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秘密战-全集-第2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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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活动，居然还要开展“竞赛”？

由此可见国民党特务机关对共产党开展谍报工作之积极与急迫。

第六章　反间谍与反间计“打暗仗”（1）

国共两党在抗战中成了公开的“友党”，两党之间的暗中特务活动本应自然消亡，但是，公开归公开，暗地里却是另一番图景。

陕甘宁边区政府工作报告归纳敌情：“在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中，要打明的仗，还要打暗的仗。暗的仗因为是暗，许多人不大注意；正因为是暗，打的胜负常常比几师人几军人胜负的结果还要大，打的战略战术也常常比明仗还要复杂深奥。这就是反敌探奸细反共特务的斗争，叫做锄奸保卫工作。”

在共产党的词典中，“明仗”是“军事斗争”，“暗仗”是“隐蔽斗争”。

边区政府报告指出：“暗的敌人”来自两方面：日本帝国主义的特务，反共分子的特务。“

“日本帝国主义的特务”分为两种：第一种是“日寇直接奸细”。从1939年至1941年，延安保卫机关共破获73件。太原日本特务机关训练的高子文，以三千元特别费，专程到延安谋刺毛泽东、周恩来。山西日本特务机关训练小勤务李永茂，派到边区偷文件、偷密码、放毒。抗大和陕公还发现日本培训的夫妻间谍。第二种是“日寇间接的组织”。1937年至1938年，边区内外有百余股土匪，李青伍股在劳山伏击周恩来，陈猴子股在黄河边要打通山西路线迎接日军，绥德、关中还有哥老会组织“黑军政府”。1938年至1939年破获日寇收买哥老会组织的“探访委员会”、“地方探访队”、“防共委员会”、“特务委员会”、“义贯大刀会”等。

从以上概括可以看出：当时对日本特务十分重视，但情况掌握得还不够准确。比如：判断李青伍是日本特务，伏击周恩来是为了破坏国共谈判。

“暗的敌人”，第二方面是“反共分子的特务”。“和日寇无形中结成统一战线的就是反共分子的特务。”

这些反共分子又称“顽固派”，实际指国民党中坚持反共的派别。这个派别弹性很大，国民党的总裁在内部总说“有共无我”，到了一定时候，特别是有意与日本媾和时，也会公开反共。1941年国民党发动皖南事变，围剿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确实就是“和日寇无形中结成统一战线”。“反共分子的特务”，这“反共分子”的限制词，实际是照顾国共合作，其真实内容，就是“国民党的特务”，保卫圈内简称“国特”是也。

中社部指出：“国民党在中国有长期统治历史，庞大特务机关利用着相当数量富有政治经验的我党叛徒及具备着其他便利条件，因此，尤须切实掌握政策，分化其社会基础，以达肃清内奸，粉碎敌人之目的。”

无论“日探”还是“国特”，对外统统纳入“锄奸”范围。凡是针对共产党针对边区的特务行为，都是资助日本侵华的奸细，都属非法，都应铲锄。“反特”、“反间”，也许还有党派之争的色彩，“锄奸”却是民族大义，名正言顺。以“锄奸”代称抗日时期的反间谍工作，可见此时中共反间谍策略之高明。

如果说中共对于日本的谍报机关还了解不够的话，国特机关则是老对手了。

边区外围的国特也分为两种：“建立边区外围的特务堡垒”。“第一，边区周围各县，上自党务、行政、军事、交通、文化等机关，下至乡村保甲，一律都是受过训练的所谓‘忠干人才’，专以破坏边区为能事，这类机关，共计有三百多个。”“第二，组织群众的特务团体”。“第三，秘密建立所谓肃奸网、递步网、谍报网等”。“第四，制造土匪，如经常骚扰边区的赵老五、张庭芝、夏老幺、陈老大等，都为他们所支持，其次则公开纵兵为匪，如过去的西峰保安队、清涧保安队抢杀行旅，最近之原何绍南保安队，准备侵入边区”。

“布置边区内部的明暗点线”。“一是以公开合法的机关和团体作为变相的领导特务机关的明点线，其次是设法打入我内部，或直接派人，或用金钱美女收买的所谓暗点线（内线）及建立秘密保甲等，这是反共分子破坏我们的主要策略，三年来经我们发现的达一百人以上。”①作为边区的反间谍机关，边保对于国民党特务的估计相当充分，连续下发指导锄奸工作的文件。面对日益加重的反间谍任务，边保重视加强调查研究工作，建立自己的监听电台，配备技术人员和密码破译人员，还创办情报刊物《书报简讯》，定期向中央机关和其他部门通报敌特情况。

针对国民党在边区周围的情报据点，边保也设立自己的情报据点。面对南、西、北、东四个方向的国民党谍报力量，边保于1941年增设关中、陇东、三边、绥德四个分处。

边区的锄奸工作还注意将专门工作与群众工作结合进行。将原来是政府机关的“锄奸委员会”改为群众团体，由乡参议会在公民中选定七人组成，乡长、锄奸主任、自卫军连长为当然委员，负责动员群众进行公开的锄奸工作。

中共的组织能力极强，边区的党政军群都动员起来锄奸，边境有检查站的盘查，内部有组织部门的审查，这就使得敌特打入相当困难。

日本特务机关培训了一个中国间谍王玉田，作为巡回教师混入根据地，在晋西北被逮捕，送到陕甘宁边区。保安处将这个巡回教师变成巡回反面教员，向各地介绍日本特务机关的活动特点。通过破获日本特务，中社部还掌握了日本人与阎锡山秘密谈判的情况，中共中央适时进行公开揭露，制止国民党方面的投降企图。

第六章　反间谍与反间计“打暗仗”（2）

延安有所日本公民学校，各根据地抓到的日本俘虏集中到这里，由日共领导人冈野进（即后来的日共中央主席野坂参三）教育培训。这里的日本学员很多都转变思想，同情中国的抗日战争，还组成“日本反帝大同盟”，向日本人和国外宣传抗日思想，策反侵华日军。因此，这个学校也就成为日本特务机关的渗入破坏对象。

有个日本兵学员被借调到边区高等法院协助工作，同时监管改造。说是监管，其实相当自由，这个日本人满延安晃荡，抗大上课去旁听，部队训练去观看，延安召开群众大会还上台发言，显得相当进步。后来因为受怀疑而被捕，两个战士押送，一人放下枪去大便，这个日本人便抢枪打死两个押送战士，用指南针引导向黄河方向逃跑。边区各地都有锄奸组织，这个日本人混不过关卡，就强迫农民做饭，却被农民悄悄报告锄奸部门。就在这个日本特务用裤子装满馒头，扛在脖子上赶路的时候，延安市公安局派出的一个班及时赶到，将其击毙。①陕甘宁边区的锄奸工作既声势浩大，又组织严密，明里暗里织就天罗地网……无论是日本特务还是国民党特务，都将派往边区视为畏途。沈之岳等人进来不久，看到前程危险，就自己开溜了。

第六章　反间谍与反间计以“拉出来”对“拉出去”（1）

建立间谍，一般有两种方式：打进去，拉出来。

打进去——派遣自己的秘密情报员潜入敌特机关充当内线。本书第五章中描述的间谍就是这种实例。

拉出来——争取敌特机关的人员为我服务充当内线。本章着重叙述这种间谍。

间谍工作的实践证明：“打进去”比“拉出来”要难得多。任何一方的情报、保卫机关都十分重视入口，新人加入一律经过严格的政治审查。入口之后，还有重兵把守的通道。混过政审加入组织的间谍，要想调到能够掌握情报的岗位，还要经过多道筛选。因此，派遣间谍建立内线，往往是长期而艰巨的工作，难以适时收到效果。

选择敌特机关之中关键岗位的人员，加以诱导，使其为我服务，则是立竿见影的事情。国民党早已在使用中共叛徒上尝到甜头，因此特别注重对中共采用“拉出来”方针。抗战初期，国民党拉出去中共政治局委员张国焘，拉出去红军高级干部徐梦秋，拉出去不少共产党干部。国民党毕竟掌握全国政权，施展“拉出去”的方略相对便利。

边保的富平外勤据点，位于“囊形地带”关中分区的南端，正是对西安斗争的最前线。1941年年底的一天，关中剧团的团长何志德急匆匆来到设在交道镇的外勤据点报告：自己的族兄何某叛变，拉拢自己投敌！

接待何志德的边保外勤干部秦平大吃一惊——这何某可是个著名的进步人士！西安事变前后，何某是“西北青年救国会”的领袖人物，遭受国民党的迫害，位列闻名遐迩的“西北五青年”之一。此人怎能叛变呢？

搞锄奸工作，对于秦平也是一个新的课题。秦平原名强万夫，山西介休人，1936年参加牺盟会，1937年到山西决死队从军，10月由钟赤兵介绍到延安找周兴。起初在抗大锄奸部，1938年2月调到边保一科（情报科），后来到陇东做外勤工作。1941年2月，刚从陇东调回延安的强万夫，又被布鲁派到边保的富平外勤据点，公开身份是警备司令部的联络科长。同事张季平说：你强万夫这个名字敌人知晓，给你改个名，我叫季平，高鹏飞叫富平，你就叫秦平吧！于是，强万夫就变成秦平了。

何志德向秦平详叙经过。富平一带是国统区与边区的交界之地，何志德在边区剧团工作，族兄何某就在五里外的国统区淳化县通润镇税务局工作。前些日子，何某托人捎话，说是有要事相商，要找何志德面谈。路又不远，何志德没有请示组织就当晚上路，从小路绕过国民党的检查站，顺利到达通润镇。见到何某就发现不对头。何某明确要求何志德秘密自首，在边区充当中统的内线！何志德不答应，何某就拉下脸子威胁。磨到半夜，何志德假装解手，披着何某的棉大衣，连夜跑回边区。

关中地委书记习仲勋与富平外勤组长曲及先研究决定：诱捕何某。

何志德假装同意何某的要求，托人捎话过去，约到边境的一个小村见面。何某一来就被秘密逮捕，押到地委驻地马栏镇。突击审讯发现，何某被国民党逮捕之后自首叛变，加入了中统特务组织。考虑到何某过去的革命经历，边保外勤组打算将其逆用，派回中统充当内线。

何某没有等到释放就冒险逃亡。这天清晨，乘警卫战士疏忽之机，何某突然窜出禁闭室，战士猛追，可那何某跑得比兔子还快，眼看就要翻过杨家山。警卫队长王天民是个神枪手，操枪瞄准。秦平大喊：“王天民！不要打死，往地下打！”王天民朝何某脚下开枪，打起的石头击中何某的脚面，何某当即倒地，被追去的战士捕获。

一个赫赫有名的革命青年，也会被国民党拉出去做特务！事实使人看到：“拉出去”比“打进来”更危险。陕甘宁边区的锄奸工作，既要防止敌特“打进来”，又要防止敌特“拉出去”，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防止“拉出去”的任务更加重要！①都知道“拉”比“打”有效，那么，人家能够从我们的队伍之中“拉出去”，我们为何不能从他们那里“拉出来”？

难啊！不是难在别人不让拉，而是难在自己不肯拉。

周恩来创立特科的时候，特别注意运用“拉出来”的策略，曾经从国民党中拉出鲍君甫，起了很大的作用。可是，接连执掌中央的左倾领导却满眼都是死敌，在党内搞“残酷斗争”，对中间派要“无情打击”，至于敌人营垒嘛，更是“铁板一块”。连自己人都要推出去，根本谈不上“拉出来”！

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中央在秘密工作方面也纠正了过去的左倾政策。到达陕北后，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提出：“他们能够拉了我们队伍的坏分子跑出去，我们当然也能够拉了他们队伍中的‘坏分子’跑过来。”

在军事上擅长积极防御的中共，在情报战中也采取积极防御的方针。对付国民党的“拉”，共产党最好的防御也是“拉”，以“拉出来”对“拉出去”。1941年12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改进情报工作的通知》：“不会利用敌人内部一切能利用的人（进步人士、动摇汉奸、投机分子、失意分子、叛徒等等）则内线工作不能得到大的成绩。”有了中央的上方宝剑，情报部门就放手在敌营之中开展工作。

国民党本是革命起家，吸收特工人员也以革命理想为号召。可是，掌握政权的国民党正在走向腐化，就连抗日也要张学良兵谏，这就失去进步的号召力。于是，已经进入国民党特务机关的进步青年，就有“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念头。

第六章　反间谍与反间计以“拉出来”对“拉出去”（2）

虽然没有掌握全国政权，却引领着全国的进步思潮，这就是共产党能够“拉出来”的独有优势。

1939年秋天的一个夜晚，重庆曾家岩的八路军办事处，来了两个不速之客——国民党军统电台的军官张蔚林和冯传庆。

张蔚林出身江南士绅家庭，读书时深受一位进步教师的影响，可是这个教师却被国民党特务杀害了。张蔚林怀着抗日救国的志愿考入杭州无线电训练班，毕业后被军统派到皖南敌后潜伏。在敌后，张蔚林亲自看到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坚决抗战。后来，张蔚林又被调到重庆，在卫戍司令部稽查处电讯监察科工作。在后方，张蔚林又亲眼看到国民党在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冯传庆毕业于上海南洋无线电技术学校，在交通部系统的威海电台、天津电台工作。由于擅长从纷乱的无线电讯号中排除干扰，被军统看中，调到重庆任军统电讯总台的报务主任。

张蔚林和冯传庆因工作而相识，因信仰而相交，两人无话不谈，决心一起投奔延安。于是，两人结伴，冒险来到重庆曾家岩八路军办事处。

曾家岩位于重庆市郊的一处红色岩石之上，又称红岩。这里的机关对外称八办，对内还是中共南方局，领导着西南、华南的中共地下组织。南方局军事组接待这两个军统军官，决定让他们继续留在军统系统工作，获取情报。不久，又发展二人为秘密共产党员。

军统电讯总台设在重庆两路口浮图关下的遗爱祠，是个由美国援建的现代化电讯中心。从这里发出的电讯，指挥着军统在海内外的数百个秘密情报组织，数十万秘密特工。冯传庆在电讯总台的职位仅次于台长，管辖军统在海内外的数百部电台和上千名报务人员。冯传庆的位置，可以掌握军统的核心秘密。

张蔚林任职的重庆卫戍区电讯监察科，负责监听重庆地区的无线电讯号，控制无线电器材。正可以保护重庆地区的共产党秘密电台。

这两个从军统之中拉出来的内线力量，组成潜伏在军统之中的情报小组，其作用十分重要。为了保证安全，南方局军事组禁止他们再到曾家岩来。

由谁联络呢？南方局军事组组长叶剑英手里，还有一个重要的女情工人员，中央组织部刚从延安派来的黎琳。

黎琳原名余硕卿，在成都建国中学读书时，结识中共四川省军委委员车耀先的女儿车崇英。车崇英介绍余硕卿等进步同学加入“民先队”，在成都宣传抗日。在车耀先的支持下，余硕卿等十个同学又秘密前往延安。在陕北抗大读书的余硕卿改名黎琳，成为延安的一个活跃人物。每当集会，黎琳都指挥大家拉歌，保留节目是《拿起刀枪干一场》，以至于赢得“干一场”的外号。抗大毕业后，黎琳又参加军委的无线电训练班。考虑到黎琳的姐夫是川军师长，中央组织部将她派回四川，准备做川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