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秘密战-全集-第2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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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斯上校到重庆与戴笠谈判，双方开始进行电讯侦察破译方面的合作。1943年4月，双方签订合同，在重庆成立“中美技术合作所”，中美特工部门开始正式合作。1944年秋，美国陆军战略情报局局长杜诺万到重庆与戴笠签订补充合同，1945年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柯克上将亲临重庆“中美所”视察。②一段杰出的情报战功绩，一直深深埋藏在历史之中，五十年后却突然大放异彩。作者采访阎宝航的儿子阎明复时，谈到描写这段史迹的电视剧难产。阎明复感叹：让现在的编剧导演掌握半个世纪之前的情报工作，确实困难。这使我想到，还有许多类似的事迹不该被湮没！尽管本人现在写得也不够好，但总比留给比本人更晚的作者来写要好些。现在，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的日子又向我们走来，重提这些故事，可以使公众认识中国人在国际反法西斯斗争中的作用。③1941年、1942年的时候，美国和苏联这两个大国，终于被侵略者卷进第二次世界大战，国际反法西斯联盟得以形成。就在这个关键性的战略转折关头，共产党帮了苏联，国民党帮了美国，中国人的情报才能开始得到国际承认。

第五章　深入虎穴“国际间谍”

中国的抗日战争是国际反法西斯战线的一部分，因此，中国的情报工作也就同国际情报界有了联系。

中共是共产国际情报局的一员，中共与共产国际本来也有情报交换关系。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共产国际已经不满足于由中共提交中国战场情报，而是要在中国各地建立直属自己的情报网。

共产国际向中共提出，培训一些中国籍的情报人员，在远东战场收集日本情报。正好，西路军到达新疆的残部，正在进行现代军事技术的培训，中共就答应从中挑选人才。陈云和邓发从这四百多人中挑选12人，送到苏联培训。后来，这些人被共产国际派到中国各地的沦陷区，秘密从事情报工作，为国际反法西斯战争作出诸多贡献。尽管这些中共党员奉命服从共产国际领导，不与中共组织发生横向关系，但是，出于中国人的爱国之心，他们中的一些人还是主动与中共情报部门联络，为祖国提供抗日情报。①兰州还有一个“联共情报组”。

为了争取苏联援华抗日，国民党政府允许苏联在中国一些城市建立外交、军事代表处。苏联驻兰州军事副代表弗拉季米洛夫（孙平）是苏军情报人员，要求中共协助成立“联共情报组”。双方商定，由苏方提供经费、电台，中方选择人员，组长由俞鸣九（肖项平）担任。俞鸣九在兰州市区的益民路（现庆阳路）开设一家“皋记商行”，自任经理，由地下党员秦玉麟任副经理，情报组成员有罗静宜（女）、杜汉三、卢席珍、李勇文、王宏章、冉莘、陈本身、刘兴兰（女）等人。情报组需要能够打入国民党部队的人。伍修权与甘肃工委书记孙作宾商议，推荐邓宝珊部队的一个连长王新潮。

王新潮思想进步，积极抗日，曾经带兵强迫定西县长释放关押的西路军战士，目前正要求到延安学习。伍修权先把王新潮派到西安，进国民党中央军校七分校军官班受训半年，这样，王新潮就算进入国民党军队的嫡系“黄埔军校”。而后，通过关系担任邓宝珊部队的新一军留守参谋。1939年9月，王新潮被吸收加入联共（苏联共产党），正式成为“联共情报组”成员，负责领导代号“烈士”的秘密电台，直接与莫斯科通报。

王新潮在邓宝珊部队人头很熟，到处交朋友，拉关系，搞到许多重要情报。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军事部署、河西国防工事计划、西北五省军事详图、西安城南军事地图，国民党陆军师以上部队编制表、团以上部队驻地表，国民党中统、军统、宪兵司令部警务处三大特务系统在兰州的分支机构及其活动，都被王新潮搞到。这些情报或是由王新潮交给八办再转给苏方，或是由王新潮的电台发给莫斯科再转给中共。

王新潮继俞鸣九之后担任“联共情报组”组长，一直坚持到第三次国内战争胜利。中方与苏方协商，将兰州“联共情报组”的中方人员移交给陕甘宁边区保安处，王新潮也成为边保一科科员。后来担任兰州市公安局第一副局长、甘肃省司法厅副厅长。①延安也有苏军情报组，就住在中共中央和中情部驻地枣园，对外用苏联新闻机构“塔斯社”的名义。创建“联共情报组”的苏联驻兰州军事副代表孙平，又被调到延安，担任苏军情报组组长。

孙平为人灵活，重视了解中国情况，与中共合作得比以前好些。苏方向来不大相信中共的情报质量，总是要求建立自己的情报网络。中情部尽管不大情愿，也有义务协助。1941年3月，苏军情报组在枣园后面的一个小山沟里，开设情报训练班。参加学习的中共党员被苏方人员告知：“组织决定你做苏联特务！”苏联专家尽管中国话说得流利，用词却不大讲究。那时“特务”是个贬义词，大多用于批评国民党，中国人哪有自称特务的？

苏联情报训练班的课程是联共党史、情报学、收发报技术、绘图、照相，全由外籍教员授课。三个月之后毕业，全体学员被派往东北搜集日军情报。

从延安到东北，要经过山西、河北，路途有国统区，有敌占区，不得不分散行动。1935年入党的姚伦是东北人，1938年任山西临县县委书记，正在延安马列学院读书时，被调来当“苏联特务”。姚伦的目的地是大连，可是在雁北就卡住了。幸亏雁北军分区有个关系人，是从大同煤矿逃回来的工人，了解敌占区情况。这个曹兰池沿途吃喝玩乐，不像个工人，后来还拉拢同行的邢相生逃跑到敌占区找工作。姚伦同当地地委书记商议，决定将其逮捕。突击审讯，曹兰池承认是日军派来的奸细，而且与军分区的侦察科长、民运科长有联系。此案继续侦破，牵连到内部十几个人。姚伦等人因此错过去东北的时间，也就返回延安了。②共产国际、苏共、苏军，都曾努力在中国建立自己的情报系统，一批中共党员因此当了一阵“苏联特务”。这种情报合作关系，对于创建不久的中共情报工作，也是一种历练。

还有一些中共情报员也当过“国际间谍”，不过，那不是情报合作，而是情报斗争。打入日本情报机关的中共情报人员，经历的艰险更是惊心动魄。

第五章　深入虎穴“间谍天堂”中的潘汉年（1）

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康生是个政治欲望很强的人物，始终将主要精力放在政治运作方面。所幸，两位副部长都是情报专才。李克农坐镇延安，调动全国情报网络。潘汉年深入敌后，开展对日本和汪精卫政权的情报工作。像潘汉年这等层次的情报首脑长期身居一线，在国际情报界恐怕是屈指可数。

香港是个英国管辖之下的自由港，非但商品出入免税，人员进出也免除签证，于是被国际商界称为“冒险家的乐园”，也被国际情报界称为“间谍天堂”。共产党、国民党、苏联、美国，各方情报机关都在这里大展身手。

香港也有八办——八路军驻港办事处。东北抗日民主联军也在香港设有办事处，董麟阁负责一个情报点。东北抗联办事处与八路军办事处有合作关系，两家的情报也互相交换。苏联在香港的情报点由中国人朱明负责，成员有金仲华、邵宗汉等。这个情报点与八办的情报点横向合作，定期交换情报。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孔祥熙也在香港设有情报据点，由胡鄂公负责，与中共虽无情报交换制度，却也来往频繁。胡鄂公曾是中共特科关系，经常主动送情报给潘汉年，还介绍孔祥熙夫人宋蔼玲与潘汉年见面，商谈国共合作。

潘汉年在香港设点结网，关系很多。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华南情报局，由潘汉年统管各系统情报班子。掌管华南情报局内勤与机要，需要一个可靠管家，潘汉年调来一个神秘人物——“老太爷”。在中央特科，陈云外号“先生”，康生外号“老板”，潘汉年不过是“小开”，这位却是“老太爷”？

老太爷本名张惟一，生于1892年，比毛泽东还大一岁。张惟一被称为“老太爷”不止因为年纪较大。此人思维缜密，行动谨慎，是个走一步看三步的人物，在特科就主管内勤机要。1935年2月19日上海特科被破坏，国民党特务在张惟一这里搜出金条和苏联护照，高兴得跳起来。张惟一在狱中坚不吐实，直到抗战爆发才被释放。到香港后，张惟一又被委以重任，在身边建立一个小班子，陈曼云负责对外联络，梅黎负责译电，高志昂负责无线电收发报。陈曼云是个著名的电影演员，刚刚嫁给电影导演蔡楚生，交游广阔，活动十分方便。梅黎则是张惟一从半路扣下来的小姑娘。

梅黎出身工人家庭，1938年在上海入党，家中有六个弟弟，生活十分困难，交一个铜板的党费都要受表扬。为了养家，梅黎向组织上提出安排工作的要求，组织上就派梅黎“住机关”。这住机关，就是几个地下党员假冒亲属共同居住，以普通居民身份掩护共产党的地下机关。梅黎住在龚饮冰家，以“女儿”身份，用上海话替湖南口音的“父亲”应付外人。在这个老特科的家里，小梅黎得到亲人般的温暖，更加坚定投入革命大家庭的决心。后来龚饮冰搬家，亲生女儿也来了，梅黎需要另行安排。这时，梅黎就提出要去延安，那才是最大的革命家庭呢！组织上同意了梅黎的要求，还为她卖好了船票。

去延安！这可是所有白区党员的梦想。梅黎这晚睡得很香，直到第二天早晨六点开船的时候，梅黎还没起床呢！误了船，上海情报工作负责人刘少文狠狠批评一顿，梅黎这才明白，做情报工作不能有半点疏忽。从此，梅黎事事都是赶前不赶后。

后来，梅黎又有机会乘船从上海抵达香港，计划而后转往延安。梅黎临时落脚香港八办，可是闲住一个月，还是得不到动身消息。梅黎耐不住，追问行期，那被称为“老太爷”的领导总是笑笑不答。梅黎急了，拦住门口，不说清楚就不让走！都是革命同志，梅黎才不承认他是老太爷呢！这个张惟一却和气地给梅黎布置工作，梅黎当然答应，共产党员就得工作。这工作不过是刻蜡版，梅黎的字好，刻得也好。梅黎不知，这也是组织上对自己的考察。不久，组织上就正式通知梅黎留在香港工作。原来，在香港活动需要有较高的素质，潘汉年和张惟一都相中这个大城市来的姑娘，要把梅黎培养成译电员。

三十多岁的秦老太带着十八岁的梅黎，在香港穷街的一幢木楼四层租了一间房子，以母女关系掩护居住。秦老太是特科同志的遗孀，丈夫牺牲后一直在情报系统工作。梅黎穿着阴丹士林布旗袍，像个女学生，白天尽量说广东话，晚上就为张惟一抄写字条。后来梅黎才知道，潘汉年与各地的电报都由张惟一译电，而传出的电文又由自己抄写，以免暴露张惟一的笔迹。这个简陋的家庭，经常接待潘汉年、廖承志、张惟一等客人。一帮情报专家高谈阔论国内外大事，梅黎就在一旁钦佩地听着。在小梅黎眼中，这些领导简直是无所不知无所不晓。梅黎安心了，跟着这些领导学习文化，学习译电，整日埋头工作。

不久，梅黎一家又搬到海边的一处楼房。刚刚搬走不到一个月，穷街就失火了，住在楼上的住户都来不及逃脱，活活烧死。搬到新住处，廖承志就不来了。张惟一的工作关系已经从负责统战的廖承志转到负责情报的潘汉年，译电工作也交由梅黎负责。新来的客人是大姑和六姑。大姑就是陈曼云，六姑是个中学校长，父亲是香港著名实业家。这么出色的两个女人，穿着朴素地出入梅黎的寒酸住处，更使梅黎感到革命的魅力。

经由梅黎译出的电报内容相当丰富。既有日本方面的各种资料，也有国际社会的反战动向。

第五章　深入虎穴“间谍天堂”中的潘汉年（2）

一天，秦妈妈出去买菜，梅黎正在后屋译电，突然有人敲门！梅黎急忙把电报稿放进书桌最底下的抽屉中，然后开门。六个港英警察猛然闯入，不问情由四处搜查。搜查后屋的警察打开上面的抽屉一看，全是整整齐齐的书，又翻开床上的褥子，打开紧闭的箱子……十分紧张的梅黎尽量保持镇静，不看那藏着密电的抽屉。搜查一番毫无所获，警察走了。梅黎立即取下窗台上的报警花盆，烧毁电报稿，从下水道冲走纸灰。以前，梅黎也许还是个懵懵懂懂的年轻党员，现在，梅黎已经有了为革命牺牲的准备！

难道敌人发现了情报线索？这幢楼房也是咸水妹（妓女）的集中地，也许警察是来捉娼？不管政治目的还是其他目的，敌人已经注意这个地方。当晚，梅黎一家就转移了。张惟一与这个家庭的关系，也一时断绝。

梅黎与大自己二十九岁的张惟一长期住机关，开始看张惟一像父亲一样，后来被张惟一培养出感情，结成真的夫妻。①

第五章　深入虎穴魔窟女杰（1）

香港虽然是个获取情报的好地方，但是，这个“孤岛天堂”远离国内政治中心，无法直接深入敌人内部。潘汉年又潜回上海，目标——汪精卫政权。

谈起“冒险家的乐园”、“间谍天堂”，上海的资格怕是比香港还要早些。开埠就有外国租界，上海形成鱼龙混杂的局面。蒋介石在这里发迹，共产党在这里诞生，不远的南京本是中华民国的首都，现在变成汪精卫政权的驻地。

潘汉年自青少年时期就在上海活动，后来又是反帝大同盟的领导人，这个“小开”在上海各界的三教九流，都有极广极好的人脉。后来，潘汉年又隐姓埋名，潜伏在上海从事特科工作，堪称神通广大。1933年，潘汉年随同中共中央机关撤到江西苏区。1935年长征途中，又奉命潜回上海联络白区组织与共产国际。从苏联回到陕北苏区不久，潘汉年又在1936年被派到上海与国民党谈判。所以，1939年重回上海的潘汉年，可以说毫不陌生。只是，这次的任务非同寻常，对手是日本和汪精卫的情报机关。

此时的上海，正是日本与汪精卫的最高特工据点。

日本的特工系统相当庞大，内阁、外交部、陆军、海军、宪兵、满洲铁路，各自都建有自己的特工组织。侵占上海之后，日方决意统一领导，提高效率。1939年8月22日，在上海成立一个统管华中地区的特务机构“梅机关”，直属日本内阁和陆军部。“梅机关”的首任机关长由影佐祯昭中将担任。就是此人策划汪精卫叛逃，亲自到越南河内把汪精卫接到南京，又出任汪精卫政权的最高军事顾问。除了梅机关外，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岩井英一也领导着一个外务省的特务机关“岩井公馆”。

汪精卫政权的“特工总部”也设在上海。原国民党军统特务丁默村任主任，中共叛徒李士群任副主任。这个设在极司菲尔路76号的特工总部在上海谈之令人色变，代称“七十六号”。

日军虽然侵占了上海，但还保留着英、法等国的租界。相对独立的上海租界隐藏着英国、法国、美国、苏联、共产国际和中共的情报组织，活跃着形形色色的间谍，简直是没有硝烟的情报战场！

中共中央情报部在延安详细研究上海情况，认为汪精卫特工总部的负责人李士群是个可以争取的人物。

李士群是浙江遂昌人，曾经在上海大学就读，到苏联留学，参加共产党后，在特科的打狗队工作。1932年被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的调查统计科（中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