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金武士 作者:斯特林·西格雷夫、佩吉·西格雷夫-第2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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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松，有时他会给我们讲一些二战之后在马尼拉的趣事。有些故事很有趣，他觉得我们是很好的听众，有时就放松了警惕。有一次，在一段话即将结束时，他说，‘当然，在小岛那件事情之后一切都改变了。’”
事后斯特林追问小岛是谁，而兰斯代尔警觉地将话题差开了。后来在调查中，他们得知小岛就是山下奉文的助手，而正是这个小岛告诉了兰斯代尔山下黄金的埋藏地点。为了得到更多的关于那笔宝藏的信息，兰斯代尔把小岛从监狱中释放回日本，并与他达成了秘密的交易。
战火下的无耻掠夺 日本掠走多少中国文物
作者：环球时报
近日，北京房山区政府成立了寻找“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工作委员会，我国各大新闻媒体报道了这个消息。这则新闻不由让人回忆起，在日本侵华的14年间，无数中国文物被日寇掠夺、损毁的悲惨命运 。
◆◆北京猿人化石神秘失踪
1941年12月，发生了至今仍令人牵挂万分的北京猿人化石失踪事件。1929年，中国青年考古学家裴文中在周口店遗址发掘出来北京猿人头骨化石等珍贵文物，这些文物一直保存在由美国人掌管的北京协和医院B楼解剖室的保险箱内。1941年“珍珠港事件”发生前夕，日美关系日趋紧张。为避免这些珍贵的化石落入日本人之手，院方决定将化石运往美国暂时保管。据当事人回忆，这些化石被装成两个箱子，大箱中装有7盒标本，有北京猿人头骨、上颌骨、锁骨、鼻骨、牙齿、脊椎骨等共数十件；另一件小箱中装有北京猿人头骨、山顶洞人女性头骨、山顶洞人脊椎骨、盆骨、肩胛骨等数十件化石。每块化石都用擦显微镜的纸包好，裹上药棉，外边捆上细纱布、棉花，装入箱中。箱外还贴上了“高级机密”的标签。
12月5日清晨，装有化石箱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专列驶离北平，向秦皇岛驶去。按计划，它们将在秦皇岛被装上“哈里逊总统号”邮轮，驶往美国。但是，12月7日“珍珠港事件”爆发后，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专列在秦皇岛被日军截获，“哈里逊总统号”也没有如期抵达，北京猿人化石从此下落不明。
时至今日，关于这些珍贵化石的下落还有多种说法：有人说它们被劫往日本，流落在日本民间；有人说它们被埋在了原美国驻华大使馆的后院内；有人说日本人抢劫了这些珍贵的化石后，由于不懂它们的价值，被当作可入药的“龙骨”卖给了中国商人；还有人推断它们被装在1945年4月1日被美军击沉的日本邮轮“阿波丸”上，至今依然沉睡在我国福建省牛山岛以东的海下。无论这些说法是否正确，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如果没有日本人的侵略，这些珍贵异常的化石是绝对不会丢失的。
◆◆为夺《金山胜迹图》，海员、客商被投大海
在掠夺中国珍贵文物上，日本帝国主义可谓丧心病狂，著名的“真迹008”失踪事件，便是一场发生在日伪之间的丑恶争夺。早在1926年日本政府就成立了搜罗亚洲国家珍贵文物的“东方史馆”，中国明代著名画家唐寅的名作《金山胜迹图》被编号为“真迹008”，成为日寇亟待攫取的重要文物之一。
侵华战争爆发后，众多日本文化特务潜入中国，四处打探“真迹008”的下落。终于，他们得知这幅画竟在南京伪政府主席汪精卫的老婆陈璧君手中。素爱古玩的陈璧君对隆裕太后送给汪精卫的这幅昔日宫中珍宝一向密不示人，长期把它存放在河北省蓟县（今属天津）独乐寺愚山和尚的密室里。日本特务头子山本四太郎获悉后，伺机劫掠。1940年1月，对此有所察觉的陈璧君匆匆赶到天津，准备携《金山胜迹图》搭乘开往青岛的“海鸥号”游艇取道回南京。
1月26日夜，陈璧君预定搭乘的“海鸥号”在渤海海面上被山本四太郎率领的几十个日本人拦截，船上5名中国雇员和19名客商全被抛入大海。但日本人搜遍了全船，也没找到陈璧君和《金山胜迹图》。原来，事先得知消息的陈璧君已偷偷改乘“富士丸”从塘沽潜回南京了。躲过一劫的陈璧君将名画秘密转存在大汉奸周佛海家一间有钢骨铁门结构的地下密室中。
不久，无孔不入的日本特务再次打探到了消息。1941年1月11日的大雨之夜，山本四太郎带着10多名特务，趁汪精卫、陈璧君、周佛海等汉奸头子晋见日本官员之机，潜入周佛海宅中，用切割机打开地下室铁门，盗走《金山胜迹图》，然后在周宅纵火，销毁罪证。然而，《金山胜迹图》被运到日本后，却被“东方史馆”的专家鉴定为高仿的赝品。山本四太郎闻讯，恼羞成怒，跳海自尽。
对于这段谜案，有人推测运到日本的画的确是真迹，只是狡猾的日本人为混淆视听，故意使了一个指真为假的障眼法；还有人认为陈璧君藏在周佛海家的是一幅假画，真正的《金山胜迹图》被她藏到了别处。
◆◆战火下的无耻掠夺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也对我国开始了有计划、长时期、大规模的文化侵略。日军所到之处，上至国家级的博物馆、图书馆，下至私人藏室，均无一例外遭到野蛮洗劫与破坏。
北平故宫博物院所存大量珍贵文物虽于“七七事变”前避敌南迁，但仍有一批珍贵文物没来得及转移。1937年8月17日，日军闯入故宫和颐和园，劫走大量珍贵文物。1942年8月，日伪当局搜刮了故宫金缸上的金屑，并掠走故宫收藏的铁炮1406尊，以熔铸枪炮。1944年，博物院所藏珍贵古籍11022册又遭到日军洗劫。随后日军又先后掠走院内铜缸54尊、铜炮1尊、铜灯亭91座以熔铸枪炮，并从位于故宫午门的北平历史博物馆内劫走珍贵文物1372件。
国民政府首都南京陷落后，残暴的日军在展开疯狂大屠杀的同时，也对保存于城内各公私机构内的文物大肆洗劫与破坏。据粗略统计，南京市共损失古物26584件，其中包括殷墟发掘团所藏商代青铜器、玉器等诸多举世公认的珍贵文物、字画7720幅，书籍459579册。公家方面还损失文玩杂件648368件。私人方面损失碑帖3851件。
战争中我国文物损失较重的文化机构还有：西北科学考察团珍贵文物2144件于1942年3月在汉口被敌劫掠。中央研究院河南省古迹研究会所藏古物6500件、书籍3000册于1938年开封沦陷时损失。河南省立博物馆损失珍贵文物53件。河南省图书馆所藏16箱字画于1938年在南阳被日军飞机炸毁。河南省通志馆所藏古籍8000册被敌掠走。南阳民教馆于1945年被焚毁，馆中所藏壁画64幅、古物170件、古书板1000块被毁。巩县石窟寺造像200余尊被毁。
上海市立博物馆于1937年沦陷时，所藏古物7423件、字画190幅、书籍4611册被敌劫走。安徽省立图书馆损失古物96件、字画298幅、书籍138123册。广西省立科学馆于1944年被日军焚毁，损失古物390件、字画151幅。江苏省立图书馆所存元、明古籍善本417部被敌劫走。山西省立博物馆所藏先秦铜器，魏、唐造像等诸多珍贵古物被劫掠。福州私立协和大学于1944年9月福州沦陷时损失古物3601件、书籍28000余册。。。。。。此外，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武汉大学、浙江大学、岭南大学、金陵大学、中山大学等高等学府内所藏珍贵文物和书籍，遭劫掠或毁坏者也达近百万件。
◆◆中国军民勇护国宝
同英勇的抗敌作战一样，我国军民为保卫珍贵的文化遗产，以多种方式同贪婪的敌人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斗争。1939年3月，河南安阳武官村村民吴玉瑶在自家地里挖出了一个在器腹内壁铸有“司母戊”三个铭文的大铜鼎，它就是日后闻名于世的中国古代最大的青铜器———司母戊鼎。因为害怕被日寇掠夺，村民们又连忙就地掩埋，严守秘密，直到1946年6月才重新掘出，交给安阳县政府保存。
我国周代青铜重器虢季子白盘在抗战时期也被清末首任台湾巡抚刘铭传的后人秘密掩埋在合肥老家院内，并在上面种了一棵小槐树，铺以杂草作伪装，然后举家迁往他乡。日寇曾多次去寻找都扑了空。直到新中国成立，刘家后人才将这件珍贵的文物捐赠国家。
1942年春，山西赵城广胜寺住持力空和尚获悉，占据赵城的日军准备抢走收藏于该寺驰名中外的佛教经典著作金代木板刻本《赵城金藏》，他立即冒着生命危险报告了抗日根据地赵城县长杨泽生。杨随即向八路军太岳军区政委薄一波作了汇报。薄一波当即派部队前往广胜寺抢救，将4000多卷珍稀经卷安全运走。在此后的数年中，这批珍贵文物在当地抗战军民的保护下，几经辗转，最终躲过了敌人的搜掠。几位八路军战士也为此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1946年，我国政府专门成立的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编写了被劫掠往日本的重要文物目录。但是，根据当时联合国的多项苛刻内容的规定，以及美国占领军当局的阻挠与日本政府的有意抵赖，文物追讨工作成效甚微。最终被运回国的，只有一批117箱的南京中央图书馆的善本书。在战争中被掠走的其他大量珍贵文物，如今依然如流落异乡的孤儿般，未能回到祖国怀抱。
媒体披露日军搜查北京人头盖骨内幕
来源： 国际先驱导报
日本学者春成秀尔在2005年12月27日出版的最新一期日本《人类学杂志》上，发表了长达18页的《“北京人”化石的去向》，首次披露了日军方面搜索头盖骨的历史文件——1943年5月26日北京宪兵队提交给上海宪兵司令部的《关于“北京人”搜查状况的报告“通谍”》，并较为系统地介绍了日本学者对头盖骨下落之谜的研究。为这项牵涉中、日、美三国的跨世纪搜索行动提供了新的重要证据
日前，日本学者首次披露了当年日军在中国寻找“北京人”头盖骨化石所做的调查报告，记录了当时日本宪兵队的搜查结果
国际先驱导报驻东京记者蓝建中报道 “寻找1941年12月在中国下落不明的”北京人“头盖骨的活动一直持续到现在，但是，实际上，早在63年前，搜索活动就已经走入了死胡同。”
日本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研究部教授春成秀尔在12月27日出版的最新一期日本人类学会会刊《人类学杂志》（日文版）上，发表了题为《“北京人”化石的去向》一文，为我们揭示了这样一个重要事实。春成秀尔在论文中首次披露了一份重要文件——1943年5月26日北京宪兵队提交给上海宪兵司令部的《关于“北京人”搜查状况的报告“通谍”》的内容。
◆调查报告的来历
根据春成秀尔介绍，这份资料是他1988年从他的老师渡边直经博士（1919～1999）手中获得的。渡边博士在上面附有自己手写的“昭和18年，‘北京人’化石宪兵队调查书写，长谷部资料”（注：“写”意为抄本）的封面。
春成手中的这份资料是复印件，而原件则是当年在北京的日本宪兵队将搜查“北京人”头盖骨的结果提交给上海宪兵队司令部的报告的抄本，手写在16张200字的稿纸上，每张稿纸上都印有“长谷部用纸”的字样。但是从笔迹来看，誊写的人肯定不是长谷部言人博士。
据春成秀尔回忆，渡边博士告诉他，这是渡边1970年3月在东京大学人类学教室的名誉教授室里整理长谷部言人的资料时发现的，然后复印了下来，他认为这对今后的人类学史是一份贵重的资料，然后交给了春成秀尔。
长谷部言人何许人也？长谷部言人（1882～1969）在1938年到1943年期间，担任东京帝国大学理学部人类学科教授，是日本人类学会总干事。
据中国古人类学家，发现第一个“北京人”头盖骨化石的裴文中在自己所写的“北京人化石标本被劫及失踪经过报告”中记录：“在三十年（1941年）十二月八日珍珠港事件前，日本东大教授长谷部言人及其助教高井冬二来平（北京），高井并请求到该所中新生代研究室工作两周。”“三十一年（1942年）八月下旬，长谷部言人及高井冬二复来平组织周口店调查所，继续开掘，迫裴氏参加，并追问标本下落。裴氏以迄未经手为答。长谷部等在平居留约月余，以无结果返日。”（裴文中报告现藏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而能够得到日军的搜索报告，长谷部言人自然不是“普通”的学者。
◆做报告的日军搜索无果
春成秀尔寄给《国际先驱导报》记者的论文上附有搜查报告复印件的照片，可以看到上面写有“北京北宪保第180号”“关于‘北京人’搜查状况的报告‘通谍’”“昭和18年5月26日 北京宪兵队长 赤藤庄次”等字样，发送对象是“队司、上海”，附件上则写有“别纸‘北京人’搜查概况”的字样。资料为手写体，从行文来看，所用文体属于战前的文体，与当代日语明显不同，而且所用字体为汉字与片假名混用，明显不同于现在汉字和平假名混用的字体。
这个报告本身是北京宪兵队长赤藤庄次上校向上海的宪兵司令部提交的“通谍”，要求对拘押在上海的与化石失踪有关的美军人员进行讯问。但报告也交待了日军当时已经掌握的搜索情况。
据搜查报告透露，宪兵队开始搜查“北京人”化石是根据北支派遣军北京宪兵队司令的特别命令进行的。宪兵队司令官知道“北京人”化石下落不明是北支派遣军军医部长（木＋那）野岩告知的，而（木＋那）野岩知道这一情况则是负责接收协和医学院的西村部队的松桥保中尉报告的。
宪兵队资料认为，1941年11月14日，美海军陆战队接到了本国来的撤退电，从同月24日开始到12月4日之间，分4回，将3090件兵器、弹药、被服等运到了秦皇岛的霍尔克姆兵营，预定12月11日，12日左右全部撤离，并与日本大使馆交涉，要求提供特别列车。根据这种情况，宪兵队认定，“北京人”化石和武器等其他物品被一起运到了秦皇岛霍尔克姆兵营。
根据这个报告，装有“北京人”化石的两个木箱的确是1941年11月下旬从协和医学院运到北京的美国兵营的。而下落不明是此后的事情，日军虽然搜查了北京的美国兵营以及秦皇岛的霍尔克姆兵营，以及天津的运输业者百利洋行，但是并没有发现要找的化石。
◆春成资料的价值
春成秀尔的结论是：虽然日本军队的行动导致了化石下落不明，但是根据这个报告，“北京人”化石确实没有被运到日本。
如果春成掌握的资料可信的话，这仅限于1943年5月26日之前的情况，此后的情况仍不得而知。不过，春成掌握的“通牒”还有另外一重意义，就是反映了日本宪兵队当年搜查的真实情况，为人们提供了一些必要的线索。
这次介绍的宪兵队资料的珍贵之处还在于，它记录了从1942年12月到1943年5月之间，在“北京人”化石已经下落不明后的约1年半时间里，日本宪兵队搜索头盖骨的整个过程，以及相关人员的全部口供。这使得相关的研究能够更加准确地掌握事实关系。当然，被问讯的个人是否正确地讲述了当时的情况还难以保证，仍然需要时间的检验。
◆链接：头盖骨失踪惊动世界
根据中国媒体的报道，1927年以后由古人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