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人生哲学-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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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对邪恶势力作抗争；有人愤世嫉邪，满腔正义，企图济世扶危于万一，但旧制度之腐朽，当权者的顽冥，抱负无法施展，终于引火焚身，以期激起人们的共鸣和公愤。与上述社会现象同时存在，也有的认为“好死不如赖活”，苟且偷生，贪生怕死，在邪恶或敌对势力面前屈膝投降，以此换取苟活的证券；也有的认为“人生如梦，万事皆空”，从而玩世不恭，游戏人生，醉生梦死；更有甚者，有的则赤裸裸地提倡“人为财死”，为个人利益而死，为剥削阶级及其统治者卖命；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产生上述现象的原因虽错综复杂，但下列因素是可资参考的：一，正确的人生目的不明确，正确的人生理想没有树立，因而不能善处逆境，善处不幸事件。一旦逆境和不幸袭来，像失去支柱和指示器，茫然回顾，无所适从，而轻生、丧生之念，则乘机而入。二，屈原的负石沉江，贾谊的忧伤病沮，项羽的乌江自刎，这虽是性质不同的死，值得同情和惋惜。然而，从科学地总结历史经验看，忍小就大，静观待变，居处逆境，避死求生，变绝望而为有望，变无为而为有为，不是不可能的。苏轼曾感叹贾谊“志大而量小，才有余而识不足”，指出他“不善处穷”，不能“忍小就大”，杜牧曾惋惜项羽不应自刎，认为胜负兵家寻常事，当时应退回江东，积蓄力量，卷土重来。李贺也有“含垢忍辱是男儿”的警句，这应是积极对待生死和人生的态度。文天祥这位民族英雄就义之前，在其所著的《指南录后序》中一连用了24个“死”字，叙述他从元营中逃出，一路从死神挣扎出来的可歌可泣的场面，为了民族利益，他这种爱身、惜身、忍死的精神，何等感人！三，庄子鼓吹的在生死问题上的相对主义，是消极的，出世的，而不是积极入世的。他那“附赘悬疣”之说，“梦幻泡影”之言，“生寄死归”之论，以及“生死齐一”等观点，曾影响过后世，不少人从他的这种消极的空无的生死观中找到了精神寄托，视生死为空无，从而轻死重生。四，剥削阶级的利己主义渗透了生死观。时至今日，还不难找到这种影响的残余。人们发现，在大量讴歌舍身救人动人事迹的同时，也鞭笞过救人要先讲价钱才肯下水的丑闻；在歌颂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壮士英勇的同时，也揭露过一位厂长当听到女青年为摆脱流氓强奸而急切呼救时，他抱住活命哲学，不仅不挺身救助，相反，竟关紧厂门，心安理得；当列车上抓获扒去一名旅客钱包的扒手，而那被盗的旅客竟胆小如鼠，噤若寒蝉，不敢认领。这些消极面无疑是剥削阶级生死观有着或隐或现、不同程度的影响的。我们必须用无产阶级的生死价值观，去批判这些错误的生死价值观。
那么，无产阶级应当怎样看待生与死的意义、价值呢？无产阶级衡量生与死的意义和价值的标准是什么呢？毛泽东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认为无产阶级衡量生与死的意义和价值的标准，就是为人民利益而生，为人民利益而死。毛泽东关于生的价值的基本观点，在前面几节，已作叙述，这里着重探讨他对死的意义的基本观点。
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一文中指出：“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他还指出：“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但是我们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数人民的痛苦，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15＇这里的“所”，即有意义、有价值。为人民利益而死，就重于泰山，就死得有意义、有价值；替法西斯卖力，或仅仅为个人财钱、权力而死，就轻于鸿毛，就死得无意义、无价值。毛泽东对死的意义和价值做了精辟的分析。
首先，为人民利益而生，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而死，就重于泰山，就死得其所，就无尚光荣，无比伟大。
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有无数的仁人志士，无数的民族英雄、爱国主义者，为国家尊严和民族利益而慷慨献身。他们在任何时候，持志如磐，忠贞不移，不为利禄所诱，不为威武所屈，或在战场上英勇牺牲，或在刑场上从容就义，充分展现了中华民族的铮铮铁骨和浩然正气。毛泽东曾手书李商隐的下面两句诗：“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还手书文天祥的两句话：“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16＇此外，还手书《木兰诗》、岳飞《满江红》和林则徐《出嘉峪关感赋》等等。无疑，这是从批判继承的意义上弘扬中华民族的这种为国家和民族利益而献身的自我牺牲精神。
如同怎样对待生的问题上一样，毛泽东从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出发，把死放在与人民、与国家、与革命和建设事业联系在一起，进行考察和评价。张思德是个中共中央警卫团的战士，他1933年参加红军，经过长征，负过伤，1944年9月5日在陕北安寨县山中烧炭，因炭窑崩塌而牺牲。因为他是一个忠实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员，是为革命事业而死的，毛泽东亲笔为张思德追悼会写了“向为人民利益而牺牲的张思德同志致敬”的挽词 ，他还站在土墩上作了《为人民服务》的著名讲演，高度评价了张思德的一生，称“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17＇年仅15岁的刘胡兰，面对刽子手的铡刀义正严辞，“怕死不当共产党员！”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英勇就义。毛泽东则为刘胡兰烈士题词说：“生的伟大，死的光荣。”＇18＇他还为建立冀鲁豫烈士陵园的题词说：“英勇牺牲的烈士们千古，无尚光荣。”＇19＇为“四八”遇难烈士题词说：“为人民而死，虽死犹荣。”＇20＇为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起草了如下的碑文：“人民英雄永垂不朽”，“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三十年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1840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这说明，为真理为人民大众的利益，为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奋斗而死，就是死得有意义、有价值，人民将永远纪念他们。
其次，为法西斯卖命，为剥削阶级去死，就不得其所，就轻于鸿毛，就死有余辜。
在阶级社会里，剥削阶级除了贪得无厌地残酷榨取劳动人民的血汗外，总是千方百计地维护其阶级利益，巩固其阶级统治地位，对不堪尽受其压迫和剥削而起来反抗的劳动人民实行血腥镇压。在国家和民族危难时，为了他们本阶级利益和小集团的利益，甚至会卖身求荣，不惜出卖祖国和民族的利益，替法西斯卖命，成为民族的败类，终将受到历史的审判，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为世人所唾骂，成为遗臭万年的罪人。在我国历史上有人人皆知的汉奸卖国贼秦桧和汪精卫。宋朝卖国奸相秦桧死后，葬在离金陵十八里的牛首山上，墓前碑上空无一字，死不得其所。在杭州西子湖畔的岳飞墓前，明、清两代人们反复铸造秦桧夫妻及其党羽的奸像，长跪岳飞墓前，受到千人唾，万人骂，千古遗臭名。汪精卫，原是个有才气，诗才、文才、口才俱佳的人，初以南海纵才、反清斗士闻名海内外，继以联共左派蜚声全国，然终在民族危亡关头，投入日本帝国主义的怀抱，为法西斯卖命，由革命斗士一步一步变为卖国贼，最后落得个身败名裂，遗臭万年的下场。还有陈公博、周佛海，背叛革命，反共卖国，成为无耻的叛徒、汉奸、民族的败类，落得个可耻的下场。
再次，为个人私利而死，则死得卑微。个人利己主义是私有制的产物，它是资产阶级思想的核心。资产阶级个人利己主义者，把个人利益看得高于一切，把自己的利益作为一切行为的出发点和归宿。这种思想的恶性发展，利禄熏心，就会走上贪污盗窃、腐化堕落的道路。这样的人，生得渺小，死的卑微。正如彭德怀所说的：“一个人如果只为自己活着，那就不如死掉，这种人死后很快就被人淡忘，像他根本没有来到这个人世间一样。”
综上所述，毛泽东认为评价一个人生与死的意义和价值的标准，只有一个，即是否有利于人民的利益。在他看来，一个人生与死的意义和价值，不在其生命的长短，也不在其权利的大小、职位的高低，更不在其财富的多寡，而在其是否有利于人民的利益和社会的进步。毛泽东说过：“今后我们的队伍里，不管死了谁，不管是炊事员，是战士，只要他是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的，我们都要给他送葬，开追悼会。这要成为一个制度。”＇21＇他还说：要把这个方法介绍到老百姓那里去，村上的人死了，开个追悼会，用这样的方法，寄托我们的哀思，使整个人民团结起来。
毛泽东的生死观的核心思想，是为人民而生，为人民而死。我们既要发扬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勇于为人民的利益而献身，又要重视保健养生之道，保持健康以更好为人民服务。
不怕死的革命精神
共产主义者应当以怎样的态度来对待死呢？毛泽东的回答是：不怕死。他说，中国人民是
有骨气的，向有不怕牺牲的光荣传统，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中国共产党人更富有无所畏惧的自我牺牲精神。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写道：以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出发点的中国共产党人，相信自己的事业是完全符合正义的，而正义的事业是必然要胜利的。所以，不惜牺牲个人的一切，随时准备拿出自己的生命去殉我们的事业，“不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场合，只要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就要继续战斗下去。”＇22＇他还结合总结第一次国共合作所走过曲折道路的历史经验，对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作了如下壮烈感人的描述：一九二七年春夏之交，正当北伐战争向前发展的紧要关头，国民党当局背信弃义，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来一个突然的袭击，进行反革命大屠杀。“但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23＇毛泽东号召全体共产党员和全国人民，继承为着人民的利益而英勇牺牲的成千上万的先烈的遗志，高举起他们的旗帜，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
中国革命，面临着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强大敌人，斗争异常的艰巨、残酷、空前的复杂。夺取革命胜利，必须发扬不怕困难、不怕牺牲的视死如归的精神。1945年6月11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愚公移山》闭幕词中号召：“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24＇1947年12月，正当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由防御转入了全国大规模进攻的历史性转折点时，他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报告中提出：“发扬勇敢战斗，不怕牺牲，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即在短期内不休息接连打几仗）的作风。”＇25＇1949年8月，针对着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封锁，他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写道：“中国人死都不怕，还怕困难么？”＇26＇警告帝国主义用封锁来恐吓又有什么用呢？又怎能阻挡中国人民的前进呢？1946年8月，毛泽东在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说中，针对当时人们存在的恐美和恐惧原子战的心理，指出：“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看样子可怕，实际上并不可怕。”＇27＇1964年1月，他在支持巴拿马人民反美爱国主义的谈话中又重申了这一思想，指出：“美帝国主义手里的原子弹、氢弹，是吓不倒一切不愿意做奴隶的人们的。”＇28＇打原子战无非就是死人。在毛泽东看来，对于革命者和爱好世界和平的人们来说，除了自己也要有一点原子弹外，最重要的还在于要有一种敢于斗争，不怕死人的英雄气概。这样，原子弹就成为帝国主义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了。
毛泽东所倡导的这种不怕死的革命精神，是对中华民族的革命风骨和中国共产党人对待死的正确态度的高度概括。这种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在战争年代，鼓舞着无数革命志士前仆后继，英勇奋斗，造就了一支无往不前、无坚不摧的钢铁队伍。历史证明，中国革命之所以由弱到强，经过22年的武装斗争，最终打败了凶恶的强大敌人，推翻了三座大山，挫败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锁，建立了人民自己的政权，取得了革命的彻底胜利，就是因为有一支不怕困难、不怕牺牲的革命队伍，而这支队伍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死人的事仍是难免的。这不仅因为，社会主义时期，旧的制度虽已消灭了，剥削阶级已被推翻了。但是，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遗留下来的影响还没有消除，国内还有反社会主义分子、民族分裂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的存在，阶级斗争作为一种社会现象还长期存在，而且在一定条件下还可能激化；国内还有资产阶级残余，国际上有资本主义包围；国际敌对势力也将长期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渗透、颠覆等和平演变活动，国际上两种社会制度的斗争也还将长期存在；就是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中，也要付出一些血的代价。所以，毛泽东说：“我赞成这样的口号，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过程中，仍然需要发扬不怕死的革命精神。
值得特别提到的是，毛泽东本人是中国共产党人不怕死精神的最杰出的典范。他的一生是不怕艰苦、不怕牺牲的一生，是一心为人民大众利益和共产主义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伟大一生。在战争年代，他不怕死，置个人的生死安危于度外；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为了振兴中华，寻找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道路，他不分昼夜，废寝忘食，呕心沥血，艰苦开拓，生命不息，奋斗不止。
1959年3月13日，毛泽东在武汉东湖客舍会见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和杜彼依斯等人时说过：“我已66岁了，我可能会病死，也可能乘飞机遇难，或是被蒋的某些特务分子暗杀。然而，怕死是没有用的。怕死不能制止死亡，只能导致死亡。我并不希望死，我希望能亲眼看到帝国主义的末日。但是，如果我不得不死，我也不害怕。”＇29＇这表现出了他不怕死、视死如归的精神。
毛泽东是一位蔑视死神的人。1965年，他在和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中，曾幽默风趣的说：死神过去一直是躲着我走。毛泽东谈到他的两个弟弟、他的第一个妻子、他的妹妹都在革命中被敌人杀死了，他的大儿子是在朝鲜战场上战死的，说他好几次都做了死的准备，有好多次曾以为是要死的了。有一次，身旁的战士被炸弹炸伤，满身是血，可是他却一点也没有受伤。1927年准备秋收起义的时候，毛泽东以中央特派员资格到铜鼓山领导驻军起义，走到浏阳时，被一伙与国民党勾结的民团抓住，要把他押到民团总部去处死。毛泽东在离民团总部大约200码的地方，伺机挣扎出来逃跑。跑到一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