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09-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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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y）通过对《四库全书》编纂过程的研究，发现士人与皇帝在《四库全书》的编辑过程中是相互牵制的，我们今天看到的《四库全书》是双方相互妥协的成果〔6〕。《四库全书》旷古繁工，搜罗繁巨。长期以来，关于此工程是扼制了还是推广了中国文明的争论一直未有消停，肯特的研究从另一方面说明，《四库全书》并非只有皇帝一人说了算，编纂者特别是考据者本着求真的态度，
使得今天我们看到的《四库全书》并非像晚清末年反满志士们所想的那么糟糕。而史景迁新作则从雍正对《大义觉迷录》一书的策略上来剖析清朝政治文化，他认为该书是雍正帝有意通过吕留良的案件，加强对西北官员与江南士绅的控制。从方法上而言，这与葛尔可谓异题同趣〔7〕。
除皇帝喜欢抄书外，明清文士也喜欢手持丹黄，抄书自娱。明清抄书的故事，多见笔记与诗话。这些叙述，多呈戏剧化，但却在士林间广为流传。叶德辉的《书林清话》，可以说这些关于书的故事与传奇的总集。但长久以来这些关于书与书的流传的笔记，并未引起学者，特别历史学者的注意。而古籍目录学者，也大多只取其字面意思，转述版本源流，而很少考虑叙述背后的意义。
这些笔记诗话，反复记录文人抄书的传奇故事。一种说法，是说抄书有助于记忆与学习，特别是学习金文与篆文，所以手抄又有“手学”之称。清初孙从添《藏书纪要》中则称，抄校助于了解版本源流，至于“抄书手生茧，照书眼如烛”更是书生“手抄口诵”的最经典的写照。
抄书最戏剧化的故事当数欧阳修，其幼失怙恃，母郑氏教其画地习字。稍长，欧阳修常从邻里借书手抄，“抄未尽，竟能成诵”，后举进士，这算是“手抄即手学”的最好脚注了。为什么抄书成为士人自我标榜的一种形式？这些问题的答案恐怕不是技术与技术背后的政治文化所能回答的。
除此之外，文士通过戏剧化方式获得珍籍异本，也常常出现在笔记中。清初朱彝尊不仅自己手校传抄，还雇有专门的抄校手。他听说钱谦益有《读书敏求记》，不离左右，于是趁钱氏会友南京之际，一面设宴款待钱氏，通宵达旦，一面买通钱氏书僮，雇十余名楷抄手，天明之前，抄完全书。直到多年之后，书目流传士林，钱氏才心生疑团，而后与朱彝尊达成协议，不让此书继续传抄于书林，方为了结〔8〕。
朱不仅从朋友处抄书，也利用自己的身份从宫中抄书，后因携带楷书手私入禁中抄录出四方所进图书，听劾降级。时人称为“美贬”，颇有“窃抄不为窃”之意。于是一方面是朱彝尊被降级，一方面却被当成“书痴”得到士林尊重。
类似故事还有乾嘉年间海宁士子周春，先是从鲍廷博处了解到汤汉注《陶渊明诗》被张燕昌所获，接着从张处借得此书，却不肯再还，最终以“梦笔生花”墨团从张燕昌处换取此书，如此，却在其同仁眼里视作“痴情于书”。后来周与书商打赌，洒泪卖出此书，其早年“巧取豪夺”，已完全被士林看成是“与书生情”〔9〕。
一个问题是，为什么“抄书”对士子有如此大的吸引力？换而言之，类似朱彝尊、周春这样的“书痴”，抄书到底给他能带来什么？长期以来的说法，将之归结为读书人对书的痴情。这种脸谱化的叙述，并没有说明抄书者背后的经济的、社会的、与文化的原因，相反将笔记中的叙述不加分析地接受下来，将类似朱彝尊的书痴行为看成与社会、文化相脱节的行为。
事实上，朱彝尊并非完全脱节于社会。书对于他，并非只为个人爱书之好，经济利益也是其考虑原因之一，其宋版《咸淳临安志》，吴尺袅借抄，结果是“二十金只抄得半部”。书不仅是用来读的书，也是进行交换的商品。他在与王世贞、徐乾学、查慎行、纳兰容若、曹寅等人交往中，书籍也起了重要作用，
其《日下旧闻》四十二卷，由尚书徐乾学捐资付雕并为序。应曹寅之约，朱为其编成《两淮盐荚书》二十卷，而此后，朱的《曝书亭集》由曹寅捐资刊印。书因此不仅是商品，也是文人社会网络关系的延伸。
书同时也是社会与文化地位的象征。康熙第五次南巡至浙江，朱彝尊在杭州行殿朝见，并进所著《经义考》、《易书》，康熙表示赞赏，将两书留南书房，以“研经博物”四字匾额相赐。此处书是与“皇恩”相关联。有清一代文人对于书的热情，与“皇恩”大有关系。康熙开《明史》馆，辑《古今图书集成》，本意在于笼络与控制士心，却未曾想到士人通过抄书与辑书，又为自己开辟了一片天地。正是这些书痴的积极参与，使得杜赫德通过别人的口述了解到在遥远国度里，还有着这样一些读书人与他们的藏书楼，并在纸间笔端留下一丝敬仰与妒意。
关于中国的印刷术与中国文化与社会的发展之间的关系到底如何，实在是剪不断、理还乱，与其像“李约瑟难题”一样陷入僵局，笔者以为，不如在各种笔记、题跋与诗话中仔细勘察，从技术文化的角度重新思考书在文人的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庶几可以破题。
注释：
〔1〕Jean…Baptiste du Halde；
General History of China； English
edition； 1737；转引自 Timothy Brook； 〃Edifying Knowledge： The
Buildings of School Libraries in Ming China〃 in Late Imperial China；
17。1； June 1996。
〔2〕Francesca Bray； Technology and society in Ming China；
1368…1644； Washington； D。C。： 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 2000。
〔3〕金简：《钦定武英殿聚珍板程式》卷1，学苑出版社1998年版。
〔4〕王祯：《农书》卷22。
〔5〕欧阳修：《论雕印文字剳子》转引自《欧阳文忠集》卷108，中华书局1936年版。
〔6〕Kent R。 Guy； The Emperor's Four Treasuries： Scholars and the State in
the Late Ch'ien…lung Era； Harvard East Asian Monograph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7〕Jonathan D。 Spence； Treason by the Book； New York：
Viking； 2001。
〔8〕吴寿暘：《拜经楼藏书题跋记》卷3，台北艺文印书馆1966年版。
〔9〕黄丕烈：《士礼居藏书题跋记》卷2，台北艺文印书馆1965～1970年版。
中国军歌谈片
？ 毛 翰
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流亡日本，回望风雨飘摇中的祖国，深感国民精神的萎靡，转见日本军歌对培养其国民尚武精神的积极作用，不禁感慨道：“中国历代诗歌皆言从军苦，日本之诗歌无不言从军乐。”“吾中国向无军歌”，“于发扬蹈厉之气尤缺”。后来成为护国名将的蔡锷，当时更撰文痛言：中国“自秦汉以至今日皆郑声也”。
中国古代当然还是有军歌的，但总的实绩确实欠佳。
中国最早的军歌，当数《诗经》时代秦国抗击西戎入侵的一首《无衣》：“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怎么说没有征衣？我们将同披战袍。大王已下令集合，赶快准备好兵器，我和你同仇敌忾。不过此歌所唱，只是战前动员的情形，并没有出征作战的内容。
“操吴戈兮被犀甲，车错毂兮短兵接；旌蔽日兮敌若云，矢交坠兮士争先。”屈原所作《国殇》，开头四句写战士披坚执锐，战车迎敌，短兵相接，很像是一首沙场厮杀的战歌。然而，它整篇却只是祭歌，祭奠那些为国捐躯的阵亡将士，接下来便是战败的惨烈景象，“严杀尽兮弃原野”，“子魂魄兮为鬼雄”。
三国时，曹操命缪袭作鼓吹曲，于是有《魏鼓吹曲》组歌十二首《战荥阳》、《获吕布》、《克官渡》等；吴国让韦昭作鼓吹曲，于是有《吴鼓吹曲》组歌十二首《摅武师》、《伐乌林》、《克皖城》等。有人称其“字硬句坚，一扫沉靡，颇有些《长征组歌》的气势”。然而，这些都是战后的追叙，并非战时的军歌。如《获吕布》赞颂曹操率军东围临淮，生擒吕布：“获吕布，戮陈宫。芟夷鲸鲵，驱骋群雄。囊括天下，运掌中。”如《克官渡》歌唱曹军以少胜多，官渡一战，大破袁绍：“克绍官渡，由白马。僵尸流血，被原野。贼众如犬羊，王师尚寡。沙墸裕绶裳铩Ｗ讲焕孔渖恕＝袢詹皇ぃ蠛瓮Ｍ辽降氐溃豢傻薄Ｗ涫ご蠼荩鸺椒健Ｍ莱瞧埔兀裎渌煺隆！�
南北朝时，与西魏对峙的柔然汗国有一首颇为大气的军歌：“茫茫瀚海，亲亲我家。滚滚尘土，悠悠我穴！朗朗乾坤，男儿热血，浩浩苍穹，佑我柔然！”不过，那是胡歌的译文，不是汉歌。
唐代边塞诗最能鼓舞军心士气可作军歌的，当数王昌龄的“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和杜甫的“男儿生世间，及壮当封侯。战伐有功业，焉能守旧丘。招募赴蓟门，军动不可留。千金买马鞭，百金装刀头。闾里送我行，亲戚拥道周。斑白居上列，酒酣进庶羞。少年别有赠，含笑看吴钩。”〔1〕
史载，五代后唐庄宗李存勖曾亲自创作军歌，“至于入阵，不论胜负，马头才转，则众歌齐作。故凡所斗战，人忘其死，斯亦用军之一奇也”〔2〕。能让将士高歌，在战斗中英勇杀敌，舍生忘死，这大概是中国历史上最典型的战歌，可惜其词曲都没有流传下来。
有宋一代国家柔弱，“将军白发征夫泪”，士气不振。“驾长车，踏破贺兰山阙”，这首《满江红》是否岳飞所作还不确切，不大会是当年岳家军军歌。
明代抗倭名将戚继光曾作《凯歌》：“万人一心兮泰山可撼，惟忠与义兮气冲斗牛。主将亲我兮胜如父母，干犯军法兮身不自由。号令明兮赏罚信，赴水火兮敢迟留！上报天子兮下救黔首，杀尽倭奴兮觅个封侯。”据说，当时戚家军“一唱三和，声震林木，兴逸起舞，上下同情，抵掌待旦，浩然南征”。但它只是一时的奏凯之歌。
清人曾国藩为其所部湘军作有《爱民歌》、《水师得胜歌》、《陆军得胜歌》，但篇幅过长，内容繁杂琐碎，无关军魂，并不适合歌唱。如《陆军得胜歌》：“三军听我苦口说，教你陆战真秘诀。第一扎营要端详，营盘选个好山冈。不要低洼潮湿地，不要一坦太平洋。后有退路前有进，一半见面一半藏。看定地方插标记，插起竹竿牵绳墙。绳子围出三道圈，内圈略窄外圈宽。六尺墙脚八尺壕，壕要筑紧墙要牢。正墙高要七尺满，子墙只有一半高。烂泥碎石不坚固，雨后倒塌一缸槽。一营只开两道门，门外驱逐闲杂人。周围挖些好茅厕，免得热天臭气熏。三里以外把个卡，日日守卡夜夜巡。……”
“诗界千年靡靡风，兵魂销尽国魂空。集中什九从军乐，亘古男儿一放翁。”〔3〕所幸二十世纪初梁启超等思想先驱一番痛言和疾呼之后，“中国向无军歌”的局面为之一改。
1902年，黄遵宪一口气写出了《军歌二十四章》，包括《出军歌》、《军中歌》、《旋军歌》各八章。词风大气磅礴，雄浑雅正。试看其第一章：“四千余年古国古，是我完全土。二十世纪谁为主？是我神明胄。君看黄龙万旗舞，鼓鼓鼓。”第二章：“一轮红日东方涌，约我黄人捧。感生帝降天神种，今有亿万众。地球蹴踏六种动，勇勇勇。”其二十四章，每章的结束句均为三个重叠的字，二十四个叠字连缀起来就是：“鼓勇同行，敢战必胜，死战向前，纵横莫抗，旋师定约，张我国权。”
1904年，张之洞作《军歌》，颁发所部“各营兵勇，令其熟读歌唱”。其第二段题为《大帅练兵歌》：“朝廷欲将太平大局保，大帅统领遵旨练新操。第一立志要把君恩报，第二功课要靠官长教。第三行军莫把民骚扰，我等饷银皆是民脂膏。第四品行名誉要爱好，第五同军切莫相争吵。方今中国文武学堂造，不比市井蠢汉逞粗豪。各营之中枪队最为要，望牌瞄准莫低亦莫高……”所用曲调即后来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1905年，梁启超亲自动手创作《从军乐》十章，为其六幕通俗剧《班定远平西域》的主题歌：“从军乐，告国民：世界上，国并立，竞生存。献身护国谁无份？好男儿，莫退让，发愿做军人。”极言从军的快乐和光荣，一扫千百年来“从军苦”的陈词滥调。
1906年，大清帝国陆军部成立，谱制了一首陆军军歌《颂龙旗》：“于斯万年，亚东大帝国！山岳纵横独立帜，江河漫延文明波；四百兆民神明胄，地大物产博。扬我黄龙帝国徽，唱我帝国歌！”后代为大清国歌。不过，其词不像是军歌，倒像是国歌。
一时间，中国军歌竞起。且国家不幸诗家幸，军歌往往出手不凡，各见风骨。如《从军新乐府》：“飞龙招展汉旗黄，十万横磨剑吐光，齐唱从军新乐府，战云开处阵堂堂。海外冤氛逼九州，吾人今日赴同仇。牺牲血肉寻常事，莫负生平爱自由。”《义勇队》：“执干戈，卫我山河，莫蹉跎天时地利，恃人和。”《海战》：“烟雾深重重，响澎湃波浪排长空。战舰坚且雄，一只只排列阵图工。”《从军》：“枪在背，刀在腰，壮志不肯消。”《女革命军》：“女革命，志灭清，屏弃那粉黛去当兵。”《妇人从军》：“天有美人虹，地有少女风，谁云巾帼不英雄？”这些军歌在清末民初，流行于军队，也流行于学校。
接下来，北伐战争中流行《国民革命军军歌》：“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国民革命成功，国民革命成功。齐欢唱，齐欢唱。”红军时期流行《工农兵联合起来》：“工农兵，联合起来向前进，万众一心！工农兵，联合起来向前进，消灭敌人！我们勇敢，我们奋斗，我们团结，我们前进，杀尽那帝国主义反动派的大本营，最后胜利一定属于我们工农兵。”
1931年东北沦亡，深重的民族危机和空前的救国热情，激发了军歌创作的新高潮，产生了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表的数以百计的中国军歌。其中有些是我们至今仍然熟悉的，如《抗敌歌》“中华锦绣江山谁是主人翁”，《旗正飘飘》“旗正飘飘，马正萧萧”，《毕业歌》“同学们大家起来，奔向那抗战的前方”，《救国军歌》“枪口对外，齐步前进”，《大刀进行曲》“大刀向鬼子的头上砍去”，《游击队歌》“我们都是神枪手”，《保卫黄河》“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在太行山上》“红日照遍了东方，自由之神在纵情歌唱”，《八路军进行曲》“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等。但也有不少是不应该被遗忘却已经被我们遗忘了的。试举两例：《二十军（川军）军歌》共十段，第一段是这样的：“男儿乘风破万里，最好沙场死，国辱未雪怎成名，宝刀携出征。抗强权，除国贼，扫夷氛兮征禹域，莽莽长城，出入纵横，大地播英声。”其第七段则以“朝鲜缅甸与安南，原是我外藩”开头，这是现代中国人久违了的一种表达。抗日名将孙立人所部新一军，其《知识青年从军歌》也极有气势，其三段歌词分别这样开头：“君不见，汉终军，弱冠系虏请长缨；君不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