌头，下棋、打双陆的断手，蹴圆的卸脚，做买卖的发边远充军。府军卫千户虞让男，故意违犯，吹箫唱曲，将上唇连鼻尖割了；又龙江卫指挥伏臾与本卫小旗姚晏保蹴圆，卸了右脚，全家发赴云南。”（《大诰》）
５． 对挫折和遭人拒绝过于敏感，对极小的侮辱、伤害不宽恕，耿耿于怀。对他人的过错不予宽容，为人固执。
患者屠杀官吏富民，可以解释成是对早年生活中所受侮辱、伤害的报复。
患者从其事业早期就极端强调纪律性，立法严苛，许多规定不合情理，锱铢必较，对违犯者毫不宽容，达到让人难以理解的程度。患者规定（禁止）只能穿黑色衣服。一次，他宴请即将出征的傅有德，让大将叶国珍陪他。席间，叶国珍让（禁止）穿上杂色衣服，患者大发脾气，叫壮士把叶抓起来同（禁止）一起锁在马厩里，并削去（禁止）鼻尖。叶说：“死则死，何得与贱人同囚？”患者说：“尔不遵我分别贵贱之令，故以此等贱人辱之。”后来下令打了他数十鞭，“发瓜州做坝夫”。（《国初事迹》）
登基之后，这种行为倾向更加明显，稍有违者，必重罚不贷，于情理不顾。
病因分析
由于患者身份特殊，行为影响大而且深远，所以我们组织了一个专家班子来进行参诊。专家组的成员有：
张宏杰，本咨询报告执笔者。
卡伦·霍尔奈，女，德国心理学家，１９３２年移居美国，１９４１年创立美国精神分析研究所，成为２０世纪最重要的，同时也是最受轻视的精神分析思想家之一。
埃里希·弗洛姆，霍尔奈的情人，德国心理学家。此人在新精神分析学派中独树一帜，影响较大。
专家组与患者通过漫谈方式，寻找病因。
朱元璋：心理咨询记录（4）
卡伦：心理疾病患者的病因通常隐藏在早期生活经历之中。一个人的基本人性是在童年时期形成的。偏执型人格障碍通常都经历过特别严酷的童年，那时他们遭遇过极端的虐待、羞辱、嘲弄、忽视以及明目张胆的虚伪。就像在集中营中长大的人一样，他们没有被环境压垮，反而打造出一副铁石心肠。童年时，他们可能进行过令人同情的不成功尝试，去赢得爱、同情或注意力，但是毫无结果，于是他们终生封闭了对所有温情的需要。他们鄙视温情，没有取悦他人的动机，并能够毫无顾忌地发泄残忍的能量。对于“爱和关心”的渴望消失，取而代之的是雄心及图谋报复性胜利的冲动。他们是为“那个算总账的日子”而活着的：到那一天他们将证明自己的高人一等，使那些伤害过他的人统统尝到痛苦。这种人梦想成为英雄。其实，我愿意称这种人格为傲慢报复型人格。
张宏杰：卡伦虽然对朱先生的人生经历一点也不了解，却推断出他有一个“严酷的童年”。朱先生，你能回忆一下童年吗？
朱元璋：小时候的事我一直不爱去想。刚才这位女大夫的话我没全听懂，大概意思明白了，确是高人啊，说到我心里去了。我是天历元年（１３２８年）生人，上头三个哥哥，两个姐姐。生我那年，爹四十七，娘四十二，其实是不想要我了，家里穷啊，多一张嘴就多一份煎熬，怀上就怀上了，也没谁当回事。生我那天正值栽种小麦，娘头晌在地里忙了半天，晌午回家做了饭，喂了（又鸟）鸭，又忙着往地里赶，走到村头二郎庙肚子痛，便进庙把我生下来。生完我送到家里，收拾收拾又去干活了。
打小没享过一天福。家里穷啊，那日子全是受罪过来的。我祖上是江北沛县，爷爷的太爷那辈就穷得站不住脚，搬家逃荒，几辈子净搬家了。生人生户，到哪儿都受欺负。从沛县到江南，又从江南回江北，光我爹这一辈，就从句容到泗州，又到灵璧，又到虹县，又到钟离，不到十年就得搬一次家。为啥哩？总是佃人地种，一家人起早摸黑，拼命干活，好不容易把地伺候熟了，大户就加租夺佃，只好拉家带口另寻活路。我爹是个脸面人，不信命，一辈子没偷过一天懒，就是勒紧裤带苦干，一辈子也没断了发家的念头，谁想却是搬了一辈子家，临死连口棺材也没有。
我一生下来，家里连块裹身子的布都没有。幸好二哥河里提水时捞了块破绸子，才裹了身子。从小到大，没吃过几顿肉饭，没穿过一件新衣服，十六岁以前没穿过鞋，别人都吃过了剩一口给我，别人都穿破了改一改给我。没懂事前，没有人看，被捆在炕上一捆就是一天。刚刚懂事，就成天干活，早起拾粪，白天放牛割草，晚上回到家还要编草席，困得打呵欠才叫去睡觉。一个是爹管教得严，我爹最看不上的是孩子贪玩偷懒，见到了就是一顿巴掌，没好没歹；再一个是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看着爹娘成日里在地里挣命，不易呀，想帮他们分分忧。
从小没人疼过我，穷再加上孩子多，爹妈顾不上我。记得八岁那年大病一场，发寒热，一会儿像火烧，一会儿像掉进冰窖，家里请不起大夫，只好在炕上躺着。正是农忙时候，谁也腾不出手来照顾我，炕上放一大盆水一张被，冷了自己盖被，热了就喝水。一个人躺在那儿，其实就是等死啊，可惜我命大，活过来了。
张宏杰：你恨你的父母家人吗？
朱元璋：不恨，他每都不容易啊，能把我生下来我已知足了，他每是喜欢我的，因我自小脑筋好使，送我读了两个月的私塾哩。我读书聪明，私塾的孩子都不如我，我想着如果生在富贵人家也能考个功名，做大官人哩。可是家里实在供不起，只好回地里做活。
最恨的是那些官吏大户们。那些大户们，真是狠如毒蝎啊。我们一家人苦熬苦作，都被他们剥削去了。记得十岁那年，二哥娶亲，家里花销大，交不起租子，腊月里大户王胜领着一伙家丁，把家里剩下过冬的一斗半麦子抢走了，把家里破柜子、锅子都抄走了。我爹一辈子没向人低过头，那次给王胜跪下了，因大嫂正怀着孩子，求他让过了这个年，那王胜不但不听，还打了我爹一个耳光。一家人寒冬腊月，从东乡搬家到西乡，那一年，正是在土地庙里过的，至今一想起我爹给王胜跪下的那一刻，我心里还直翻腾，那时候，我真恨不得上去给王胜开膛破肚，看看他们的心是什么做的。打那儿以后，我一直想，将来有一天我发达了，一定把王胜等活活剥了。也自从那一天，我就真正懂事了，发誓不论吃什么苦，受什么罪，哪怕死后下地狱，也一定要出人头地，不再受我爹这样的屈辱。
张宏杰：是不是因为这样的经历使你痛恨天下所有的大户？
朱元璋：天下的大户们心肠都是黑的。他们没有一个不是贪得无厌，凌弱吞贫，虐小欺老。对佃户的租子，千方百计加价搜刮，一粒也不能少；国家的赋税徭役能逃就逃，能推就推，想办法欺骗官府，瞒产瞒田。那些当官的，每日里只知道饮酒作乐，不管百姓疾苦，下属拜见要给“拜见钱”，过节要“过节钱”，过生日要“生日钱”，管个事要“常例钱”，往来迎送要“人情钱”，发个传票需要“赍发钱”，打官司要“公事钱”，平白无故也要钱，叫做“撒花钱”。主管监察的肃政廉访下乡，竟公开带着管钱的库子检钞、称银。闹灾时下乡放赈的官员公然把赈米贱价卖给大户（《草木子》卷四）。你说，这些人可不可恨。我们穷人的苦楚，就是这些人酿的。
张宏杰：我记得你曾说过：“若在民间，则州县官吏多不恤民，往往贪财好色，饮酒废事，凡民间疾苦视之漠在，心实怒之。”
朱元璋：是呀，所以自打平了陈友谅，我就想好好做个规矩，铲尽天下这些不平事。廉能的官员不小心犯了过错，我不去追究，但谁贪污，哪怕一两，我也折磨死他。
张宏杰：我觉得朱先生身上存在着两种矛盾的倾向，一种是极端的秩序、节俭、自我约束，另一种是狂暴、攻击、虐待狂，这两种反向的冲动以一种奇怪的方式扭结在一起，形成了一种理性掩盖的巨大破坏力量。
从本质上说，朱先生应该是一个克勤克俭的农民，因为他是在一个典型的勤劳本分的农家长大。事实上，当初他参加农民军，选择“叛乱”时，也是迫不得已，并且犹豫再三。当时他栖身的皇觉寺被乱军烧了，无家可归，即使如此，他还是翻来覆去地想了好些日子，一直决断不下，最后在菩萨面前占卜三次，三次都是吉卦，这才下了决心。所以说，虽然他胆大有决断，但绝不是反社会型的人。是元末的农民起义选择了他而不是他选择了起义。
朱先生性格另一面的本源是成长过程中受到的伤害。严酷的童年形成了他的偏执倾向，而至正四年（１３４４年）的遭遇又大大加剧了这一倾向。朱先生，至正四年（１３４４年）是不是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一年？
朱元璋：是我最不愿想起的一年。
张宏杰：还是我来向两位介绍一下朱先生的这段痛苦经历。如你们所知，中国历史上灾荒一直连绵不断。至正四年，淮河流域大旱，后来又闹蝗灾和瘟疫。关于灾荒、饥饿、食人之类的记载，中国史书上笔笔皆是，我随便引述一下明末陕西灾荒的记载，以帮助你们了解当时的情况。
马懋才的《备赈大饥疏》：
臣乡延安府，自去岁一年无雨，草木枯焦。八九月间，民争采山间蓬草而食。……至十月以后而蓬尽矣，则剥树皮而食。……
迨年终而树皮又尽矣，则又掘其山中石块而食。石性冷而味腥，少食辄饱，不数日则腹胀下坠而死。
最可悯者，如安塞城西有冀城之处，每日必弃一二婴儿于其中。有号泣者，有呼其父母者，有食其粪土者。至次晨，所弃之子已无一生，而又有弃子者矣。……
朱元璋：心理咨询记录（5）
更可异者，童稚辈及独行者，一出城外便无踪迹。后见门外之人，炊人骨以为爨，煮人肉以为食，始知前之人皆为所食。……死者相藉，臭气熏天，县城外掘数坑，每坑可容数百人，用以掩其遗骸。臣来之时，已满三坑有余，而数里以外不及掩者，又不知其几矣。……
关于朱先生家的遭遇，我也不细说了，我只能告诉你们，朱先生家虽然穷，却一直非常和睦，相互依靠，感情很深。那一年四月初六，父亲朱五四饿病交加而死；初九，正当壮年的大哥去世；十二日，大哥的长子去世；又过了十天，母亲也饿死了。
这一年他十七岁，眼睁睁看着自己最亲爱的人一个个在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