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人生哲学-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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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候都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处处为人民谋利益。三是在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时，要把国家利益、集体利益放在第一位，个人利益服从人民利益，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眼前利益服从长远利益。四是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相信人民群众、尊重人民群众、依靠人民群众。
毛泽东不仅从总体上提出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而且还特别注意结合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不断地从生活中发现和树立一个又一个典型和榜样，进而具体地揭示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内涵，使之具体化、典型化和形象化。
1937年1月30日，毛泽东在《徐特立同志六十岁生日的贺信》中，高度赞扬徐老一贯保持充沛的革命热情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信中写道：“你是我二十年前的先生，你现在仍然是我的先生，你将来必定还是我的先生。当革命失败的时候，许多共产党员离开了共产党，有些甚至跑到敌人那边去了，你却在一九二七年秋天加入共产党，而且你的态度是十分积极的。从那时至今长期的艰苦斗争中，你比许多青年壮年党员还要积极，还要不怕困难，还要虚心学新的东西。什么‘老’，什么‘身体精神不行’，什么‘困难障碍’，在你面前都降服了。而在有些人面前呢？却做了畏葸不前的借口。你是懂得很多而时刻以为不足，而在有些人本来只有‘半桶水’，却偏要‘满得很’。你是心里想的，就是口里说的与手里做的，而在有些人他们心之某一角落，却不免藏着一些腌腌脏脏的东西。你是任何时候都是同群众在一块的，而在有些人却似乎以脱离群众为快乐。你是处处表现自己就是服从党的与革命的纪律之模范，而在有些人似乎认为纪律只是束缚人家的，自己并不包括在内的。你是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而在有些人却是出风头第一，休息第一，为自己第一。你总是拣难事做，从来也不躲避责任，而在有些人则只愿意拣轻松事做，遇到担当责任的关头就躲避了。”＇17＇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所提出的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宗旨，可以具体化为“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要衡量一个人是否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可以具体地从他对待革命、对待工作、对待他人的态度中加以测定。
毛泽东在评价吴玉章为人民服务的崇高品质时，提出一个重要标准。他指出：“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标准。就是说，可贵的是他一辈子总是做好事，不做坏事，做有益于人类的事。如果开头做点好事，后来又做坏事，这就叫做没有坚持性。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一贯的有益于广大群众，一贯的有益于青年，一贯的有益于革命，艰苦奋斗几十年如一日，这才是最难最难的呵！”＇18＇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把能否坚持一贯做有益于人民的事，一贯为人民服务，当作衡量一个人想问题、做事情是否以人民的利益为言行的宗旨的标准。
毛泽东在《纪念白求恩》中指出：“白求恩同志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表现在他对工作的极端的负责作，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的热情。……我们大家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19＇毛泽东早在1939年就号召我们学习白求恩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做“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老红军侯登科，从长征时就当马夫，对工作极端负责任，他喂的三匹牲口始终膘肥体壮，没有出过任何差错。毛泽东在长征中和转战陕北期间骑的那匹老青马，就是侯登科喂养的。1948年冬天，年近六旬的侯登科由于劳累成疾，医治无效，在西柏坡病故了。他的后事办得很认真，中共中央书记任弼时亲自主持了追悼会，朱德总司令参加追悼会并讲了话，还为他送葬。当时正是三大战役的最紧张时刻，毛泽东日夜筹划指挥各个战场，为了不干扰他的工作，有关领导同志研究决定，过些时再向他报告侯登科去世的消息。后来，当毛泽东得知侯登科已病故有些日子了，生气地责问这么大的事为什么当时不告诉他，并对周围的工作人员说；“老侯干了一辈子革命，就当了一辈子马夫，他从来都没有不安心过，从来也没有看不起自己当马夫的工作。真正做到了不为名、不为利，一心为革命。要号召大家向老侯同志学习，干一行，爱一行，全心全意地做好本职工作。”＇20＇
此外，毛泽东还提出了要学习张思德、雷锋、焦裕禄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把他们看作是革命者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化身和榜样，培育了一代代的新人。
毛泽东不仅提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光辉思想，为全党和全国人民树立一个又一个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榜样，而且自己身体力行，言行一致，在实践上是中国共产党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典范。他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长期艰苦卓绝斗争中，一心为人民，一心为革命，一心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无私奉献，鞠躬尽瘁，彻底地为人民谋利益。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和人民群众的彻底解放，毛泽东不仅贡献了非凡的聪明才智和全部精力，而且在他的影响下，他一家6位亲人，包括爱妻杨开慧、爱子毛岸英、弟弟毛泽民和毛泽覃、妹妹毛泽健、侄儿毛楚雄，都为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建国后，在抗美援朝中，他率先垂范，将爱子毛岸英送上朝鲜战场。后来，当他知道儿子已经在朝鲜战场上牺牲时，他在吃惊之余缓缓地说道：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英雄儿女，前仆后继，牺牲了成千上万的优秀战士。岸英就是牺牲了的成千上万革命烈士的一员，一个普通的战士。不能因为是我的儿子，就不应该为中朝两国人民共同的事业而牺牲，哪有这样的道理呀！＇21＇
毛泽东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豁达胸怀，气贯长虹，感人至深。
毛泽东是一位具有伟大胆识的革命家。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他敢于斗争，不怕困难，不畏强暴，具有勇往直前的伟大气魄。例如，抗日战争胜利之后，为了揭露蒋介石玩弄假和平的阴谋，毛泽东不顾一身安危，毅然决然亲赴重庆参加谈判，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为争取和平民主做出了很大努力。1946年，国民党反动派在拥有原子弹的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公然发动全面内战。毛泽东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伟大气魄，依据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英雄，反动派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必然会被消灭的腐朽力量这一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提出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科学论断，以辩证的观点论述了“纸老虎”和“铁老虎”的关系，精辟地指出“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并领导中国人民在短短的三年时间里，用我们的小米加步枪打败了国民党用飞机加大炮武装起来的800万军队，解放了全中国，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1950年，美帝国主义按其对社会主义的“遏制战略”，蓄意挑起朝鲜战争，把战火烧到了鸭绿江边，危及整个朝鲜共和国，妄图将新中国扼死于摇篮。毛泽东依据朝鲜的领导人和人民的意愿和要求，坚持和发扬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审时度势，以敏锐的洞察力对战局的发展作出科学的预见。他指出，如美军得胜，就会得意，就会威胁我国。对朝不能不帮，必须帮助，用志愿军形式，时机当然还要选择，我们不能不有所准备。＇22＇那时，我们国家刚刚解放，新中国立足未稳，百废待兴，困难很大，出兵打仗能否行？敢不敢同先进技术武装到牙齿的美帝国主义决一雌雄？朝鲜战争会不会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当时不少人心中有着种种怀疑和忧虑，也是可以理解的。应该说，当时下决心出兵打这场战争，对于新生的人民共和国来说，并不是没有风险的。但是，毛泽东不怕风险，他以非凡的胆略和敢于斗争的伟大气魄，毅然做出了出兵朝鲜，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伟大决策。正是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英明领导下，以彭德怀为司令兼政治委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于1950年10月19日跨过鸭绿江后，不仅站住了脚，而且很快地赢得了第一、第二、第三战役的胜利，扭转了朝鲜的战局，在中朝两国人民的并肩战斗下，抗美援朝战争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这一胜利，充分地显示了中国人民不畏强暴、英勇斗争，威武不屈的民族精神，它狠狠地打击了美帝国主义的反动嚣张气焰，粉碎了那种所谓美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使美帝国主义不得不承认这是美国历史上一次真正的失败，说“是在一次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打了一场错误的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还教育、鼓舞了中国人民，提高了全国人民爱国主义、国际主义的政治觉悟，激发了全国人民的革命热情，同时也鼓舞了世界革命人民对于反动派进行的英勇斗争。
毛泽东具有卓越的智慧和深邃的洞察力，大无畏的挑战精神和刚强意志，非凡的精力，是中华民族空前的民族英雄。他的这种敢于“藐视一切敌人和困难”的豪迈气概，为人民利益而敢于斗争的伟大气魄，是永远值得我们学习的。新的世纪，中国人民前进的道路仍然是充满艰难曲折的。许多严峻的挑战还在等待着我们。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还面临着复杂的国际环境，世界社会主义事业遇到严重挫折，面临严峻的考验。在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前进道路上还会遇到很多困难，有待我们去克服。国际上敌对势力正在加紧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渗透、颠覆、和平演变，有待我们去抵御、挫败。在这种伟大使命和严峻考验面前，我们一定要学习毛泽东那种敢于藐视敌人的伟大气魄，勇于战胜千难万险的坚定意志，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毛泽东经历磨难而不衰，受委屈而忠贞不渝，一心想着人民，一心为了人民。他从1927年带领队伍上井冈山以后，一直到1932年的宁都会议，受到了多次的打击、排斥，同“左”倾路线进行过多次回合的艰难斗争。先是同当时湖南省委的斗争。他们一再来信，来人批评毛泽东“右倾保守”。以后是同李立三左倾路线的斗争。他们提出革命的高潮已经到来，一再命令红军攻打大城市，实现一省几省的道路胜利，批评毛泽东的边界武装割据是“保守观念”，是“失败主义”的表现。在红四军第七次党代表大会上，毛泽东被落选前委书记，迫使他离开了红四军的领导岗位，但他的心一时一刻都没有离开军队、根据地和人民，他仍以极大的热情关注着革命的前途。他带病办农民夜校，经常走家串户，搞调查研究，宣传土地改革的意义。后业，他又回到红四军的领导岗位。1929年12月在福建上杭县古田村召开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为党和军队的建设确立了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建军路线，并领导了根据地人民取得一、二、三次反“围剿”战争的伟大胜利。再是同王明“左”倾路线作斗争。在王明路线统治中央时期，对毛泽东进行多次无情打击，采取削弱以至取消他工作权限的手段，剥夺他的发言权，不让他为革命工作。1931年11月，在赣南根据地党的代表大会上，撤消了毛泽东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的职务；随着赣南会议撤消了红一军团机构，实际上也撤消了他红一军团政委的职务。1932年10月，在宁都召开了一次会议，即中央区中央局的宁都会议，会上又发起一次对毛泽东的攻击，加上“右倾保守”、“不服从中央”、“狭隘经验论”等种种罪名，把他在军队中原来所担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撤消了。毛泽东的两个弟弟和贺子珍的一家人，也受到牵连，受到打击。他的大弟毛泽民挨了批判；二弟毛泽覃被列为所谓罗明路线反革命小集团“四首领”之一，受到残酷迫害，所担任的苏区中央局秘书长的职务被撤消了；贺子珍的哥哥贺敏学，被免去红二十四师代理师长的职务，调到红军大学学习，后留校当普通教员；贺子珍的妹妹贺怡（毛泽覃的爱人），当时是瑞金县委的组织部副部长，也被撤职。毛泽东在这种艰难情况下，并没有消沉和颓丧，并没有屈服，仍然坚持革命，仍然一心想着革命，一心想着人民，操心根据地的安危，红军的前途，日夜关注着局势的发展，努力想办法挽回局面。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使革命遭受严重损失，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红军被迫撤离苏区进行长征，使革命陷于极端困难的境地。在这万分危急的关键时刻，毛泽东以革命为重，不顾个人的委屈，不计个人的恩怨，多次向中央军委建议，给党中央写信，提出改变行军路线，放弃与二、六军团会合的错误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并在长征途中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同政治局的同志、中央军委的成员一个个地谈话，反复做王稼祥、张闻天的工作，以取得他们的支持。由于毛泽东的努力准备和艰苦工作，团结了多数同志，1935年1月召开的党的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拨正了革命的航向，挽救了红军，挽救了革命。
革命的道路是曲折的、崎岖不平的。毛泽东在八大预备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回顾到他个人的这段历史时说：“我这个人也可以作为一个例子。”“第一次代表大会我到了。第二次代表大会没有到。第三次代表大会（是在广州开的）又到了，被选为中央委员。第四次代表大会又没有到，丢了中央委员。大概我这个人逢双不吉利。第五次代表大会到了，当候补代表，也很好，被选为候补中央委员。这对于我有坏处没有呢？我说是有好处，没有什么坏处。至于三次‘左’倾路线时期给我的各种处分、打击，包括‘开除党籍’、开除政治局候补委员，赶出红军等，有多少次呢？记得起来的有二十次。比如，不选作中央委员，只给发言权，不给表决权；撤消一些职务，如中央农民委员会书记、党代表（井冈山时候）、前委书记等。‘开除党籍’了也不能不安个职务，就让我当师长。我这个人当师长，就不那么能干，没有学过军事，因为你是个党外民主人士了，没有办法，我就当了一阵师长。你说开除党籍对于一个人是高兴呀，我就不相信，我就不高兴。井冈山时期一个误传消息来了，说中央开除了我的党籍，这就不能过党的生活了，只能当师长，开支部会我也不能去。后头又说这是谣传，是开除出政治局，不是开除党籍。啊呀，我这才松了一口气！那个时候，给我安了个名字叫‘枪杆子主义’，因为我说了一句‘枪杆子里头出政权’。他们说政权哪里是枪杆子里头出来的呢？马克思没有进过，书上没有那么一句现成的话，因此，就说我犯了错误，就封我一个‘枪杆子主义’。的确，马克思没有这么讲过，但是马克思讲过‘武装夺取政权’，我那个意思也就是武装夺取政权，并不是讲步枪、机关枪那里头就跑出一个政权来，后头又被封为‘一贯机会主义’。对我最有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