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秘密战-全集-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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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直领导体制。苏区流行“三驾马车”之说，在一个单位，党的书记、军事或行政首长、保卫局长或特派员，三人平起平坐。特殊情况下，一个单位的保卫局特派员可以不经军政首长批准而直接下令逮捕人犯。在更为特殊的情况下，特派员甚至可以逮捕同级首长！肃反时期，保卫工作的权力更是膨胀到惊人的程度。刀把子已经不听主人的指挥，甚至砍伤主人的手！

一旦脱离党的领导，就会犯下严重错误。痛定思痛，到达延安的中共中央开始吸取肃反的教训。毛泽东在党内确立领导地位之后，开始改变领导体制，其中也包括保卫工作的领导体制。

毛泽东向来主张实行党的集体领导。1927年7月，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部队实行“三湾改编”，首创在军队中建立党的组织，班有小组，连有支部，营团建立党委。党的前敌委员会是统一领导军队与地方工作的领导核心。1929年，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肯定毛泽东的经验，这种制度被写入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会议决议（古田会议决议）。

1931年王明占据中央领导地位以后，却严厉指责“红军中亦以党包办一切”。要求“把在红军中超过政治委员政治部职权的各级党的委员会取消”，“彻底实行政治委员制度”。1933年颁布的《红军暂行法规》规定：“政治委员有最后决定权。”这意味，同级军事首长、同级政治机关乃至同级党委，都要最后服从政治委员一人。这种“政治一长制”，把最高权力集中到个人手中，一旦遇到一个素质很差的领导，或是最高领导出现严重失误，就会导致无法制止的错误倾向。湘鄂西苏区、鄂豫皖苏区的肃反大批杀害自己同志，甚至杀害高级领导干部，就与这种个人集权制度相关。

第三章　三八式：步枪、干部、中社部遗失的毛泽东讲话（2）

中共正式实行党的集体领导制度，由1945年召开的党的七大决定。七大决定，党的各级委员会“决不是仅仅进行党内的组织工作，而是应该成为当地各种工作的领导集团”。1946年，邓小平领导的晋冀鲁豫军区，率先在所属部队实行党委制。1947年2月，中共中央肯定和推广晋冀鲁豫的做法。7月28日，总政治部颁发《中国人民解放军党委会条例草案（初稿）》，规定：“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就应该在这支军队中建立起它的绝对领导。其组织形式即在军队中设置各级党委员会，而以党委员会作为对军队之一切领导和团结的核心。”

虽然这种正式规定颁布于七大以后，但是，1935年遵义会议之后，中共中央已经开始强调党的集体领导。

西北政治保卫局成立后，在1936年7月14日颁布《政治保卫局特派员工作条例》，规定：特派员在工作范围内应受同级党、政府、红军部队政委领导，并在党、政府、红军部队或他种机关同意之下，可以列席其会议。“这是保卫系统首次改变完全的垂直领导体系，首次规定接受同级党政负责人领导。

西北政治保卫局在1936年9月20日颁布《政治保卫局暂行组织纲要》又明确：“政治保卫局是苏维埃政权与一切苏区内部反革命斗争的权力机关，在共产党领导之下负责保卫苏维埃政权，保卫民族革命利益与保障共产党在红军中的领导和战斗力加强。”这是保卫局条例中首次提出在党的领导之下。

抗日战争初期，中共中央在各地各部队成立军委分会或军政委员会的体制，缩小政治委员的职权，扩大党务委员会的权力，实行事实上的集体领导。1938年10月23日，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作出《关于军队中锄奸工作及组织条例的决定》，明确军队各级锄奸部门是该级政治机关的一个工作部门，受同级党委和政治机关的直接领导，上下级锄奸部门为业务指导关系。这就改变了红军时期实行的保卫局垂直领导的体系。

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39年8月25日作出《关于巩固党的决定》。12月政治局会议，中央决定成立情报保卫的专门机构——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又称中央最高委员会，对外称为中央敌区工作委员会。这就意味，中共的保卫工作，正式实行党的集体领导。

中央社会部于1941年提出《抗日根据地的锄奸政策》：“加强与提高保卫机关的工作，纠正锄奸工作的扩大化、简单化、一般化、神秘化的错误。”从这个文件可以看出，虽然这个时期中共中央还没有对肃反作出全面总结，但是对于肃反中发生的严重错误，党内已有认识。而且，明确提出保卫机关的倾向性问题。

抗战初期，中共中央在情报、保卫工作系统，一直着力调整领导关系，试图解决党的领导与专门机关领导的关系。

陕甘宁边区保安处的情况还要复杂些，既有党的领导关系，还有政府领导关系。保安处是一个机构两块牌子，既是西北局的社会部，又是边区政府的一个部门。西北局和边区政府都对保安处有意见。内战时期养成的特殊习惯，到了延安还在延续。保安处的工作网遍布党政军机关，一些保卫干部习惯于“三驾马车”，并不尊重同级党委与政府领导。后来，保安处的红军工作部取消，军队的保卫工作由部队的政治部锄奸部管理，保卫机关的过高地位有所下降。但是，军队有武装，保安处也有武装；军队有电台，保安处也有电台；一个县只有三匹乘马，县委书记一匹，县长一匹，还有一匹就是保安科长骑！别人还是有意见。

周兴这边也有意见。保安处长周兴虽然是西北局委员，却迟迟不能进常委。保安处有武装、有电台，都是工作需要。特殊的工作，当然要有些特殊权力。

不过，保卫机关在历史上过高的地位，却是不可避免地下降着。1942年12月，周兴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检讨保卫部门闹独立性的问题，“天大地大独立系统最大”，还特别批评对县长闹独立性最多的陇东地区。1945年8月16日，边保专门组织各地的地委书记、专员、保安分处处长，座谈关于党委、政府与保安科关系问题。明确：保安科是政府的一个科，又是党委的一个部；调动任免保卫干部要经过党委、政府商量同意；保安科逮捕人犯，没收违禁物品要经县长核准；保安科上报文件要同时报书记、县长一份；保安科长的生活待遇与其他科长相同，不得另吃小灶。甚至具体规定：保安科长出门骑马带警卫员，如因工作特别需要，要经县委书记、县长批准，如非工作需要，则不必骑马带人。这就明确了情报、保卫系统在同级党委和政府领导之下工作。1948年西北局义合会议集中批评保安处，批评周兴。1949年保安处文件《对保卫工作的组织、任务与领导关系的意见》提出：过去保安处虽然是西北局的社会部与政府的保安处。但在组织上、实际上均既不同于西北局之一部，亦不同于政府之一厅。制度上更是独自的一套。总之，过去的组织形式实际上并未完全取消垂直系统。对于今后的关系，文件提出：“明确领导关系，划分工作任务。西北局成立社会部，保安处成为政府之一厅。”“西北局社会部统一管理政府的、军队的、敌区地下党的保卫工作。”①这些逐步推进的制度变更，完全落实了党对情报、保卫系统的领导。建国前夕，中共情报、保卫系统的体制，已经按照毛泽东的设想和党中央的规定调整到位。中国的公安系统，至今编制为地方政府的一个机关，接受地方党委领导，并不实行垂直领导制度。

第三章　三八式：步枪、干部、中社部遗失的毛泽东讲话（3）

延安时期，中共中央的最高领导核心，如何领导最高情报、保卫领导机关“中央社会部”？

中共在1927年成立的中央特别委员会和1937年成立的中央最高委员会都由周恩来任主任，周恩来无疑是中共情报、保卫工作的领导人。可是，周恩来从未担当中共的最高领导。而且，抗日战争时期，周恩来作为中共代表，驻在国民党统治区重庆，离开延安达十年之久，显然，在此期间，周恩来难以具体领导全党的情报、保卫工作。

中共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也十分重视情报、保卫工作。1941年发生皖南事变，在反击国民党的同时，中共也从内部吸取教训，发出两个著名决定：《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同时，中共中央成立一个前所未有的机构——中央调查研究局，毛泽东亲任局长。这个局的任务是：全面负责对敌我友的调查研究工作。下设三个机构：调查局，负责调查敌我友各方的军政情报，着重战略情报和相关研究；党务研究室，负责根据地的政策研究，办公在中央办公厅驻地；政治研究室，负责中国政界各方面的研究，办公在中央办公厅驻地。毛泽东任局长的这个“中央调查研究局”，其权限包括政策研究内容，显然不止是一个情报机关。对情报史深有研究的王炎堂认为，这说明毛泽东强调情报工作要为党的整体战略服务，而且把情报工作提高到理论的高度。联想毛泽东1939年在边保的那次讲话，也是强调保卫工作要为党的整体战略服务。如此认识情报、保卫工作的性质、作用，应是中共情报、保卫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标志——成熟阶段到来了。

毛泽东亲任调查研究局局长，当然表明毛泽东对情报、保卫工作的重视。可是，这并不意味毛泽东亲自担任情报、保卫工作的领导职务。这个调查研究局后来又进行改组，党务研究室、政治研究室划入中央办公厅，调查局则演变为“中央情报部”。中共的调查研究局的职能，不同于国民党的“中统”，不能全部判定为情报机构。

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为“五大书记”——毛、刘、周、朱、任。毛泽东曾任调查研究局局长，周恩来曾任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主任，任弼时分工负责交通局，刘少奇曾任中央反内奸委员会主任，朱德曾任八路军保卫委员会主任。看来，延安时期，中共中央对于情报、保卫工作，不像苏联和国民党那样由最高领袖一人专断，而是实行集体领导。其后的发展证明，集体领导制度有效地防止重犯历史上肃反的错误，共产党很快夺取全国政权。后来文化大革命的严重错误，再次证明个人专断的危害。枪杆子永远听党指挥，刀把子也要永远听党指挥。

延安时期，中共的多项工作，包括情报、保卫工作领导体制的变化，都显出不同于苏联做法的中国特色。这种摆脱教条主义的倾向，应该是走向成熟的标志之一。

作者反复思考：中共的情报、保卫工作，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受到苏联的影响？这是一个不好回答的问题，目前尚未发现有人对此进行专题研究。肯定的事实是：中共情报、保卫工作的创建时期，十分重视学习苏联经验，周恩来曾经参观过苏联的有关机构，顾顺章、陈赓、邓发等人还受过苏联培训。延安整顿情报、保卫机构，也相当重视国际经验，还先后把从苏联归来的毛诚、师哲派到边保加强工作。但是，李启明明确地说：中共的情报、保卫工作创建伊始，就有自己的特色，而且，还逐步形成与苏联不同的体系。

确定的事实是：中共倡导的党委集体领导制度，与苏联完全不同。

有趣的是，中共这项制度却同国民党有相近之处。

国民党与共产党合作时期，曾在北伐军中实行党代表制度，掌握全国政权之后长期不搞选举，径由国民党中央决定政府人选。王明领导的中央曾在1931年批评红军总前委“存留着极浓厚的国民党工作方式的残余”。美国也批评国民党“以党领政”。

中国的国民党和共产党这对立的两党，都不照搬老师的体制。这是否说明：在中国，实行党的领导更适合当时的国情。

抗日战争时期，中共的保卫工作体制由独立系统、垂直领导，转向实行党委集体领导。后来的工作实践，证明这种体制的成效。

可是，结束文化大革命以后，特别是1978年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司法战线的领导体制又走向新的变化，强调党委不要直接管案子。而且，重新实行公安、检察、法院互相制约的机制。后来，又逐步恢复检察系统的垂直领导。

这是否又转回去了？

有识者道：实践检验真理，实践也决定制度。

战争时期，共产党处于非法地位，连政权都没有，照搬苏联的法律制度并不现实。革命时期变动剧烈，实行党委制有利于集中意见，依照党的政策行事也机动灵活。可是，待到共产党掌握全国政权之后，还由党管一切就不合时宜，甚至会导致只重少数先锋队的意愿，忽略最大多数的群众的利益。

掌握政权的党，应该将自己的政策变为法律，通过人民选举的国家机器实施领导。将党的领导、依法治国、为人民服务结合起来。

历史在演变，演变不等于循环。列宁曾经把历史的演进比喻为“螺旋式前进”。中国情报、保卫工作的体制，也在演进之中。

第三章　三八式：步枪、干部、中社部延安防线（1）

经过中央的大力调整，中共的情报保卫工作有了完备的组织体系，成批的新生力量，各项工作就很快部署开来。

延安内外，构筑公开与隐蔽的防线。

防守边区的公开合法力量，首先是留守兵团，其次是政府的保安部队。中央机关的警卫任务，由保安处移交给中社部。把守交通要道的是保安系统的检查站。

延安市公安局检查站，设在面对西安方向的南门外七里铺。抗大毕业的东北学生赵去非任站长，江西红军丁尚柏任指导员，警察队一个班值勤。检查站检查进城人携带的行李，主要查禁爆炸物品。对于前来报考抗大的学生，则由站长谈话，了解基本情况后向抗大转报。后来，这个检查站改为直属边保的第一检查站。第二检查站设在更南面的富县茶坊，由红军干部程洪义（后名陈平）任站长，李启明任指导员。第一站在延安门口，第二站在边区门口，等于给延安加了两道门闩。第三检查站设在延安东面的永平，站长惠锡理，第四检查站设在更东的黄河边的临镇，站长张金华。这两站又给延安东面加了两道门锁。国共合作初期，四个检查站在1938年秋撤销；国民党搞磨擦，1939年初又恢复设站。开始设在三十里铺，站长刘金明。后来回撤到茶坊，站长罗光。

检查站把守延安与西安之间的必经之路。1938年4月张国焘逃离延安，就经由这个检查站。那时，张国焘带领一个排警卫，乘坐两辆卡车出境，没有检查。张国焘叛逃后，张国焘的妻子、小姨子、儿子三人，也乘坐一辆卡车从这里出境。检查时，张国焘的妻子声称自己去西安做统战工作，检查就是个手续，简单看看就行了。赵去非早已得到保安处科长布鲁的通知，亲自带人详细检查。经查，所带行李之中没有文件，也就放行了。

后任站长罗光，从三十里铺训练班毕业，又留在三十里铺检查站工作，还娶了个三十里铺姑娘为妻，先后在这里任检查员、副站长、站长。罗光工作细致认真，查出国民党二十二军过境车辆非法携带的鸦片、银元，还没收不少日货。边区北边有十几个国民党管辖的县，县长们去西安开会路过边区，带了一大堆行李，有的检查员说都是县长放过算了，罗光却坚持全部开箱检查，终于在一个箱子里发现大批反共文件。检查站派了一个架窝子（两匹牲口架驮一个大筐），连夜送到保安处，保安处又立即上报中社部，中社部将这批国民党反共文件全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