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09-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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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了周先慎以“亦真亦幻”为题讲孙悟空，我有六点小感触：
一、“英雄传奇”。《西游记》写的是孙悟空的英雄传奇。唐僧是精神领袖，第一主角儿是孙悟空。这没什么好说的。
二、“时代思潮”。《西游记》书中写到了明代民间先进的商品经济观念，这让我想到，以往我们读解一部作品，常常忽略了那作品所处的历史环境、时代思潮，以及社会、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因素，与作者的思想倾向和作品的思想意义之间的联系。而这对于了解作者如何塑造人物，为什么要这样塑造人物，会这样描写，是至关重要的，这涉及对作品的多元读解。
三、“造反有理”。在孙悟空身上体现出来的蔑视权贵，反对专制的精神，以及“尊贤”的思想非常突出，这涉及对孙悟空“造反”的诠释。以前常有人认为，孙悟空的“造反有理”体现了革命的彻底性，因为他是无产者。也有人认为，孙悟空的革命也是看对象的。比如，在闹了龙宫、地府以后，玉帝一招安，他便欣然前往。当个弼马温，就乐得屁颠屁颠的。扯起“齐天大圣”的旗号，看似要与玉帝分庭抗礼，实际目的还是要让玉帝升他的官。当玉帝真的让他以“齐天大圣”的名号级别去看蟠桃园时，他也满心欢喜地答应了。直到王母娘娘的蟠桃会没有请他，他才又造反了。另外，像他说“玉帝不会用人”、“玉帝轻贤”，那更是他觉得玉帝不会使用人才，使他怀才不遇。他蔑视皇权，却不从根本上否定皇权。当最后被如来制服，明白自己并非天庭老大，只好乖乖地皈依佛门，去求取正果。
四、猴性即“童心”。很明显，明代大思想家李贽的“童心说”，对《西游记》的思想产生了影响。我以为孙悟空身上的猴性，即是那份自然的本真，是童贞、童趣、童心。如果在现实生活中，人失去了童心、童贞、童趣，就会未老先衰。哀莫大于心死，心都死了，活着不就等于一具行尸走肉？当然，人们也不能稍有不满就“大闹天宫”，要有法制观念，要受法律约束，就像孙悟空头上的那个紧箍咒。
五、“强者为尊”与机遇。这又可以联系现实了，如果你自认为是强者，可没有机遇，成功的路将十分漫长。像孙悟空，即便他再聪慧，有灵性，如果没有菩提老祖传他七十二般变化和一个跟头翻十万八千里的本领，也不会有后来事业的成功，即保护唐僧去西天取经。
六、人生与“取经”。我们每个人这一生的生命历程，何尝不是一部又一部的“西天取经”。而在这人生，尤其是奋斗的人生过程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妖魔鬼怪”，即各种各样的坎坷、挫折，种种的失意，也包括情感上的失恋什么的，或许远不止“九九八十一难”。面对这些，怎么办？我想得学点儿孙悟空的那套斗争哲学、斗争智慧，还要有斗得“甜美”的韵味，乐做“人间喜仙”。我一直有这样一个观念，哪怕生活压迫得你很悲观，也要找出任何一个理由充满乐观地活着。
然而，若单纯就《西游记》可读的趣味性而言，它的兴奋点更多是落在大活宝猪八戒身上。他一出场就带有喜剧色彩，天蓬元帅下凡，却错投了猪胎，因此造成了他体态的蹒跚臃肿，性情的贪吃好睡，懒惰自私。如果说孙悟空身上多的是理想的浪漫气质，那猪八戒则更多的是现实的生活气息。孙悟空是猴、人、神的三合一，猪八戒是猪、人、神的大一统。他有猪的外形，猪的习性，身上的毛病太多，恨不得浑身净是缺点：好色，攒私房钱，爱打小报告，遇到点困难就想散伙，等等。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西游记》因有了猪八戒而妙趣横生。如果少了这个“呆子”，《西游记》读起来就没这么好玩了。他有许多让人嘲笑的地方，可不仅不招人讨厌，偏偏还特招读者喜爱，难怪周思源要把演讲题目定为《丑陋可爱猪八戒》。
《西游记》问世以来，对它思想意义的阐释和理解，也像“水浒”、“三国”和“红楼”一样，见仁见智，莫衷一是，一直存在争议。像在清代，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几乎没有人把《西游记》看作是一部浪漫主义的神魔小说，而把它的主旨看作是在劝学，或在弘扬佛法、阐释禅理，或在宣传道家的真谛。即便到了胡适，还只是强调吴承恩的幽默、诙谐，他甚至认为《西游记》“至多不过是一部很有趣味的滑稽小说”，“至多不过有一点爱骂人的玩世主义”，“全书以诙谐滑稽为宗旨”。把《西游记》的思想意义看得很低。到解放后以阶级观解读文学作品的特殊历史时期，《西游记》还曾被说成是一部“宣扬了投降主义和奴才哲学”的“反动的神魔小说”。因为他们把小说中的人物都划了阶级成分，把敢于造反、大闹天空的孙悟空当成是封建社会农民起义的代表，而他被如来佛收服以后，竟乖乖地保着唐僧去西天取经，并在取经路上帮着统治阶级镇压其他起义者（那些妖魔），无疑是农民起义的叛徒。
郭英德从社会意义和象征意义这两个层面来讲《西游记》的思想，使人开了茅塞——《西游记》的思想意义是丰富复杂，与众不同的。我想至少有一点该明白了，“大闹天宫”毕竟不是农民起义，敢于反抗、性格叛逆的孙悟空，是一天生的由石头缝里蹦出来的石猴，追溯祖宗三代，划成分也划不成农民！他本是个原生态的，用郭英德的话说，是突破了时空局限的自由人。所以，他才会触犯既定的社会规范，才会有后来的“大闹天宫”和“西天取经”，当然也因此而有了后来解读《西游记》时的“双重主题说”。
我极为赞同郭英德的说法，不必非要把《西游记》的思想意义定性为什么，非要得出一个什么结论不可。完全可以把《西游记》当成一部人生大书来读，它可以愉悦性情，丰富人生经验，提升生命智慧。只有这样，才能真正领略一部不朽名著的精髓。
这里刘荫柏所讲就是个现成的例证。《西游记》问世以后，儒释道三教各从本教门出发来阐释《西游记》的主题，儒教徒认为是“《大学》之别名”，佛教徒认为是“《华严》之外篇”，道教徒认为是“古今丹经中第一部奇书”。确实可见《西游记》与宗教的密切联系，且儒释道三教都涉及了。刘荫柏专攻《西游记》三十余年，对于研究《西游记》与佛教、道教、民间诸神与巫术之间的关系，见解独到。
洗耳一听，至少我明白了一点，为什么儒释道三教对《西游记》的主题思想有出自各教门的阐释，原是因为其中有“三教合一”的思想，各教有各自的认领和发挥自然顺理成章。但《西游记》是一部艺术的纯小说，并非对佛法的演义，更不是什么儒学经典和丹经奇书。
2005年6月15日《中华读书报》上有篇书评，题目叫《天上亦人间》，评的是萨孟武所写《〈西游记〉与中国古代政治》。在这样一个虚构幻想的艺术世界里，神魔皆有人情，鬼魅亦通世故。为什么会这样？作者认为：“人类的一切观念，甚至一切幻想都不能离开现实社会，凭空创造出来。伦理、宗教、政治、法律的思想固然如此，而人类所想像的神仙鬼怪也是一样。《西游记》一书谈仙说佛，语及恶魔毒怪。然其所描写的仙佛魔怪，也是受了中国社会现象的影响。”
荒唐的时代产生“荒唐”的文学，“荒唐”的文学也反映荒唐的时代。《西游记》就是在看似荒唐的艺术形式里，折射出作者所处的那个荒唐的明朝嘉靖时代，透露出深邃的思想。但真正的艺术作品又一定是超越时代的，拿《西游记》里描写的荒唐事，与今天做个对照，我们不是一样还在办着一些极其糟糕荒唐的事吗？比如好几位学者都讲到，当历经磨难的唐僧师徒到了西天，由于没有给阿难、伽叶两位尊者准备见面礼，只讨得无字的假佛经。与佛祖论理，佛却护短说：“经不可轻传，亦不可轻取。”结果唐僧只得将唐王所赐的紫金钵盂献给二尊，才得到真经。而这事就发生在如来佛的眼皮底下，没有他的默许，二尊也不敢公然索贿。这是吴承恩对神佛的不敬吗？实在反映出他对社会现实众相种种的失望和无奈。当然，也有他的疑问在，人间哪有清净地呢？谁敢把佛陀世界真的当成普度众生的理想彼岸呢？难怪连唐僧都要惊叫：“这个极乐世界，也还有凶魔欺害哩。”
还是引《天上亦人间》那篇文章来说，对于阿难、伽叶二“尊者”索贿，萨孟武认为，“创业之主虽然望治之心甚切，而对于贪墨之臣，又往往认为可靠，而愿寄以腹心之任”。同时，“政局愈混乱，人主愈喜用贪墨之臣”，因为“令好货之徒侍从左右，许其稍事贪墨，多积金帛田宅以遗子孙，比之任用那倾身破产，交结天下雄俊，如刘伯升之辈者，安全多了”。因此，“可知阿难、伽叶勒财作弊，何以佛祖不加禁止，反而倚为亲信，令其侍从左右了”，“东方既有叛仙，西方何能保证其无叛佛？”
另外，也有学者讲到，取经路上凡被孙悟空打死的，无论是道的妖，还是佛的魔，几乎都是没有丝毫政治背景和依靠的土妖山怪。而凡是从天宫高级首长身边偷跑下界的妖孽，又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是在被金箍棒就地正法的最后时刻，由首长亲自出面，请求法外开恩，免除死罪。此皆为吴承恩以貌似“玩世”的“游戏”笔墨，以对神灵世界凡此种种的描写刻画，给予现实世界以无情的讽刺、揭露和挞伐。借助“文革”语言或许可以这么说，大胆吴承恩竟敢以宗教做掩护，披着神魔的外衣，恶毒攻击伟大的专制皇权和一派繁荣景象的大明江山，罪莫大焉！要踏上一万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反正我在读《西游记》时，每逢此处，遐想现实，已是会心地莞尔一笑。
可也有让我哭丧脸的事，据报载，自从电视连续剧《西游记》产生轰动效应，一些“精明”的制片商开始拿“戏说”开涮《西游记》了，已经出笼的就有《西游记后传》、《东游记》、《大话西游》、《春光灿烂猪八戒》、《童话西游记》等数十个版本，其中有的猪八戒变得吃苦耐劳，深受恋爱季节女生的另眼垂青，以至有刚刚性启蒙的童男童女竟问猪八戒有几个女朋友。还有的版本居然让孙悟空与王母娘娘的养女结了婚，生下一对龙凤胎。连美猴王都成了好色之徒，这不是要将吴承恩他老人家气得还阳！
我以为，抵御低俗文化的最好方式之一就是大力弘扬高雅文化。文学馆的讲座绝不媚俗，读过这本《话说〈西游记〉》的诸君若想亲临现场聆听智慧，作为《在文学馆听讲座》的主持人，我将随时竭诚欢迎您的到来。
（陈建功名誉主编、傅光明主编：《在文学馆听讲座——话说〈西游记〉》，山东画报出版社2006年版）
林徽因与冰心
？ 桑 农林徽因以她多方面的才华、脱俗的趣味，以她的热情、大方、直率和健谈，成为当时文化圈里最有魅力的人物，赢得许多男性精英的爱慕、尊敬甚至崇拜。但在上层知识女性中，她几乎是没有一个真正的朋友。这里有当时社会习俗的因素，也有女性心理的因素，很难评判其中的是非。林徽因与冰心的矛盾，倒是颇能见出她的性格和脾气。
梁思成与吴文藻在美国留学时，住在同一个宿舍。林徽因与冰心那时就认识了，后来在北平也有过来往。现在已无法弄清冰心出于什么动机，写了《我们太太的客厅》这个短篇小说。影射的对象那么明显，讽刺和挖苦又那么不留情面，而且与林徽因的诗文同时发表在同一份《大公报·文艺副刊》上。李健吾《林徽因》一文写道：“我记起她亲口讲起的一个得意的趣事。冰心写了一篇小说《太太的客厅》讽刺她，因为每星期六下午，便有若干朋友以她为中心谈论时代应有的种种现象和问题。她恰好由山西调查庙宇回北平，她带了一坛又陈又香的山西醋，立时叫人送给冰心吃用。”
近年，有论者对林徽因与冰心是否结怨作过考证。冰心直接提到林徽因，仅见于晚年的一篇文章中：“1925年我在美国的绮色佳会见了林徽因，那时她是我的男朋友吴文藻的好友梁思成的未婚妻。”关系交代如此清楚，口气不免有点冷漠。林徽因直接议论冰心的文字，却未见举出。在她写给费慰梅、费正清的信中，有这样一段话，被论者忽略了：“但是朋友‘IcyHeart’却将飞往重庆去做官（再没有比这更无聊和无用的事了），她全家将乘飞机，家当将由一辆靠拉关系弄来的注册卡车全部运走，而时下成百有真正重要职务的人却因为汽油受限而不得旅行。她对我们国家一定是太有价值了！很抱歉，告诉你们这么一条没劲的消息！这里的事情各不相同，有非常坚毅的，也有让人十分扫兴和无聊的，这也是生活。”这封信原是用英文写的，由梁从诫翻译为中文。他当然知道IcyHeart是谁，却有意保留了原文。林徽因在英文信中将“冰心”写成IcyHeart，很是耐人寻味。这不是音译，也不是意译，而是“冰心”两个汉字的直译。而稍有语感的人都知道，“冰心”在汉语中是个好词，IcyHeart在英语中却是贬义的。凭林徽因让费正清都折服的英语水平，不会犯这样低级的错误，她肯定是有意为之。由上下文，也可看出她对冰心是记仇的。
林徽因是一位非常要强的女性，她希望得到赞美，可遇到别人的菲薄，她又会奋力回击，并且毫不隐瞒自己耿耿于怀的情绪。这些言行，与其说展示了她性格的另一面，不如说是让她的形象更为丰满。处处都要争个胜，这才是本色的林徽因。傅斯年曾上书，请求政府接济战时陷于困境的梁家，其中提到林徽因：“其夫人，今之女学士，才学至少在谢冰心辈之上。”林徽因读过原信，感慨万千，在致函傅斯年感谢时说：“尤其是关于我的地方，一言之誉可使我疚心疾首，夙夜愁痛。”看来，傅斯年的赞词正点中了她的关键穴位。
《赵氏孤儿》另有意
？ 黄 霞
读徐志啸教授所著的《中外文学比较》，在第二章“《赵氏孤儿》在法英”中，徐教授提到了“逾越节”的故事，认为西方人因熟悉此圣经故事而对《赵氏孤儿》产生了亲切的共鸣。我同意“共鸣”这一分析角度，但是却不同意选用这种诠释。因为法英都是基督教国家，人民深受信仰文化的影响，他们了解上帝的属性。
一般的信徒都认为上帝有以下几种属性：一、全知全能全在。二、永恒不变。三、完全圣洁，绝对公义。四、三位一体独一真神。独一真神的许多性情，特别是他的道德属性和人的德行很相似；但是神一切属性的深广是人的品性所无法比拟的。信徒们不会将任何人与完美的上帝比较，哪怕是非常正直的人，更何况他们相信在上帝面前世上连一个“义人”也没有。《圣经》记载当上帝呼召摩西时，摩西蒙上脸，即使是蒙神拣选的人也不敢正眼看上帝，
