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秘密战-全集-第3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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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8日，中共西北局发出《关于处理边区内部反共特务内线的决定》。

8月3日，中央书记处召集高级干部编组学习。

随后，三八五旅锄奸科逮捕潜伏特务赵秉廉、马鸣（马汝英）。中社部逮捕潜伏在军委二局电台的特务胡士渊、杨子才、夏珍卿。

12月6日，中央总学习委员会发出《关于肃清延安“小广播”的通知》，这标志审干运动由准备阶段转入少数单位内部审干阶段。

年底，汉训班在边区的特务大多被捕，案件进行初步总结。

这种时间上的同步，是否表明“戴案”的侦破与延安整风审干有着一定的关系？

如果认为“戴案”的侦破决定了整风审干的发起，那肯定是夸大了这个案件的影响，但是，这个案件的发现，使得中共中央更为重视在整风之中进行审干，却是合乎逻辑的。②延安整风运动之中，审查干部是个重要内容，一度出现过火的抢救运动。在此期间，汉训班案件的侦破始终在继续发展。一网打尽，常常只是一个比喻用词。实际生活往往是一网打不尽，还要继续撒网捕鱼。侦破汉训班案件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1942年大批捕获特务，只是破案的一个主要标志；此后，各地在整风审干之中，还陆续发现新的特务，有的延伸到解放战争，有的甚至潜藏到建国以后。

陇东始终是斗争的焦点地区。

安塞兵工厂逮捕苟振生时，同案的安永善逃回西安，不久又到陇东的马岭活动，1942年4月被曲子县保安科逮捕。薛守业从汉训班毕业后，回老家合水县潜伏，先后密报情报8次，1943年整风中被陇东保安分处查获。河南人张益昌于1943年潜入庆阳，与吴南山联络后被捕。

中共情报、保卫机关查获的军统西北特侦站特务的数字，多年来未能完全查准。开始是32名，后来又抓了不少，一说47名，一说55名。这是因为，此案之中，曾受汉中特训班训练的有47名，另外还有浙江特训班5名，未受训练2名，训练地不明的1名，如果全算上，则共有55名之多。汉训班特务不止打入陕甘宁边区，还渗入其他根据地，延安结案后曾由王列表将此案通报各地，但也不能作到统计完全。

由于此案的侦破，国民党军统的秘密特务训练显露真相。设在四川重庆的“渝训班”是戴笠直接掌握的大本营，着重训练校级以上的高级特务，毕业生一般担任各地的站长、副站长、组长、副组长。设在甘肃兰州的“兰训班”着重训练尉级军官，毕业生充实各特务组织的骨干队伍。设在贵州息烽的“息训班”着重训练军统内部的警卫人员。最为特殊的就是“汉训班”，着重训练打入共产党根据地的间谍，圈内人称“死间训练班”！

国民党军统的“死间”大量打入边区，不能不引起保卫系统的高度警惕。延安审干中，越来越强调反特锄奸任务。而一些军统特务主动被动的投诚，又使得中共更加强调运用坦白政策。

第七章　延安反特第一案大胆“反用”

此案侦破工作的特点在于“反用”。

“反用”，又称“逆用”，其意义近似孙子的“反间”，就是利用敌方派来的间谍，反过来为我侦察敌方的情报。延安时候的说法是“化敌为我服务”。

此案的发现，源于国民党军统间谍吴南山的主动交待；此案的发展，主要依靠捕获后争取过来的祁三益、李春茂等人；此案的结果，又是大量被捕人员转化为中共的情报力量。由此可以说，中共情报、保卫机关侦破此案的高明之处，正是在于这个“反用”。

不管“反用”、“逆用”还是“反间”，反正这个“化敌为我服务”是个非常非常之危险、非常非常之艰难的事情。

五大难题横亘面前：如何做到敢于承担政治风险并大胆放手？回想以前的苏区肃反，国民党派遣两人冒充改组派，到鄂豫皖根据地策反许继慎，许继慎将其交给保卫部门处理，本人却仍然受到怀疑，甚至因此被处死。现在反用更加危险的军统特务，保卫干部能不担忧这导致给自己扣上政治帽子？

如何争取训练有素的间谍投诚并检验其忠诚？看看以前打入延安的特务，汉训班教师沈之岳、朱国才等人都是坚定的反共分子，他们训练出来的学生现在投诚，会不会是演出苦肉计？

如何调动反用者的积极性并保护其安全？执政的国民党掌握着更多的权力和财产，安逸享乐不在我，高官厚禄在于敌，共产党有何资源优势？

如何通过巧妙的反用来扩大情报战果？国民党的特务机关具有相当丰富的反侦察经验，如何瞒过其耳目诱使其上钩？

如何安排反用者的政治待遇？共产党实行严格的干部审查制度，曾经具有国民党特务身份的人，能不能参加革命能不能当干部能不能入党？

1942年6月10日，延安举办了一次别开生面的宴会。北门外的文化沟相对僻静，这里的青年食堂今天被全部包下不准外客进入。什么人做东如此气派？

走进宴会厅的人物，原来是边保的布鲁、王凡、李启明，陪客也很威风，总政锄奸部的钱益民、张明、彭由。主人方面都是延安的情报、保卫大员，贵客是谁？

进入宴会厅的客人个个拘谨，祁三益、李春茂、王星文、赵秀、张秉钧，个个都是前国民党军统特务！

布鲁举杯，庆贺五人参加革命！

由于这五人在案件的侦破中起到重要作用，边保决定吸收他们参加边保的外勤工作。

第二天，延安卫戍副司令、陕甘宁边区保安处处长周兴，亲自接见这五人。

这规格，超过以往所有保安处吸收新人的仪式。

尚在陇东的吴南山，一直秘密为边保工作。

捕获祁三益之后，陇东保安分处依然对军统隐瞒吴南山的真实身份。赵苍璧布置吴南山给程慕颐写信，声称自己具有县教育科长的合法身份，建议今后派往边区的人员先通过自己，以便掩护和安排。

吴南山继续受到国特机关信任。汉训班五期的禹济川主动报告，西北特侦站派教官朱国才潜入边区领导潜伏特务。陇东的安永善、安永录兄弟参加汉训班回来，先找吴南山联络，还告知具体任务。西峰镇党务通讯处的中统特务骆洪烈是吴南山的同学，来边区活动也向吴南山暴露身份。中统特务邓应贤、邓应德潜入边区，也来找吴南山帮忙。这些特务当然都落入边保的秘密监控。

吴南山还协助领导争取其他特务反正。汉训班毕业的张益昌潜入庆阳与吴南山联络，还被陇东保安分处突击反用。庆阳一完小的教师王文翰对吴南山说，平凉中学的教导主任捎信来，说是有免费学校可上。吴南山想到又是军统的特训班，立即向陇东保安分处汇报。外勤组长陈世琦当面向王文翰交待，布置他打入敌特机关。王文翰离开边区果真去了军统的兰训班，1943年返回边区正好碰上整风，在家待了一夜就匆匆离去。赵苍璧得知，立即派涂占奎去寻找，但没有找到。解放后，此人还是将兰训班的情况向兰州市公安局作了交待。

吴南山在庆阳，曾任教育科长、剧团团长、完小校长等公开职务，秘密职务却始终是陇东保安分处的庆阳外勤组组长。

多年之后，吴南山回顾这段历史，还认为：“用党的政策感召和给出路的办法侦破案件是成功的。如对我的问题，就是由于党的政策的感召和给出路的办法，我才主动向党交代并走上革命道路的。”

吴南山到汉中特训班时得到的第一印象，就是国民党不相信青年，自己失去了自由；而共产党领导给予的第一印象却截然相反，吴南山第一次交待问题，马文瑞就当面肯定他是受骗的！

就在与吴南山谈话之前，马文瑞在陕北肃反时曾经受冤被捕。自己当年几乎因为冤案而被枪毙，马文瑞怎能有勇气接纳吴南山这个军统投诚分子？

这不能不令人想到，大政策的调整，起到根本的作用。抗日战争初期，中共中央纠正了过去的左倾错误，才使情报、保卫工作卸掉了包袱，敢于利用敌人内部一切能够使用的力量。

汉训班一案在延安捕获32名军统特务，除王焕章一人外，边保对所有的人都进行了反用，而且都发挥了不同程度的作用。其中有杨成章、李峰璧、张志刚、张志俊、王焕章、赵秀等6人主动逃跑，后来在战争期间又有若干背叛者。但是，还有不少人经受了战争的考验，始终忠于共产党。建国后，这些人在各个岗位包括公安部门担任重要职务，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也挨了整，但后来都得到平反，晚年同其他没有历史问题的干部一样享受离职休养待遇，没有受到歧视。

如果说“军事是政治的继续”，那么可以说，情报、保卫是政治的深入。而“反用”，则绝不仅仅是技术问题，更是极其复杂的政治问题

第七章　延安反特第一案戴笠发出通缉令军统汉训班案件的破获，为延安除掉一大隐患。尽管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功，边保却是尽量隐瞒消息，还要继续扩大战果呢！

吴南山、祁三益、李春茂、王星文、赵秀、张秉钧等人，都被吸收为边保的外勤干部，继续与军统联系。

可是秘密难保。

李峰璧被捕供出杨成章，王自洁被捕供出王焕章，但是，杨成章、王焕章、张志俊这三人都在逮捕前闻讯逃走。不久，派往关中工作的李峰璧也乘机逃亡。此前还有借口去西安汇报的杨超也一去不归。已有五人失控，程慕颐完全可能已经知道延安组被侦破的消息！

边保并未因此放弃。

当初逮捕都是秘密进行，策反说服也绕了一个大弯子，逃跑的五人并不知道其他人投诚的实情。因此，程慕颐尽管有所察觉，却完全可能并不知道破坏的程度有多大！

边保将这些人分散开来，继续使用。

赵秀留在延安继续当防空监视哨的哨长，直接与洛川、西安联系。王星文、张志刚去绥德，给榆林写信接头。李春茂去富县，设法与洛川联系。祁三益继续在新市场完小教书，保持这个秘密联络点。吴南山留在陇东，继续诱敌上钩。

不久，西安来人，提出对祁三益的怀疑。这使边保想到，也许是李峰璧提供了祁三益被捕的消息。看来，必要时需要暴露祁三益，以保留其他人员。边保布置赵秀，向程慕颐写信，声称自己也对祁三益有所怀疑。可是，西安迟迟没有回信。

1942年11月，张秉均（张志刚）又逃跑了。此人是天水人，毕业于汉训班第七期，被捕后佯装积极，被边保吸收派到绥德做外勤工作。张秉均曾经参加边保欢迎五人投诚的宴会，这下秘密不保！

布鲁还有主意，又布置赵秀写信汇报，说是有个特务在绥德自首。企图以此扰乱程慕颐心思，令其怀疑张秉均的逃跑是边保有意派出。果然，西北特侦站代理站长王之定听了两方消息，难辨真伪，将张秉均关押审查。

延安这里继续钓鱼。不久西安回信，调赵秀、祁三益两人回西安。

祁三益不肯走。铁了心留在延安，怎么还去西安？

赵秀想走边保不放。此人不像祁三益那样可靠，不能放虎归山。

调人回西安，也是王之定手段。见赵秀、祁三益两个组长迟迟不归，王之定就中断了与延安的联系。赵秀从此惶惶不安，自己的家属在国统区的徽县，会不会遭受报复？白天吃喝嫖赌，晚上偷偷哭泣。布鲁不放心，将其软禁一个星期，赵秀就更加消极，说什么“混一天算一天”。

1943年春天，经过一段时间考验的赵秀，被边保派到国统区榆林工作，乘机跑回西安。为了掩饰自己，赵秀向站长王之定声称，自己一到延安就被共产党的密探包围，幸亏有公开身份，共产党不敢破坏统一战线，没法抓人。赵秀把延安组失败的责任一古脑儿推出：“祁三益、李春茂是打入汉训班的共产党，他俩到延安以后，军统派到延安的人就全完了！”赵秀证实了张秉均，王之定立即向重庆报告。

戴笠亲自审问赵秀，得知潜入延安的汉训班特务已被中共一网打尽！

汉中训练班的教材，处处称呼共产党为“奸党”，处处称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为“匪区”，这下可把国民党的反共内情暴露无遗。国民党如何解释自己的这种“合作”？

戴笠只得采取果断措施：撤销军统西安特侦站，撤销程慕颐站长、林继之副站长职务；撤销西北特侦站设在边区的延安组，同时撤销边区周围的榆林组、宜川组、平凉组、韩城组、府谷组、环县组；又连带撤销西北特侦站下属的有汉训班学员的宁夏组、洛阳组、郑州组、胶东组、安徽组、新疆组；凡是汉训班毕业的人员今后一律不得重用。

西北特侦站成功打入延安，本来是军统的辉煌战绩，现在一朝覆没，戴笠也得有所交待。

军统重庆特训班所在地“白公馆”举办了一次“延安死难烈士追悼会”，40多个烈士的英勇事迹感天动地。蒋介石亲自参观，指示戴笠：“可以将他们的照片也陈列出来。”

戴笠忙说：“报告委员长，他们都是无名英雄，照片只能给委员长看，此外谁也不能看。”

蒋介石满意地离去。戴笠回头就向全国发出通缉令：悬赏处理军统叛徒祁三益、李春茂！

第七章　延安反特第一案“特务”入党“叛徒”的生存相当尴尬。

新的东家当然重视，背叛的老家却是恨之入骨；接下来，老家那边不断施展反间计，新家这边难免就有所怀疑；最后，往往落得两面不是人的下场。

国民党虽然善于利用共产党的叛徒，骨子里却始终保持对叛徒的警惕。顾顺章背叛中共，几乎将中共中央机关一网打尽，还丧失了自己全家的性命。就是这样，中统也不信任顾顺章，只给一些闲差。后来，还怀疑顾顺章另拉队伍，将其枪毙。张国焘叛逃军统，戴笠十分器重，委托主办“特种政治干部训练班”，后来没有多大成绩，也被打入冷宫。蒋介石的逻辑是：你能够背叛共产党，就能够再背叛我！

共产党现在也要接纳国民党的“叛徒”，并且“反用”。众所周知，共产党吃叛徒的亏更惨，共产党的政治道德对叛徒最为严厉，共产党明确规定：叛徒可以利用，但是不准重新入党。

“叛徒”如此，“特务”呢？

汉中特训班一案，涉案人员都是正牌军统特务！

怀疑其假投诚，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不是已经跑了六个？

没跑的人呢？心中也有包袱，共产党是否真的信任我？

被吸收加入边保工作的这几个人，心态还是与其他干部有所不同。表面看很老实，叫干什么干什么，可是有意见总藏在肚子里面。总说希望组织上信任，总是对领导的态度相当敏感，可是，组织上一旦照顾，又嫌把自己当客人。上街走路，看见身后有人，就怀疑是组织上派人盯梢。有的人汇报上写道：“昨天夜里梦见一只黑狗，若不是看在主人面上，就打它棒子！”

边保尽管缺乏同军统打交道的经验，却能准确掌握党的政策，对于这些人的心态变化掌握很准。随着工作的深入，这些人的思想状态也越来越好。

可是，到了政治运动期间，就发生异常情况。

整风必然审干，审干必然锄奸。按照这个逻辑，边区的政治空气逐步紧张起来。抢救运动期间，康生将汉训班作为典型案例，在延安大会点名。枣园坦白大会，胡士渊痛哭流涕地发言，交待自己小组在二局的特务活动，引起全场震动。

正在陇东的吴南山也被调到延安集训，外勤工作一时中断。延安的祁三益、李春茂，更被集中到保安处，说是上干部培训班，其实是监禁审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