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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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度比中国强在哪里？（2）　
为什么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　作者：陈志武　2008…10…29　03：16　
　　当前，印度经济的金融证券化程度无法和香港比，但我们至少可以将印度和中国大陆作一个比较。印度股票市场上所有上市公司的流通市值是其GDP的80％，而中国证券市场股权分置改革之前的流通股市值不到GDP的10％，也就是说，印度资产和财产的股票化、证券化的程度是中国的8倍。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印度通过民间的和证券市场的金融证券化，使得印度配置和调动资源、利用现有资产和财富发展经济的能力比中国强很多。　　　
　　具体来说，印度的银行体系中有27家政府银行，25家私人银行，46家外资银行，47　000个非银行金融机构，这些非银行金融机构基本上都是私营的。这种情况下，印度为创业者和企业所能够提供的融资手段和渠道以及融资额，就比中国多很多。　　　
　　印度银行的商业贷款中，有35％贷给国有企业，其他65％都是贷给私人、家庭和私营企业，银行资产占GDP的比率为70％；相比之下，中国银行的贷款方向刚好颠倒过来，70％贷给国有企业，30％贷给私人。此外，中印银行呆坏账的比率也不一样。从贷款去向来讲，正因为印度的银行体系和整个非银行金融体系包括资本市场的私有化程度或者民营化程度远远比中国高，所以它们的贷款往往流向那些能带来更高回报、产生呆坏账比率比较低的私有企业，而不是像中国这样不断将资金送往国有企业。　　　
　　印度的私有银行体系和资本市场私有化的程度，使印度经济能够为创业者提供比中国高得多的发展资金，印度年轻人创业的机会，比中国年轻人好得多。印度有47　000个非银行的金融与融资机构，这足以为成千上万的年轻人和中年创业者的事业发展提供金融支持，而在中国金融体系由国家垄断的情况下，100个年轻人里面可能99个只有打工的份，只能是从事制造业或者简单的研究或者其他行业的工资人，而不能变成创业者。　　　
　　中印两国的财富效应很不一样。金融化、证券化程度越高的社会，越能够提供条件让大家更好地配置资源、创造财富，尤其是从事更高经济增加值的生意的机会和可能性会大大增加。　　　
　　那么，为什么印度的金融证券行业比中国更发达得多呢？这涉及我谈得比较多的一个话题。从根本上来说，金融证券整个行业平时的交易都是票据交易、契约交易，如果没有可靠的、独立的第三方即政府来提供契约执行的架构，也没有作为独立第三方的媒体来提供充分的可靠信息，那么诚信环境就无法建立起来，以金融票据和金融契约交易为核心的金融证券业就不容易发展起来。　　　
　　大家都在讲诚信，我认为对诚信的要求不能只是一个口号、一个愿望，而应该具体落实为提供契约执行的架构，保证行骗者不会在没有任何惩罚的情况下就轻而易举地逃脱责任。另一方面，如果新闻媒体等媒介所能够提供的信息量以及所提供信息的准确度都能提升，那么金融证券市场上人们受骗的可能性就可以大大减少，从而使更多的投资者和金融从业者以及需要金融证券服务的人，愿意加入这些行业从事市场交易，这样，金融市场、证券市场才有可能进一步深化和发展。如果没有这些制度架构的支持，很难让金融证券业健康和繁荣地发展起来。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那么中国相对于印度的比较竞争优势也就很难产生。　　　
　　全球资本在流向印度　　　
　　在今天全球化的国际环境之下，竞争已经远远不只是简单的劳动力竞争。全世界共有60亿人口，60亿双手，在全球化的市场竞争中，简单劳动力的供给量几近于无限，简单一双手的边际价值非常低，几乎等于零，因此，简单劳动力的价格自然就没有那么高了。　　　
　　在这种情况下，资源上的竞争也没有太大意义，人们可以通过很便宜的轮船运输把资源从一处运到另一处。因此，今天世界的竞争主要就是制度竞争，看哪个国家更能够为金融证券交易双方提供更好的契约执行架构和信息架构。如果一个国家能够在这两方面做得更好，就可以更多地从事那些经济附加值更高的工作，经济增长质量就可以更好。　　　
　　过去的几个月，我在纽约等不同地方了解了美国一些投资者的取向。近年来，他们有一个非常大的变化，就是基金会和机构投资者对印度投资的热情普遍高于对中国的投资热情，比如卡耐基基金会。据我了解，卡耐基基金会投资委员会所递交的任何一个要投资印度的项目，100％都会被轻松批准，大家一致认为印度拥有民主、法治、新闻自由等各方面的制度保证，他们对印度的经济增长一点也不担心。然而，卡耐基基金会投资委员会递交的投资到中国的项目，十个中有八九个都会被打回来。　　　　
　印度比中国强在哪里？（3）　
为什么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　作者：陈志武　2008…10…29　03：16　
　　不仅卡耐基基金会这样，其他基金会也都是如此。这几年，印度股市上涨了百分之五十几甚至更多。很多基金会的钱已经转向印度的股票市场，私人股权基金、风险投资基金。里昂证券本来非常关注中国，但现在它的相当一部分注意力转移到印度去了。它们无法把注意力大量集中在中国，因为在中国证券业赚不到钱。中国市场上的投资机会很受限制，股市被政府严加管制。在这种情况下，国际资金的流向、投资意向偏好从中国转向印度是必然的。现在国内对这个趋势的反应还有点迟钝，但等中国反应过来时已经太晚了。　　　
　　事实上，很多机构现在并不放心也不太愿意把更多的钱投在中国，它们更愿意把钱投在印度，但短期内没有办法，因此，暂时还只能投资在中国，毕竟目前中国的劳动力以及基础设施方面相对印度尚存在优势。我在和纽约投资机构的接触中已经很明显地感觉到这种投资意向的变化，中国必须及早了解这种投资意向的变化，这是非常重要、有远见和预测作用的指标。　　　
　　中国应该强化激励机制　　　
　　中国表面看来到处都是高楼大厦，地方官员和高层官员把大量精力放在“形象工程”上，但我们不能只陶醉于这种表面的东西。印度与中国在进行一场龟兔赛跑，事实上，它正在紧步追赶。中国如果继续把钱大量投入这种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而忽略看不见摸不着的制度建设这种软的东西，是很危险的。　　　
　　当然，不管怎样，中国现在至少可以直接同印度等其他国家比较、竞争，这本身也是很有促进作用的。长此以往，将迫使中国在制度等软的方面进一步改革，使软的制度架构能够像印度和美国那样更有利于市场交易，让人们在更可靠的契约执行架构、交易执行架构之下，勇于进行市场交易。希望中国政府更加大胆地去做出一些制度调整。在诚信缺乏、法治不可靠、信息不畅通而且即使有信息，其内容也不那么可靠的环境之下，任何看不见摸不着的非实物的东西，都不容易在这个社会里有太大的发展前景。　　　
　　文化产业是另一个明显的例子。按理说，中国有13亿人口，娱乐、文化市场应该是世界上最大的，但事实上，不管是电视剧、电影还是文化创作，都被文化部门严加管制。有意思的是，很多文化界的人士呼吁把儒学变成儒教，然后进一步变成国教，要发扬光大中国的传统文化。我认为，在现代社会交通工具和市场范围都发达的情况下，恢复这些传统文化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即使恢复传统文化能解决问题，但我认为人们需要看清楚的是，究竟是什么东西妨碍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　　　
　　在中国自己的娱乐行业、文化创作行业、影视业都受到压制的情况下，老百姓特别是年轻人在娱乐和文化消费上，除了好莱坞和韩国难有别的选择。出现这种现象，不能怪社会成员，因为人们别无选择。现有国内各家电视台的节目大同小异，即使再多添几个电视台又能怎样？就像是又多了几栋外表漂亮的大楼，进去一看就知道，里面的管理一塌糊涂。　　　
　　因此，对于任何一个领域来说，没有竞争、没有激励机制、没有创作自由，就没有创造力。现在强调自主创新，要把中国变成创新型国家。事实上，中国有很多一流的工程师、一流的科学家，同时也有很多资金，在国家垄断银行金融体系的情况下，国有项目要资金是不成问题的，但为什么中国的科技就是发展不起来？一个根本的问题就是没有好的激励机制，没有以私有产权为基础的激励机制。　　　
　　文化领域也是这样。只要所有电视台、出版社都是国有的，其他的媒体都直接或者间接属于国有，没有对于个人的创业激励，那么个人的创新动力自然也不会有。在没有可观的经济回报的情况下，让人去挖空心思日日夜夜进行创造，这只能是梦想。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国内最可能在纽约或香港上市的行业，就是创新创业最活跃的行业，如分众、携程，等等。这个现象为中国的学者和政府部门官员提供了非常明显的启示，它说明：如果中国的投资还不对民营企业开放的话，那么整个中国经济要继续依靠外资、外贸去拉动；如果真的要把中国转变成创新型国家，若不让股市和制度变革这两个根本性的杠杆发挥作用，仅仅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是没什么用的。　　　　
　印度比中国强在哪里？（4）　
为什么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　作者：陈志武　2008…10…29　03：17　
　　中国历史上创意最强的时期：一是春秋战国时期，当时各个诸侯国彼此之间进行激烈竞争，孔子、管子等都是在那个时候出现的，但是这种繁荣景象在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就不复存在了。二是20世纪前期，尤其是民国时期的上海租界，文艺创作有一段繁荣的时光。在1911年到1928年的17年间，中国基本上处于无政府状态，那段时期可谓是中国文艺创作和其他方面的发展和创新最有活力的时候，这一历史对于理解中国的自主创新出路很有启示。　　　
　　事实上，我认为，中国目前已有的一些创新动力，还得感谢美国和香港等自由世界资本市场所提供的拉动力。如果没有这些世界市场提供的拉动力，仅靠中国自己来激发这些创新激情，中国的经济可能难有现在这样的成就。　　　　
　国营，还是“还产于民”？（1）　
为什么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　作者：陈志武　2008…10…29　03：17　
　　本来以为“国营”还是“民营”的问题早已达成共识，没想到这个问题又成热点。因此，对这场辩论中的一些问题，我想谈谈自己的看法。　　　
　　首先，关于“国退民进”中是否存在国资流失的问题。我想，在目前缺乏监督、缺乏实质性制约的体系下不发生问题反而怪了，要不然我们所熟悉的腐败现象怎么会这么多，连大学和中小学、医院、福利机构、银行、法院等都时常发生腐败，你说“国退民进”中有这样那样的事奇怪吗？“国退民进”是腐败的“因”，还是更系统性腐败的“果”？按照常理，腐败越严重的社会里，最可靠的解决腐败的办法就越应该是“物归原主”，也就是“还产于民”，让每个人管自己的财产最安全，使腐败没有物质基础。但“国退民进”过程不是会出现腐败吗？当然，如果因为这一点而保留国有企业，那只会继续为腐败提供最大且长久的财产基础，所以国家不退的道德风险会更大。我一直认为，像捷克那样人均一份国资是最公平的民营化程序（其实俄罗斯不是这样做的，许多人对此有误解），而且这也跟国有企业产权的最初定义最为一致，但许多人误认为这种方式是导致俄罗斯改革“失败”的根本原因，其实俄罗斯并没完全按“人均一份”去做。实际上，从民营化过程中的道德风险角度讲，“人均一份”既简单又远比“暗箱操作”的腐败空间小得多。　　　
　　我们这里主要想谈的不是民营化方式的选择问题，而是要不要“国退民进”的问题，还有就是产权和经济发展到底有无关系。　　　
　　案例研究与学术研究　　　
　　在这场争论中，一些人士依赖的结论多是基于案例分析。那么，由案例分析得出的结论在多大程度上具有普遍意义？在多大程度上只是研究者的猜想？　　　
　　实际上，这里有一个更一般性的问题。随着过去十几年MBA、EMBA教育越来越普及，商学院与经济学教授们可能有点纳闷：案例与传统的研究方法相比，更易懂、更具体、更清晰；那么，案例研究是不是学术研究的主要方式？当对单个公司进行研究时，这到底是不是学术研究？学术研究如何界定？　　　
　　仅仅通过案例研究得出的结论有时可能很荒唐。举个例子，中国著名的二胡独奏《二泉映月》的作曲者阿炳是一位盲人。如果以阿炳创作《二泉映月》为案例去研究，那么，什么人才能够成为杰出的作曲家？因为阿炳是一个瞎子，是不是可以得出结论说阿炳之所以可以创作出《二泉映月》，就是因为他是一个瞎子？如果这样的话，要想成为杰出的作曲家，你就要先把眼睛弄瞎？　　　
　　还有，在美国经常有人去赌场赌钱，当某一天碰巧赢了一笔巨款之后，就开始写书，讲授他那天是如何去赌的经验。比如说，他可能平时早晨7点起床，但去赌场那天他是早晨6点起床；平时穿一件白衬衣，但那天他穿一件黑衬衣。他会下结论说，正是由于他那天早晨6点起床，穿了一件黑衬衣，去赌场就赌中了，因此赌钱赢了的秘诀就是早晨6点起床，穿黑衬衣。这也是根据个案介绍经验并得出“大结论”的。这类书很多，的确也有不少人买，世界真是什么人都有。　　　
　　从这两个例子可以看出，单纯的案例分析很难是学术研究，顶多是为学术研究做素材准备，帮助你得到猜想，但不能给你结论。通常说，对经济的学术研究可以是纯理论的，可以是纯实证的，也可以是两者兼顾。即使是纯实证的，你有了猜想或者理念后，首先你应该收集一个尽可能大的样本，然后再看这中间的普遍规律是否能证明你的猜想。　　　
　　职业经理人制度能救国企？　　　
　　最近有人在文章中谈到信托责任和职业经理人制度问题，以青岛啤酒为例说明职业经理人制度的优越性，并也行得通。　　　
　　分析青岛啤酒这一个案能告诉你什么呢？2001年以后其业绩改进到底是因为什么呢？我们千万不要从中得出另一个“要想成为好作曲家需先把眼睛弄瞎”的结论。　　　
　　在有关论述中，有的人士以2001年青岛啤酒掌门人从彭作义换成金志国为例，说从那以后青岛啤酒业绩和H股股价都有了大幅提升，说那证明青啤采用的职业经理人制度是多么优越，认为这是青啤比海尔越做越好的根源所在—这个结论非常牵强。其实，这位人士并没界定清楚金志国与张瑞敏作为职业经理人有什么差别，那些我们暂且不管。但是，在有关这个问题的文章中并没有证明：2001~2003年青啤的业绩改善是由“金志国作为有信托责任的职业经理人”这个“因”造成的，特别是由“信托责任”造成的。当然，他们更没有证明是“信托责任”在金志国这里管用，而在海尔的张瑞敏那里不管用。　　　　
　国营，还是“还产于民”？（2）　
为什么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　作者：陈志武　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