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秘密战-全集-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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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兴提纲挈领地介绍了现在保卫局的任务同江西时有了什么不同：“国家保卫局的任务是保卫革命成果。反革命分子在红军到达后并不会停止他们的活动，为了反对他们，保卫局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帮助，并以教育的方法来改变那些还不是在死心塌地的从事反革命活动的那些人的头脑。”“保卫局并不是那么可怕，它只不过是保卫苏维埃权力，现在是保护扩大统一战线。”“在江西时反革命的定义是非常严厉的，现在是统一战线时期，就没有那么严厉。在江西时，没有人说合作来反对帝国主义，现在不同了（现在可以说合作抗日）。在江西时，谁不同意我们就会被认为是反革命分子，他的财产就被充公，要是他反对我们，他就会被剥夺一切权利，虽则他还没有直接采取行动来反对我们。”“在江西，我们的政策是直接保护人口中主要那部分积极参与和支持革命的人的利益，而现在，我们承认人民中间一些新的范畴，这部分人一方面反对日本，另一方面也不同情共产党。这些人，只要他们不企图通过暴力来推翻苏维埃政权，他们不应受到逮捕、惩治或虐待。我们正在教育他们，和他们开展思想斗争，只不过不用暴力和镇压的手段就是了。其次我们也没有没收他们的土地，而是让他们自行耕作。最后，我们还在政策上给予他们适当的政治照顾。”“总而言之，保卫局现在不但在保卫革命胜利的成果，而且还在保卫统一战线的基础。”
第一章 特务 特科 特区斯诺采访“中共的特务头子”（3）
周兴这段论述显示：紧随党中央克服左倾冒险和关门主义的步伐，情报保卫部门也改变了江西肃反时的左倾做法！
对于斯诺的六个问题，周兴也一一回答。引人注意的是，周兴强调：“现在死刑案件很少。”周兴还说，政治犯的审判程序同一般犯人一样，要由法院审判，“但非常时期除外。所谓‘非常时期’指的是出现了叛变、倒戈或暴动，那时保卫局就得及时地处理那些头目，来不及等候开庭了，不过这种情况极少发生。”
周兴还展开论述保卫局和国民党宪兵队（或政治警察）的四点不同：“前者只是贯彻群众的要求，没有群众的要求，我们是不会杀人的，更不会是秘密地杀的，而国民党则不然。其中原因群众是知道的。”“另外一个不同是：在国民党统治区，一个人犯（政治）罪，全家被捕，甚至连小孩都会被杀。而苏维埃是不允许这个政策的。我们认为，一人犯罪一人当，与他的家人、亲戚和朋友无关。更不会剥夺这些人的政治和经济权力。”“第三个不同是：苏维埃对政治犯的宽大政策，那些人（政治犯）只要接受教育，并有好的表现，很快就释放，并恢复他的一切权利。”“第四个不同是：犯人的口粮和我们的职员一样，他们被发给与我们的职员同样的衣粮，他们没有像在国民党的狱里那样受到拷打和虐待。”
周兴的介绍内容，显示较高的政策水平，也符合国际通行的司法原则。斯诺将周兴的回答认真记录并写入自己的著作《中共杂记》。
陕北之行改变了斯诺的看法，在斯诺的心目中，共产党已经从土匪变成中国的希望之星！而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一书，又使世界认识了中共。①好几个延安老保卫向作者讲过这样一个故事。
斯诺直言不讳地问毛泽东：“国民党方面认为，周兴是中共的特务头子？”
毛泽东笑答：“我以为，周兴是无产阶级的宝剑！”
保卫干部都知道，斯大林曾经赞扬：“契卡（肃反委员会）是无产阶级出鞘的宝剑！”
周兴对询问自己的同志解释：“毛主席所说的无产阶级的宝剑不是指我个人，而是指当时在党的领导下的陕甘宁边区保安处这个组织。”
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贺龙提意见了：“保安处是宝剑，军队是什么？”
由此，中共的保卫系统就没有自诩“宝剑”。建国后，公安部长罗瑞卿提出以“盾牌”作为公安的标志。而国家安全部门的标志，则是二者兼有——“剑与盾”。
当事人俱已作古，这个故事的准确性尚难论定，但是，“宝剑”与“盾牌”，至今仍是中国情报、保卫战线的象征。
中共的传统是强调集体的作用，其实，就个人而言，老情报老保卫，哪个不是一把锋锐的宝剑？
周兴在延安驻守12年，解放战争后期参加南京和重庆的接管，后任公安部副部长、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云南省省长、省委第一书记。在中共的情报、保卫系统中，也是一个重量级人物。
第一章 特务 特科 特区中共“情报大师”李克农与张学良秘密谈判（1）
从周兴答斯诺问可以看出，中共情报、保卫工作正在发生政策变化。
遵义会议之后，中共中央逐步纠正过去的左倾政策。面对日本侵略中国的新形势，中共中央又改变过去的阶级革命政策，转而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
此时，国民党被日本逼得走投无路，也试探与共产党合作。蒋介石有意要打通与中共中央直接联系的通道，遂委托他的郎舅宋子文去完成这一使命。宋子文求助于二姐宋庆龄介绍关系，联络陕北的中共中央。1936年1月，宋庆龄委托董健吾去陕北送信。董健吾过去是中共特科成员，公开身份是牧师，又是宋子文的大学同学，是个国共双方都能接受的信使。宋庆龄叮嘱董健吾：此行重要，将来益国匪浅。董健吾带着密信远赴西安，由张学良派飞机送到肤施（延安），再由当地东北军骑兵护送，行程六天到达瓦窑堡。面见中共中央领导人之后，董健吾又把复信带回南京，面交宋庆龄，再由宋庆龄转给国民党中央。历史应该记载：中国现代史上的第二次国共合作，从1936年初国共最高领导沟通信息而起步。
南京向陕北伸出了触角，就近的西安岂能落后？
此时，在陕北根据地围剿红军的国民党部队，除了蒋介石的嫡系胡宗南部队以外，主要是杨虎城的西北军和张学良的东北军。中共中央决定积极开展对这三支部队的工作。当年在中央苏区的时候，毛泽东、周恩来主张与蔡廷锴的第十九路军联合反蒋，若不是被左倾领导否定，也许就用不到放弃中央苏区进行长征。当年的中央领导错过时机，将革命导向危局；现在的中共中央果断抓住历史机遇，主动向东北军、西北军展开统战工作。
东北军统帅张学良早想同中共建立联系，却苦于无从着手。1928年的时候，张学良的父亲张作霖率领东北军进占北平，公然开进苏联领事馆，把共产党的领袖李大钊捉来绞杀了！后来，日本军部暗杀张作霖，张学良接掌东北军，试图与共产党建立联系。鉴于东北军抗日愿望强烈，中共北方局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起就派刘澜波在东北军中活动。但是，当时敌军工作的方针是要兵不要官，因此在军官中没有建立党组织。张学良被国民党委任为剿共副总司令，大面上还得和自己的盟兄蒋介石站在一起。蒋介石却利用张学良对自己的信任，强令东北军不打日本打红军。于是，“不抵抗将军”张学良恶名传天下。1936年初，位于陕北剿共前线的张学良，主动派人到上海找共产党，正好在宋庆龄家中碰到刚从敌营逃脱尚未恢复组织关系的刘鼎。1936年3月，刘鼎到西安与张学良会谈，之后亲赴陕北向中央汇报。
西北军统帅杨虎城则早已同中共地下组织建立联系。1929年杨虎城在河南驻军时，就使用地下共产党员宋绮云任秘书。这个宋绮云于1941年被军统密捕，1949年重庆解放前夕与杨虎城一起被害，其幼子宋振中就是《红岩》小说中的小萝卜头。1930年杨虎城主持陕甘军政时期，又任命地下共产党员南汉宸为陕西省政府秘书长。南汉宸又介绍同乡李直峰任西安绥靖公署机要秘书，秘密侦察破译密码电报。后来，蒋介石免去杨虎城的陕西省政府主席职务，强令驱逐南汉宸。但是，杨虎城身边还有秘密共产党员，警卫团团长张汉民就是一个。潘自立去川北红四方面军，汪锋到红二十五军，张庆孚到陕北，陈刚到西安，都由张汉民掩护。1935年3月，西北军奉命与红二十五军作战，旅长张汉民身在曹营心在汉，所部被红军顺利歼灭。令人痛惜的是，俘虏了张汉民的红军部队怎么也不相信这个敌军旅长是自己人，硬是把这个共产党员给枪毙了！而且，张汉民为了证实自己身份说出红二十六军首长的关系，竟然又成为肃反中错整刘志丹等人的证据！1935年冬，毛泽东派汪锋到西安与杨虎城联络，杨虎城怕汪锋是国民党特务，先扣押起来，经其他共产党员证实之后，才与中共方面签订协议。毛泽东又派自己的秘书张文彬作为红军代表留在西安，公开身份是十七路军总指挥部政治处主任秘书。
中共中央十分重视西安方向的统战工作，专门成立中共中央联络局（又称西北联络局），首任局长就是中央特科“龙潭三杰”之首李克农。此前，李克农从事过情报工作、保卫工作，现在又进入统战工作领域。中共对李克农的官方评价是“隐蔽战线的卓越领导人”。作者却愿意采用一个更有学术味道的称呼：“情报大师”。无论放在中国范围评价还是放在世界范围评价，李克农的情报功绩与情报才能，都堪称大师。
李克农1899年生于安徽巢县。父亲在芜湖海关任职，家道小康。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陈独秀、胡适都是安徽人，李克农在芜湖上学时就积极参加进步学生运动，1919年在抗税斗争中被捕。李克农与安庆的一批五四运动健将，受中共委托创建民生中学，成为安徽革命运动的一个基地。1926年，李克农加入中国共产党。北伐军打到安徽时，共产党员李克农担任国民党芜湖县党部的宣传部长。蒋介石在上海联合青帮压制共产党领导的工会，同时指派芜湖的青帮头子任公安局长，同左派争权。中共芜湖特别支部指派李克农打入青帮。
蒋介石于1927年发动四一二事变，在上海屠杀共产党人。两天后，蒋介石致电芜湖，调青帮头子去上海商议。李克农当晚就将情况报告中共芜湖特支。特支立即布置身份暴露的党员转移。17日，芜湖青帮成立“清党委员会”，当晚李克农又秘报中共特支，第二天早上芜湖爆发反革命事变，革命力量已经大多转移。受到通缉的李克农在芜湖练得化身本领，一时校长，一时流浪汉，一时教师，一时军官，巧妙与敌周旋。李克农的情报生涯，也许可以从这时算起。
第一章 特务 特科 特区中共“情报大师”李克农与张学良秘密谈判（2）
1928年初，李克农转往上海，第二年冬天同钱壮飞、胡底考入徐恩曾的无线电学校，又潜入国民党特务机关。这个三人小组获取国民党特务的核心机密，为保护地下组织和根据地红军提供重要情报。1931年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叛变，党中央面临全军覆没的危险。李克农临危不乱，及时将钱壮飞获得的警报转告中央，保证了党中央的安全。
李克农揭露顾顺章叛变之后，从白区潜往苏区，任江西省保卫分局执行部长、国家政治保卫局执行部长、红军工作部部长。长征中，担任中央纵队卫戍司令，负责保卫中央安全。
李克农任局长的中共中央联络局，重点开展东北军、西北军工作。李克农首先从东北军俘虏工作入手。东北军团长高福源在战斗中被俘，痛惜自己没有死在抗日战场，却要受共产党羞辱，没想到却受到共产党的优待。擅长话剧创作的李克农，亲自改写了一个剧本《你走错了路》，描写一个国民党团长被红军俘虏之后，掉转枪口打日本的故事。高福源在台下看着这出描写自己亲身经历的戏剧，忍不住放声大哭。第二天，高福源就主动约见李克农，表示要劝说张学良与红军联合抗日。李克农精心策划，安排高福源逐步行动。高福源返回东北军后直接向张学良汇报，又受张学良委派回到红军驻地谈判。这样，共产党与东北军的联络沟通了。
1936年2月，李克农作为红军代表，到东北军驻地洛川谈判。双方达成协议：各守驻地，互不侵犯。3月3日，从南京返回的张学良，亲自驾驶飞机到达洛川。张学良第一次见到公开身份的共产党人，直截了当地问：“你是干什么工作的？”
李克农知道自己的情工身份名声在外，就回答了一个公开身份：“红军政治部组织部部长。”
双方坦率交谈。张学良提出共产党应该改变“反蒋抗日”的主张。李克农阐述了共产党对日作战的方略。分歧越来越小，3月5日，达成红军与东北军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初步协定。
3月9日，中共全权代表周恩来亲自抵达东北军驻守的延安城，与张学良在天主教堂举行谈判。
这次谈判不仅改变了西北政局，还改变了中国历史。公元2001年，百岁老人张学良在夏威夷还说：“周恩来是我一生之中最敬佩的人！”
中共中央十分重视西安的统战工作，成立由周恩来领导的东北军工作委员会，大力开展对东北军工作。还派叶剑英到张学良部任中共中央常驻代表，开展对东北军、西北军和整个西北地区的统一战线工作。
大敌当前，联合抗日成为全国人心所向。蒋介石却背道而驰，亲抵西安逼迫张学良、杨虎城发动剿共战争。西北友军不肯自相残杀，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兵谏蒋介石，西安事变爆发了！
形势骤变，共产党、东北军、西北军三位一体对蒋谈判，也三位一体备战中央军。东北军调兵潼关，阻止中央军入陕。张学良主动将延安让给共产党。①延安（1）
共产党由此得到陕北最大的城市延安。
延安从此成了共产党发家兴旺的根据地。
共产党夺取天下之后，更是将延安看作革命圣地！
这个延安，有何神圣？
1984年作者随电影《巍巍昆仑》的摄制组到了延安。这个从未到过的地方，似乎与自己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父母就是在这里相爱成婚，兄长就是在这里出生……临行之前，父母反复叮嘱：抗大在城里，保安处在后沟，延河可一定要去，日本投降那天我们在河滩闹了一夜……
当作者到了延安，当作者用亲切的目光四处巡视，却不免大大失望：这个地方太穷了！养育众多百姓的黄土地，光秃秃的难见树木，农田全靠雨水；诗歌吟唱的延河水，徒涉几步就过去了，据说雨季还要涨洪水；如若这里不是圣地延安，怕要用上穷山恶水的称谓。脑子里缠绕着一个不宜出口的问题：就这么个穷地方，凭什么让一个困境中的政党成了气候？
来到毛泽东住过的枣园村，特型演员赶紧寻找领袖的感觉。作者和村干部谈起毛泽东，那汉子蹲在地上说：“当年，我大（父亲）是村长，我是娃，毛主席常跟我家人谝（聊天）。对了，你们回去，叫马海德回来看看。”
作者回北京哪里见得到那些著名人物。可这乡村干部的语气，就像说起自家长辈一样从容。
这部电影描写毛泽东在解放战争中转战陕北，摄制组选中当地一支毛驴队充当临时演员。领头的陕北老汉头扎白头巾，身穿大棉袄，挽腰棉裤的裤裆都磨出一个大洞，标准的受苦人形象。摄制组正在埋头调整机位，一曲信天游萦绕耳边，那韵味引得众人停手。循声看去，那驴队的领头老汉正在忘情地唱着，一双老眼放肆地仰望坡上抱娃的婆姨（妇女）！电影摄制组的姑娘小伙儿见过的歌唱家多了，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