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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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同质化，大致都基于英美法系或西欧大陆法系。特别是在商法、公司法和证券类法律方面，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各国基本都在仿照美国的相关法律。各国制度的同质化趋势是如此之强，以至于哈佛大学的福山教授下结论说是“历史的终结”，既然大家都在采用类似的制度，以后就没有什么异国历史可言了！制度的同质化使各国的商业贸易与合同规则越来越趋同，使跨国贸易成本大大降低，使跨国市场加速深化。结果是，不论尚德是在无锡还是在世界其他地方，它生产的太阳能设备都可卖到世界的任何地方，而且整个交易、运输过程的成本很低，让尚德的出口市场达到前所未有的规模。因此，制度同质化是尚德奇迹的第二大原因。
第三大原因是在资本全球化带动下的“西技东渐”。换言之，尚德的发起和快速增长靠的是现代工业制造技术，那么今天中国得以奇迹般增长的工业技术又是从何而来的呢？这就得追溯到鸦片战争和之后的洋务运动，如果没有鸦片战争后的开放以及资本趋利的本性，到2001年时中国工业化的程度可能也不会高。正是国际资本的趋利动力，把西方自1780年开始的工业革命成果逐步带入中国，使中国今天才有可能成为工业化国家，使尚德变成世界上最大的两家太阳能设备制造商之一。我们可能会指责国际资本的趋利本性，但退一步想，如果没有利益的驱动，谁免费把工业技术送来呢？
施正荣为什么比乾隆皇帝更富有？（2）
当然，最后还需要国际资本市场的支持，如果没有创业投资基金、私人股权基金对尚德上市前的投资，尚德的上市可能不会那么成功，其规模也难以增长得那么快。特别是在纽约上市之后，尚德的融资渠道被大大拓宽，出口的市场地位、行业地位得到空前的稳固。有了这些，尚德在2007年的销售才有可能突破12亿美元，超过乾隆朝廷、道光朝廷的财政收入！所以，是各国制度的同质化、资本的全球化以及中国的改革开放造就了像尚德这样的经济和财富“奇迹”。
“数”说“改革开放”165年（1）
165年前的鸦片战争迫使中国对外开放，开启了漫长的现代化历程，从洋务运动、走向共和、到“五四”运动，再到1978年邓小平的“新”改革开放，其间经历了多次中断，但最终都没能阻止资本全球化对中国的影响，到今天中国已成为全球化的主角之一。“西风东渐”165年，结果到底如何？虽然在绝大多数人看来这已不是问题，资本全球化和制度同质化显然已经带给中国翻天覆地的正面变化，但我们还是想通过具体数据或事例，对这种变化进行量化，以便更清楚地理解过去一个半世纪对中国的影响。
在《施正荣为什么比乾隆皇帝更富有？》一文中，我们聚焦在施正荣的无锡尚德公司上，虽然像这种规模的公司在今天的中国有成千上万个，已越来越普遍，可是，当我们把无锡尚德2007年的收入跟当年乾隆朝廷的财政收入作比较时，发现两者不相上下。由此看出，165年“改革开放”已使我们创造财富的能力达到历代王朝不敢想象的水平：虽然无锡尚德于2001年由施正荣个人创办，但2007年的收入已达12亿美元，跟1766年乾隆朝廷的财政收入相当。也就是说，如果把今天中国的这些公司都加起来，它们的年收入相当于当年盛世朝廷的千万倍。
在把无锡尚德跟乾隆朝廷的收入作比较时，上次我用的是“银本位”价值标准，也就是像经济学教科书惯用的那样，用一种实物作为跨时间、跨空间的价值评估基准。实物跟纸币不同，纸币可能因发行者不讲信用，滥发钞票，使此时的钱跟彼时的钱无法相比。但以实物作价值基准，除了成色掺假、实物使用价值改变之外，一两足银就是一两足银，不会因时间而改变。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历朝习惯以银子为通货，人们对金银的保值功能最信得过。
所以，按照今天的银子价格算，1766年乾隆朝廷的4 937万两财政收入相当于今天的11。4亿美元，低于无锡尚德2007年的12亿美元收入。基于“银本位”价值标准，今年施正荣控制的开支比当年乾隆皇帝的要多。
《施正荣为什么比乾隆皇帝更富有？》一文发表后，不少朋友质疑：怎么可以用银价将当年乾隆的银两收入换算成今天的价值？这样换算后的钱跟今天施正荣公司的收入可比吗？因为工业化已使银子本身的价值今不如昔，因为今天的生活费用与240年前不同……
换种标准比较施正荣与乾隆
那么，如果不是以银价算，而是用别的价值基准，1766年乾隆朝廷的4 937万两银子的财政收入跟2007年无锡尚德的12亿美元，到底谁的价值更高呢？我们先以中国人不能没有的大米为价值本位，看看谁的收入更“值”。为做到这一点，我们先要按1766年的米价，把4 937万两银子换成当时等值的大米斤数；然后根据今天的米价，也将12亿美元换成等值的大米斤数，看哪个值更多的大米。
最近，伦敦经济学院的马德斌教授和他的5位同仁（Robert Allen、Jean…Pascal Bassino、Maison Franco…Japonaise、Christine Moll…Murata、Jan Luiten van Zanden）做了一个题为《Wages，Prices，and Living Standards in China，Japan and Europe：1738~1925》的大型研究项目，比较自1738年后中国、日本与西欧的物价、工资和生活水平变动情况，其中关于中国的部分，他们主要用到1769年清政府汇辑的《物料价值则例》，这是乾隆时期最大、最系统的全国物料价格和收入数据库。对于《物料价值则例》中缺少的物价数据，像鸡蛋、棉布价，这些作者选用了荷兰东印度公司于1745~1754年间对北京、广州的市场调查数据，这些资料至今还保存在荷兰东印度公司历史档案馆中。下面，我们就以马先生等作者文中的1750年至1769年间北京的收入和物价数据为准，对乾隆朝廷的财政收入作换算。
在乾隆中期的北京，1 000斤大米的价格是14。18两银子。那么，4 937万两银子的财政收入相当于34。8亿斤大米。而今天北京的米价1斤1。4元左右，无锡尚德的12亿美元相当于68。1亿斤大米，差不多是乾隆朝廷收入的两倍！谁的收入更多就一目了然了。
如果按肉作价值本位算会如何呢？乾隆中期在北京，27两银子可以买1 000斤肉，4 937万两银子相当于18。3亿斤肉。今天北京的猪肉价为5元左右，12亿美元相当于19。2亿斤肉。按照肉的估值基准，乾隆朝廷的收入跟今天无锡尚德的差不多。
由于小麦需要磨碎，机械化的结果使今天的面粉价格比240年前低更多。如果以面粉为基准，无锡尚德的收入会显得更高。乾隆中期，北京1 000斤面粉要13。74两银子，4 937万两银子相当于35。9亿斤面粉。今天，北京面粉是1斤1。1元，12亿美元相当于87。3亿斤面粉，是乾隆朝廷收入的两倍还多。
“数”说“改革开放”165年（2）
为什么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 作者：陈志武 2008…10…29 03：10
洋务运动开始引进的工业化对棉布、纺织品的价格影响最大。乾隆中期，北京1 000米棉布要122。2两银子，4 937万两银子相当于4。1亿米棉布。今天，北京的棉布1米在5元左右，无锡尚德的12亿美元相当于19。2亿米棉布，差不多是乾隆朝廷收入的5倍！
按什么实物算乾隆朝廷的收入比施正荣的高呢？对乾隆朝廷最有利的价值本位是鸡蛋。小时候在湖南农村，来贵客了，母亲会以煮鸡蛋招待，这算是高等待遇了，所以，多少收入能买多少只鸡蛋，是个很真切的价值基准。乾隆中期的北京，9。4两银子可买1 000个鸡蛋，4 937万两银子相当于52。5亿个鸡蛋，这么多鸡蛋，让我母亲听了一定会晕倒！相比之下，今天北京的鸡蛋大约是0。4元一个，12亿美元相当于240亿个鸡蛋，差不多是乾隆朝廷收入的5倍！
在18世纪中叶，北京的豆角大约是1 000斤要10。5两银子，4 937万两银子就相当于46。9亿斤豆角。按今天豆角2。5元1斤算，12亿美元可以买38。4亿斤。所以，以豆角作价值本位，乾隆朝廷的收入会显得多一些。
我们当然可以用其他食物或日用品作价值基准，来判断乾隆和施正荣的收入高低，但基本的结论如下：第一，如果采用银子这种相对中性的价值基准，无锡尚德2007年的收入略高于乾隆朝廷。第二，如果是以大米、面粉这样的生活必需品换算，由于今天政府对这些价格严格管制，使粮食类价格相对低于乾隆时期（至少根据银价折算后如此，代价是牺牲了农民的利益），这就使无锡尚德的收入远高于乾隆朝廷的收入。第三，如果按受到工业革命影响较大的棉布、制造品作价值本位，今天这些东西远比乾隆时期便宜，无锡尚德的收入就显得更高了。第四，相反，豆角类的东西受工业化的影响较小，政府对其价格管制也少，这些东西的市场价格今天反而高于乾隆时期，如果以这些物品作价值本位，无锡尚德的收入就没有乾隆朝廷的银两收入那么“值”了。
假如用一篮子消费品作价值本位
不过，以食物、日常用品作价值基准也有问题，毕竟人的食物需要有限，就像在我给女儿讲“4 937万两银子相当于525。2亿个鸡蛋”后，她说“谁发疯要这么多鸡蛋”，反而让她从此对鸡蛋倒了胃口。所以，另一种做法是用一般人的各种消费需要的组合作价值基准，以收入相当于一篮子生活必需品组合的倍数，来判断该收入量的生活价值。
按照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调查，18世纪中叶，北京人1年的吃、住、行大约需要7。9两银子。也就是说，4 937万两银子相当于626万人1年的生活费。
根据北京市统计局的资料，2006年北京人均消费支出是13 244元，按照这种消费水平，无锡尚德的12亿美元可以供123万北京人生活1年。所以，根据一篮子消费品的标准，无锡尚德的收入价值远低于乾隆朝廷的。不过，这13 244元消费支出不只包括食物等生活必需品，更多的开支是非生存必需的。
所以，这种价值本位的问题也很大，乾隆时期的一篮子消费品中，75％的钱都花在食物上，这是为了生存、填饱肚子。而今天北京人的消费中，只有30。5％花在吃上面。更何况，今天许多消费品是240年前没有的，比如手机、自行车、汽车、火车、飞机、电脑、电灯，等等。当年，在全中国，乾隆皇帝可能生活得最舒适，但再怎么舒适，在夏天他没有空调，在冬天没有今天这样的中央暖气。他有8个、16个人给他抬轿子，但那也会很颠簸，远比不上今天轿车那么平稳。
外来的空调和交通技术也让我们的食物结构跟季节没关系，南方人不用等到秋天、冬天才吃到苹果，北方人不用等到夏天、只有到广东才能吃到荔枝。资本全球化的意义不只是收入增加，而且大大扩充了生活、消费的种类与空间。
所以，用一篮子消费品来评判同一时代不同地区间的收入水平，其意义很大；但依此评估不同时代间的收入，问题就很严重，因为今天的一篮子消费品跟昔日的一篮子不是同一回事。今天一篮子消费品的不同，这本身就是进步，当然也证明“改革开放”165年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好处。如果我们以这种因进步而动态变化的东西作为价值基准，那么再大的变化也会被内生成为无变化了。
“数”说“改革开放”165年（3）
为什么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 作者：陈志武 2008…10…29 03：10
改革开放给每个人带来好处
将施正荣与乾隆比较，可能给人一种错觉：好像资本全球化只让部分人先富起来，没有给普通老百姓带来什么实惠。
实际情况并非这样。为看到改革开放对一般人的影响，我们继续采用前面讲到的实物价值基准，比较不同时期普通人的收入高低。据《物料价值则例》记载，1769年，北京建房工人（无特殊技能）的日工资为77个铜钱，即0。077两银子，按当时物价，这相当于一天能赚5。4斤大米，5。6斤面粉，2。9斤肉，2。8斤鱼，7。3斤豆角，0。6米棉布，或者82只鸡蛋。这些数字反映240年前北京普通工人一天的生产能力，或说收入水平。
据马德斌以及同仁的研究，北京、广州等地普通工人一天收入的实物购买力，从乾隆中期一直上升，到1790年后达到顶峰，之后开始衰退。到太平天国、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降到最低，大约是乾隆中期实物购买力的一半。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后，1860年中国才真正开放，洋务运动或说第一次改革开放才真正开始，从工业技术到金融技术、到现代学术、政治、文化等全方位引进，资本全球化卷入中国。从那以后，普通中国人一天劳动所得的实物购买力重新回升，到清末、民国时期慢慢地向乾隆中期的水平靠近。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尽快改变国家贫穷落后的局面，党和政府带领人民进行了长期艰苦曲折的探索，直到1978年，邓小平重开改革开放，资本全球化以前所未有的力量挖掘中国的财富潜力。今天的收入水平如何呢？我们还是按北京普通工人多工作一天的边际收入算，打一天工的边际收入大约55元。根据前面讲到的物价，这55元相当于32斤米（是乾隆中期的5。9倍），41斤面粉（7。3倍），9斤肉（3。2倍），11。3斤鱼（4倍），18斤豆角（2。5倍），9米棉布（14。3倍）113只鸡蛋（1。4倍）。按照棉布计算，北京老百姓一天的收入相对乾隆时期增长得最多，增加了13倍多！按面粉算次之，而依鸡蛋价值基准算，两个世纪里收入增长40％。总体而言，新的改革开放二十几年，普通老百姓的收入水平，不仅相对“文革”时期翻了许多倍（依鸡蛋价值基准，翻了10倍），而且相对于乾隆盛世时期也平均翻了几番！
“文革”时期，买一辆自行车、一只手表要花120元左右，需花掉整整4个月的工资。到今天，同样这些制造品的价格可能没变，但一个普通工人1个月的工资可以买8辆功能更多、设计更好的自行车，真实收入和生产力提高了31倍。按照肉本位算，真实收入也提高了5倍。
农村的情况如何？关于1949年前农村的收入和物价，我们这里暂且不谈。但可以把今天我湖南老家跟“文革”时期相比。由于农民的自留地以及其他非货币收入历来占很重要的分量，这些收入一般难以估算精确。所以，像前面一样，我们用“多劳动一天的边际收入”来判断农民的收入能力，也就是，过去多劳动一天跟今天多劳动一天，收入差别如何。这让我们不必估算农民的全部收入。“文革”时期，村里农民多下地劳动一天能赚0。15元，相当于一天劳动能买3只鸡蛋，劳动4天才够买1斤肉，3天才能买1斤鱼。那时农民的真实收入水平远低于太平天国时期北京普通工人，更低于乾隆中期北京平民的收入水平。
今天，村里农民多做一天工，能赚20元，相当于一天能赚50只鸡蛋（比“文革”时期高16倍），4斤肉（高15倍），5。7斤鱼（高16倍）。以食物作价值基准，我们看到，即使是在社会底层的农民，改革开放也使他们的实际收入水平增加了许多倍。
为什么老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