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秘密战-全集-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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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中共创建的历史，往往要说，毛泽东开辟了农村根据地，创建了红军。那么还应该说，周恩来开辟了城市秘密地下工作，创建了情报保、卫工作。
当然，各项工作原本都是集体努力的成果。不过，看一看其中的个人特色，也是很有意思的事情。
中央特科的工作，由周恩来直接领导。1928年春，周恩来亲自主办学习班，培训特科人员20多天。周恩来还规定了特科工作三任务一不准：搞情报、惩处叛徒、执行各种特殊任务包括筹款，不准在党内互相侦察。除了筹办专门的情报保卫机关以外，周恩来还与李维汉、任弼时、邓小平共同研究，拟订《中央通知第四十七号——关于在白色恐怖下党组织的整顿、发展和秘密工作》，确定了秘密工作的方针和方法。还设立直属中央的由吴德峰任局长的交通局，负责党组织之间的秘密联络。
文武兼备。早年对特科工作的领导，锻炼了周恩来主持多方面工作的能力。
以中央特科的创立与成绩，可以说，中共的情报工作、保卫工作，起点颇高。
国民党印发的《特务工作理论与实践》如此评价：“他们虽无经验可言，然以主持得人，本着学习及创造的精神，定出整个的计划，按照一定的步骤，脚踏实地的向前努力。为时不到三年，竟有惊人的发展与奇异的成绩。我们站在客观的立场上，也不能不佩服他们的奋斗精神啊！”
尽管有了出色的成绩，中央特科这个初创的情报保卫组织，还是相当幼稚。从特科选择的首位负责人顾顺章来看，就有致命失误。不过，国民党那边的特工负责人徐恩曾又何尝没有致命失误。
很快，国共双方的情报保卫机构就有了直接交锋的机会……
第一章 特务 特科 特区中共中央历史上最危险的时刻应该说，在中国大地展开殊死斗争的国共双方，对于情报保卫工作都抓得够早。这也许来自中国人善于“用间”的传统，这也许借鉴美国苏联的国际经验，但是，更为重要的却是——斗争实际的需要。
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初期，双方情报保卫斗争的焦点，集中在中共中央机关。中共中央机关一直在敌人眼皮底下活动，却没有任何合法的生存权利，全靠特科警卫。而掌握政权力量的国民党，更是动用全部特工与警察力量，力图侦破中共中央机关。
改写历史的时机意外出现。
1931年4月，顾顺章护送张国焘去鄂豫皖苏区，与鄂豫皖苏区派来的交通完成交接后，顾顺章却逗留武汉不走，24日因叛徒指认被捕，当晚叛变。
顾顺章其人自幼好勇斗狠，研习武术。五卅运动敢冲敢拼，加入共产党后被任用为工人纠察队教练。从苏联学习保卫业务归来，又成了中共最早的保卫专才，担任苏联顾问鲍罗廷的卫士，上海三次武装起义的工人纠察队大队长。顾顺章能够赤手空拳无声杀人，擅长化装易形盯梢脱逃，在中国特工界是首屈一指的行动专家。1927年批判右倾错误，共产国际要求中共在改组中重视工人成分，顾顺章开始进入中央核心，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委员，又成为中央特科的实际负责人。可是，这个受到重用的工人领袖却使周恩来颇为担心。顾顺章确实机灵能干，上台能演魔术，下台双手打枪，顾顺章却又放荡不羁，呼朋唤友，赌钱嫖妓，往往以特工需要为由违反党纪。1930年5月，周恩来特派聂荣臻到特科工作，从政治上监督约束顾顺章。
正当周恩来考虑调换特科领导的时候，顾顺章在武汉出事了！
顾顺章一直具体负责特科工作，认识全部特科人员；顾家亲属全在中央“住机关”，掌握几乎全部秘密地址；只要顾顺章开口，中共中央机关就会被敌人一网打尽！可是，图谋个人前程的顾顺章却要待价而沽，非要面见蒋介石方肯提供全部情报。而捕获顾顺章的武汉行营侦缉处也要邀功请赏，急于向党务调查科直接报告。于是，秘密电报接连发到南京中央党部徐恩曾处。
就在国民党最高特务机关负责人徐恩曾的身边，潜伏着共产党中央特科的三位情报工作人员。1928年，陈立夫指派表弟徐恩曾开办无线电训练班，扩充党务调查科的特务系统。特科得知消息，派遣共产党员钱壮飞、李克农、胡底三人，先后考入这个训练班，组成秘密党小组。周恩来布置这三人隐蔽身份，深入要害。学业出色的三个青年陆续取得要职，李克农在无线电管理局掌控总部，胡底调往天津掌控北方机关，而钱壮飞居然当了徐恩曾的机要秘书。1929年12月，徐恩曾升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总务科主任，实际负责全部党务系统的特务工作。级别不高，权力极大，国民党最高特工领导徐恩曾谨言慎行，反复考察，还是把钱壮飞放在自己的身边。
共产党特科的负责人投降国民党，国民党特工的负责人身边有共产党，一场激烈的情报战紧张进行。
一夜之间，武汉接连发往南京六封紧急电报，封封落入钱壮飞手中。出门逛窑子的徐恩曾大权旁落，连密码本都交给钱壮飞保管。钱壮飞立即派自己的女婿刘杞夫报告李克农，李克农又转报陈赓……
从武汉乘船到达南京的叛徒顾顺章，指使国民党特务扑向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关，看到的只是空房。
周恩来提前半步布置中央机关全部转移！
夺取全国政权之后，中共中央领袖回顾半生出生入死的经历，都说：那是中央最危险的时刻！
亲身参与拯救中央活动的李克农认为，这是特科从保卫转到情报，又进行反侦察的成果。
创下奇功的李克农、钱壮飞、胡底三人，被中共情报界称为“龙潭三杰”！
一次惊心动魄的情报斗争，充分反映此时此刻国共双方特务组织的勇敢与幼稚。共产党虽然躲过一劫，却也遭受沉重打击。顾顺章发狂地在上海搜捕，中共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叛变，特科打入敌人内部的情报关系有的被捕有的撤出。顾顺章熟悉的特科干部各自转移。一科洪扬生于1934年被俘叛变（建国后入狱改造）。二科陈赓转入军队（建国后位居十大将之首）。三科谭忠余留学苏联在肃反中被害（后来平反昭雪）。四科李强转往苏区（建国后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贸部部长）。
周恩来果断安排特科改组，从外面调来顾顺章不熟悉的干部。
中央政治局委员陈云接手特科领导，赵容（康生）调任第二负责人。陈云兼任一科总务工作，潘汉年负责二科情报工作，康生兼管三科红队。1932年陈云调任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就由康生接管特科，不久，康生调临时中央组织部，特科又由潘汉年负责。从此，中共情报圈流传着“先生”、“老板”、“小开”这三个绰号。
经历巨大打击的中央特科惨淡经营。1933年1月，博古领导的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在上海待不下去，转往毛泽东领导的江西苏区，特科负责人潘汉年随同前往。留在上海的特科隶属于上海中央局，主要搞军事情报。2月，国民党成立特务机关“上海行动区”，特科红队击毙上海行动区负责人马绍武。1934年6月26日，上海中央局书记李竹声被捕叛变，上海中央局和江苏省委连遭6次破坏，红队拼死还击，还是大多被捕。1935年1月15日，红队王德明、邝惠安、欧志光等被押赴龙华刑场，牧师祷告劝说，众豪杰高唱国际歌，慷慨就义。1935年9月，尚存的特科成员大多转往天津，由王世英带领在北方局领导下的华北联络局开展工作。11月19日，特科上海办事处负责人丘吉夫被捕，上海的特科活动随之结束。①这是中共历史上一段悲惨的挫败时期。遭受沉重打击的不止是中央特科，上海的党、团、工会的领导机关，连续不断地遭到大规模的破坏，上海的党组织基本被搞垮。
第一章 特务 特科 特区国家政治保卫局（1）
特科的结束，并不意味中共情报、保卫工作的结束。
就在上海特科蒙难之际，江西这边却是一派兴旺。
毛泽东领导开辟的井冈山根据地，横跨江西、福建、浙江3省28县，占据15座县城，总面积5万多平方公里，人口250多万，红军部队4万多人枪。中共中央决定，以这块最大的苏区作为中央苏区。1931年11月7日十月革命纪念日这天，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叶坪召开，大会决定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选举毛泽东为主席。中国共产党在自己的地盘建立了自己的政权，与国民党分庭抗礼！
2002年7月，作者特意前往瑞金，到这个中共最早的国家机关的诞生地现地考察。
第一次全苏大会的会址由宗族祠堂改建，主会场位于高大的厅堂正中，就在同一大厅的两侧，用木板隔断为一个个不足10平方米的小间，门口挂牌：外交部、财政部……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这种格局，很难让人联想起北京长安街两边的国家机关大楼，倒有点儿像写字楼里的现代公司。同行者感慨：现在搞国家机关精简，真应该先到这里参观参观！作者心中暗自琢磨：一个大屋顶下的国家机关，能够管理多大范围？
两年后，1934年1月第二次全苏大会召开的时候，中央苏区的政权建设已经有模有样。
国家机关的驻地是一大片建筑群落。中央大礼堂有二层楼，格局有如现代音乐厅。中央政府的每一个部门都有自己的小楼，足以容纳数十办公人员。阅兵的操场广阔平坦，烈士纪念碑的造型就像冲天的火箭！
这颇具现代意识的建筑设计，全由多才多艺的情报干部钱壮飞一手完成。作者特意找到钱壮飞工作的保卫机关。僻静的角落，坐落着国家政治保卫局的一幢二层楼房，似乎比别的房子更为坚实、更为规整。对面，驻扎着装备齐全的中央警卫营。
这片建筑群落，绝对超过当地当时水平，任何一个乡村士绅也不可能拥有如此规模如此水平的产业。这片楼房，依然是土木砖石结构，没有水泥没有钢材没有丝毫现代建筑材料的成分，中央大礼堂那擎天巨柱不过是利用原地生长的百年古树。
原始的水渠和稻田，环绕着标扬现代风格的建筑群落。
现代模样的楼群旁边，点缀着枝条盘旋树皮皲裂的千年古樟。
作者顿时悟道：这个过去的瑞金，同自己现在居住的北京，有着血脉联系！
当时的首都瑞金居民是否想到未来建都何处？现在自己这个首都北京来客如何认识当时的建国？
毛泽东主席的中央政府，人已去，屋还在。
有人说毛泽东不过是山大王，可哪个山大王会制定宪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宪法表明：这个国家与其政府，完全采用现代国家的政治体制。检察院、法院、内务部、裁判部，司法体系相当完整。
一个特殊的部门是国家政治保卫局。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规定：“国家政治保卫局是中华苏维埃组织的一部分，是苏维埃特别组织之特别机关。这个机关是在政府领导之下进行公开的、秘密的与一切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反革命作斗争，和保卫苏维埃政权的一个机关。”《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政治保卫局组织纲要》规定：国家政治保卫局“在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管辖之下执行侦察、压制和消灭一切反革命组织活动、侦探及盗匪等任务”。“国家政治保卫局及其各分局和特派员，是代表政权侦查、接受与处理一切反革命案件的。”这就是说，一般刑事民事案件归其他司法部门管辖；而反革命案件，统归政治保卫局管辖。
不要以为中共的情报、保卫工作总是秘密工作，这“国家政治保卫局”，就是一个公开机关。过去讲“合法斗争”、“非法斗争”，说来说去都是国民党的法，从现在起，共产党自己的共和国颁布了自己的法律，也要公开合法执政了。
当时，新政权面对的主要斗争就是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所以，国家政治保卫局这个“特别组织之特别机关”，权力就非常之大。保卫局的侦察部门有专职侦察员，检查出入苏区的人员和物品，还派遣情报人员深入敌区。极为特殊的是“工作网”，即由保卫局在党政军群各组织中设立的耳目。保卫局的执行部门负责逮捕、关押、预审工作。保卫局还有一支直辖的武装力量“政治保卫队”，负责保卫党政军机关与首长的安全，党中央、政府、军队首长的警卫人员都由保卫局安排“特务员”担任，各级领导干部身边配备的人、马匹、短枪、马刀，统由保卫局规定。国家政治保卫局的组织原则，是“完全集权的代表”。“国家政治保卫局的上下级关系，除特别障碍外，是一贯的垂直系统，下级对上级的命令绝对服从。”国家政治保卫局在地方政府、红军部队，都有派出机构或特派员，地方政府和红军指挥机关无权改变和停止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命令。
保卫局成员的级别也高，首长警卫员即使是战士职务，也选调干部担任。保卫队的武器装备也最为先进，配有长短枪。红军官兵佩戴红色的領章，但保卫局却是绿色領章加红框。保卫局成员胸前还佩戴一枚银质证章，上有三个洋文字母“GBW”。在简陋的红军队伍中，保卫人员军容严整，装饰特殊，鹤立鸡群！保卫局内部流行一句话：“党是铁的纪律，保卫局是钢的纪律。”保卫局权力之大，大到特殊情况下可以逮捕同级军政领导。红军五师特派员陈复生，就曾逮捕枪毙了一个逃跑的师参谋长。红军卫生学校的特派员主任肖赤，就制止了校长陈义厚组织的逃跑行动。①
第一章 特务 特科 特区国家政治保卫局（2）
无论规模还是权力，这个国家政治保卫局显然大大超出周恩来创建的“特科”。研究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制度与权限，可以看到：几乎完全照搬苏联。非但主要干部经过苏联培训，就连那洋文徽章也是俄文字母，“格伯乌”，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的简称！
这个国家政治保卫局的产生，也有自己的前史。
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古国，中国历来就有执行类似功能的机关，元朝的“兵马司”就相当于现代的公安局。不过，中共当年，可不打算承继封建时代的政治制度。中共保卫机关的设立，显然来自苏联革命经验的启示。1927年8月1日中共与国民党左派联合组成革命委员会，发起南昌起义。革命委员会与起义军指挥部之下设政治保卫处，由中共前敌委员会委员李立三任处长。12月11日，中共发起广州起义，广州苏维埃政府下设肃反委员会。1928年3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通告，要求各地成立苏维埃政权时，下设肃反委员会。7月10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通过《苏维埃政权组织问题决议案》，提出革命根据地的城市和乡村都要建立肃反保卫机关。1929年4月5日，毛泽东领导的红四军在政治部内设立保卫科。4月15日，赣南第一个县政权兴国革命委员会，下设肃反委员会和裁判部。1931年1月，中央政治保卫处成立，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兼任处长，成员只有五人。不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