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09-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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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目 录
书屋絮语书屋絮语邵水游
书屋讲坛王元化谈鲁迅罗银胜 辑录
书屋讲坛 鲁迅先生的讲演傅国涌
书屋讲坛 《野草》：夜晚的哲学祝 勇
法制经纬 并非“陪审”的陪审团制度陈 伟
书屋品茗 小书中的大问题伍 国
书屋品茗 亦真亦幻的神魔世界傅光明
书屋品茗 林徽因与冰心桑 农
书屋品茗 《赵氏孤儿》另有意黄 霞
灯下随笔 治古典文学者不应有的知识欠缺金文明
灯下随笔 一点献疑舒 芜
灯下随笔 作家学者化确实不容易苗振亚
域外传真 9。11遗址随想盛禹九
域外传真 少数与多数——在民主理念的天平上裴毅然
史海钩沉 张献忠的一桩公案耿 法
史海钩沉 宋江为什么要招安狄 马
史海钩沉 台基、姘居、弃夫之风与“上海小男人”蒋晗玉
教育论坛 哥廷根思想与德国启蒙大学观叶 隽
思史佚篇 柏格理：“化中国”与“中国化”吴润凯
思史佚篇 法国启蒙运动中的“儒学”镜像张云江
科文经纬 印刷文化：雕板、活字与抄校房 琴
学界新论 中国军歌谈片毛 翰
学界新论 《红楼梦》与现代文论王 蒙
来稿摘登 闲话“汪老夫子”刘 超
来稿摘登 也是一种超脱成 野
封 二 西厢记·长亭送别高马得 画 许宏泉 文
封 三 秋阳（小溪）萧沛苍 画
预 告 2006年第10期目录
预 告 《书屋》10年文献光盘
《书屋》二〇〇六年第九期
作者：未知
书屋絮语
书 屋 絮 语
？ 邵水游
“天下攸同”、“道术未裂”，西潮东潮与本土文化的碰撞、交锋与融通，历时久矣。
清代同光以来，放洋出海之土，秉持民族的自尊，常把国外文化与本土文化相互“比附”，直追三代以上，常以为道也罢，术也罢，中国传统文化早已有之，无甚新奇。谬者谬矣，却极为可爱。待到近代开埠，连这种虚饰的“比附”都极为稀薄，拿来主义盛行，欧风美雨淋漓，揭瓦拆屋，根基动摇。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起，“隔夜又西风”，眼花缭乱，圄囵吞之，现代和后现代理论呼嚣而过，至今还剩药渣满地。王蒙先生《红楼梦与现代文论》可以作个借镜，让我们看看自己走过的路。他尽管也玩“比附”的老套，但能见其智慧之光。
偏颇地说一句，声光化电，一派激进之后，学术界最不应失却的就是那份矜持和雍容。自乱阵脚，方寸全失，弄得如今学术几近面目可憎，食之乏味，少有二三十年代学者中西会通的韵致和圆润。学院体、翻译腔、论文调密布，其文不忍卒读，何来说明透彻，义理兼备，情文优异？作文难有可爱的面庞，心动的风韵，又何来肌肤相亲的冲动，更遑论善始善终？喜新不厌旧，张隆溪先生不断呼吁“走出文化的封闭圈”，反倒在各种思潮的喧哗之中显得极为低微。谁还在躬身践行，孜孜以求呢？
说到这些年的文字，大家都有种隐痛，汉语言旧有的魅力哪里去了？联想到去年那场汉语言“保卫战”的争论，似乎争了便了，很少有自觉的维护和写作，深受西文之害的汉语言快不成模样了。现实中的文明人西化痕迹太重，“化中国”根本用不上传教士的土办法，我们自己先从母语里化了，此条尤为寒心。
本期开篇《王元化谈鲁迅》，是为纪念鲁迅先生逝世七十周年的扛鼎之作。元化先生年迈多病，此文只是以前文章的辑录，但其思想深度和文字功底，真是老而弥坚。非巧合，编完这期，前有元化先生之作打头，再有王蒙先生的殿后，“二王”古朴的学风和深邃的思辨很值得我们推崇。借“二”字说开，鲁迅的杂文和周作人的散文，“二周”何尝不如是，如今都无法逾越。单就鲁迅薄薄的一本《中国小说史略》，后来人又如何，想来真是汗颜。
中国古地图——
静江府城图
静江府即今桂林市。梁天监六年（507）设桂州，北宋靖康元年（1126），宋高宗赵构时为康王，曾任静江军节度使，次年称帝，后于南宋绍兴三年（1133）将视为潜邸之桂州升为静江府。
作为战略要地之桂林，历来有“南会府”、“用兵遣将之枢机”之称，其城池曾先后五次扩建修筑。南宋末年，元兵南驱，从云南入广西邕州（今南宁）。为适应战备需要，自南宋宝六年（1258）至咸淳八年（1272）），桂林城池进行了连续四次持续时间长达十四年之久的大规模修筑，先后有李曾伯、朱禩孙、赵与霖、
胡颖四任
军政长官主持其事，留下了一份详细记载这次浩大修缮工程的图录——《静江府城图》。该
图镌刻于今桂林市城北鹦鹉山（鹁鸠山）南麓三面（角）亭的石崖上，原无图名，亦未标注刻石时间和作者。现名乃根据同时所刊之位于该图西侧的另一摩崖石刻——宋人章时发《静江府修筑城池记》而定，或可定名为《静江府城池图》，而据图之所绘内容、修筑目的及实用价值，称为《静江府城防（工事）图》似更贴切。该图所镌刻之处鹦鹉山，即当年军事指挥之处所。
该图上方刻楷书题记一百一十三行，记载了四次修城的主持人、修筑范围、工程规模及工料费用等，其中工程内容具体到城墙（含护门墙、护险墙等）、城门、暗门、壕沟（护城河）、楼橹（含城楼、硬楼、团楼、箭楼等）、女头（垛口、女墙）的数量、尺寸等，共动用军夫、义士、工匠等工时近三百万；砖、石料、石灰、木材、银钱、米、盐等之耗费亦有详细记载。城图高三点二二米，宽二点九八米。比例尺为南北方向约一千分之一，东西方向约七百五十分之一。采用三十六种简练明了之平面地图符号单线阴刻，描绘山川、城墙、城池、兵营、津渡桥梁、官署、街坊及名胜等，突出记录城防工事设施之形状和用法功能。其中仅桥梁符号即有六种，用以区分其不同的结构和形式，多数符号已接近现代地图符号。
四次增修之新城既与旧城连为一体，又可各自为城，形成以独秀峰为中心之五城相连的城市格局。与同为南宋但时间较早之另一石刻城市地图《平江图》相较，本图对居住、商业、宗教、亭台楼塔等文化地理内容描绘不多，乃是该图军事实用性质之所致。为目前国内发现之最大一幅城池石刻平面图，是研究中国古代城防史的重要材料。
（万 方 文）
王元化谈鲁迅
？ 罗银胜 辑录小 引元化先生生于一九二零年，从小就受到“五四”思潮的洗礼，他从青少年时代起就喜爱鲁迅。早年在鲁迅精神的感召下，在抗日烈火纷飞的年代里参加革命，从事文艺工作。
一九三七年卢沟桥事变。八月八日，日军开进北平。驻城国军要撤走了，北平一片混乱，到处是准备逃难的人群，元化先生全家也夹杂在其中。听说日军要抓知识分子，书籍和钢笔只得扔下，可是他实在不舍得那一幅自己画的鲁迅像和两册《海上述林》，就瞒着家人塞入箱里……
元化先生今年已经八十有六，目力不济，读写都困难。今年是鲁迅先生逝世七十周年，《书屋》杂志委托我向他组稿。我与元化先生商量的结果，由我将先生过去所写有关鲁迅诸篇，摘其精要，汇编在一起，以便读者阅读。
编 辑 者二零零六年七月二十二日一鲁迅在一九一八年发表的《生命的路》，今天读来还使我们感到它的分量。他说：“无论什么黑暗来防范思潮，什么悲惨来袭击社会，什么罪恶来亵渎人道，人类的渴仰完全的潜力，总是踏了这些铁蒺藜向前进。”这是多么雄壮，多么勇敢，多么充满信心！他的热爱一直倾注在那些被侮辱被损害的卑微灵魂身上。即使像《阿Ｑ正传》这篇被人歪曲为作者“心里藏着可怕冰块”的讽刺小说，如果我们理解他那“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基本命意和唤醒昏睡麻木的自觉企望，那么，无论如何也不能够把“冷嘲”和“滑稽”这种曲解胡说去侮辱作者的。长期以来有一种偏见，以为揭发弊端就是出于心怀恶意。但是要知道……对于旧的批判得愈深，对于新的则爱之弥切。我们应该这样理解鲁迅，也应该这样理解那些怀着真诚的爱去揭发社会弊端的作家。
鲁迅先生的讲演
？ 傅国涌
一
1936年10月，鲁迅去世之后，“新月派”出色的文学评论家叶公超如此评价：“他的文字似乎有一种特殊的刚性是属于他自己的，华丽、柔媚是他没有的东西。”“在杂感文里，他的讽刺可以不受形式的拘束，所以尽可以自由地变化，夹杂着别的成分，同时也可以充分地利用他那锋锐的文字。他的情感的真挚、性情的倔强、智识的广博都在他的杂感中表现得最明显。”
其实，这些话用来评价鲁迅的讲演也未尝不可，他的讲演同样的刚性、挺拔，有时甚至很锋锐，三言两语，就能击中要害。1927年10月25日，他在上海劳动大学演讲一开头就声明：“我不会讲演，也想不出什么可讲的，讲演近于做八股，是极难的，要有讲演的天才才好，在我是不会的。”他在《集外集》自序中也说：“我曾经能讲书，却不善于讲演。”1932年11月27日，他在北京师范大学大操场上露天演讲，轰动一时，《世界日报》“明珠”副刊随后（12月1日—2日）刊登孤萍的《看鲁迅讲演记》说，那天鲁迅在学生自治会休息时，围住他的青年纷纷提问，有人说：“再在我们那儿公讲一次吧，北方青年对您太渴望了！”他的回答是：“不能了，要走。大家盛意可感的很，我努力用功写文章给诸位看好了，因为口头说并不比文章能生色，看文章大家不要挨挤。”
尽管他自认“不善于演讲”，讲的不如写的，但是他的讲演常常给听讲的青年留下至深的印象，1932年11月22日听过鲁迅演讲的北大学生严薇青回忆：“他的声音不大，但是沉着、有力；他的浙江口音比较重，听起来相当吃力，但是语言简练，大部分能听得懂。”
同一天下午在北京辅仁大学文学院听过鲁迅演讲的木将，多年后回忆说：
先生穿着一件灰朴朴的长袍，和在相片上所见到的一样，短发直直地立着，留着胡子，脸是苍白和瘦削的，没有笑，坚定地站在那里，两眼平和地看着大家。他不是叱咤风云、锋芒毕露地口若悬河，而是声调平缓地在讲话，像年老的长辈为孩子们讲沧海桑田的生活故事。然而就是这些讲演，深深地刻印在我们的心里，我们看见先生铁铸似的站在北中国的夜空下，站在人民大众的反抗风暴中，愈久弥新。
1933年1月，上海《出版消息》第四期发表署名“美子”的《作家素描？眼八？演：鲁迅》一文说：“鲁迅很欢喜演说，只是有些口吃，并且是‘南腔北调’，然而这是促成他深刻而又滑稽的条件之一。”鲁迅干脆把自己的一本杂感集取名《南腔北调集》，作为“答复”。他在《题记》中说：“前两点我很惊奇，后一点可是十分佩服了。真的，我不会说绵软的苏白，不会打响亮的京腔，不入调，不入流，实在是南腔北调。”事实上他并不喜欢演讲，大多数时候，他去演讲，往往是主办方再三邀请，盛意难却而去的。他在说话时并不口吃，这一点大凡听过他讲课、演说、谈话的人都可以证实。“至于说用语是‘南腔北调’，也是一种诬枉。鲁迅虽生长东南，而居北方甚久，说话虽较低缓，无慷慨激昂的音调，但吐字清楚，条理明晰，绝无倒南不北，缠夹不清之弊”。“他说的国语，略带一点江浙味，吐音清切，引证比喻，又均适贴而富于幽默感，使听众既易理解，又感兴趣”。“每一个听过鲁迅演讲或教书的人，一定都能证明：鲁迅不但善于作文，就是演讲，也很能吸引听众。”
二
1912年，鲁迅在教育部举办的暑期演讲会上讲美术，许寿裳在《亡友鲁迅印象记》中回忆，他讲的内容和他那一时期写的《拟播布美术意见书》大致相同，但讲得“深入浅出，要言不烦，恰到好处”。这是我们现在知道的，鲁迅生平第一次公开演讲。
鲁迅一生至少做过六十多次讲演，横跨了1912年他任职北京教育部到1936年在上海谢世的二十四年。讲演成为他表达思想、面向社会、特别是影响青年的重要方式，二十四年中，他的六十多次讲演影响及于几代青年。正如曹聚仁所说，他一生所作的几回讲演“都是很重要的”。
当然，最为轰动的还是1932年11月27日鲁迅在北师大的那次讲演，虽然内容并不是最精彩的。讲演先是准备在风雨操场的大礼堂举行，窗户上、讲台上都挤满了人，水泄不通，连鲁迅上讲台都很困难，是从人丛中挤进去的。讲演只好改在大操场露天举行。只听见有人喊了一句“到大操场去”，人群便如潮水般涌出。
于伶回忆：“鲁迅先生兀立在一张方桌子上讲话。当时还没有传声扩音的话筒与喇叭这样的电气化设备。先生为了要让四周的几千人尽可能听得到，真是‘大声疾呼’了。但离得远的听众还只能看到鲁迅先生的战斗的姿态。”俞芳回忆：“在大操场的排球场附近摆着一张大方桌子，鲁迅先生就站在这张桌上讲演。听众很快地围在桌子的周围，前面的坐着，后面的站着，密密层层的。我在礼堂内倒是占着较前面的位置，而挤到操场却在较后面了。那天天气较冷，有风，当时又没有扩音器，而且鲁迅先生又要照顾四周的听众，在讲演中，只得经常转换方向。讲演的内容听不大清楚，现在也记不全了。”
在这前后，他在北平的几场讲演，每一次会场几乎都被青年“围得密密层层，风雨不透”。鲁迅的讲演为什么有着如此之大的号召力？“九一八”事变以后，民族危亡的刺激日甚一日，青年思想逐渐激进，向左翼靠拢，鲁迅的人气迅速上升。林辰认为，青年人对鲁迅的热情固然是由于他数百万言的著、译，也由于他浩然独立的人格与独具一格的个性魅力，当然最直接的原因还是他的讲演本身，常常不是无的放矢的空谈，而是有着坚实深刻的内容，并不像他自己常说的“我没有什么学问和思想，可以贡献给诸君”、“我没有整篇的鸿论，也没有高明的见解，只能讲讲我近来所想到的”。郑伯奇曾几次陪同鲁迅前往上海的大学演讲，他的看法是：“鲁迅先生的演讲能够打动听众的心坎，正如他的文字一样，因为他能在日常生活的微细现象中，找出高深理论的具体根据，又能用素朴而深刻的日常言语，将这理论表现出来。”
当然，我们也不能忽略鲁迅的演讲技巧，单是他的讲题就常含苦心，精心所拟，如：《娜拉走后怎样》、《文艺与政治的歧途》、《老调子已经唱完》、《无声的中国》、《少读中国书，做好事之徒》、《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等。同时，他的讲演嬉笑怒骂，并不气闷。他在《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文中说：“讲演固然不妨夹着笑骂，但无聊的打诨，是非徒无益，而且有害的。”
1927年11月6日，鲁迅在上海暨南大学讲演，一位听众留下这样的记录——他讲到广州的蚊子多，而且比江、浙的要大些，嘴也要长些，“吸起血来不用说是厉害得多，我是供给不起的”。——“说到这里，先生微笑了，同时，引起了大家一阵欢笑；但到了大家发笑的时候，他却不笑了，反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