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学点经济学]-第2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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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外部不经济性”。在现实生活中，这样的例子是很多的。
　　著名生物学家、我国实验胚胎学的主要开创人童第周，他刻苦读书的故事写入过语文课本。少年时，除了上课，他还在路灯和厕所的灯光下抓紧时间刻苦读书，终于以优异的成绩实现了“一定要争气”的志向。我国古人匡衡“凿壁借光”、发奋读书的故事想必也有很多人知道。如果以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童第周在路灯下学习、匡衡的借光读书就是一种典型的外部性现象，而且，是“正外部性”，因为那些灯光对读书人产生了很好的帮助作用。
　　然而，生活中同样存在着“负外部性”。某小区附近因为常有偷盗现象发生，家家户户纷纷将自家门窗装上了防盗门和钢条笼子，结果路人从街上经过，抬头望去满目全是黑灰铁条，整个小区简直就是一堆监狱牢房，大杀风景，这就是负外部性了。有个地方在架桥时，对山体进行爆破作业，不料附近有一个养牛场，许多怀孕的母牛听到爆炸后受到惊吓，整夜整夜地不敢休息，结果纷纷流产，造成了经济损失，这也是负外部性。
　　许多事物都有着“一分为二”的特点，同样，许多活动也兼有正和负两种外部性。比如商场促销时放着好听的歌曲，如果音量适中，顾客就会觉得这是一种享受；然而音量开得震耳欲聋，顾客们就会心烦意乱。在这里，音乐随着音量的变化，表现出两种正负外部性。
　　上面举的例子都具有这样一种特点：外部性并不是在相关各方以价格为基础的交换中发生的。如果说个体所付出的成本和得到的收益可以称做个体成本和个体收益，那么个体的活动给他人带来的额外成本或者额外收益，就构成了社会成本（负外部性）和社会收益（正外部性）。比如对于公共物品，全体社会成员都可以无偿享受，可以说它们是社会收益的特例。而最典型的社会成本便是污染问题。有的工厂浓烟滚滚，粉尘弥漫，有的工厂把污水直接排入河流，造成鱼虾死亡，农作物歉收，人们健康受到威胁，这就是极其严重的负外部性了。
　　一般说来，外部性并非当事的经济主体的本意，即他本来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这么做，并非有意要帮助别人，或者损害别人，只是这种行为产生的效果影响了别人。比如上面提到的“凿壁借光”，在这个过程中邻家并没有多付出什么，而可以借光读书、得到收益的匡衡也不必为之付费。但是，假设本来该熄灯入睡，却因为邻家的灯光干扰而造成失眠，那么灯光就具有负外部性了。
　　外部性的广泛存在使得人们在做事时不能只考虑自己，也要考虑他人。有时候对于某些正外部性可以设法加以利用。常见的一种现象就是商场里开设餐馆。当一家大型商场建成以后，它周围小吃店的生意相对就要好起来。这时商场往往会在顶层开设餐馆，使得顾客在购物的同时顺势上楼吃饭，这种做法就将正外部性“内部化”了。这也可以用来理解现在流行的多元化经营，在其项目之间就常常会有正外部性。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对于负外部性，我们最好及时避免。当损害到他人利益的时候，就可能会引起诉讼纠纷；当影响的是公共利益时，法律就要对其进行直接干预。对于负外部性，尤其要防微杜渐。这是因为，当负外部性的积累达到一定程度时，造成的问题将很难在朝夕之间得到解决。以环境污染为例，经过多年的污染积聚，现在已经出现了酸雨、臭氧空洞、温室效应等严重问题，已经极大地威胁到人类文明，在这样的局面下，尤为需要法律来约束人类的行为，严格减少负外部性的发生，以保护人类社会的和谐发展。
　　
“少数服从多数”的危险——阿罗不可能性定理
　　每个人在从小学、中学直到大学这十几年的教育当中，恐怕都经历过选班干部的经历。投票、唱票，最后得票最多者当选。这就是“少数服从多数”这一原则的体现。往大了说，美国的总统选举也是如此。长期以来，一个集体如果遇到一时无法决定的事情，便实行民主集中，投票决定。这种决策方式尊重了大家的意见，体现了大多数人的利益，并且，在大多数人的脑海中几乎形成了思维定式，已经成了一个真理。
　　然而，在企业管理中，有时却会遇到一些特殊的情况，会发现“投票决定”并不适用。比如，五个年轻人合伙投资开了一家鲜花礼品店，各自的投资金额也大体相当。那么，他们对礼品店是如何管理的呢？由于他们当中没有“大股东”，按照股份比例决定话语权是不可能的。那么，在作出某项决策时，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举手来表决，可不可以呢？表面看来，这种方法是可行的，因为不会出现支持方和反对方人数相等的局面，最多也就是三比二。然而，这几个股东的实际做法却并非如此，恰恰相反，他们采取的是：“所有决策，只要有一人反对，便不能通过”。原来，在这时实行的是“多数服从少数”的原则——我们应该承认，他们的做法是一种智慧的体现。
　　为什么在企业管理中，“少数服从多数”原则有时会被搁置呢？仍以上边的鲜花店为例。作为企业，管理者的决策将直接影响企业的发展，如果此时采用投票办法，少数服从多数，将很可能使企业陷入巨大的风险。企业运作，关键是每一个环节都能顺利完成，这样才能达到最终的目的。试想，假设在其中至少有一个投资人不同意的情况下执行决策，这个反对者就成了鲜花店最危险的环节。不难想象，一个认为决策不可能成功的人，一个投反对票的人，在执行时的干劲、结果将会怎样。
　　“少数服从多数”、“投票决定”的结果，并不能令所有人都满意（至少还有反对者存在），这一现象很早就为经济学家们所关注。1972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人肯尼思·阿罗将这一研究应用到社会更广阔的范围，提出了著名的“阿罗不可能性定理”。它的基本内容是：如果众多的社会成员有着不同的偏向，同时又要在多种方案之间作出选择，那么仅仅依靠民主制度，将不会得到让所有人都满意的结果。以下这个事例就形象地说明了这个问题。
　　我们都知道我国推行义务教育，它具有法律强制性，有效地保护了未成年人接受教育的权利。在美国，政府也同样规定，本国公民必须完成高中的义务教育，否则即视为违法。然而，美国的一个少数民族——阿密绪人却成了这一法规的反对者。原来，阿密绪人的宗教规定：本族人一旦过了15周岁，就不能受教育，只能务农劳动。由此，发生了大批警察强制阿密绪少年入学接受教育的暴力冲突事件。阿密绪人上告法院，要求维护自己的“不受教育权”。
　　阿密绪人作为美国公民的“少数”，挑战的是这个国家的法律。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依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判断，他们绝无胜诉可能，因为法律体现的是“绝大多数美国人的意志”。然而，在经历了长达十年的诉讼后，l972年美国大法官作出了一个著名的判决：保护阿密绪人的“不受教育权”。判决认为，所谓全体人民的利益是不存在的，不能压倒少数人的宗教自由，阿密绪人选择的教育方式并没有损害社会。没有任何理由能够认定今天的多数就是“正确”的，而有着与众不同的生活方式的阿密绪人就是“错误”的。这场旷日持久的诉讼在最终选择了“多数服从少数”的方式，但却充分体现出这样一种精神：“尊重多数，同时保护少数，不要求少数绝对地服从多数。”这就鲜明地表现出一种“多数”与“少数”并重的现代民主原则。
　　历史多次证明，“真理有时只是掌握在少数人手中”。科学文明的开拓者从来都是少数，在科学上实行“多数决定少数”，只能使科学倒退。同样，如果艺术贯彻这一原则，就会丧失发展的余地。具体到企业管理，企业中大多数人毕竟都是普通人，智者往往只占少数。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实行“少数服从多数”原则，就意味着智者需要服从常人，而我们不难想象，在日益激烈、复杂的市场竞争中，依靠常人去作出决策，必然是一件充满风险的事情。实际上，有着中国“犹太人”之称的温州人，以及频出商业巨子的潮汕人在管理过程中，“多数服从少数”哲学得到了非常普遍和坚决的执行。当然，这里的“少数”是指洞悉市场、有着远见卓识的少数。
　　然而，在企业决策中也会出现“多数”和“少数”都是智者的情况。这时该如何决断呢？首先，必须关注反对意见，对其进行充分的分析判断；其次，如果条件允许，要适当延迟决策，只要决策层中有人持反对意见，就暂缓实施，进一步论证。在许多时候，如果拿不出让所有决策者都满意的计划，就宁愿停止实施，等到时机成熟时再来决定方案，这也不失为一种智慧的选择。
　　
利己而不损人的“理想王国”——帕累托最优
　　喜欢扑克游戏（比如拖拉机）的人都知道，打好牌需要两方面的因素：一个是对战略战术的理解，与对家的配合，这属于打牌的技巧；一个是手上所掌握牌的好坏，这属于打牌的运气。实际上，只要拿起了一手牌，就意味着自己掌握了一系列的资源。要在游戏中体验到胜利的滋味，就要学会控牌技术，如坐庄时的扣牌，对主牌、副牌的出牌次序的判断，对子的使用等。对于游戏者而言，要努力以最好的效率发挥自己所掌握的资源。在这里，关键是效率。
　　在《西游记》中，唐僧、孙悟空、猪八戒和沙和尚师徒四人一起去西天取经，那里被称做西方极乐世界，是一方“净土”之中的“净土”，一切众生都心向往之，希望在那个大同世界里得到解脱。在那里，社会公平公正，人人都得到圆满。《西游记》对西方世界的描述正是突出表达了这样一个观点：众生平等。
　　在经济学里，也早就有人研究类似的“理想”社会了。但是，与神话不同之处在于，经济学家是非常务实的，他们明白社会资源的有限性，因此，更为注重在资源使用时的公平与效率。在衡量优劣时将“效率”与“公平”结合起来，便产生了“帕累托最优”这样一个概念。
　　帕累托最优（Pareto*Efficiency），又叫帕累托效率，它指的是一种资源分配的状态，在这种状态里，在不使任何人的处境变坏的条件下，已经不可能再使某些人的处境变得更好。通俗地讲，帕累托最优是指一个人已经处于这样一种极限状态：除非损害别人，否则就不能让自己变得更好。由此可以看出，帕累托最优是公平与效率的“理想王国”。这个概念是以意大利经济学家维弗雷多·帕累托的名字命名的，现在，帕累托最优已经成为评价经济制度和政治方针优劣的重要标准。
　　与“帕累托最优”相适应的，是“帕累托改进”。它是指在没有使任何人处境变坏的前提下，使得至少一个人的处境能变得更好。要注意，“帕累托最优”指的是一种状态，“帕累托改进”指的是一种变化。
　　试举一例。球迷们去体育场观看一场精彩的足球比赛，球场能坐50000人。假如在比赛开场前，坐到了49000入，那么，体育场在此时还没有处在“帕累托最优”的状态，因为如果再进入1000名球迷，他们也可以看到比赛，即“他们的处境会变得更好”，这个增加球迷的过程就是“帕累托改进”。但是如果已经坐满了50000人，如果再进入1000名甚至更多的球迷，这些新增加的球迷可能会因为看到球赛而使“自己的处境变好”，但对于那原有的50000名观众来说，处境却会变差，原因很简单，超过规定人数，安全性就受到损害了。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长途汽车。在没有满员的情况下，可以再上乘客，以达到“帕累托最优”，但是满员后再超载，全体乘客的安全就会受到影响。
　　上面提到，“帕累托改进”的特点是自己变好，同时又不使他人变差。正是由于“帕累托改进”没有损害到他人的利益，其行为所遇到的阻力往往很小。以我国初期的改革开放为例，其政策大多都是帕累托改进，比如“分田到户”和“联产承包责任制”，它们的特点是广大农民获得了切实的好处，而其他行业也没有受到什么损失，所以推行起来阻力不大。但是如果不是帕累托改进的话，即在使一部分人变好的同时，肯定会使另一部分人变差，阻力就会增大。
　　如果一个经济制度不是帕累托最优，那么就应该进行帕累托改进。一家企业如果能够做到在不损害对手的情况下为自己争得利益，即可认为在进行帕累托改进。如果是两家帕累托改进的企业进行交易，往往就意味着双赢局面的实现。
　　在经济学上，“帕累托最优”无疑是一颗闪烁着迷人光泽的宝石。它包含着自由平等的精神、公平公正的道德诉求以及对优劣进行评价的效率标准。在这种状态下，每个人均不会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损及他人，最终将实现社会的充分富裕。由此看来，帕累托最优确实令人神往。
　　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在经济学上，“帕累托最优”描述的是一种过于理想化的状态，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比较难以达到。“帕累托改进”又存在着一个很严格的条件，即不允许任何人的利益受到损害，这在当前的现实生活中往往难以满足。于是，经济学家们设立了另一个宽松一些的标准：卡尔多—希克斯改进。它的特点是，如果在一种变革中，受益者所得到的利益足以弥补受损失者的损失，那么这种变革就是卡尔多—希克斯改进。它是以一种长期发展的眼光来观察经济变化的，要求的是一项经济政策能够从长期提高全社会的生产效率。虽然它可能会在短期内使得某些人受损，但经过较长时间后，所有人的境况都会由于社会生产率的提高而获得补偿。应该说，现在的很多改革都是卡尔多—希克斯改进。
　　
产品的“生、老、病、死”——产品生命周期
　　“人有生老病死”，“万物皆有时限”，这些朴素的话语同样适用于企业的产品。一种产品的成长和自然界的生物一样，都有一个生命周期。只是相对于有血有肉的生命体而言，企业产品作为一种经济现象，其生命周期有着自己的特点和规律。
　　“产品生命周期理论”是在1966年，由美国哈佛大学教授雷蒙德·弗农（Raymond*Vemon）在其著作《产品周期中的国际投资与国际贸易》中首次提出的。产品生命周期的英文名为product*life*cycle，是指产品的市场寿命，即一种产品从进入市场开始，直到被市场淘汰的整个过程。
　　该理论认为，产品的生命是指其在市场里的营销生命。正如一个人要经历“诞生、成长、成熟、衰退”这样的周期，相应地，产品也要经历“介绍（引入）、成长、成熟、衰退”的阶段。但是，这个周期在不同的技术水平里，其发生的时间和过程是不一样的，不同的技术水平之间往往存在着较大的时差。这一时差反映了同一产品在不同国家的市场上竞争地位的差异，由此决定了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的变化。在整个产品生命周期中，其销售额和利润额的变化大体表现为如下的曲线。
　　在介绍期，产品销售额和利润额增长缓慢，利润多为负数；当销售额迅速增长，利润由负变正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