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不对的孩子只有不对的方法-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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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样子懵懂的19岁少年来讲，前方的道路光明却无序。他希望在这充满分岔的路口寻到一条归属自己双脚的路。而在此之前，我阅读到的一切书籍都向我暗示，大学是这样一个地方。在那里，有许多充满智慧的长者，向你传达他们积累多年的经验，帮助你辨明方向。他们可以激发出你的热情，激活你的心智。我怀疑，我不知疲倦地在三教里乱窜，正是出于这一本能性的渴望。
可是，我渴望寻找方向的灵魂遭受了粗暴的冷遇。我的老师似乎更习惯于让我的大脑塞入各种公式数据或者理论，他们没有热情或者没有能力赋予这些公式数据理论以意义，更糟糕的是，他们似乎压根看不出台下那群头发乱蓬蓬、满脸一触即发的热情的家伙们，是一颗颗灵魂，而这些灵魂是如此渴望被引入某种奇特的旅行之中……
我不知道阿兰·布鲁姆是如何去充当这个灵魂的导游者的。但是后来，我读到一本有关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艾德勒的书。这位教授的授课方式是这样的，他每周布置一本经典著作让学生阅读，在下周的课堂上，将就这本书展开讨论。每个学生都必须阐述其独特的观点，而艾德勒像一位窥视者一样，深入每一个发言者的内心世界，逼迫它进行更深入地思考，诱导他进入一个更宽广的空间。于是，每一次讨论都演化成了一次心智上的格斗。
这是一种怎样的高峰体验。我甚至可以猜想出，那些与我年纪相仿的家伙，如何在课堂上时而慷慨激昂，时而气急败坏，时而不知所云的模样。但正是在这过程中，他们最大限度地探索了这种可能，让自己的思维在不断撞击中成熟起来。这也正是阿兰·布鲁姆所说的让
他们获得思考的能力。当然，我并非奢望每一位老师都能具有艾德勒的这种能力。但是，有一点是确凿无疑的，我们的大学教育者从来就没有被赋予灵魂导游者的使命，他们更多地从事的是知识的灌输者。于是，一届届的学生茫然走进大学校园，然后更加茫然地走出大学校园；在进入大学时，他们怀着某种渴望，走出校园时，却带着深深的失望。
我无法忘记我第一次进入大学时的奇特，南门那两排黑压压的树给我扑面而来的压抑感。那是一个有着小雨的天气，在通往南门的那条主干道上，我看到一片红旗招展，上面写着各个系的名字。我看到一群和我一样茫然多于兴奋的孩子，他们来自全国各个角落，正在有点慌乱地寻找属于自己的队伍。我置身在喧闹的人群中，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恍惚感，这种恍惚感甚至在整整一周之后还没有消除，它让我睡在六个人一间的拥挤的宿舍里有点不适应。
然后，我就被人流带到了教室，令人厌恶的课程不由分说地拥挤到我面前，看着我周围的同学每天定时去上自习，钻研四级的考试，显然他们已经把中学生活带到了这里。我们的课程表里除了数学就是物理。我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是否现在的生活就已经是我向往已久的大学了。这里似乎并没有孕育着某种伟大的情感，也没给我带来特别的兴奋。
考上大学的苦恼考不上大学的苦恼（7）
英国著名教育学家怀特海说：“在中学阶段，学生伏案学习；在大学里，他应该站起来，四面望去。”
可是走进大学的我们，仍然在伏案学习，因为没有人扶我们站起来，我们既没有站起来
的能力，更没有眺望的能力。我们过早地就经历了专业的折磨。从高中起，大多数学校已经实行文理分科，在思想成之前，我们的视野就被局限在狭窄的一块小天地上。在进入大学之前，我们大多数人都不了解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未来的目标是什么，许多人在父母与老师的“帮助”下，选择了一个莫名其妙的专业。进入大学以后，我们的课程仍按照文理科被严密地切分开了。在大学里，文科生与理科生被显而易见地区分着，即使在纯文科或纯理科之内，也很容易察觉到那条深深的鸿沟。除了英语，本科生之间几乎缺乏任何共同的科目。芝加哥大学教授艾伦·布鲁姆说：“在短短的四年中，他必须了解，在以往他所知晓的小小世界之外还存在着更为广阔的天地，亲自领略它的乐趣，充分汲取知识的营养，以支撑自己去征服那片注定要穿越的知识荒漠。”
可是，我们从来就缺少这种意识，也从来没有人引导过我们。从小学到中学，我忙于如何成为一个大学生。而进了大学，我又在忙于应付各种课程，或者让自己成为一个有用的人材。我的课程里缺乏所谓关于人生意义的讨论，我们的人生意义先是被强行地与空洞的目的联系在一起，当这种大而空的话变成一种谁都明了的滑稽之后，我们就变得茫然无措甚至玩世不恭。
在大学教育中，我们的灵魂是被忽视的，大学缺少基本的人文精神。它已经沦为一种技术教育和工具教育，一些针对就业开展的训练。许知远的自述，强烈地震撼了我。因为他就读的那所大学是无数学子梦寐以求的地方，它曾是中国现代大学的象征，曾是中国百年“民主与良心”，曾是思想最活跃、最能畅所欲言的地方。他的自述是一个学子对“大学是什么”的一种质疑，一种追问。“大学是什么？”这是一个古老而常新的问题。蔡元培先生曾对此有过精辟的论述，他说，“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大学并不是贩卖毕业的机关，也不是灌输固定知识的机关，而是研究学理的机关”；“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他指出：“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与人类文化上能尽一分子的责任，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种特别器具，给抱有他种目的的人去应用。”
可是在许知远的笔下，今天的大学校园，却缺少灵魂的导游者。这位学子也许是失望之极，又写了一篇《乏味的大学》：我走在世纪末的校园里，呼吸着北京日渐污浊的空气，痛楚地看着我身旁那些和当年的孔庆东们一样年轻的生命已经不再“好玩”。一位师姐曾经感慨道：现在的校园不比从前，放眼一望，学子们个个山清水秀，走在一起分不出赵钱孙李，很像是批量生产出来的，花色品种变也变不到哪里去……大学越来越像工厂，流水线生产同样的产品，生产力在不断提高的同时，我们的生存空间却越来越小。分数、出国、赚钱，现在的学生的道路似乎被限制到如此狭窄。他们日益繁忙，却不知道为何繁忙，我们过多地把大学看成一个学习知识的地方，死亡的知识拥挤着我们充满活力的心灵。大学也越来越变成了一个学习机构，我们在这里寻找到生存的技巧而不是如何成为一个完整的人，所以我们越来越被要求去适应这个社会，而不是保持自己。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无法让自己有趣味。趣味需要的是自由，而这种自由和趣味又可以增加个人本身的抵御力……大学本来应该成为发挥个人独特性的场所，在这里，年轻但是充满激情活力的生命不会遭受太多的损害。读牛津剑桥大学的校园文章常令人心驰神往……剑桥大学的莘莘学子以对待科学研究同等认真的精神来玩耍，甚至是胡闹、放肆的程度。科研圣殿三一学院的门楼上，站着创建者亨利八世的雕像，左手托球，右手握节杖。50年代在一次学院的晚会上，闹疯了的学生大概为抒发对亨利八世曾砍掉剑桥大学校长费雪脑袋一事的愤慨，想出了一个荒唐无比的恶作剧：竟然爬上了“伟大之门”把皇帝老子的节杖扔掉，换上一截破椅子的木腿。从此，满脸庄严的万岁爷便拿着破椅子的木腿站着，一站就是几十年。
这种自由甚至疯狂的氛围其实是每一所推崇“独立健全人格”的大学的共识。但是这种气氛在目前的中国大学极度欠缺。“现在的校园气氛一点也不好玩，学生都挺傻的。”一位外校的大学生在闲聊中说道。在他的记忆中，90年代以后的大学生越来越像中学生，除了脸上稚气未脱，在思维上也呈现出幼稚的倾向。功利主义的盛行使得校园日益变得枯燥，物化的需求和各种压力冲淡了学生本来应该“务虚”的青春。没有理想，不会胡闹，不会浪漫，在这个最应该放肆的年纪，我们的心灵却自觉地禁锢起来，生命力的活跃是大于任何实用知识的掌握的，因为我们是在生活，而不仅仅是生存。或许我真的就该纵情声色之中，就如拜伦勋爵多年前在剑桥的荒唐一样。
刚刚走出大学的许知远，回望身后，有许多感慨，有许多惆怅。在这种感慨和惆怅中，他追问和思考着：那个19岁时背着书包睁着一双好奇的眼睛见教室就钻，见课就听的年轻人，为什么会丧失上课的热情？那个希望在充满分岔的路口寻到一条归属自己双脚的路的年轻人，对大学的幻想是怎样破灭的？他的追问和思考不仅仅是对某一所大学的，更多的是对中国高等教育的追问和思考。
一份来自校园的调查也许能说明这种追问和思考的重要性。据这份调查指出，在大学校园里，已出现了一群“逃课族”，大学生逃课已成为一种司空见惯的现象。经调查统计，基础课逃课率在25％以上，专业课逃课率在20％左右，至于哲学、政治经济学、中国革命史等公共课的逃课率在50％以上。
大学生费尽心机逃课，到底都去了哪里？据调查者在部分高校调查的结果：47％的同学在图书馆自习，16％的同学在上网，11％的同学在忙着找工作，20％的同学在外兼职。而真正因为贪玩贪睡逃课的同学只占6％。
好不容易走进大学校园，本应该珍惜时光好好学习的大学生为什么要逃课？
在调查中发现，大多数同学都抱怨老师上课的内容和形式太死板，课堂气氛沉闷，学生就像抄笔记的机器。
有的说：“老师上课内容太老套，很多课只要考前背背笔记就搞定了，所以，不如多花点时间看自己喜欢的书。”有的说：“本以为到了大学，上课会有趣一些，结果很让人失望，还不如自学。”
在调查中还发现，教材陈旧也是大学生逃课的原因。大学课本大多是80年代的产物。如现行的《古代汉语》是1981年4月第2版、1998年4月第27次印刷；《中国现代文学史简编》是1984年3月第1版，1998年5月第17次印刷。而大学里选用的计算机教程更是跟不上计算机日新月异的发展。虽然有部分高校已开始引进国外最新原版教材，但能学习这种教材的大学生毕竟仍是少数。
在逃课的大学生中，还有一类人是“缺乏灵魂的导游者”。一位大学教授指出：“在现行教育体制中，应试教育仍占据主导地位，升学是学习的惟一动力。部分学生进大学后，没有了原来的支撑点，新的目标又没有确定。在这个空档里，他们学习松懈，没有寄托，不知何去何从。”
因为没有“灵魂的导游”，他们找不到方向，没有学习目标，没有学习激情，便成为了逃课一族。
每天都跟大学生打交道的杨东平，说他在与一些大学生的交谈中发现，不少学生走进大学后都有类似的失落感，这种失落感在重点大学的学生中表现得更为突出，而且越是优秀的学生，这种失落感越强烈。他说，一个重要原因，是目前的大学教育在很大程度上仍是过去传统的延续，死记硬背、以考试为中心、读死书、理论脱离实际、教学内容和方法陈旧落后等现象十分普遍。而我们长期提倡的启发式、讨论式的教学，以及国外那种以解决问题为主、鼓励不同见解、极具挑战性的研究型学习基本还没有确立。这种工厂化的、大规模培养标准件的人才培养方式，对那些具有创造潜质的优秀学生是一种伤害。在目前高校教学尚未大面积改善的情况下，他认为至少有一件事是可能做到的，这就是：为学生留下更多的时间，给他们自我发展的空间。大学本科教育应该更强调基础性、通用性和综合性。大学之大，原本意味着广博、综合、自由开放，在大学的范围内确立自己的学习领域，而不应将学生的知识和视野局限在一个非常狭窄的专业领域之内。美国哈佛大学校长的名言之一，是告诫新生不要说自己是某某学院的学生。每一个进入哈佛的学生都是哈佛大学的学生。
真不好意思，我是研究生
一位研究生投书一家报社，标题是《真不好意思，我是研究生》：
我一直都不太愿意提起我的研究生学历和硕士学位。这不是谦虚，是有点儿心虚。我是国家计划内招生的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可在实际工作中，我感觉不到自己这个硕士比人家本科生高明到哪里去，虽然学校给我们制订的培养目标是本专业内的高级人才。回想起研究生期间的学习，有很多遗憾。
在读研之前，我对自己的研究生生活满怀憧憬：即将就读的学校和学科在国内很有名气，拥有一流的专家学者队伍；研究生的学习非常自由，我可以大量选修自己感兴趣的课程，拓展知识结构；可以彻底摆脱记笔记、背笔记、考笔记那种学习模式的折磨，跟讨厌的考试、分数说“拜拜”。
可是一周的课上下来，我感觉又回到本科时代。按规定，读研的三年里，我们要修满58个学分。可是在这期间，有一个学期要实习，最后一年要做论文找工作，也就是说，大部分学分要在一年半的时间里修完，这就意味着我的时间几乎要全部用在上课上。更不可思议的是，这五十多个学分几乎都是必修课。对这样的培养计划，导师们也意见很大，认为课程太多，学生根本就没有时间读书、做研究。可是意见归意见，想法归想法，培养计划不变。第一门课是公共课。我以为老师会布置一些书目，大家回来自己读书。一上课，发现还是老师讲、学生记的老套路。看着老师在讲台上讲得口干舌燥，同学在下面低着头匆匆记录，与读本科时并无两样，我感觉又回到了本科时代。对专业课我也深深失望。首先，专业课课程设置和本科大量重复，没有拉开差距，连课程的名称都差不多。本科学的是中国新闻史，现在叫新闻史研究；本科时叫新闻编辑学，现在叫新闻编辑学研究。虽然后面加了“研究”，但内容没有多少差别，只不过细化了些。比如，新闻摄影研究，老师讲的还是照相机的结构、成像原理、感光片的种类这些基础知识。中国新闻史研究，老师居然从新闻的起源讲起。且不说我这种专业出身的，就是那些跨专业学习的同学经过入学考试，对这些内容也已经烂熟于胸。
不但如此，授课内容陈旧、老化，跟社会现实几乎没什么关系。人类已进入21世纪，闻传播业已进入一个巨变的时代，可是学的课程中，有相当一部分课程还在重复那些讲了几十年的东西。新闻评论学研究，关注的还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那些政论家和他们的作品，时代背景、作品风格、写作特点、主题思想不厌其烦。梁启超的评论确实写得漂亮，我们应该有了解，可是花大量的时间去总结、记忆他的作品有什么特点、是什么风格，有多大的实际价值呢？更何况，这些知识在新闻史的课堂上，在任何一本研究梁启超的著作里都有论述。这种重复学习又有多大必要呢？新闻评论和时代是紧密联系的，为什么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